摘要:
在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领域,“国家能力”已然成为得到最多讨论的话题。该篇综述中,作者指出,经济史的研究为破解现代国家如何增强国家能力提供了重要见解:通过评估分析欧亚数个国家建立国家能力的过程,学者们得以重绘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着重于分析国家能力建设过程的多样性,介绍了有助于阐明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的一些研究成果。
学人简介:
Noel D. Johnson,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Mark Koyama,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
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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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Noel D. Johnson, 右:Mark Koyama
一、文献回顾
国家能力描述了一个国家收税、执行法律和秩序,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作为一个概念,它起源于几位政治学家和财政社会学家的工作(Tilly, 1975, 1990; Skocpol, 1985; Mann, 1986; Ertman, 1997)。现在这个概念也被发展经济学家、国际机构和主流经济学应用。本综述旨在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高能力国家的崛起进行历史分析,希图助力更好地理解国家能力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近年,学者们纷纷强调国家能力在解释不同国家经济成就差异上的重要性。文献指出,拥有持久的、集权的政治制度往往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的重要特点;而贫困通常发生在缺乏中央集权政府历史的国家和内部松散的国家,国家能力薄弱的国家也特别容易受内战和内部冲突的影响。总而言之,国家的掠夺行为往往是经济停滞的原因,而运转良好的国家可以提供持续经济增长所需的制度框架。
在文章结构上:该篇综述首先考察近代早期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发展史。欧洲不同地区通往高国家能力的道路不同,作者认为这些差异对随后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东亚,帝制中国在国家能力投资上的失败在一定程度导致了中国在1850-1950年间的经济政治灾难,而德川日本相对较高的国家能力水平为该国成功的现代化和经济增长计划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困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国家的弱小和支离破碎。
随后,作者确认了国家能力提升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并评估了国家能力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数种因果关系,提供了几个历史案例。例如,现代欧洲早期更有效国家的崛起导致了更大的市场一体化、更好的法治实施以及共同国家身份的建立。
作者还将关于国家能力的经济史文献与关于发展的深层决定因素的文献联系起来,探讨了哪些因素使一些社会能够成功地建立有效的国家。例如,近年关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深层决定因素的研究得出的一个见解是,地理和人口水平特征,如人力资本水平或民族语言分化程度,都是发展和政治制度有效性的重要预测因素。
综述的最后部分,作者指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
二、走向现代国家的殊异径迹
国家能力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由强大、团结和约束的国家治理的经济更能克服既得利益,避免灾难性的经济政策,而由弱国治理的社会更容易出现寻租、腐败和内战。因此,国家能力可以补充市场支持机构,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这一观点早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就被提出,但在不久前才回到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讨论的前沿。
经济史首先为研究国家能力的长期提升提供了数据。欧洲国家财政数据库和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现在可以追踪17世纪中期甚至中世纪以来西欧主要国家中央政府收入的增长(Bonney, 1995; Barratt,1999; O'Brien and Hunt, 1999; Dincecco, 2009; Karaman and Pamuk, 2013)。然而,宏观数据的背后,负责国家权力崛起的机构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政治历史,因此成为现代国家的道路也不同。因此,有必要更好地了解不同国家各自的历史经验。
在制度经济学文献中,英国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它将高财政能力与对主权权力的限制以及某种程度的法治结合在一起(North and Weingast, 1989; Barker, 1995; Weingast, 1995; Acemoglu etal., 2005b;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历史学家指出英格兰拥有连贯的、相对集中的政体的悠久历史的重要性。由于其土地和人口的同质性,英格兰从中世纪起就拥有统一的法律和财政制度,这使英格兰成为一个独特的连贯一致的中世纪政权。
