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栏目读者来稿一向是真·读者来稿，因此关于这一栏目的文章，只要觉得有可取之处，无完全不可接受的观点，都会放出来。本稿由热心网友Shitler翻译米歇尔.A.勒博维茨著作《现实社会主义的矛盾》，对“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有了解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考。
关于该版面内容，笔者基本未动一字（加标点符号改格式是有的），因此文责由译者负责（当然如果大家对内容不满意，也可以发邮件去和原作者商榷），大家如果愿意与译者进行讨论，在没有人身攻击或者冒犯性表达的前提下，我可以代为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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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社会主义的矛盾——指挥者与被指挥者》
米歇尔.A.勒博维茨（Michael.A.Lebowitz）
译者：SHITLER-施特勒
第八章 告别先锋马克思主义
在考虑了先锋生产关系的性质、现实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和现实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攻击的倾向之后，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似乎都是细枝末节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在不考虑伴随这些发展并为其提供支持的理论的情况下作出结论。现实社会主义问题本身并不是本身正确的理论应用于特定环境(如经济落后)的结果。反之，先锋马克思主义是畸形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加以挑战，在任何情况下其应用的结果都是基本相同的
先锋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
我在《超越资本论》一书中指出，“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它没有关注工人这一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个根本目的——通过揭示资本的内在本质来武装工人。然而，未能理解《资本论》有一个有限的对象，未能理解《资本论》不是对资本主义整体的研究，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其中一面的研究，导致了对马克思的思想和贡献之扭曲。
经济决定论和坚持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是资本需求的结果的功能主义是这种扭曲的一个方面。对于片面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描述道，“如果工作日减少，那是因为资本需要工人休息。如果实际工资上涨，那是因为资本需要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如果引入公共医疗体系，那是因为资本需要健康的员工，需要降低自身的成本。”以此类推。我想说的东西很简单：当工人的需要和斗争被忽视时，“我们就不会惊讶于片面的马克思主义会在所有实际斗争的结果中发现资本的需要。”
但是，这只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当你不关注工人的一面时，你甚至不能正确地把握资本的一面。例如，你不可能意识到，只要工人能够主动行动，资本就必须设法分离他们，以实现它自己的目标。因此，在整个资本主义内部，击败工人的目标存在于资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简而言之，当资本重组工作场所或引入新的生产力时，其目的不只是效率本身，而是体现了为了增加利润而击败工人的需要。
如果我们忘记了新的生产力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并且是以这种生产关系下特定形式的阶级斗争为特征的，那么，“明显的趋势就是从生产力独立于外界的发展和技术的中立性来考虑。这两个概念都具有经济主义的特征。”这一问题部分源于马克思无法超越《资本论》去完成他的整套理论;但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学生们未能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以两面性阶级斗争为标志的整体。这使得“人们很容易接受经济主义以及决定论和自动的客观规律。”
如果我们想了解工人的一面，我们就需要超越《资本论》。如果局限于《资本论》的主题，我们就无法领会到斗争作为一个生产和改造人的过程的重要性。不仅是阶级斗争本身，任何活动都在塑造那些参于其中的人。这是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核心概念——“环境与人的活动同时变化或者说自我变化”;这是马克思最根本的洞见——我们称之为人的发展和实践的“关键环节”。如果不强调这一点，我们就忽略了马克思一贯强调的人的发展——强调“饱满的人”，强调“饱满的个性”的发展，强调“人类所有能力的发展本身就是目的”。
不关注被遗忘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联合产品”——资本主义下的人——就是贬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关系中的生产如何使工人畸形的观点。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剥削而不是扭曲，关注的是资本从工人身上榨取了多少(这当然是资本的关注点)，而不是它产生的空虚的、不完整的人，他们将资本的需求视为“不言而喻的自然法则”。它的主题是榨取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工人自身的发展需要”。
由于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主要是为被资本剥削而存在，这自然掩盖了工人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其他方面的关系。因此，它忽略了人们在雇佣劳动以外所有生产自己的关系(从而忽略了他们作为工人以外的所有身份)。因此，它对他们在其他关系中(如父权制、种族主义、民族压迫等)的斗争是如何被改变的，以及他们如何作为被这些过程改变了的人，参与所有包含他们关系都视而不见。
在这方面，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很像马克思在1844年谴责的资本政治经济学——只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使资本富裕的工作的动物，而资本“在他不工作的时候，不把他当作人考虑”。马克思始终关注这一问题。例如,1875年他明确地评论了把生产者看作“只有一个确定的面,例如在目前的情况下,被认为只是工人而已,而其他方面都被忽略。”
马克思提出:“现在让我们超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遗憾的是，先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资本政治经济学的层次。尽管它拒绝从资本的角度出发，但它完全忽视了一种特定的联合产品的存在，即在先锋生产关系下生产的工人的性质，从而再生产了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先锋马克思主义没有考虑工人是如何因缺乏做决策权和通过他们的活动发展他们的能力的机会而畸形的。怎么能否认先锋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呢?
