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核心主题指向“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关切”。沿此脉络，在当代哲学研究中衍生出了聚焦身体视角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在生命政治学理论图景中，身体成为分析的元对象，而“人口”便是一个能充分体现这一特征的典型概念。人口是福柯生命政治学批判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体系中，人口成为首要的治理对象。人口是“现实的人”，是与物质、资源、环境、习俗、事件等相关联的复合体。通过把一系列关联项都纳入治理体系的框架中，资本主义治理术从根本上达到了对整个生命的全方位介入和隐性干涉。正是由于把握到了人口治理概念的真实意义，生命政治学才得以最终形成。福柯以“治理术”范畴阐释人口，这超越了马尔萨斯的抽象人口论，并在自然性层面延伸了马克思的现实人口论，构筑了“人口的治理术范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独特的社会治理模式，更新了我们对西方社会治理逻辑的理解。反思由福柯所开启的聚焦于研究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学批判路径，亦为我们理解当下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治理体系的实质及其内在痼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关键词】人口 生命政治学 福柯 自由主义治理术
马克思所提出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崭新方法论和全新世界观，在当代依然能不断地激起新的理论回响。沿着马克思的思想脉络所继续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当代延展出了生命政治学批判这一生机勃勃的新分支。生命政治学是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界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议题，思想家们尝试从不同的研究视域出发对生命政治学进行理论重构，如阿甘本从“法律+法律之例外”的结构性视角，奈格里、哈特从非物质生产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视角出发，分别构建了“法权范式”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和“生产范式”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他们的理论构想早已突破福柯权力理论的原初框架，并逐步衍生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肇始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之所以能够在当代获得新的阐发，从根本上说，在于其理论依然饱含鲜活的生命力。这种鲜活的生命力主要从两个维度体现出来：一是权力批判之维，二是生命价值之维。可以说，权力和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贯穿在福柯生命政治学研究中的一条主线。国内外学者不论从何种视角对生命政治学加以延展，都必然要围绕权力——主体这一逻辑轴线而展开。在这一意义上，为了全面理解各种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潮之兴起的内在逻辑，检视其理论“策源地”，我们就有必要回到福柯，探究生命政治学本身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机理，而“人口”恰恰就是一个使我们得以洞悉生命政治学之理论内涵的重要范畴。正如福柯所言，“正是基于人口，像生命政治学这样的东西才能形成”[1]，人口范畴构成理解生命政治学的逻辑支点和关键锁钥。只有以对人口范畴的分析为基础，我们才能深入切中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形成机理。而如果抛开对人口范畴的细致考察，试图直接把握生命政治概念，那么对生命政治学的理解就只能流于表面，既无法明晰生命政治得以诞生的内在机制，又难以切中生命政治批判的关键之处。只有以对福柯的人口范畴的全面把握为基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其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核心意涵、生命权力在当代施展的内在逻辑以及当下生命政治学批判的根本价值旨趣。
马克思一贯反对以教条抽象的方式框定现时代的本质特性，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这一理论视域给予福柯最为深刻的启发，推动他以历史为解释原则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模式的独特性。正如恩格斯评价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正是由于在一定意义上运用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福柯才自诩为“不带引号的马克思”，并从历史谱系学的视域阐释了权力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传统的宏观统治权转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权力机制，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独特的权力运作机制及其真实面貌。
福柯认为，在权力的谱系中，“相比主权（souveraineté），相比统治，相比帝权（imperium）而言，政府治理更为基本……现代的政治问题是完全与人口紧密相连的。其系列是：安全机制——人口——政府治理和人们所说的'政治’这个领域的开放，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构成了应当加以分析的系列（série）”[3]。这一论断表明，与传统的君主权力或主权权力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治理聚焦于人口问题。具体而言，帝权国家突出强调领土统一或疆域扩张，人口只是寄居于领土之上的附属物。对生命而言，帝权则表现为一种 “让人死的权力”或“刀刃上的权力”。在此意义上，帝权国家实质上是一种领土国家。与之不同，现代国家实质上是人口国家，它着力掌握与人口相关的一切信息，以此保障人口的安全、提高人口的质量、确保人们的幸福。这种人口治理形式似乎更为民主，更易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但福柯却尖锐地指出，这种人口治理恰恰彰显了资本主义政府治理的精巧技术和全新策略。可以说，正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治理过程中，生命政治学意义上的人口概念才登上政治历史舞台。
