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编译｜大历史学家们：社会学与历史

大历史学家们（The Mega-Historians）

摘要：

本文是著名历史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于1985年发表的文章。他阐述了社会学和历史的关系。以关注细节材料和专业化为特征的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进了历史社会学研究。同样在社会学中盛行的还有传统历史学中的其他观念，比如为政治而书写的历史、作为事件剧目的历史、作为美学的历史、命题历史。柯林斯认为，用社会学来构建宏大历史越来越成为可能，并以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威廉·麦克尼尔为例，深入剖析了二人的理论尝试和不足之处，强调了社会学中关切宏大理论的重要性。

学人简介：

Randall Collins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社会学系  现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其擅长的领域包括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宏观历史社会学。代表作品有：《冲突社会学》(1975),《社会学三大传统》(1985)

文献来源：

Collins, R. (1985). The mega-historians. Sociological Theory, 3(1), 114-122.

作者：Randall Collins

社会学与历史

社会学研究中历史越来越受关注，但是社会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韦伯、马克思、恩格斯等从历史中大量汲取材料，即使被认为是“非历史”的涂尔干也将历史比喻为社会学的显微镜，是社会制度差异的主要资源。可以说，历史是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反理论的主题在历史社会学中兴起。斯考切波宣称，她的革命理论仅适用于三个案例国家；沃勒斯坦承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只是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蒂利则鼓励社会学家亲自投入到档案之中，思考历史的具体过程，而不是寻找永恒的一般法则。

即使我们将视角从社会学大师转向普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宏大精深的历史细节也比广义理论更占上风。但是，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视角不是不容反驳的。斯考切波等人的贡献正在于他们促进了理论的发展。尽管我们无法整体把握世界的时空运转，但是细节也需要通过概念和关系来阐述。当一个模式在另一个地方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时，广义理论就出现了。每当历史社会学在理论方面被发现具有成效，历史主义就被削弱。 

历史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只要社会学家愿意成为历史学家，愿意在档案和一手材料里工作，避免理论和比较的一般化，历史学家就愿意让他们加入，同时乐于承认社会学家是专攻“社会历史”这一新领域的专家。万物都有其历史，历史学也是最古老的社会科学。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对政治和思想史的传统材料进行了越来越细致的梳理，日益拥挤的历史学将更有进取心的历史学家挤到了经济史，科学史，技术史等前沿领域。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规模导致专业化”，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学术专业化不等同于分工，因为区分未必伴随着整合。历史学家们认为专业化本身已经足够好了，概括、一般化和广义理论都是肤浅的。他们歧视二手材料，并以档案的“人力工作”为荣，好像他们不是二手材料的撰写者。

托马斯·科恩(Thomsas Kuhn)提出了“范式(paradigms)”，“革命科学(revolutionary science)”等影响多个学科的概念，但是却对自己的广义理论感到难堪，甚至回到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以完成自我救赎。这种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然渗透在历史社会学家之中。如果学者们不超越学术施加的专业化限制，他们注定会是晦涩难懂的。历史学家引以为傲的档案、材料在外人看来不过是索然无味的无聊把戏。不只是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中数以百计的专业分工各自还被划分为无数的时间和空间单元，它们甚至都得不到学科本身的关注，更别说是学科之外了。所以，“历史学家厌恶理论” 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理论是使细节在智识上显得更重要的一种方式，而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历史学传统中的其他道路，这些潜在的观念也渗透进了历史社会学。

历史学的多个面向

为政治而书写的历史 历史学家在政治争议中选择研究主题，参与观点的争论也就是在亲身参与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就意味着一位能够传播政治观点的人，比如施莱辛格（Schlesinger）、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拉什(Lasch)，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时事的兴趣。但只要政治走向新的争议，这些兴趣便会淡去。冯·特雷茨克（Treitschke）是与韦伯同期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但今天他的名字只作为民族主义的同义词而存在。 

作为事件剧目（drama）的历史 学者们倚靠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上，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美国南北战争造就了无数当地的历史学家。他们必须在事件本身的吸引力之外找到一些东西，将自己的解释提升到拥挤的同行之上。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某些事件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能驱使历史学家走向理论。 

作为美学（aesthetics）的历史 一位好的作者能将历史写成文学和娱乐的享受。有人可能会说，正是这些细致的悲剧、讽刺或胜利，时代的一去不返，才使历史具有特殊的辛酸，但我不认为它适用于历史社会学。优秀历史学家的作品在形式上并不贴近美学，它们厚重、真实、抽象而充满了分析，拥有智识上的吸引力。 

