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舍夫（Thomas Scheff），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曾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研究关注社会心理学、情感/关系世界、心理疾病、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与集体暴力。著有Being Mentally III: A Sociological Theory（1966）、Microsociology: Discourse, Emo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990）、Emotions, the Social Bond, and Human Reality: Part/whole analysis（1997）等作。[图源：soc.ucsb.edu] 20世纪80年代以来，舍夫通过对库利、戈夫曼、埃利亚斯等社会学家和海伦·刘易斯（Helen Lewis）、席尔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等心理学家的羞耻思想进行梳理，以及通过对精神疾病、家庭暴力、民族主义等具体问题进行经验研究，建立了一种兼具理论性和经验性的羞耻理论（Scheff，1988，1990，1997）。他以库利的“镜中我”概念为基础，认为广义的羞耻感或“羞耻家族”（shame family）指的是个体觉得自我受到他人或社会消极评价时的感受（Scheff，1988）。其中，困窘是最为轻微的羞耻感，羞辱感是最为强烈的羞耻感。该理论基本上是一种结合了符号互动论、心理分析和涂尔干社会团结论的社会心理学，这也正是舍夫解释齐美尔、埃利亚斯和戈夫曼等人羞耻思想的基本路径。 对于舍夫来说，齐美尔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以便说明经典理论家对羞耻的关注。他只是根据《时尚》一文指出齐美尔将羞耻看作时尚逻辑背后的社会心理动机（Scheff，2000），但却并未提及齐美尔直接论述羞耻问题的《羞耻心理学》一文，更未将羞耻置于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思想体系之中去进一步讨论羞耻与社会距离的关联。解释路径的偏颇和资料运用的不足，使舍夫错误地认为齐美尔对于羞耻的分析只是无意中偶尔提及，后者并未直接分析羞耻或将其予以概念化（Scheff，2000）。在舍夫的影响下，齐美尔在羞耻研究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偶尔被提及，强调的也只是齐美尔对埃利亚斯或戈夫曼的影响，而不是齐美尔自身有关羞耻的思想（Kuzmics，1991）。 舍夫对埃利亚斯的理解，也遵循了他的社会心理学路径。沿着埃利亚斯晚年对于德意志民族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系的思考，舍夫运用他的羞耻—愤怒螺旋（shame-angry spirals）理论，解释了不受承认之羞耻（unacknowledged shame）何以会导致极端的暴力和战争（Scheff，1994）。这一解释主要运用的是刘易斯的心理分析而不是埃利亚斯的型构分析，因而未能认识到作为文明化惯习的羞耻源自于社会型构的复杂化及其所导致的利益暧昧性。舍夫对互赖（interdependence）概念的认识，尤其体现了他对埃利亚斯的误解。埃利亚斯的互赖概念指的是功能性关联，因而冲突和战争也是一种互赖形式。但舍夫却是从涂尔干的角度将互赖视为社会团结，将战争视为彼此对立的“双峰疏离”（bimodal alienation）（Scheff，2001）。 舍夫同样从他的社会心理学角度梳理了戈夫曼的社会学理论及其困窘思想，强调戈夫曼社会学对自我与情感/关系世界（emotional/relational worlds）的解构和重构（Scheff，2006）。他认为，戈夫曼有关困窘的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在库利“镜中我”概念的三个方面（我们对于他人眼中之自我形象的想象、我们对于他人对我们自身形象之评价的想象、诸如自豪或羞耻等自我感受）的基础上，添加了第四个方面，也即对困窘及羞耻的操控（Scheff，2006，2014）。有学者沿着这一社会心理学路径，进一步探讨了戈夫曼困窘概念背后的人性论思想（Schudson，1984），及其所指出的避免困窘或对其予以整饬的各种策略（Gardner & Gronfein，2005）。在这一思路下，舍夫对戈夫曼《困窘与社会组织》一文的多次引用，都主要是为了说明困窘的社会心理根源，却并未提及或着重强调戈夫曼在该文最后有关困窘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要结论。 从上述评述可以看出，除了文本理解和资料运用方面的疏忽之外，以舍夫为代表的当代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解释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的羞耻思想，强调羞耻或避免羞耻是时尚潮流、符号互动和暴力冲突的心理动机。