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大多数当代人类学家都会赞同上述观点。然而矛盾的是，即使是在那些明确关注物质的民族志研究中，物质性也往往扮演配角。后现代语言学转向在更新的空间和物质研究中得以延续，不仅是以一种对立的形式存在，而且往往把场所、空间和物质文化当作文本来进行“阅读”。英国人类学家马丁·霍尔布拉德（Martin Holbraad）在他那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东西会说话吗？》（Can the Thing Speak?）中提倡使用所谓后人类主义的方法，他建议我们应该开始更多地倾听事物本身。他写道：“事物确实会说话……但问题在于怎样能跳过现有的陈词滥调直达事物的心声。”他的论点耐人寻味，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学家究竟能利用哪些工具来倾听事物的诉说呢？在研究住宅、建筑和城市环境时，我们可能会仔细倾听人们对房屋和建筑环境的看法，可能会观察人们如何利用周围的环境并与之互动，但我们如何能知道房屋本身在做什么或说什么呢？我们知道怎么在房屋内外“访谈”这座房子吗？或者说知道怎么在房屋内外做田野调查吗？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相当有争议的。但我仍然认为，所有用民族志方法对建筑物“能做什么”进行分析的尝试都得从建筑物内外的社会生活着手。不过，民族志分析和人类学理论的空间和物质观点能从建筑世界汲取灵感，并从与建筑界的合作中受益。因为在建筑世界中，空间和物质的结合，更加完整而紧密。因此，人类学家可以从建筑师那里最先学到的，是如何更密切地关注社会生活的空间和物质环境。更确切地说，学会不把物质和空间仅看作是环境，而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从近期的人类学著作中可以看岀，人类学家对建筑学的关注逐渐显露出来了。他们通过从考古学和物质文化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或现象学习来的方法，将建筑空间和人类栖息地的研究理论化。一些人把这个领域的研究称为有关建筑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而另一些人则建议通过使用建筑人类学（architectural anthropology）或者说“依靠建筑学的人类学（anthropology-by-means-of-architecture）”等概念进行更紧密的跨学科整合。前者把自己限定在人类学这一边，把建筑或建筑环境视作经验对象，后者则试图超越学科边界，发展出一种不属于建筑学的人类学，而是与建筑学并列的人类学。然而，人类学的重要作用就此可能被低估了。因为这样的话，关注点不是建筑环境中嵌入的权力关系，而聚焦于建造和居住的创意过程。这可能也与田野点的选择有关，因为主流的人类学家通常更专注于棚屋和手斧的制作，而不是公司总部。但是，各种关注建筑的人类学方法总是实证地偏好乡土建筑、自建结构和其他“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类型。民族志方法与当代建筑设计的环境可以更进一步地相结合。当代人类学对建筑的思考似乎主要是推动理论发展。相反的，目前转向人类学的建筑师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民族志方法，而不是人类学分析。设计研究正在经历所谓的“民族志转向”。目前建筑学研究（至少是在丹麦）也渐渐对田野调查、定性访谈和日常用品分析等民族志方法兴趣高涨。民族志方法论的应用显然是个良好的开端，它可以与许多其他方法论搭配运用。如果只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忽略人类学的分析和理论层面（上文提到的与主位对立的客位），那么就有可能陷入一个困境，即只按字面意义理解人们说的话，而不认真地分析。因此，建筑师能从人类学家那里学到的一个关键点是，通过探索和自我反思的方法，再结合收集数据的方法和批判性分析数据的理论方法，来理解当地的社会语境。 五、建筑人类学的三大挑战如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进一步拓展建筑人类学的交叉领域，但是仍需关注不同的研究方法结合甚至是合并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当然，两门学科之间也存在一系列障碍，或者说至少存在重大差异，这可能会给双方的合作或跨领域带来挑战。第一个（或许也是最明显的）区别是人类学家和建筑师之间的交流方式非常不一样。只需看看人类学和建筑学期刊，即可观察到在这两门学科中图片、图表和其他图形材料的用法有多不一样。尽管这一差异在研究上表现得不明显，因为两个学科都依赖于文本，但是同人类学相比，在建筑研究中所有通过图片、图表、透视图和其他图形元素来完成的表达都更加发达和完整。影视人类学有密切联系民族志电影和展览的悠久传统，而这一分支领域最近的发展也很瞩目，它主张图像不仅是一种表现手段，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论工具。影视人类学所固有的伦理和美学可能还是不同于建筑学中的视觉性。这些差异本身可能值得进一步探讨，也可能显示出创造力和科学潜力。不过，这些差异可能会阻碍两个学科的代表互相靠近，甚至无暇留意彼此的研究近况。第二个（或许是更具挑战性的）障碍可以称之为时间性的差异，即人类学家往往在现在时态下工作，而建筑师则着眼于未来。我希望读者能接受这个笼统的概括。建筑领域固然涉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像人类学家也调查史料、研究人们对未来的愿景。大多数建筑师可能都会承认建筑学存在的理由是通过添加东西来改变世界。诚然，这种说法主要适用于从业者，但即使是建筑研究也倾向于先介入，再观察介入后的结果。人类学家却都是在尝试做推断之前先描绘出世界本来的样子。