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吴静
吴静，安徽黄山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在华洋行是近代中国民营企业技术引进的最主要方式，亦是棉纺织技术扩散的主要载体之一。1895年之前，近代中国的纺织厂除了湖北织布局在武昌外，其余6家都在上海；而上海租界又拥有“国中之国”的各项特权，外资企业和各在华洋行遂集聚于此。各大洋行代理了当时世界上不同的著名纺织机器厂商的机器，除三井洋行的总行在东京外，怡和洋行、慎昌洋行、安利洋行、信昌洋行的总行均在上海，祥泰洋行和祥兴洋行的业务则完全集中在上海。毋庸置疑，上海是近代中国纺织技术的中心。以代理美国纺织机器的慎昌洋行为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在华洋行为载体的纺织技术扩散路径。
慎昌洋行在中国有8处分行，各分行所在地均是区域经济贸易中心，慎昌以分行为载体，纺织技术可在该区域扩散。从分行设立时间可以清晰地看出慎昌洋行的技术扩散路线是：从上海汉口华中地区；向南至广州、香港华南地区，向北扩散至哈尔滨东北区域。
1915年，慎昌洋行获得欧美机器公司在华代理权后，就在天津设立了分行，“主要营业区域为黄河以北、长城以内及内蒙古，并包括河北、山西两省”，纺织机械营销业务“甚良”。从1915年向裕元纺织公司出售25000枚纱锭开始，到1931年共有8家纺织企业引进美国纺织机械锭218672枚。1920年天津宝成纱厂购买慎昌洋行纺织机器，还将工厂交由慎昌洋行设计。同时纱厂“购发电机全部，而各厂购马达及传动材料，各厂之电灯及电力接线、调节温湿器、救火喷水器，亦多系该行承办，所有机器也由该行工程师监察安装”。
汉口分行营业预期为鄂、湘、赣、豫、川、陕、甘7省，其业务主要有：汉口第一纱厂曾购织布机300架，配有马达及调节温湿器机件；汉口申新第四纱厂购3万枚纱锭，配有马达及传动材料；郑州豫丰纱厂购58752枚纱锭和全部电力机器，包括涡轮发电机、锅炉房机器、马达及传动材料；九江久兴纺纱厂购20050枚纱锭和全部电力机器，包括涡轮发电机、锅炉房机器、马达及传动材料；还曾售与武昌裕中针织厂之织袜机器，并为之安装。
可见，慎昌和其他洋行是通过各分行的业务，以机器设备为载体，把纺织技术扩散至东部沿海各省份及长江沿线区域。
技术人才是机器设备转化为生产力的实施者，也是技术扩散的重要载体。因此，技术人才扩散的过程，也是技术扩散的过程。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纺织技术人才开始从上海向其他地区扩散。大生纱厂开业初，张謇就是在上海招聘了一批技师和技术工人。
20世纪20年代后，各地对纺织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大，使得近代纺织技术人才缺乏现象凸显出来。汪孚礼认为：平均每1000个纱锭就要配备一名技术人员，而中国约是800名技术人员面对240万个纱锭，导致“常见有重新改组，或新设的厂家，不独聘请技师非易事。既要招到相当的主任和监工人物，亦觉为难。往往不惜重金，把别厂较有经验的人员拉出。别厂所空出的为止，或更招其他别厂的人员来补充”。
据史料记载，抗战前活跃的40名纺织专家，有30名主要是在上海纺织企业工作的。如申新纺织集团不仅聘用了大量技术人才，而且还培养了一支雄厚的技术团队，聚集了朱仙舫、汪孚礼、李国伟等一批国内顶尖技术人才。这些技术人才也向内陆扩散。
30年代，国内成立了各种专业技术学会。中国纺织学会于1930年4月在上海成立，有63名会员，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纺织学术团体。1931年创刊《纺织周刊》《纺织年刊》，会员人数1935年增加到500名，其中有112人毕业于有“中国纺织技术的摇篮”之称的江苏南通学院纺织科，还有50多人是留学日本的纺织专家。学会实力强大，在国内纺织界有很大的影响。
20年代，留日归国的纺织技术人才大多集中在上海、江浙沿海地区到30年代逐渐开始扩散到内陆，纺织技术人才的流动是推进纺织技术扩散的一个重要渠道。如著名纺织专家朱仙舫，1917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先后任职于上海恒丰纱厂和申新纺织公司。1919年担任江西九江久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主持并设计江西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成为江西民族纺织工业的奠基人”。又如常州大成纱厂，就是依靠东京留学归国的主任技师诸楚卿，以“印染”制品开拓市场获得了成功。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工业内迁，形成较大规模的工业技术向西南、西北扩散。