进一步地，由于先锋马克思主义没有把工人看作是一个主体(无论是在正式生产过程内还是在正式生产过程外)，所以它也没有探索先锋生产关系内工人的行为。它也没有考虑这些工人的其他方面，例如，工人存在的其他关系，如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朋友和家庭网络，以及他们由于共同拥有生产资料而作为社会成员的共同地位。先锋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只是工人……其他一切都被忽略了”，这是对现实社会主义中工人的一种讽刺。
先锋马克思主义中充斥着这种片面性。它反映在生产关系的消失，反应在集中于中立的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阶段向共产主义阶段的过渡上……但是，先锋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片面的。这也是对辩证方法的否定。
先锋马克思主义否定辩证世界观
辩证世界观的特点是注重整体以及整体中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1章中“系统范式”的讨论在和第六章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讨论,马克思强调整体的概念,其元素“都组成一个整体的成员,是在统一中的区别”，整体中“不同的元素相互互动。”
通过对整体的关注,我们描述的是卢卡奇所谓的科学革命的基础:“整体之概念，整体对部分的无孔不入的支配，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这一方法，并将其天才地转化为一种新的科学。”
这种观点的特点如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做的笔记中所描述的那样，“万物与万物之间普遍的、全面的、必不可少的联系”:
“一条河和河里的水珠。每一滴水的位置，与其他滴水的关系;它与其它水珠的联系;它运动的方向;它的速度;运动的轨迹——直线的、弯曲的、圆形的等，向上或向下。移动的总和。……这样你就有了一个根据黑格尔的逻辑的世界的大概图景——当然减去上帝和绝对意志。”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把各个部分看作是孤立的(具有各自的内在属性)、独立的、彼此无关的;相反，我们将这些部分理解为“整体之中的成员”，其中“各方面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这些部分相互渗透;它们“通过相互作用来重新创造彼此，并由它们所构成的整体来重新创造。”因此，一种认为变化是外源性刺激的结果的观点是难以维持的。这种观点正如列宁在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时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相互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特性……只是片面的，零碎的，不完整地由因果关系来表达' 。
要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就必须理解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辩证世界观必然拒绝忽视整体中各部分相互作用的观点，或提供基于单一原因的变化概念。由此可见，辩证世界观必然排斥先锋马克思主义。
例如，考虑生产关系是如何因为先锋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而消失的。由于在先锋关系下产生的工人的性质不是研究的主题，因此没有必要对这些关系进行研究。先锋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的法律所有权等同起来;因此，前者不需要引入单独的变量。先锋马克思主义讲的是，建设新社会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唯一真正的变量。
根据先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为什么会发展?很简单，它们发展是因为先锋保证了他们的发展。因此，我们从发展生产力的单一原因，被引导到发展生产力的最终动因——指挥者。当然，指挥者不是全能的;他不能在一开始就充分发展新社会。他必须领导这个社会从一个较低的阶段，即社会主义，进入一个较高的阶段，即共产主义，从种种必须性为标志的社会到一个以富足为标志的社会。先锋马克思主义讲述的故事很简单。随着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终结，列车员可以把乘客送到富饶的乐土(在那里，我们可以像“田野里的百合花，既不耕种，也不纺线”)。
对进步的这种简单的线性叙述与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辩证观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正如马克思嘲笑蒲鲁东的理论那样:“运动、顺序、时间的单一逻辑公式，究竟如何解释所有关系同时共存并相互支持的社会结构?”