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一书中，福柯从历史谱系学的视角考察了人口范畴的三种理解范式，并由此阐明人口的历史出场。他认为，人口概念存在三种理解范式：统治权范式下的人口概念、规训权力范式或重商主义逻辑框架下的人口概念、生命权力范式或重农主义逻辑框架下的人口概念。这三种范式的嬗变能够清晰地呈现出人口概念的历史演变与内涵更迭过程，并由此凸显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治理视域中人口概念所具有的独特内涵。
首先，就统治权范式下的人口概念而言，在17世纪之前，人口主要被“作为'人口减少’（dépopulation）的反义词”[4]来理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力与人口数量的多寡直接关联。尽管国力强弱的象征除了人口的数量多寡之外，还包含人口的质量（例如人口要满足具备服从和勤劳的品质等一系列要求），但是最为基本的考察指标依然是人口的数量。人口的庞大数量、居民的人丁兴旺构成一个国家力量强盛的主要标志。反之，当饥荒、灾情、瘟疫、战争等灾害发生的时候，往往会导致人口锐减或人口大规模迁移。此时，国力羸弱、君主权力或主权权力较为脆弱且易受外敌攻击。在16、17世纪，一些国家（如英国）编制了死亡率图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的统计实际上仅仅是为了掌握死亡人数，以便弥补损失的人口数量，这也就意味着统治权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力强弱和领土统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口死亡率、死亡人数、死亡规模等。可见，统治权范式下的人口概念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主要关注人口数量不减少。
其次，就规训权力范式下或重商主义逻辑框架下的人口概念而言，它具有生产力的意蕴，与劳动力的经济功能具有同构性。17世纪西方社会的人口概念最典型地体现在重商主义思想家的解读之中。按照重商主义者秉持的观点，人口不仅仅是作为国力或统治者力量强弱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人口”成为国家财富和力量的基础，甚至人口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或生产力。17世纪的欧洲“把人口主要看成是生产力”，“人口是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力”[5],这成为重商主义最为关切的问题。“人口意味着生产力”最直接地表现在：人口数量减少会直接影响到农业或制造业方面的生产能力，而人口增多则意味着投入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增加，并最终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与此同时，劳动力增多，就业竞争激烈，工资、物价偏低，这都有利于出口贸易，同样能增加国内财富。
既然人口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具有增长社会财富的经济功能，那么对人口进行管理和规训就具有了历史必然性。这种管理和规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个人及其肉体进行规训，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或劳动力身上。工人的肉体成为机器体系的组成部分，有机生命被切割成不同的肢体动作，这些动作被纳入整齐划一的连续运动中。“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6]“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7]由此，机器体系的运用在提升身体效率的同时，也达到了对肉体的精确控制。这既是“肉体的解剖学”，也是“权力的经济学”。其二，17世纪的数据统计信息被用来鼓励人口再生产，人口繁殖意味着劳动力增多，以此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乃至国力的增强。与否定意义上的人口概念迥然相异，17世纪重商主义逻辑中的人口概念正是在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意义上进行界定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口的界定祛除了否定性的意味，但重商主义的逻辑重心却在于通过管理人口和规训身体的方式，达到保护国家和增加财富的目的，而非管理人口本身。所以，福柯认为，此时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并不在场。
最后，就生命权力范式下或重农主义逻辑框架下的人口概念而言，人口被视作“整体的过程（processus）”[8]，具有自身的生命。在重农主义的分析中，人口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考量因素。以粮食短缺为例，重农主义强调，政府不应通过制定政策对市场进行强力干预，而应提出取消“粮食定价和屯粮禁令”的处理方案，主张恢复市场的供求机制和自由竞争机制。其内在逻辑是：缺粮时期的粮食高价现象会使更多的人为了获利而自发转向生产、积极投入生产，从而助推粮食产量提升，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从个人角度看，短期内这可能会导致某些人饿死；但从人口角度看，人们投入生产的自发行为意味着食物的增长和食物短缺问题的缓解。也就是说，从人口的角度出发，对人口进行自由放任的治理策略能够有效地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18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人口以及针对人口的治理日益成为整个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重农主义语境中的人口，不仅是具有生产力性质或经济功能的劳动力，而且还是一个自主的实体。[9]人口是“多种要素构成的整体”[10]，同时包含整体的过程，它具有自身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人口既与人本身相关，也与跟人相关的诸多综合要素相关。例如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犯罪率、迁移率的高低，往往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人们的生活习俗、重大事件的发生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人口实际上是与这一系列综合要素共同相关的，对这些要素的掌握也就使得对人口的有效调节成为可能。所以，在18世纪，人口就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认知对象，关注人口概念的焦点并非是对人口本身直接进行强力管控，而是从迎合人口的诸多需求入手，对利益、需求、习惯、消费理念等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和有针对性的调节，从而使人口以看似自发的形式实现流动和迁移。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正是通过调节这些要素来治理人口的。简言之，在生命权力范式下或重农主义逻辑框架下，人口是一个多种要素的综合体。福柯明确指出，正是在切中人口丰富内容的意义上，“从18世纪开始，这种整个政治生活中、整个政治思考中、整个政治科学中的中心元素——人口的概念，将被建立起来”[11]。
