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简介：
Daniel Bochsler,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CEU), Nationalism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Andreas Juon, University of Belgrad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Beograd, Serbia and ETH Zurich,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文献来源：
Bochsler, D., & Juon, A. (2021). Power-sharing and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20.
本文作者: Daniel Bochsler&Andreas Juon
权力分享制度化是为实现稳定和西方民主制度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而广泛宣传的一项措施。尽管有大量关于权力分享与和平的文献，但对其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系统性关注较少。本文通过讨论和实证研究权力分享如何在国家质量的几个关键方面之间进行权衡来解决这一差距。本文进行了两方面的创新：第一，从研究权力分享的单一后果，如不平衡的性别代表或改革障碍，到全面研究国家质量的广泛方面。其次，本文根据官方统计或代表性调查构建的”客观”指标，评估了1990年至2016年期间70个民主国家调查结果的普遍性。在第一部分中，本文讨论了权力分享的特点如何共同影响国家的质量，认为权力分享将与主要族裔群体的更高代表性、广泛的群体权利以及政治精英控制下的横向制衡联系在一起。在第二部分，本文提供了第一个系统的、基于“客观”措施的跨国评估。它将国家质量的详细数据与最近的宪法权力分享数据结合起来。
本文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以更全面地理解权力分享如何影响国家的质量。首先交叉分析两篇文献，即上文讨论的权力分享的批判性评估和关于国家质量的文献。本文关注权力分享和国家质量之间的四种关系，认为权力分享促进了它的某些方面，同时降低了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参见图1 的图形概述)。
图1 实证方法
国家质量取决于民主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关键的原则。所有的国家都只能部分地满足这些理想，因为这些理想必然要经过权衡。本文将对权力分享的批评与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权衡联系起来。本文将讨论权力分享如何影响民主质量的四个关键方面。第一个与代表和决策的质量有关，选举必须具有包容性(基于普选权和包容性代表权) ，具有竞争性，使政府对公民的偏好作出回应，保证广泛参与，并产生有效的政治决策。第二个问题涉及自由权利和自由。第三个与国家和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中介有关。特别地，本文认为国家通过民间组织、公共领域和政府透明度与社会相联系。第四点与民选政府权力的制衡有关。1. 代表性与决策：主要族裔群体与其他非主导群体的比较权力分享与国家质量的第一个关系是代表和决策机构内部的权衡。我们认为，权力分享为主要族裔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代表性。相反，它不再强调那些不认同主要族裔-民族鸿沟的非主导群体的代表性，例如妇女、微型少数群体和较低的经济阶层。这种取舍源于强调分享权力，强调主要族裔群体的政治代表性。然而，通过优先考虑种族包容性，权力分享淡化了其他非主流群体的平衡代表性，以及他们面临的问题。通过加强一套狭窄的种族认同，权力分享可能会排除其他的，交叉的政治参与模式。
我们将这一批判转化为两个假设，可以在许多国家进行评估: 假设1: 权力分享与主要族裔群体的代表性增加有关。假设2: 权力分享与非族裔定义的非主导群体(如社会经济或性别群体)的代表性较少有关。类似的权衡也适用于国家质量的第二个方面，即公民的自由权利和自由。我们期望权力分享能够促进少数族裔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特别是那些构成权力分享体系的群体。相反，它不强调或部分侵犯个人权利，尤其是那些超越群体界限的权利。理由再次来自于对种族群体权力分享的强调。除了提高他们的代表性，权力分享宪法保护在权力分享协议中得到承认的群体的自由和政治权利。然而，权力分享增加自由权利的趋势伴随着一个关键的限制。只要群体权利与个人权利存在(部分)紧张关系，分享权力的理由就可能要求对后者进行限制。 假设 3: 权力分享与种族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高度制度化有关。 假设 4: 权力分享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制度化程度低有关，这可能侵蚀族裔群体的边界。权力分享与国家质量的第三个关系涉及群众对精英的控制。权力分享依赖于一种群表示论的模式，即其机构鼓励其各自的精英在类似卡特尔的政府中代表每一部分。为了有效地治理，这些精英需要大量的自治权。通过以这种方式集中权力，我们认为权力分享在国家质量的几个方面会有实质性的缺陷：它可能减少民主竞争、公众参与和政治进程的透明度。精英卡特尔政府对代表制和决策制度有着最直接的影响。
具体而言，政府强制性地将所有团体的代表包括在内，可能会妨碍有效的反对派的出现，并扼杀选举竞争。在公共领域，分享权力机构鼓励的精英卡特尔应进一步与强大的部分民间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公众参与的直接渠道则受到严重阻碍。这尤其适用于其他形式的参与，这将允许公民绕过他们选出的精英，并施加影响以外的正式选举过程。
通过鼓励精英卡特尔，权力分享也可能对政治过程的透明度产生负面影响。它常常伴随着对透明决策的限制。这些都是为了保护精英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并促进经常不受欢迎的妥协。这些趋势得到了分裂的公民社会的支持，鼓励形成不透明的赞助人-客户关系。因此，精英们将经济和政治利益输送给他们的选民。