这一解释路径似乎忽视了“形式”（form）、“型构”（configuration）、“结构”（structure）分别在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等人思想中的现代性意涵及其与羞耻的内在关联，因而未能把握住他们思想背后蕴含着的自我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张力。本文将从他们的形式/型构/结构社会学出发，重新梳理他们有关羞耻的思想，这不仅有助于纠正和弥补舍夫对于羞耻的社会心理分析，而且将启发我们从羞耻这一角度去理解和反思现代社会的运作。 二、齐美尔：羞耻、距离暧昧性与互动形式 在社会学中，齐美尔对羞耻做出了最早的重要论述。埃利亚斯、戈夫曼的社会学理论及其有关羞耻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齐美尔的遗产。但齐美尔绝非如舍夫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在《时尚》一文中偶尔提及羞耻。实际上，除了《时尚》一文之外，齐美尔不仅在论述秘密、卖淫、群体规模、科层化等现象时曾多次论及羞耻，而且还在著于1901年的《羞耻心理学》一文中专门探讨了羞耻的形式基础和社会前提。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3.1-1918.9.26，另译西美尔或齐默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和《社会学》等，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相关阅读：齐美尔逝世100周年纪念专题；陌生人；个人主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图源：posterazzi.com] （一）羞耻的形式社会学分析在《羞耻心理学》中，齐美尔首先比较了达尔文与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对羞耻的不同论述，认为达尔文指出了羞耻问题的核心：羞耻感根源于个体对自我的关注。以此为出发点，齐美尔开始从他的形式社会学角度对羞耻进行剖析。在齐美尔看来，羞耻的原因、内容和表现各不相同，但却具有共同的形式基础，那便是自我的分离或分化：“在无数的关系中，我们仿佛分离出我们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代表着其他人对我们的判断、感觉和意志……我们感到我们在面对自己时，犹如我们历来就感到面对着其他人一样。因此，我们能够觉察出一般由于其他人的注意而在我们身上形成的内心状况，并使我们自己对自己感到羞耻”（西美尔，2002a：162）。自我分化的后果则是双重自我的存在及其内在紧张，羞耻正是这种紧张的情感体现。“倘若人们想把羞耻感的特别令人难堪的事情分解为一些抽象的概念，那么这种特别令人难堪的事情似乎就存在于自我夸张与自我贬低之间被拉来扯去的状态中……面对自我本身的完整的和规范的理念，自我由于同时出现的缺点而感到被贬低”（西美尔，2002a：159）。因此，羞耻感源自于自我分化与“自我本身的完整”或自我整合（self-integration）之间的紧张，是二者之间的“扯来扯去感”和“忐忑不安感”。在这一形式基础上，齐美尔接着分析了羞耻的两项社会前提，即“既远且近”的暧昧性距离和自我的相对独立性。在暧昧性距离这个前提下，“出现羞耻感是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为了在我们身上产生自尊心的那种变化，天命注定的人格既不是离我们很远也不是离我们很近的人格”（西美尔，2002a：162）。在完全陌生的关系中，自我本身被排除到了关系之外，因而不会感到羞耻。在亲密无间的关系中，我们会尽量做出调适，使彼此不至于陷入分化的、残缺的自我与完整的、理念化的自我之间的矛盾，因而也不太可能感到羞耻。自我独立性则是羞耻感产生的另一项社会前提。“如果说强调自我是感到羞耻的真正前提的话，那么，对此需要这个自我的某种自为存在、独立自主……只有完全自主的、对自己负责的自我能够提供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对自我本身的强调和压抑才可能进入那种典型的相互摩擦之中”（西美尔，2002a：164）。但是，当多人共事或以社会组织、群体意志的名义行事时，个体则会因为丧失自我独立性而变得缺乏羞耻感。“面对超个人的整体，个人所起的作用越小，越是仅仅具有接受的角色，就越不可能出现自我强调和自我压抑”（西美尔，2002a：165）。于是，“在没有任何人会个别受到指责的时刻，弊端会以更加无耻的方式泛滥成灾……对于其中单个人的作用在消失的群体来说，缺乏羞耻感是很显然的”（西美尔，2002a：164）。跟群众化、大众化一样，科层化、理智化、货币化也会严重削弱自我的独立性及其羞耻感。齐美尔认为，科层化加剧了个体责任的转移，促进了个体的无耻化（西美尔，2002b：63；Simmel，1950：134）。理智化则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和情感冷淡，因为“理智占主导地位，总是意味着降低感情上的极端”（西美尔，2002b：482）。理智化所削弱的情感之一便是羞耻，正如齐美尔所言，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分使“受过教育的人们在谈论敏感事务方面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由。只要可以预设某种客观的和纯洁的态度，曾经被禁止的东西，现在就会被允许；羞耻感更多地限于事务本身，而不会影响仅仅作为符号的词语”（Simmel，2004：147）。