综上可知，福柯通过对人口概念三种范式的历史性分析，不仅更新了人口的传统内涵（即从否定性到生产性再到自然性），而且转换了人口分析的逻辑框架（即从主权权力到规训权力再到生命权力），同时也转变了贯穿于其中的解释原则（从服从到规范再到自由）。这一系列的变化表明，人口概念的历史出场与新的治理技术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新的治理技术关切的不是服从的臣民、杂多的个人，而是人口；反过来说，人口的真正在场，并逐渐成为治理的核心目标，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治理术的诞生。
福柯通过对人口概念历史谱系的考察，揭示出资本主义自由治理术的诞生。他从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视角更新了人口的传统内涵，重释了人口概念。他指出，人口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整体以及整体的过程。具体而言，人口指的是：
一种由人和东西构成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治理所处理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人，只不过这个人是与财富、资源、物资、领土（具有特定边界、特点、气候以及干燥或湿润和肥沃程度不同的领土）这些东西关联和交织在一起的人。他们是与习俗、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东西关联的人。最后，他们是与饥荒、流行病、死亡等事故和不幸这些事关联的人。[12]
据此，资本主义新的权力形式对人口的治理，并不是在数量增减的层面上对人口进行一种外在的统计，而是通过切中人口的内涵的方式来调节人口。从福柯对人口概念的全新界定中可以看出，人口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现实性与自然性。“现实性”指向生活在社会历史现实中的“人”，它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域的物质、资源、环境、习俗、事件等相关联。具有现实性的人绝非抽象的理性主体，亦非生物学、经济学意义上纯粹的人口，而是生活在世界中、与周遭环境紧密相关的人。“自然性”集中指向人口的整体进程，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某些地区犯罪率居高不下现象的出现，往往和该地区资源匮乏、生活贫困、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相关，高犯罪率是在这些要素的影响下的一种整体进程的结果。人口的现实性和自然性相互渗透、相互关联。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权力形式对人口的治理，正是从人口的现实性出发，并在掌握人口的自然性的基础上展开的。
马尔萨斯是集中对人口的自然性和生物性加以阐述的著名典范，他曾在《人口原理》中指出“人口过剩”的生物机制。在他看来，人口增长主要是指人口的自然增殖，相对于食物来讲，这种自然增殖的人口过剩属于一种相对人口过剩。他基于人口自然繁殖的视角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13]由于以几何比率增加的人口总是会超过以算术比率增加的生活资料，因而这一论断的最终结论必然是，相对于生活资料而言，人口总是相对过剩的。马尔萨斯把这种人口过剩看作人口的生物学规律，并将之视为一切社会共有的、永恒的、铁的人口规律。他甚至运用这样的人口规律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或失业危机，并为之辩护。具体而言，他认为由于人口自然生育或繁殖呈几何比率增加，所以劳动力数量将日益增多，劳动力的供应将远远大于市场需求，这将导致人口必然过剩，而人口过剩将导致工人的工资不断下降乃至工人失业的后果。马尔萨斯以人口自然增长的永恒规律来框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实际上，这种叙事逻辑只是一种抽象化或超历史的话语表达，不仅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真相，反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独有的人口问题。
在现实性与自然性相统一的意义上，福柯超越了马尔萨斯在生物学意义上对人口的阐释。在理论内涵层面，人口的自然性实际上并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马尔萨斯意义上的人口会呈几何式增长的“自然规律”，人口的自然进程实际上是会被权力所不断渗透和纳入的，人口的自然性成为治理的重要载体。因此，福柯关注的不是人口的自然规律本身，而是人口的自然性或规律性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对象，如何作为新的生命形式被社会权力所介入。在这一意义上福柯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对人口的整个自然进程（出生、升学、教育、疾病、就业、死亡等）进行总体预测，进而通过医疗、教育、道德等因素干预和调节人口的变化，使人口不断优化，从而使人口的一系列自然属性变成了生命政治渗透的对象。在预测、调节和优化的过程中，人口被政治化，人口的自然性被介入。在方法论层面，福柯在其著作中多次批判和拒斥对“权力”和“人口”进行超历史的教条解读。福柯指认，正是人口概念的出现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治理技术方面的历史独特性。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治理术发生重要的历史转型，即从“肉体的解剖政治”升级转型为“人口的生命政治”。与对肉体的规训和管控不同，正是对人口自然进程的介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治理模式才呈现为独特的自由样态。