地理上的紧密性使英国比法国具有优势,因为法国王国太大,无法由一个单一的代表机构来管理。正是英国君主强制出席议会的权力确保了议会是一个代表性机构。全国代表性议会的成立使爱德华一世等英国统治者能够筹集大量税收,并与法国统治者展开竞争(Boucoyannis, 2015)。同时,英国财政和法律机构早熟的中央集权有助于确保建立一个有利于限制君主权力的联盟,从而使英国国家在17世纪末的军事能力大幅提升成为可能(North and Weingast, 1989)。近年经济史学家通过强调内战、共和国时期以及政党形成时期和官僚体制变革的重要性对之前的论断做出了一定修正(O'Brien,2011; Carruthers,1996;Stasavage,2002,2003;Cox, 2016)。
与英国不同,中世纪法国是封建附庸的集合体,贵族们由对国王的忠诚松散结合(Goubert, 1969; Major, 1994; Collins, 1999)。因此,法国国家建设的经验与英国不同。面对来自地方掌权者的更大阻力,法国国家建设的过程更加旷日持久,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前在法律和财政上一直处于分裂状态(Rosenthal, 1992)。然而正如托克维尔所强调的17世纪法国的旧政权确实见证了国家能力的大幅提升(Bonney, 1999; Collins, 1995; Johnson, 2006; Johnson and Koyama,2014b)这些在为随后的国家认同发展奠定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引入宪法和法治的基础。
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在十八世纪也进行了国家能力投资。历史学家认为普鲁士是一个卓越的军事-财政国家,霍亨佐伦王朝统治者投资于财政能力并建立强大的常备军(Brewer andHellmuth, 1999)。面对多民族多语言的大帝国,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与约瑟夫二世实施了更加激进的中央集权改革(Hutton,1980),试图打造出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限制和改革教会,建立了在维也纳接受培训的专业的官僚机构,德语成为所有行政部门的官方语言。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最初的内部异质性使得建立有效的财政和法律制度成为一个更加艰巨的过程,向能够执行更一般规则的国家机构的过渡比英国晚,这对这些国家在二十世纪的经历产生了影响。
彼得一世改革后的俄罗斯帝国更具有强制性,因为农民被征召入伍终身服役,贵族有义务为国家服务(Duffy, 1981; Dukes, 1990)。东欧社会的现代国家之路长期以来促使政治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推测,这是如何使他们在二十世纪更容易受到独裁统治的影响的(Moore, 1966)。
相比之下,西班牙长期以来被视为专制专制国家的缩影,政府监管和财政压迫的重压导致了经济停滞和衰退,如今被视为无法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代价的例证。尽管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君主拥有巨大的个人权力和财富,但他们无法在王国的不同地区建立统一的财政和法律机构,收入方面和未能建立统一的财政国家(Elliott, 1992; Lynch, 199; Drelichman and Voth, 2014)。即使波旁王朝统治者在十八世纪确实试图增加税收的努力也不够成功(Tortella and Comin,2001)。学者认为,西班牙长期是城市共和国联盟。这些城市共和国,连同当地精英和土地所有者,能够维持他们的“自由”直到现代早期(Grafe,2012)。
亚洲
研究欧洲以外的国家时,一度有文献将近代亚洲经济发展的失败归因于专制国家的过度征税和财产权的不安全(Jones,1981;Rosenbergand Birdzell,1986;Landers,1998)。亚洲各大帝国的统治者无疑是非常强大的个人,然而,前现代帝国统治者有效“管理”其领土的能力是有限的。按照前现代标准,清代中国是高度官僚化的,但相对于中国人口和广阔领土,帝国官僚机构的规模很小。同样,奥斯曼帝国皇帝统治着一个广阔的王国,原则上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但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权力的鼎盛时期,埃及、北非和伊拉克等许多地区都高度自治,在帝国的核心地区皇帝的自由裁量权也相当有限。而且,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体系高度分散(Balla and Johnson, 2009; Karaman and Pamuk, 2010; Coşgel et al.,2009; Coşgel, 2015)。
最近的学术研究证实清代中国的税收较低,并没有妨碍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运作。中央政府的低税收政策反映清朝统治者在使用前现代技术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时所面临的脆弱的政治平衡。学者指出,统治者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征税能力就越弱,清代中国远离首都的地区的税收明显较低,并且自18世纪中叶以来税收大幅下降(Sng, 2014; Vries,2015; Ma and Rubin, 2016)。
同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普通中国人为18世纪清帝国建立军事-财政国家的失败付出了代价。相反,清朝鼎盛时期经济不断扩张,中国农民拥有有保障的土地产权(Pomeranz,2000)。新大陆作物的进口和双季种植的实施使农业生产能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Yang,2014)。然而,清政府的弱点和脆弱性在19世纪以后变得明显,因为它未能对西方殖民列强的侵略作出反应,而其未能维持内部秩序导致了太平天国起义(Kuhn,1980)。