先锋马克思主义不考虑在先锋生产关系中产生的人的性质，因此无法探索生产力如何具有先锋关系的特征，包括在先锋生产关系中存在的阶级斗争。它也不能考虑工人在工作场所与其他工人的互动，在工作场所以外的社会中与他人的关系，或工人作为一个共同所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之中的成员。先锋马克思主义不会考虑在这个社会结构中，这些因素作用于其他因素(以及其他因素作用于它)的方式。
然而，先锋马克思主义所讲述的故事隐含着对工人的一种特殊看法。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列车长把我们带到线的尽头(自由的国度)之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停车的第一站(即社会主义阶段)，“每个人要获得的物品的数量”将如何被规定。对于先锋马克思主义来说，答案是明确的:“在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到来之前”，必须“由社会和国家对劳动和消费进行最严格的控制”。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国家，“在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也要保障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为了在这必须性的领域中保证这种平等，支配原则必须是“社会主义原则”，它把每个人要得到的产品的数量与每个人所完成的劳动的数量联系起来。“等量的产品，等量的劳动”，按贡献分配。
由于先锋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个隐含的假设，即社会主义阶段的工人是与其劳动力和产品异化的，因此，先锋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分配原则是必要的。这种被异化的工人必须被管制，因为他想要最小化他的劳动，最大化他的消费;特别是要严格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通过确保那些贡献更多的工人将得到更多，先锋们得出结论，工人将有做更多贡献的动机。
如果“社会主义原则”被忽视，根据这种观点，会发生什么?被异化的劳动者认为工作是一种负担，因此，他们认为即使不工作，只消费，自己的需要也可以被满足。因此，如果生产力低下或没有提高，先锋马克思主义有现成的答案——社会主义原则被“违反”。在没有指导性权威的情况下，不能相信工人会为社会的需要而生产。为了“保障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国家监管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被告知，这种情况不是永久的。只有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终结成为可能之前，它才是必要的。“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消失的这一高度共产主义的社会。”在这个富足的领域里，社会现在可以采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规则，而国家则会消亡。
给人们的承诺是，终有一天，人们的劳动“变得如此富有成效，以至于他们会自愿地根据自己的能力工作。”在这一点上，“社会没有必要管制每个人收到的产品数量;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取用。”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工人与他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将一直是异化的，直到富足使他的工作和享受相统一——也就是说，使劳动成为“人生的首要需要”。
这个承诺并没有什么特别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东西。事实上，个人的物质私利(体现在“社会主义原则”中)能够并且将会引导我们进入自由的国度，凯恩斯（译者注：就是提出凯恩斯主义的那个）这个非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很好地表述了这一点:
“我看到我们回到最确定的和某些宗教和传统的原则——贪财是恶的,高利贷是剥削,爱财是可憎的,那些真正的走在美德和理智的智慧的路上的人至少想到明天。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置于手段之上，喜欢好的东西而不是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尊敬那些能够教我们如何正确而恰当地利用时间的人，应该尊敬那些能够直接从事物中获得乐趣的讨人喜欢的人，应该尊敬那些不劳苦也不纺线的田野里的百合花。”
但是要小心!现在还不是做这些的时候。至少在今后一百年里，我们必须对自己和对每个人都默认: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因为恶是有用的，而善是无用的。贪婪、高利贷和警惕，还得继续主宰我们。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带领我们走出经济需要的隧道，步入光明。
凯恩斯关于需要依靠自身利益来引领我们走向富裕的观点，与先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何不同?作为他们试图将一切（承诺）都推迟到生产力已经发达之后的训道词，先锋马克思主义者引用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权利永远不能高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由此制约的文化发展。”然而，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对马克思的完全曲解，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把“社会经济结构”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
再考虑一下马克思强调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的关系同时并存，并相互支持。”这是一个所有元素相互作用的系统概念。但除了在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里，这些要素未必是完全相容的。“在完整的资产阶级体系里，每一经济关系都以它的资产阶级经济形式为前提，因此所假定的一切事物也都是一个前提。每一个有机系统都是如此。”
在系统产生自己的条件和前提之前，它必须依赖于“历史”条件，即它从旧社会继承的条件。新社会的发展过程必然涉及到使它所继承的那些因素从属于它，以及它自己的前提条件的产生——也就是说，当后者“不是作为它产生所需的条件，而是作为它存在的结果”出现时。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对一个新的有机系统是如何出现的很清楚:“它发展到它的完全体的过程，恰恰在于使社会的所有要素服从于它，或者从它创造出它仍然缺乏的器官。这就是历史上它是如何与社会整体画上等号的。”
这就是我们在《资本论》中看到的资本主义以“完全发展”的形式出现的方式。不可避免的是，这一体系最初是不完善的，但关键是要使它继承的缺陷从属于它，以便它能够立足于自己的地基上。这种有机系统的“成为”与“存在”之间的区别，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再次出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新社会“在经历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分娩的痛苦之后，刚刚出现”，它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从这样一个社会开始，它不是“它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相反的，它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因此，在经济上、道德上、意识上，它在各个方面仍然打上了孕育它的旧社会的胎记。”