命题（thesis）历史 这一类历史享有盛誉，如布洛赫的“封建主义”、托克维尔的“旧制度”。社会学中韦伯的资本主义命题，默顿的清教主义命题。命题历史是美学历史的强劲对手，强调对论点的检验、修正、辩护和批判。命题是否正确并不重要，争议越多越好，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大堆有待完成的专业化工作。它是细节处理专家的大本营，如果不了解之前的学术争议，那么所有的细节都是无聊的。命题历史在不断的否定中延续向前，直到学者们为之感到疲倦，转向下一个命题。命题历史最接近社会科学，但它拒绝走向社会科学，因为只满足于发现在某时发现某个模式，而没有朝广义理论前进，在反复印证中失去了兴趣，虽然距离理论仅有咫尺之遥。 

大历史学家们（The Grand Historians） 那些鸿篇巨著的作者，如吉本、希罗多德和李维。这些作品不在时间、空间和史学的各个维度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把研究焦点集中在越来越小的时空与主题切片的现代，还能有这样的作品吗？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便是这样一部巨著。在少人耕耘的领地，它不仅涵盖了中国数千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而且能够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根本性的辩论，对东西方的科学进程给出社会学的解释。宏大历史依然会存在，而且规模空前。因为历史有理论的潜在需求来为细节塑形，史料的积累也让宏大历史更加成为可能，20世纪我们已经迎来了相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巨大飞跃。曾经，汤因比和斯宾格勒过早地用社会学的角度来构建世界历史，但是这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越来越接近了。当代我们就有两位雄心勃勃的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和麦克尼尔。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rd Breudel）

布罗代尔是典型的20世纪历史学家，以他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细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从数百页地中海地理和天气史开始。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描绘人类社会塑造同时也被其塑造的物质环境。地中海是连接乡村、城镇和城市的一条陆海通道，布罗代尔不是出于个人喜好才处理细节，而是借此概述了前现代经济。他创新地利用材料来展示被忽视的信息，比如在地理空间内交流所需要的时间、人口波动、劳动力和贵金属的流通等等。在此之后，我们才看到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作为传统历史学中的“事件”出现。“事件的历史”带来了表面的扰动和泡沫，最轻微的震动会使极度敏感历史的全部抖动起来。这是最令人兴奋的，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我们必须学会怀疑这段历史，因为它被和我们一样短视短命的那个时代的人所感受、描述和生活过。为了驱除它的魔力，我们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刻画出那些潜在的、无声的潮流。响彻人心的事件往往只是瞬间的爆发以及表面的显现，依然需要背后更大的运动来解释。 

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的贡献首先在“时间”的维度，构建了结构（structure）和节点（conjuncture）的区别，勾连起了缓慢运动的长时段潜流和人类所意识到的单一时间点。他故事中的主角不是菲利普二世，而是地中海。非洲人和中东世界、土耳其人和基督徒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受到同样的贸易、货币和价格的影响，这样的社会统一体瓦解了欧洲中心主义。布罗代尔也超越“民族国家”，到了“世界”的层面。“世界”意味着一个自主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网络。在这个意义上，布罗代尔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先驱，《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关注的也正是地中海地区极盛的16世纪。

布罗代尔后期的作品《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18 Centuries, 1949）和沃勒斯坦更加接近。他随着欧洲的帆船航行到世界的尽头：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他已经看到了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地带，看到了资本主义中心的迁移。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位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欧洲资本主义依赖核心对边缘地带的剥削而占据主导，而对后者来说则是因为以军事为基础的经济对其他经济形式的压制。此外，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world economy）不止一个，市场，期票，信贷网络也长久存在于欧洲之外。

然而，布罗代尔在理论化上有所欠缺。他认为从中世纪开始，欧洲的发展就开始逐渐区别于世界的其他部分，包含三种运行模式。首先是物质生活，包括人口、地理和日常生活方式。布罗代尔认为生活水平和人口总量是有极限的，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欧洲脱颖而出。一方面，他将现代技术的起源追溯到很早，是技术等待经济来利用它，但同时他也认为，如果没有技术的飞跃，经济发展不可能从小规模的量变转向质变。第二和第三个层面分别是市场与资本主义，布罗代尔认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中世纪晚期复杂的市场网络就已形成，这是布罗代尔所欣赏的，而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布罗代尔提出了经济世界有其核心城市，相比沃勒斯坦更加“斯密主义”，信奉市场本身的良善。但是首先，“经济世界有其核心城市”的说法仅在欧洲成立，在他所认为的其他经济世界中都不出现，“核心”不过只是一种修辞。其次，处于核心的也未必是城市，也可能是国家，经济的积累者和开支的承担者。相比之下，沃勒斯坦的理论就更加全面。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都只是在描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而没有很好地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相比之下，韦伯做得更好，在他的理论中，所有制度部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安排都必须为资本主义的腾飞而就位。沃勒斯坦在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方面与韦伯更接近，然而布罗代尔却认为韦伯只不过提出了清教徒的伦理命题和鼓吹理性资本主义的演化论。