设计人类学试图通过“可能的民族志（Ethnographies of the Possible）”和“依靠设计的人类学（Anthropology-by-means-of-design）”等概念来克服时间性的差异。但重要的是，不要把人类学家的这种不愿介入与前文中客观研究者的理想混淆了。这门学科很早以前就认识到，描述文化绝不仅仅是简单呈现客观世界，更要有主观的、创造性的解释。要既能体现出被研究者，也能体现出做研究的民族志工作者。因此，一些人类学家致力于宣传，明确地利用研究让被研究人群发声，提高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另一些人类学家则进行所谓的行动研究，政治和实践介入也是该研究的一部分。然而，大多数人类学家仍然喜欢描述和学习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而不是介入它，至少是介入前就描述和学习。当然，研究一个地方及其居民本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介入。用海斯翠普等人的话说，人类学的描述也为世界增添了一种新的理解。人类学对当下的透彻分析会助推建筑学对未来的期待。第三个（与时间性差异密切相关的）区别是规范性差异。建筑师通常不惧谈论质量以及事物的好坏，他们善于以“第一人称视角”做出判断。相反，在文化相对主义的范式中培养出来的人类学家往往会质疑这样的判断和价值标准：谁来评判质量？好在哪里？在美学中，什么样的力量在起作用？……虽然很久以前人类学就舍弃了客观性这一理想标准，但它仍然被认为是一种民族志美德，即把个人的、政治的和美学的价值留在家里，以开放的心态进入田野，以便能够质疑和探究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领域里的质量概念似乎有点问题，甚至是有点精英主义的意味。一些现代建筑环境方面的人类学研究也因此暗戳戳地对建筑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人类学家站在这一批判立场与他们中的大多数喜欢把自己视为被研究者的朋友这一事实也有关系，这可能会使大家对人类学家产生偏见，认为他们仅仅维护了“人们的需求”。然而，要理解“当地人的朋友（the native's friend）”这一定位就必须了解人类学的历史。传统上，人类学主要关注的是像原住民和少数民族这样的次属、受压制的群体，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忽视，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能与社会中流行的那些都不一样。即使是在“归家的”当代人类学研究中，有时也倾向于采用“弱者视角”（the underdog perspective）。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引入了关注更富裕和更权势群体的“向上研究（studying up）”这一概念以来，人类学家开始不仅去批判所研究人群周围的价值观和习惯，也去质疑其内部的价值观和习惯。这种批判对人类学和建筑学的关系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建筑师也看到了挑战和超越普遍规范和价值观的好处。人类学的夙愿是读懂语言背后的意思，以便更了解人们所做的事情。而建筑师的夙愿是想提供给屋主真正需要的，而不是单纯满足屋主自己说出来的需求。为什么这两个夙愿会彼此相关呢？简而言之，建筑学和人类学都足够谦虚，去真正地努力理解人们，去努力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做出贡献。但这两门学科也很自大，认为能做到比人们更了解他们自己。因此，这共同的诉求是进一步发展建筑人类学的核心。“知道得更多”并不是自大，而是所有人类学和建筑学研究中固有的创造性贡献。不管是以书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建筑物的形式出现，目标都必须是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添砖加瓦。在这里，建筑人类学可以通过将书中固有的知识与建筑中固有的知识相结合来完善这种添加。上述三种差异可能是障碍，但也可能具备创造潜力。接下来，笔者将讨论在实践中如何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建筑人类学研究。 六、建筑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田野调查？建筑人类学的一种方法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关于建筑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即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来审视建筑师和建筑的世界。比如，对像斯内赫塔建筑事务所（Snøhetta）或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这样的建筑公司进行民族志深度研究时，民族志学者在一间办公室里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运用的调查方法有定性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调查重点可以是建筑师工作中的创作过程和矛盾冲突，也可以是行动者网络如何交互和协作，还可以是计划、图纸、模型、物质性和技术如何参与构建建筑环境。其他民族志学者关注的不是一个特定的办公室。他们在更广泛的规划师和建筑师群体中做田野调查，以分析他们如何回应并纳入社会可持续性等具体议题，以及分析在当下设计新街区的过程中如何重新诠释家、家庭、社区、住宅等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