日本在16世纪末之后不再面临地缘政治竞争,因此在现代早期几乎没有建立军事-财政国家的动机。然而,日本能够在19世纪中叶意识到西方的威胁后集中其治理机构并投资于财政能力。研究表明,铁路网等日本政府的基础设施支出对企业资本和经济的整体效率产生了影响(Tang, 2014)。还有学者认为,日本在地理上相对紧凑,因此其精英能够参与协调现代化计划。因此,日本能够迅速建立一个能够模仿和适应西方成功政策的现代国家。这使他们既能抵御西方帝国侵略的潜在威胁,又能实施让他们在二十世纪经历快速赶超增长的政策(Sng and Moriguchi, 2014; Koyama et al., 2015)。相比之下,大清帝国的巨大规模使得国家难以渗透到全国各地的地方社会,以维持地方秩序和实施改革政策(Kuhn,2002)。
一些学者了研究越南国家建设对经济的影响(Dell et al., 2015),发现1698年以后由中国式官僚主义国家统治的北越村庄如今都具有更高的地方国家能力和税收遵从性,并且比那些由高棉帝国以较不正式和较传统的方式统治的地区更加繁荣。
此外,国家能力概念提供的分析视角也有助于理解现代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
非洲
当今困扰非洲经济体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可归因于软弱的和掠夺性的国家(Bates,2008)。探索非洲国家建设历史的许多研究将现代非洲国家的弱点归因于奴隶贸易和殖民政权随后的做法。学者认为,奴隶贸易对非洲制度产生了消极的因果影响,导致了不信任文化,并可能破坏了前殖民时期国家的形成(Nunn, 2008; Nunn and Wantchekon, 2011)。殖民政权采用了采掘性税收制度,但很少提供公共物品(Herbst, 2000; Frankema, 2010,2011)。
其他因素也有助于解释非洲国家的脆弱性。一些学者强调殖民前种族层次的机构在决定现代国家能力水平方面的重要性(Gennaioli and Rainer, 2007; Michalopoulos and Papaioannou, 2013)。也有学者发现,在殖民地以前的非洲,为了保护和促进贸易,中央集权国家更有可能沿着生态鸿沟地带产生(Bates,1983; Fenske, 2014)。然而,非洲和欧洲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战争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战争并没有导致建立强大或更为一致的国家,而是与国家软弱相关(Dinceco et al.,2015)。随着新的数据来源的出现以及学者们的田野工作,预计会有更多的研究将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软弱问题上。
美国
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内战后大大提升了其国家能力。传统上,经济学家将十九世纪末美国国家的崛起视为对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巨大增长的回应。然而最近的研究指出,是国家能力为推动十九世纪末科技创新爆发和经济大增长奠定了前提条件(Acemoglu et al., 2016)。
三、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联系
强大的国家能力不一定意味着更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现代以前,反而有可能带来国家的掠夺。但至少现代以来,经济增长总是需要较强国家能力的保障。
限制战争
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或许是提供保护,尤其是针对外来侵略。缺乏足够国家能力的经济增长无法自我维持,因为经济上的成功会吸引捕食者,导致暴力陷阱。而且,战争在经济上代价高昂。1700年后,早期现代国家建立领土边界和限制战争破坏性的能力在允许斯密式的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完善市场
另一个机制是市场效率和国家能力之间的互补。市场不能在制度真空中运作。它们要求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和执行,并依赖于能够仲裁索赔和纠纷的治理机构。历史记录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相关世纪,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属于公共秩序机构的管辖范围。因此,对西欧现代经济增长开始的描述不能脱离公共秩序机构在这一时期发挥的更大作用。
更强大国家的崛起导致了也更大的市场一体化。针对现代欧洲的市场整合程度的研究表明,市场直到十九世纪才完全一体化(Shiue and Keller, 2007; Bateman, 2011; Chilosi et al., 2013;Bernhofen et al., 2016)。但在现代早期,有一种趋向于更大程度的一体化的运动,这是由许多因素推动的,包括改善的道路网络、运河的修建,对通行费和关税的管控,以及法国和普鲁士等强国在镇压当地精英索取租税方面的努力。
官僚建设
推行法治
国族建构
一项针对统治者在何种条件下会投资于同质化人口偏好的研究表明(Scheve and Stasavage, 2012),民主化的威胁为统治者灌输共同的国家偏好提供了重要的激励。他们建立的模式考虑了多种可能性,包括统治者不灌输国家偏好,而是更喜欢“分而治之”,这是欧洲统治者在其殖民地采取的共同战略。教育等国族建设政策需要一定程度的国家能力。因此,在缺乏能力的国家,国族建构的努力是很有限的。与国家能力较高的统治者相比,国家能力较低的统治者更可能依赖基于分而治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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