这种不可避免的缺陷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尽管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取代了资本主义所有权，但在新社会中，“资产阶级权利”仍在继续;特别是，劳动力仍然是私有财产: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基于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土地的财产形式掌握在非工人的手中，而群众只是个人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的所有者。”
这种所有权的延续具有明确的含义。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生产者的行为符合自身利益;像所有的所有者一样，他们交换自己的财产要求最大的回报。工人坚持说他没有受骗，“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一定数量的劳动，他会以另一种形式得到等价的回报。”这种等价交换(“将一种形式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交换为另一种形式的同等数量的劳动力”)的基础是“个人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的私有制。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权利的延续。
这种“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出来的”新社会所继承的交换关系，正是必须从属于新社会的。新社会只能通过“使社会的所有要素服从于它自己，或者从它身上创造出它仍然缺乏的器官”来发展。对于“饱满的人”的发展，对于“在生产和消费中都是全面的饱满的个性”，《哥达纲领批判》认为有必要结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并确保“个人的全面发展”。一开始，劳动力所有者不可避免地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与自己劳动等价的东西。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认为生产者“只是作为工人”的观点是片面的，相反地，他把生产者“作为一个私人的个体”和“作为社会成员的身份”。
不幸的是，先锋马克思主义从《哥达纲领批判》中汲取了不同的教训，并将其应用于一个马克思从未预料到的社会——一个工人在先锋的指导下被支配、扭曲和剥削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新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权基础上的合作社会，在这种社会中，19世纪的合作工厂是“这一种新形式出现的第一个例子”。他认为，这些合作社的伟大意义在于，他实际上证明了工人的被支配地位“可以被联合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共和的，善良的制度所取代”。而且，通过废除脑体分工的旧的劳动分工，这些联合的生产者将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先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是，在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它不是使继承的“缺陷”从属于自己，而是坚持要巩固它，也就是说，以缺陷为基础上建立新社会。对于先锋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个缺陷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消除。于是，真正的缺陷是生产力发展不充分。
在先锋马克思主义中，你不会发现对整体各方面的相互作用的关注，也不会发现“世界相互联系的全面性和包容力”的概念。但是，它的线性观点，即所有的历史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对所有要素相互作用的辩证社会结构的否定;它还是一个阶级观点。
先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阶级观点
是什么使一种思想成为一个阶级观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回想起马克思关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表的评论(引用于第五章):“他们之所以代表小资产阶级是因为在他们在思想上的局限性是后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局限性,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思想上产生后者在现实中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
请考虑以下的思维实验。想象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一个集体工人直接或间接地在他们的一生中得到他们所有的劳动成果的社会。如果，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工人被上级指示，被阻止发展他们的能力(特别是，与他们的智力的发展分离)，仍然被异化，并集中于对事物的占有，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联合生产者的社会?
这并不是说在现实社会主义中没有剥削工人的现象。更确切地说，这个思想实验的有用性在于它清楚地证明了一个分为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社会(即使是没有剥削的社会)与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的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忽视人类活动中所产生的人的本性，即环境变化与自我变化共同产生人这一产品的理论视角，才能忽略先锋生产关系下的人的畸形。
这个理论立场和先锋实践中的立场是一样的。正如先锋的目标是最大化投资，以实现生产力的最大增长，正如先锋强调国家必须自上而下指导，不考虑生产关系而扩大生产，并确定产出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先锋马克思主义也为先锋之存在的正当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先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指挥家的理论视角，他相信工人阶级必须被引导到乐土，“他的工作是为音乐服务，并忠实地诠释它。”这是那些站在工人阶级之上的人的理论观点。但也是反对工人阶级的理论观点。
先锋马克思主义除了支持剥削和扭曲工人的先锋关系外，还在现实社会主义中为攻击工人阶级的道德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工人管理、平等主义和注重生产以满足他人的需要——所有这些社会主义社会的种子都被宣告为时过早。
它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中工人阶级道德经济的这些要素应当推迟到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由此可以看出它看待生产者时“仅仅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只是作为工人看待，仅此而已……”。这支持对现有工人阶级的攻击。任何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行为，都被先锋马克思主义否定，被认为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束缚社会主义的发展。它被宣布为“无产阶级所排斥的”。
先锋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指向相反的方向。先锋马克思主义强调其关于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将问题归咎于违反这一原则，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一样认为，“对所谓的分配小题大做，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分配关系对应于具体的生产关系，我们必须关注的是后者。因此，这就是理解他那句“权利永远不能高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所制约的文化发展”的背景。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一点是明确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社会的生产关系;改变这些，你就改变了社会文化。改变生产关系，终结异化、剥削和变形——也就是说，以不同的方式生产工人。