布罗代尔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

麦克尼尔是一个在语言上较为平淡，但是更理论化的历史学家。他也是最有雄心的历史学家，是比布罗代尔更加宏大的宏大历史学家。作品不仅涵盖了经济的物质生活，还包含了和人类历史并行的生物体机制（biological organisms）的历史。

《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1963)是20世纪历史学的最高成就。麦克尼尔公开与斯宾格勒对话，但是并不传递欧洲中心主义。他在世界的维度上呈现了欧洲的主导意味着什么，运作着一个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更宏大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它并不持存，是一个在不同时期显现出来的地缘关系。在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的农业文明兴起之后，公元前1100-700年亚述帝国的统治带来了第一次“共同体的封闭（closure of ecumene）”，相对自治的文明的命运由外界决定。麦克尼尔的核心主题是“外部事务（foreign affairs）”重要性的兴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规模。他关注扩散（diffusion）和外部关系（external relationship），因为许多演化或循环的历史变革总是被忽视或者视为意外。世界历史是通过扩散来运转的，中东的发明传播到印度，并最终在中国和希腊产生了“外围文明”。不仅如此，文明总是创造出分级的区域，存在着贸易、模仿和掠夺的关系。历史越来越成为因不同的扩散程度和速度而生发的不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掠夺和共生经济的互动。帝国的形成只是世界体系的一个层面。亚述人封闭了近东，更大范围的封闭则在公元前500 -200年发展起来，部分通过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的扩张，部分是通过中国、印度和欧洲之间形成的大草原上的野蛮社会。草原野蛮人征服的时代，从匈奴人和日耳曼人到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不只被视为历史的“意外”，而是变成了在世界规模上外部关系的一部分。麦克尼尔在审视我们所熟知的西方历史：“希腊奇迹”（所有种族中心主义历史的开始）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两千年后欧洲殖民扩张带来的西方的兴起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模式，就像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一样。我们进一步期待国际流动将塑造我们未来的世界。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

麦克尼尔采用了世界历史的地缘政治视角，出版了一本更专业的地缘政治研究《欧洲的草原边境》（Europe’s Steppe Frontiers, 1964）。可以肯定的是，麦克尼尔依然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理论是含蓄的），但是他确实在分析“模式（pattern）”，侧重于普遍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人物和事件。他最新的著作《追逐权力》（The Pursuit of Power, 1982）考察欧洲获得军事优势的历史。其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他对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关注，当时的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发达：基于弩兵的“机械化”战争、大炮、火药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麦克尼尔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早期的中国取得了如此卓越地位，为什么它会被自己的野蛮人占领。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世界在所有层面上的互动图景再次得到了加强。 

麦克尼尔拓宽了历史，将所有因素容纳进来，并对那些被视为“意外”的东西一视同仁。在《瘟疫和人类》（Plagues and Peoples, 1976）中，他理论化了最被视为“意外”的事件：瘟疫的发生。类似于黑死病的瘟疫在中国和印加帝国都有发生。在微生物和哺乳动物的种群繁殖过程中，寄生者和宿主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如果一种细菌过于擅长杀戮，它就会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当孤立的人类基因库突然暴露于细菌的传播时，就会发生最大的破坏。于是，麦克尼尔用地缘政治作出解释：每一次“共同体封闭”都是大瘟疫的诱因。 

麦克尼尔著作：《瘟疫与人类》

麦克尼尔向我们展示了生命和健康的历史理论的前景，包括其最可怕的形式。他引用了一幅微生物与携带它们的物种共同演化的图像，至少克制了我对人类以抗体形式发起生化战争所引发的未来病毒品种的猜测。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麦克尼尔的不足。他的材料总是对理论家很有启发，但是他自己的理论化很简略，著作也缺乏理论总结。《瘟疫和人类》的结尾关注的点十分细小：上个世纪的医学免疫结束了霍乱和其他疾病的统治；《追逐权力》没有总结出任何地缘政治原则，而主张“只有世界帝国的建立才能消除战争，解决核毁灭的恐惧”。在多本著作中，麦克尼尔对未来都有一幅“世界大同（cosmopolitanism）”的乐观愿景。然而，它在理论上并不令人幸福。他太急于作出类比，没有考虑这种模式的简单重复是单一因果的。一个更复杂的理论肯定是多重因果的，允许不同的和意想不到的组合。麦克尼尔有很多这样的证据，但他并没有构建出理论。他把历史描述为人类与小寄生虫(疾病)和大寄生虫(国家的武装掠夺)的双向互动，但是给出的相应理论解释却很少。他也曾说过，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人类“正处于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非凡的生态剧变之中”，这与一个和平世界帝国的应许之地同样不相符合。 

即使他们的材料充满了理论，本质上麦克尼尔和布罗代尔还是历史学家。我们在感谢他们的同时，需要意识到如果不明确地转向理论的维度，他们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社会学仍然需要从他们身上发展出普遍真理。

编译 | Mono

审核 | 积塔成沙

审核 | 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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