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人口概念入手来理解福柯对马尔萨斯的人口概念的超越。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人口现象和人口规律，并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以资本增殖逻辑为核心，不断创造人口的剩余，同时又不断干涉和纳入这种剩余。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相对过剩人口”绝非生育或繁殖等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口，而是相对于资本增殖而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也称为“产业后备军”。严格地说，产业后备军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的人口。他们并非相对于必需的生活资料而言呈现过剩，而是相对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言呈现相对过剩。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是资产阶级不断追逐财富积累和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增殖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家通过不断扩大再生产，实现财富的增长和资本的增殖。同时，他们往往利用日益革新的自动化机器体系代替所需的劳动力。如此一来，资产阶级在保障生产不断扩大的同时，导致了大批工人失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工人阶级的贫困一道增长。事实上，由失业工人为主导力量的过剩人口，只不过是相对于资本增殖而言的相对过剩。它绝非脱离于资本主义生产轨道的产物，而是正相反，它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的结构性特征。过剩人口不断被纳入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成为一只“无形的手”，不断鞭打着在生产线上的工人。正是建基于鲜活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赋予了人口理论以具体的历史规定性，指认相对人口过剩或产业后备军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一规律揭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压迫、支配与宰制的具体操作方式。
马克思人口理论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是处在特定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之中的人，是具有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他并未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指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具体表现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这表明“马克思是在对一切先验的、非历史、非现实、非具体的主体类本质进行有意图的颠覆和解构”[1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把特定的社会关系具体阐释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他论述道，“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16]，“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7]。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生产关系”又作了进一步深化，将生产关系具体化到机器体系和工厂中去，和机器化大生产相勾连。马克思层层递进地把对人的考察置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中，通过考察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全方位地揭示出工人阶级的生存境况和生活面貌。
因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反省中就已经逐渐认识到，人口自身并不存在一种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相脱离的所谓“纯粹”自然性。事实上，福柯在这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的人口理论。马克思通过强调人口的社会性和阶级属性来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剥削性的生产秩序。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独特性之深刻揭示的基础上，福柯通过剖析“身体”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纳入性的生产方式。他认为，“对资本主义而言，最重要的是生态政治，它是生物性质的，是属于肉体的”[18]。生物性质的生命就是身体，福柯语境中的身体既包含个体性的肉体，同时也涵盖整体性的人口。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纳入生命的权力，这种权力不仅把肉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机器中，而且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预测与调节。