在近代中外纺织企业的竞争中，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是近代民族纺织技术扩散的又一路径。
1895年后，近代民营纺织业有所发展，但主要集中在上海和江浙地区。之后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业的发展，加快了上海纺织业与周边江浙地区的信息、技术和人才的交流，促使了上海棉纺织业技术向江浙地区的传播和扩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沿海和内陆的纺织业均有较大的发展。据统计，从1895-1922年全国共设立91家棉纺织企业，其中27家设在上海；其次是江苏太仓、无锡、南通、崇明等地共23家，浙江杭州、宁波共5家；河北宝坻、唐山、石家庄、卫辉、石门等地6家，天津共6家，湖北武昌、汉口、沙市等地5家，河南安阳、郑县、武陟等地3家，其余济南、青岛、广州、奉天、芜湖、九江、长沙等地各1家。1912年-1922年间，新设立的50家棉纺织企业中，上海19家，武汉4家，华北地区5家，华中地区2家。申新纺织公司先后在无锡、上海、常州、济南、汉口等地通过创设、收购或租办纱厂形式扩大经营规模，通过分设纱厂形式加速纺织技术的转移和扩散。
国内棉纺织企业大量引进纺织机械扩大生产，大量日本资本也转向中国投资纺织业，中外纱厂大量兴建新厂。1923年起，中国棉市再次出现“花贵纱贱”，导致华商纱厂普遍萧条。
面对纺织业的危机，华商纱厂突破地域市场，开始转向内陆投资设厂。荣德生曾记述了1923年纺织业情形，“纱业至此，除内陆厂或有立脚，上海、天津均不振”。内陆民营纱厂出现较快发展趋势，内陆纱厂已开纱锭数从1921年起逐渐增加，且增幅较其他地区为快。
民营棉纺业从华北、华中等地向西推移。汉口的楚兴公司1922年在石家庄创建了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与汉口纱商联合创办裕华公司。大兴公司主要生产10-14支粗纱，供应沿铁路线的获鹿、正定、平山、定县等手工织户，布厂出产以14支低支纱纺织的三鹿粗布，也以农村为主要销售市场。1934年，大兴公司又在西安投资建设了大兴二厂，“以西安地方，能于就地买花，就地买布，大有划算，即赚生熟货之去来车缴，亦属可观。二厂一旦开工，外省厂家莫能相竞。”
另一方面，上海、天津等地的华商纱厂不断提高生产高支纱的技术能力。鉴于英国纺纱机“适于处理纤维较短之印棉、埃及棉及我国棉之用”，美国机器则“多准美棉、海岛棉及较长纤维之原棉而制作”，由于日本通过英国纺织机器很快成功调整了产业结构，为申新、永安等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因此，上海、天津等沿海的华商纱厂开始引进英国纺织机器扩大细纱的生产规模，扩大20支以上的高支纱生产。
结语
近代中国沿海地区较早产生工业企业，而内陆地区较长时期内仍以手工工业为主，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东西部之间有较大的技术差异，这也是当市场环境一旦变化后，纺织技术能够向内陆扩散的原因。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中心，亦是近代中国纺织技术市场的中心地，曾经通过洋行进行了技术扩散。
随着抵制外货和提倡国货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中叶开始，华商纱厂通过设立分厂方式进一步将纺织技术向内陆扩散。
1923年棉纺织行业出现萧条，华商纱厂一方面通过在内陆设厂，技术人才通过新厂的创办也随之向内陆流动，促使纺织技术继续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扩散。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的华商纱厂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与升级，从生产粗纱转向生产20支以上的高支纱为主，形成东部沿海华商纱厂转向生产高支纱，华中及内陆地区的华商纱厂以生产粗纱为主的特点，使纺织技术逐渐形成自东向西、从南到北的梯度形的扩散模式。
（原载《近代中国》第34辑，原文1.3万余字，有删节，公众号转载自上海中山学社）
本期编辑：小洋人
校对：远山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