假设 6.权力分享与正式选举过程之外的低公众参与有关。 权力分享体现了在执政党控制下的强有力的横向制衡。相反，它弱化了外部控制，它们仍然处于执政党的影响范围之外。尽管党派否决有利于在决策过程中做出妥协，但它们有可能造成改革障碍，从而降低国家能力。这种外部控制的目的是使某些问题非政治化。然而，在权力分享的背景下，这将有可能限制精英们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广泛自主权。 党派的否决有多种后果。它们作为权力分享的一部分被采纳，目的在于激励人们做出妥协。然而，分享权力的政府往往包括观点截然相反或受到两极分化限制的精英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党派否决可能会对国家质量的第一层的一个关键方面产生负面影响：政府的能力。
本文提出第四组假设：
假设 8：权力分享与政治行为者控制下的制衡高度制度化有关。 假设 9: 权力分享与政治行为者控制之外的制衡制度化程度较低有关。 假设 10: 权力分享与较低的政府能力和效率有关。与以往对权力分享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同，我们的假设要求采取措施来解释民主素质的多面性。因此，我们依赖于来自民主晴雨表（Democracy Barometer）的分类指标测量。该表包括105个指标，这些指标直接关系到我们讨论的民主质量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有代表性的机构的指标、自由权利(相互制约、法治、个人自由和透明度)、国家-社会关系(参与公共领域)以及制衡和政府能力(相互制约和政府能力)。
为使独立变量“制度性权力分享”便于操作，我们依赖于宪法权力分享数据集(Constitutional Power-Sharing Dataset，CPSD)。根据宪法和选举法，保守党对横向权力分享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权力分享规定进行了编码：大联盟规定(包括任命否决权、行政配额和绝对多数任命规则)、比例代表制(立法机构和比例代表制的族裔配额)和相互否决权(团体代表的否决权和立法机构绝对多数规则) 。为了研究权力分享对国家质量的影响，我们采用了一组对照回归分析。每个模型还包括一些控制变量，这些变量是为了尽量减少权力分享和民主质量之间由第三因素引起的相关性。这些变量包括经济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记录)、石油出口、种族分化、最近的冲突经历、地区固定效应和一个年限来模拟时间依赖性。由于较小的国家往往与权力分享和较高的国家质量联系在一起，我们也控制国家的大小(记录的人口和面积以平方公里计)。下面依次讨论支持和反对每个假设的证据。表2显示了我们结果的摘要。它显示了我们的权力分享测量在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和置信水平，涵盖了与我们的假设相关的所有指标。表2 分析结果节选
与假设1一致，我们发现权力分享与民族群体在议会和行政部门的代表性大幅增加有关(尽管只有后一种关系是显著的)。与这一结论相呼应的是，图2a显示，在我们的样本中，所有权力分享国家的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包容程度都有所提高。相反，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权力分享对其他社会经济或性别群体的均衡代表性的预期缺陷(假设2)。共享与妇女的描述性代表性增加有关，无论是在政治权利还是在议会中的包容性方面。图2b显示，样本中的权力分享国家在议会中的女性比例高于平均水平。与假设3一致，权力分享与正式自由权利的增加有关，即使是那些只与种族群体有边缘关系的权利。这些包括禁止酷刑和宗教、结社、言论和新闻自由。在我们的样本中，这种关系的恰当例证是南非和马其顿的案例(图2c)。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权力分享在个人权利方面的预期缺陷，这些缺陷可能会跨越种族(假设4)。因此，仍然不能排除与个人权利的消极关系，这些权利可能侵蚀群体边界，例如自我认同权利。假设5认为，权力分享降低了竞争。然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府不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其组成。这与共识民主形成了强烈对比，因为比例代表制和大党制与更多的内阁变动相关联。尽管有这样的总体结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个权力分享案例中存在高度不稳定的时期(图 2e)。假设6认为，在权力分享下，有限的竞争将导致被动的公众。对此，结果是好坏参半的。研究得到了权力分享与非正式公众参与措施的负面联系，例如较低的示威和罢工倾向。 部分证据表明，精英卡特尔受到权力分享的鼓励，要求不透明的政治过程(假设7)。权力分享确实与很好体现这一概念的若干指标有负相关性，包括对政党财政的正式限制、官僚机构的自主权以及对腐败的看法。然而，这些相关性都不显著。 根据假设8的预期，我们发现权力分享制度与制衡正相关，使地方分权的精英能够相互控制，包括联邦制、两院制和财政分权。相比之下，精英控制之外的机构否决者的确仍然很弱(假设9)。这些包括实力较低的司法机构，不太公正，被认为更依赖于政治行为体。 最后，尽管存在这种否决权的党派结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反过来会降低政府的能力(假设10)。首先，与我们的预期相反，我们没有获得权力分享与政府决策的有效执行之间的负面关系。其次，我们还发现权力分享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系。权力分享在许多多元社会的实践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其潜在缺陷的担忧。这些包括有限的竞争、政治僵化和侵犯个人权利。在跨国调查中，本文发现权力分享与民主质量的几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多数主义民主相比，它能更好地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权力分享限制了其他群体的参与和代表性。权力分享与正式的自由权利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联系。此外，权力分享伴随着更多的政治制衡，使得分裂的精英能够相互控制。©Political理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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