“自由的”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权力架构对肉体进行纳入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雇佣工人必须被有组织地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服从于机器化大生产的节奏和步调，资本主义生产才有可能有效地开展。这种纳入是雇佣工人的肉体机械化运动和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合理化”，至于工人所拥有的丰富想象力、潜能和个性则仅仅被视作背离这种合理化的“错误的源泉”。工人成为“资本的附属物”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马克思语），工人被“合理化”地肢解为“机械化的一部分”（卢卡奇语），或者工人被零敲碎打为“驯顺的肉体”（福柯语），这些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对肉体进行了最有效率的管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这种对工人的管理是以一种显而易见的管治和规训的方式来实现的话，那么它很容易就会遭到抵制和反抗。而人口治理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困境，因为资本主义权力架构对人口实施的策略是“自由治理”。所谓“自由治理”，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通过采取对某些地区的经济进行干预、加大某些产业的投入、启用弹性人事规则等手段，来促成一种人口的“自发”迁移。例如，美国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移民潮，20世纪60年代美国老工业区衰落带来的人口大量迁出，20世纪80年代城市环境改善和老工业区经济重建又衍生出人口的城市回流现象。这一系列所谓的人口“自发”迁移和“自由”流动，实质上正是资本主义对人口进行“自由治理”所达及的效果。这种治理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和“最小成本—最大产出”模式，它不直接干预人口，却达到了调控人口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对经济过程的干预无疑成为资本主义对人口进行“自由治理”的关键举措。这样一来，无论是当下的金融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新形式的兴起所促成的生产方式的革新，还是消费模式的转变，都可以被置入资本主义权力架构之中加以理解。可见，福柯对人口的考察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之中的。
通过对人口这一原初对象的剖析，福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纳入性生产方式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治理策略。正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独特治理方式的意义上，福柯延伸了马克思的现实人口论，并在自然性或生物性层面重释了人口所具有的“现实性”。他认为，人口是和周遭世界相关联的复合体，它不仅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相关联，而且离不开特定的物质财富、资源、气候环境、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重大事件等。把这一系列的现实关联项都纳入治理体系的框架中，这表明资本主义治理术从根本上达到了对整个生命的全方位介入和隐性干涉，这正是资本主义新的权力形式（生命权力）的“狡计”所在，也是资本主义“自由治理”技术的独特性所在。正是在对人口隐性治理、“自由治理”的意义上，生命政治学才得以最终形成。
在人口范畴的逻辑脉络中，福柯以身体存在论延伸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实际上，福柯还是回到了马克思，通过把人口置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境遇中，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口治理的秘密。马尔萨斯的抽象人口理论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现象。福柯在生命政治学批判层面所提出的具有现实性和自然性的人口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首要的治理对象和独特的自由主义治理策略。马克思和福柯的人口理论之所以能够切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在于他们都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抓住了人的现实性特征。也正是基于对现实性的理解和把握，福柯延续了马克思的方法论遗产，并将之用于对人口及其自然性的分析。但马克思和福柯在具体的分析视角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马克思集中从“现实的人”的生成基础（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发来进行考察，福柯则是从构成“现实的人”的权力运作机制（即资本主义自由治理术）出发加以考察的。可以说，福柯对人口范畴的治理术阐释和对人口核心特质的重新诠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马克思现实人口论的有力补充和现实推进。
对“现实的人”本身之存在的关切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进行资本批判的目的正在于通过找到资本主义的症结，变革旧世界，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解放。在生命政治学批判的脉络中，这一理论主题也从微观层面再次得到凸显。正如福柯多次强调的那样，批判理论的主题并非权力，而是主体。但我们不难发现，福柯所开启的是对微观层面的身体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学主体的关注，而人口概念便是这种生命政治学主体的典型范例。
福柯对人口概念的生命政治学分析，最终落实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反省之上，他的分析旨在充分揭示资本主义“自由治理”对当代主体颇具隐秘性的全方位介入和干涉，从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中重新激活人们对“自由治理”这种无意识式控制的警惕和反抗。
首先，人口治理凸显出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治理”的必然性。福柯认为，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对人口的治理，更多地指向一系列随时可变的关联项或多种要素，而这些要素无法通过令行禁止、制定规范、遵守纪律、检查矫正等事无巨细的管控方式加以简单处理，只可能通过自由放任的治理方式进行统计预测和总体调节。可以说，人口治理的实践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形成，这种“自由治理”延伸到关乎人口的方方面面，最终表征了生命政治学的形成。
