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是科学大发展的世纪，科学取代神学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知识也更加普及、大众化。而十七世纪的英国由于其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而成为科学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认为，科学的重大和持续的发展只能出现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之中，该社会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它向我们证明了科学知识除了自身的价值以外，还具备其他方面的价值。实证主义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进程是紧密结合的，实证主义在发展之初紧随近代科学的发展步伐，不断汲取自然科学精神的营养，采取自然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并将之运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所以追溯实证主义的起源必须首先要追溯科学的起源。
有学者认为，科学按其自身的方式而发展，它不受周围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但默顿通过历史的视角考察科学在17世纪的发展过程，探讨社会、文化与科学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默顿不仅把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而且将之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并研究这种社会体制与其他社会体制如经济、军事之间的关系。本书中，默顿秉持的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学取向，即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在不同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对此韦伯在经济与宗教领域里所发生的情况势必同发生在科学领域里的某些情况具有一些可察觉的联系。而默顿的创新性就在于沿着韦伯的思路，把韦伯对资本主义与新教的关系分析运用到新教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上。且与韦伯相类似，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与其他制度领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没有采取一种因素论，决定论的观点。而是认为，科学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学术活动与其周围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之间的互惠关系。且默顿认为，在科学作为一种制度获得坚实的基础之前，它需要外部的，如宗教的、经济的、技术的、军事的支持。只是后来，科学对其他制度化了的价值的这种依赖性才开始发生变化，科学逐渐获得了一种日益提高的自主性。在这里，
书中，默顿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命题：解释了17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繁荣发展的原因。首先是受清教伦理和功利价值观的影响，很多优秀青年投身于科学。（动机推动），其次，经济、军事的上的需要使得科学家投身于某个科学事业，即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发展生产和经济时，也越来越意识到掌握自然知识的迫切性，支持科学研究的展开。前者强调的是精神方面的动机推动，后者则是强调制度方面的动机推动。前者强调的是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功能自主性，后者则体现了社会对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外部效益的要求。除此之外，此命题的重要性不仅指出了17世纪英格兰科学发展的最大社会文化原因，也是一种在社会学研究者的角度上，试图弥合传统社会学分析中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或曰客观分析与主观分析之间的鸿沟。也否定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展要么是无安全自主的，要么是完全由外在力量所决定的二元对立的观点，而从中把握了一种平衡。
在默顿对科学兴趣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思想基础的论述中，显然是受到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影响，其将科学看做一类文化或知识形态而加以研究。此处，科学很像是一种新意识形态，就像传统的宗教一样，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并成为大多数人的信仰。对科学兴趣的兴起的文化环境是17世纪的英格兰对知识的追求从传统宗教的经院主义与形而上学倾向转向了清教追求的偏向理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新的价值观（经院哲学与旧的基督教密切相关，而新的宗教改革而来的清教精神则具备反经院特征，与近现代科学紧密相连。）。不同于其他宗教在很长时间内与科学的矛盾冲突关系，清教对科学的组织化作用，提出，清教和禁欲主义新教教派，是作为一种情感上首尾一贯的信仰、观点和行为的体系而出现的，这个体系对于激发科学上的持久兴趣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清教所提供的价值取向以及那种流行的，认为科学能够解决迫切的经济、军事和技术问题信念，对科学的合法化起着相互支持的作用，并且各自为科学的合法化做出来独立的贡献。科学与新教的亲和性在于，科学不是被用来废除上帝，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以颂扬上帝的大智慧，及其所创造的宇宙的井然有序。只是后来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宗教价值逐渐为人所淡化，不再具有说服力。
17世纪英格兰社会对科学的巨大兴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科学的兴趣并非为某些特权阶层所独享。默顿认为，在十七世纪下半叶， 公众舆论既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从王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个时代以一种'自由地追求自由的精神’为特征，这个时代日益轻视高贵人物以及杰出人物的先例和权威。 相对地讲，传统主义正在没落。科学研究在此处显示出一种对自由的时尚追求的特征，比如由很多朝臣、贵族、王室成员所组成的科学小团体，而后被社会所广泛模仿。前者对科学的兴趣的动机来源可能并非是为了追求知识，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自由主义带来的享乐。他们广泛成立各种科学的兴趣组织，在一起讨论交流，支持各种科研机构的建立，并提供科研经费。这种半专业性的科学兴趣为专业性的科研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和组织支持。而各类专业的科学共同体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成型。
在兴趣引导下的十七世纪的科学发展呈现出的是一种非预期性、非定向的特征，科学的发展方向、主题、目标等全凭研究者的兴趣爱好，自由的发展。除了兴趣主导下的科学发展之外，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与激素的发展还体现一种预期性的、定向的发展要求。17世纪正时至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夕，现代工商业开始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技术瓶颈，这就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服务于当时的经济、军事、采矿、运输业等领域的发展目标，遵循着科学发展的实用主义的目标，讲求科学的社会效用性。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将科学家们广泛但无序的科学兴趣转移到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上。默顿虽然承认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的影响力科学研究课题的选择，但同时默顿并不认为17世纪英格兰科学的进步完全取决于技术或经济的需要。科学的进步过程需要要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来源于科学家个人研究兴趣产生的非预期性效应与科学研究所起到的社会实用性相结合看待。
总结：从17世纪科学在自然领域的巨大进步无疑极大启发了社会领域的相关研究的展开。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许多研究方法准则，如要对研究对象进行严谨细致的观察、采取实验的方法，力求结果的可检验性、可重复性、事物整体的规律性等。这为早期的社会科学领域里实证主义原则开启了方便之门。科学精神被从自然科学引入了社会研究领域以后，科学研究的取向旨在尽可能把要解释性观点与用适当形式的统计数据相对照，并对之做出检验，而不是完全依赖于那些仅仅因为它们与学者的观点相一致就随意选出的只言片语的证据。回到当下，也有学者在不断反思实证主义的这种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对整体数据、实验等方法，强调宏大叙事与整体规律过于痴迷的反思与质疑而试图走出一条与实证主义不同的道路。
本期编辑 赵祖远
本期作者 赵祖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系统创新研究中心19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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