问题在于，改变生产关系的想法对于那些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生产资料的法律所有权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看不见真正的生产关系。由于先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者的异化是一种继承的、历史的预设，而不是在先锋生产关系中每天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情况，所以他们在理论上“没有超越的限制”，是先锋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超越的。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建立一个可行的代替资本主义的出路，我们需要认识到先锋马克思主义这一阶级观点的影响。因为它把社会主义认定为法律所有制，而忽视了在先锋关系下对工人的剥削和扭曲，它倾向于贬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这一切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生的。这不仅解除了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工人的武装，也向其他地方的工人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剥削和扭曲工人是一致的信息。
超越先锋马克思主义
上述讨论(或本书的任何地方)都不应被解释为反对资本主义斗争或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中，对领导的必要性的批判。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允许人类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首先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结束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样，我也不质疑在一段时间内，被继承的国家国家机器(以及它所带来的所有危险)作为社会主义调控模式的一部分的必要性。
然而，这本书并没有探讨这些问题。它有一个有限的对象;它集中在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现实社会主义，后者在大约1950年之后的时期巩固。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人类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认为这是正确的目标)，一个饱满的人类的社会，我们就需要从先锋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中学习。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到先锋马克思主义与先锋生产关系的联系。在现实社会主义下，就像阻止工人独立组织的国家强制力一样，先锋马克思主义是先锋手中对抗工人阶级的武器。在现实社会主义之外，先锋马克思主义为现实社会主义以及最终资本主义的复辟提供了蓝图。
如何超越先锋马克思主义?我们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和自由的哲学来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回到以人为本、以“工人自身的发展需要”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强调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来生产自己，强调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及它们处于的所有社会关系。
但这也意味着要认真对待工人阶级的道德经济。正如我在第6章中指出的，“如果工人们在为道德经济相关的思想和常规上作斗争，那么很明显，这些思想是一种物质力量。通过把社会常规和信仰看作一种对错观，我们可以在具体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还可以指出道德经济中的一些特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指向一个新社会。”我们需要分析工人阶级关于权利和公平的思想和概念，以便理解这些思想的基础是什么，以便为工人阶级提供超越表象所必需的武器。
我们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它包含工人阶级的逻辑,联合生产者的逻辑——它指向以合作为中心,指向团结的发展,指向主人公性，指向建设“以个人的普遍发展，和社会生产力作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社会。
如果马克思主义恰当地关注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生产的人的本质，那么物质的富足作为这种以集体主义、团结和平等为标志的社会的必要先决条件的前提就显得可疑了。进入自由之国度不必等到必须性之国度的终结。相反，“真正的自由之国度，其以人类力量的发展本身作为目的”，可以建立在必须性本身的领域内，并可以重新定义必须性。通过发展促进人类能力发展的制度，我们可以使我们的活动和享受合二为一，发挥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劳动，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如果我们想要结束人的异化，因为后者助长了人们的利己主义和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不仅复制了人们之间的疏离感，而且总是让他们想要更多，那么就有必要建立新的制度，允许人们在改变环境的同时改变自己。在《社会主义出路》一书中，我提出了诸如发展工人管理、加强社区委员会、扩大公地、以及发展这些新社会主义国家的细胞之间的直接联系等制度和措施。这些具体的措施不是我们在这里关心的。然而，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先锋马克思主义决裂，先锋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指挥者应该凌驾于被指挥者之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所有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来说，一个不以人的发展和实践为中心的理论是不能接受的。
先锋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种类。对那些当权者来说，这是对他们立场的理论上的正当化。也有一些远离权力的人接受这一理论，但他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它是错误的权力先锋。后者可能会批评工作场所缺乏民主，以及定义不清的“官僚主义”的弊端，但只要他们接受指挥者的理论，认为没有指挥者，未来的音乐将永远无法实现，他们就不能提供真正的出路。只要他们的政治不把这个“关键环节”放在理论和实践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他们不明白环境和人类活动同时发生变化或自我改变的重要性，他们的理论与先锋马克思主义之间就大同小异。
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是建立人们能够发展其能力并使自己能够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机构。但也有一个理论条件。即有一种实践的哲学、自由的哲学、表达工人阶级逻辑的政治经济学——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可以成为联合指挥者的武器。是时候和先锋马克思主义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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