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治理的首要对象，这种治理的新形式在人口现实性的基础上展开，并对人口不断变化的新的现实负责。“现在人口将作为一种特殊和相对的现实出现：相对于工资、工作的可能性和价格，但也是特殊的……人口的自然性，在人口内部构成利益的规则，你们看到这就是人口，作为另一种紧密、厚实、自然的现实出现，而不是一系列服从于君主和公共管理干预的臣民……国家将会负起责任，不再直接对应该服从管理的个人负责，而是对这种新的现实负责。”[19]这意味着，国家治理将对关涉人口的诸多要素，如工资高低、就业前景、工作环境、商品价格等进行统计、干涉、调节、优化，这种全方位的负责，迎合了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一方面，它不再把人们的逐利欲望当作“恶”加以谴责或拒斥，而是把人们的逐利欲望和行为当作社会的正常现象加以研究，认识并把握人口的生育规律、就业规律、迁移规律，进而达到对人口的优化利用和总体调节。另一方面，它不再把人口及其多要素视作既定的东西，而是将其规定为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不断变化的东西。人口的变动性同样意味着国家治理必然要采取自由放任的治理策略。
其次，对人口自由放任的治理策略，实际上蕴含着对人口的全方位介入和隐性干涉。在《性经验史》第1卷中，福柯深刻地揭示了这种介入和干涉：
大约在18世纪中叶，它是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得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们是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完成的。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20]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他作出了同样的论断：
我认为，在 18世纪下半叶，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构成了知识的首要对象和生命政治学控制的首要目标。不管怎样，正是在这时，由最初的人口统计学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统计工作。[21]
不难发现，以人口为中心的治理，或者“把人口作为最终目标”[22]的治理，表面上赋予人们以充分的追逐欲望、行为选择的自由，但又对人们出生、健康、工作、生育乃至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施加一连串隐性的全方位介入。
再次，自由与介入并置的治理方式发展到当代，升级为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原则。西方社会在自由原则的框架下，把每个人塑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经济人”。福柯认为，这种“理性经济人”不是市场上平等交换的经济人，而是对自我的生命不断投资、不断增殖的企业人。他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经济人”实际上“正是可被操控之人……homo conomicus是极其可被治理者……治理术的相关项”[23]。之所以是可被操控之人，其根本原因在于，“新的治理技艺表现为自由的管理者……自由主义的表述不是'你是自由的’。自由主义的表述只是这样的：我要为你产生出自由所凭借的东西。我将使你自由地成为自由的”[24]。这既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推崇的“自由原则”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代人的生命政治学剖析和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学批判。
德勒兹在与福柯的谈话中作出了同样的判断（后该谈话以《知识分子与权力》为题收录于《福柯集》）。他指出，人们之所以会追随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大概是因为在既是经济的又是无意识的投资上，利益并不起决定作用。欲望投资解释了人们必要时可以通过一种比利益更深奥、更分散的方式来产生欲望”[25]。从治理术的视域看，欲望投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隐性介入和干预。它把人口的生命历程置于欲望投资中，让人们呈现为以自愿的方式进行思想、作出选择、自由行动，由此达到一种看似具有合理性的调节或干预。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调节和干预是一种生命的自我奴役。
对人口的自由调节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惯常使用的一种隐性的治理技术。这种隐性的治理技术所造成的生命政治后果是：自由浸淫为整个社会的通行原则，每个人穿行于其中，深层次地造就了人们的无意识和人们对自由的幻象。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治理之间关系的实质，恰如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主体相信，他们是根据个人决定来行动的，而实际上，甚至就在他们最复杂的算计中，他们也只不过是例证了不可预测的社会机制的运转方式”[26]。“资产阶级走到当代，统治社会的权力发生的最核心部分，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也就是所有人都去开心地追逐财富。”[27]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尽可能地呈现为一种不可见的、隐而不现的管控，以更小的成本达到最好的治理效果。现代资本主义治理术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
最后，新自由主义人口治理的实质是一种“权力经济学”，是一种“生命政治学”。通过对人口概念的治理术阐释，福柯深刻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经济活动的新治理技术”，其治理逻辑实质上是以最低成本（自由治理）获得最大治理效果（生命的全方位治理）的“权力经济学”逻辑。具体而言，从权力策略层面看，自由原则的隐性介入和隐秘干涉，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治理效果的一种方式。这种权力策略是一种权力的经济学。从治理对象层面看，新的权力形式能够切中人口的诸多要素和关联性，进而在不知不觉中达到对整个生命过程的介入和管控。这种全方位管控生命的治理策略，是一种生命的政治学。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人口的自由治理既是一种权力经济学，也是一种生命政治学。人口范畴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权力经济学新形式、一种生命政治学新形式，它构成福柯关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的核心内涵。