货币化同样会促进个体的无耻化，“位于利益核心的不是商品，而是价格——这一原则在此前的时代不仅被看作是无耻的，而且也是绝对不可能的”（Simmel，2004：396-397）。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可能的货币和价格，使卖淫、行贿等羞耻现象具有了非道德化的特征。齐美尔的观点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既远且近的暧昧性距离与羞耻具有某种亲和性；另一方面，理性化又促进了现代人的无耻化。就后者而言，齐美尔所指的是理性化对于传统道德羞耻感的削弱，但这并不意味着羞耻感的彻底丧失，而是形成了一种现代性羞耻。如果说理性化削弱道德羞耻感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那么，距离暧昧性（ambivalence of distances）及其所导致的现代性羞耻则是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敏锐洞见。（二）羞耻作为现代性体验齐美尔对于羞耻的零散讨论几乎都是从暧昧性的社会距离角度来继续推进他对于羞耻的形式社会学分析。在齐美尔看来，作为羞耻前提的暧昧性距离并非是定量意义上的某段距离，而是具有某种质的微妙性，随着不同的关系性质和交往情境而变化。其实，这种使现代性羞耻得以可能的暧昧性距离正好是陌生人的典型特征：“不远不近”、“既远且近”、“既热心又冷漠”（concern and indifference）。现代都市生活和货币经济使陌生人的这种暧昧性距离变得日益普遍化，由此而使羞耻具有了“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齐美尔在对于秘密、时尚等现代互动形式的探讨中始终关注着这种微妙的社会距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作为现代性体验的羞耻感。犹如理解和信任一样，秘密与泄密、隐瞒与欺骗也是日常互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管秘密的具体内容及其道德性质如何，秘密和泄密本身都与羞耻有关，羞耻在希腊文中的本意便是“遮掩起来”（Lewis，1971：63）。齐美尔指出，“秘密作为一种社会学技术，是一种行为方式，倘若没有这种形式，由于我们被社会所包围，某些目的是根本不能达到的”（西美尔，2002b：260）。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学形式”的秘密，具有超越其具体内容的超然价值。“一方面，它自身吸取着最高的价值：比如，高贵心灵的敏锐的羞耻，这种心灵恰恰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隐藏起来，以免让自己由于褒扬和奖赏而付出代价；因为按照这种看法，人们仿佛拥有报偿，就不再拥有固有的价值本身。另一方面，秘密虽然并不与恶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恶与秘密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基于很浅显的原因，伤风败俗的事是要隐瞒的”（西美尔，2002b：260）。在齐美尔看来，随时泄密的危险和秘密一样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泄露的可能性和诱惑一直在秘密的周围徘徊游荡，发现的这种内在危险和被发现的外在危险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发现的内在危险恰如万丈深渊的拉力一样”（西美尔，2002b：260-261）。可见，不远不近、既远且近的暧昧性距离使人们之间的互动既充满秘密，又充满泄密的冒险精神和刺激感，同时也伴随着因藏有秘密或泄露秘密而感到的潜在羞耻。在对时尚逻辑的揭示之中，齐美尔更明确地探讨了暧昧性距离与羞耻的关联。正如前文所言，自我独立性或个体性是羞耻的前提之一，“个人的受人注意是羞耻感产生的根源，这种受人注意与其内容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人们常常会对美好与高尚的事物感到羞耻，只是因为这些事物受人注意……由于害怕羞耻感，那种羞耻感形成了一种由于违反和每个人都相似并且每个人都能接近的形式与行为而自课的（self-inflicted）惩罚”（西美尔，2001：84-85）。时尚正体现了现代人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性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的妥协”（西美尔，2000：95）。作为大众社会中的一种生活方式，时尚既可使人们以恰当的方式引人注目，但又不至于陷入羞耻。“只要它是时尚，它就可以免于个人在成为注意对象时所经验到的不愉快的反应。所有的大众行为都有丧失羞耻感的特征。作为大众的一员，人们会做出许多他们独处时内心感到嫌恶的事情……时尚根除了羞耻感，因为时尚代表着大众行为”（西美尔，2001：85）。无论在《羞耻心理学》一文中对羞耻进行的形式社会学分析，还是在其他著述中对羞耻与陌生人、秘密、时尚之间关系的零散讨论，齐美尔关心的焦点始终是自我与现代社会的紧张。对齐美尔来说，个体既在社会（互动形式）之中，又在社会（互动形式）之外（Levine et al.， 1976）。