福柯生命政治学批判的根本价值旨趣正在于对主体的关切，他不仅要唤醒人们的无意识，而且要人们真实地反思和审视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治理方式。福柯竭力研究生命不断被介入或治理的权力机制，旨在客观有效地诠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把我们变成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正是基于对当下主体生存状态的关切，他才能够有力地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通过人口范畴，他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隐而不显的治理策略。为此，他指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如其所宣称的那样自由和民主，从而警示人们要对这种虚假性和隐秘性保持警惕。他同时发出警告，人们要谨防在不知不觉中被过度治理，并倡导人们对这种隐性的、无意识的自由治理应秉持批判态度。但与此同时，福柯也并非完全拒斥治理，而是要人们理性地审视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治理方式，或者说到底怎样的治理才是真正合理的。
福柯通过人口范畴所建构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思潮。沿着生命政治学“权力——主体”主线，当代激进左翼学者阿甘本从“法律+法律之例外”结构的视域延伸出“至高权力”和“赤裸生命”，意指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权权力随时有可能通过宣布例外状态来悬置法律，把受政府和法律双重保护的公民降格为丧失任何政治保护的赤裸生命，进而对生命加以专断征用乃至随意处决，由此构建了法权范式的“死亡政治”理论。与此截然不同，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则延伸出“资本权力”和“诸众”，认为在西方后福特制生产模式下非物质生产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的共享、共有能力不断提升，诸众及其身体具有无限潜能，能够自觉对资本权力的腐化进行反抗，最终实现自治和创生，由此建构出生产范式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不论消极的“死亡政治”还是积极的“生命政治生产”都直接沿用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术语，并始终围绕“权力——主体”这一主线进行当代诠释，以求切中当下主体的生存境遇，从而找出主体潜能得以充分发展的可能路径。
从激发主体潜能的角度看，最深层次、最具现实性的发展路径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超越以身体为元对象的分析方式，从而从社会角度重释人类的自由向度。当身体成为元对象之后，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个体要么沦为赤裸生命，从而在种族逻辑的叙事话语中陨落；要么转化为诸众，在生产逻辑的叙事话语中流散。但事实上，这两个方向都无法真正实现个体的启蒙与觉解、自由与解放。与此不同，只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及其所蕴含的实践逻辑，把个人自由熔铸在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之中，才有可能真正变革旧世界、开启新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福柯止步于理性审视需要一种怎样的治理方式，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逻辑却表征着我们完全有可能找到资本主义自由治理术可能的替代方案，以新的社会形态激发生命潜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和人类解放。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将切入点落实在现实的人本身之上，他试图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但这一路径的实现在20世纪的欧陆却遭遇到了无产阶级消失、缺乏阶级意识等新问题而难以为继。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全面操控，欧陆哲学家对主体反抗路径的寻求逐渐从唤醒阶级意识转向了谋求一种身体性的反抗。在这一思路之下，身体一度成为欧陆激进左翼学者试图扰乱、反抗甚至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崭新主体和核心议题。从这一脉络来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关切人类自身存在的理论主题、实现自由个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旨趣等都构成生命政治学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实际上，生命政治学主要侧重从微观层面、身体视角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剖析，并在实质上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延伸。
在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图景中，身体是分析的元对象。这一理论不仅关注个体性的身体——肉体，而且集中阐释了总体性的身体——人口。[28]在18世纪之后的西方社会治理中，随着人口逐渐成为治理的对象，人口范畴同时也构成我们理解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基石和逻辑支点。诚如列宁对范畴的界定那样，“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29]。只有切中人口范畴，才有可能理解资本主义“自由治理”的内在机制和本质特征，也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扭转权力宰制、激发生命潜能的可行性进路。
正如丹尼尔·德菲尔所言，“福柯正是从超出主权权力的人口出发，才会更倾向于在治理技术（une technique de gouvernement）——后被称为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的框架中、而非权力关系的框架中研究权力”[30]。福柯对人口范畴的治理术阐释，更新了我们对人口概念的通常理解，揭示了资本主义新的权力形式所治理的人口是和物质财富、资源、事件、气候环境、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相关联的复合体，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所针对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人口整体。它不仅指向人口本身，而且涉及与人相关的各方面因素。其实际操作不是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行为动机和行动方式，而是把这些当作自然而然的规律加以研究，通过理性分析人口的依赖性因素，并利用统计学来调节与人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方式相关联的一系列综合因素及相关变量，进而影响和塑造人们的行为动机和行动方式。由此呈现出的必然结果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所进行的是自由选择和自主行为，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和选择皆难以跳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框架。可以说，把这一系列关联项和相关变量纳入资本主义治理的筹划之中，这恰恰表明资本主义对人口的治理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福柯正是通过人口范畴，从根本上揭示了现代西方自由治理体系中所蕴含的逻辑悖论和内在痼疾。西方以人口为中心的治理，仅仅标榜着给予人以自由，事实上却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自由”为原则的权力转型。而且它以自由的名义实现了对整个生命过程的全方位介入和隐性干涉，从而深层次地造就了人们的无意识和对自由的幻象，塑造了当代社会“自我投资、自我增殖的理性经济人”。赋予自由与强化治理相辅相成，自由原则与隐性强制相伴相生，两者共同构筑了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矛盾，也构成了西方社会人口治理的逻辑悖论。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所开启的人口治理研究的生命政治学批判路径，为我们理解当下西方社会自由治理体系的实质及其内在痼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注 释
*本文系四川大学专职博士后研发基金项目“生命政治学阐释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及其当代意义研究”（skbsh2021-13）、四川大学高水平人才体系培育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资本权力批判研究”（SQ2021-MY08）的阶段性成果。
[1]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30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91页。
[3]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95页。
[4][5][8]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84页；第86页；第8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84页；第473页。
[9]See The Cambridge Foucault Lexicon, Leonard Lawlor and John Nale （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71.
[10][11][12]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93页；第365页；第125页。
[13]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7页。
[14][1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1页；第524页；第520页。
[1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336页。
[18]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29页。本书中“生命政治”被译为“生态政治”。
[19]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468页。
[20]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1卷，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116—117页。
[21]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29—230页。
[22]莫伟民：《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86页。
[23][24]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356—357页；第81页。
[25]《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211页。
[26]《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曹卫东编选，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第175页。
[27]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文汇报》2016年第5月26日，第W13版。
[28]参见王庆丰：《生命政治学与治理术》，《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第49页。
[29]《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78页。
[30]丹尼尔·德菲尔：《生命权力在福柯作品中的突显》，蓝江译，《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2期，第72页。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1年第11期。转自“哲学动态杂志”公众号，若有侵权，敬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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