但问题在于，在社会（互动）形式之中，在对社会（互动）形式的超越之中，自由地追求“真正的个体性”（authentic individuality），实现自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虽是现代人的生活意义所在，但也是其面临的最大难题。因为个体的主观内容或生活意义既需要在抽象形式或客观文化中予以实现，但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内容或意义的形式化和客观化。“这是对现代社会抽象性最早，然而仍然是最出色的分析……'世界上并不存在向生活（意义）敞开又同时为生活（意义）服务的形式。’这正是形式在齐美尔一派社会分析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李猛，1999a）。于是，在日益抽象化和夷平化的趋势下，“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独立和个性的要求”（西美尔，2001：186）。齐美尔的生平、著述及思想本身，便是他作为都市陌生人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创造”（成伯清，1999：4）。正是这种在现代社会（互动）形式中追求完整而独立之自我的形式社会学关怀，使齐美尔敏锐地把握住了羞耻与现代社会的内在关联：彼此陌生的现代人通过各种互动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独特个体性，但现代互动形式所内含的暧昧性距离又使人们随时面临着羞耻（或无耻）的可能。对齐美尔来说，陌生人、秘密、时尚不只是某种社会现象，更是“特定的互动形式”（Simmel，1972：143），现代社会的这些互动形式及其导致的社会距离的暧昧性，使羞耻成为都市陌生人普遍具有的现代性体验。 三、埃利亚斯：羞耻、利益暧昧性与社会型构 埃利亚斯似乎受到齐美尔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型构”概念跟齐美尔的“形式”概念一样，体现了相似的关系性社会观（Bauman，1979；Kliminster &Wouters，1995；Krieken，2000；Waizbort，2013）。但埃利亚斯有关羞耻的思想可能直接源自于跟弗洛伊德的对话，他认为羞耻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被罪感所取代，而是随着文明化进程而逐渐强化，只不过它同时也日益内在化和隐蔽化（Scheff，2001）。对埃利亚斯来说，文明化进程本身就是社会型构与羞耻阈限的交织演变过程。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6.22-1990.8.1），德裔英籍社会学家，文化哲学家，致力于“人的科学”的研究，试图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以“形态社会”来整合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心理发生”层次与“社会发生”层次的问题，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著有《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等。（相关阅读：我们—自我平衡中的演变；文明进程中的羞耻感和难堪感；社会进程中人的个体化）[图源：ehess.fr] （一）社会型构的演变与羞耻阈限的推进在《文明的进程》上卷中，埃利亚斯以不同时期的礼节手册为经验资料，“证实了一种建立在各种观察之上的假设，即在某些社会中人的情感结构和情感控制结构长期地、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埃利亚斯，2013：2），而困窘及羞耻阈限则是情感控制结构的核心。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人的交往礼仪日益精致化，思想认识日益“超脱”，这一文明化进程的内在保障便是困窘及羞耻阈限的不断推进。举止文明化和羞耻阈限推进的社会根源都在于，社会型构的复杂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控制向自我控制的转变。型构（configuration）是埃利亚斯为了克服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而提出的独特概念，它表明“被我们称作社会的东西，既不是从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个体特征中抽象出来的，也不是一种脱离个人的'体系’和'整体’，而是由许多个人所组成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身”（埃利亚斯，2013：39）。在社会型构中，处于不同权力位置的人既相互竞争而又彼此依赖，“只要人们之间存在着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权力平衡就会出现”（埃利亚斯，2005：111）。社会型构的历史演变便是“西方文明的社会发生”。在任何一种型构中，每个个体或机构都在进行着社会性的“物竞天择”过程（埃利亚斯，2013：325）。自中世纪以来，市场化、城市化、人口增加、国家对于暴力和税收的垄断等因素导致社会型构的日益复杂化和系统化。在这段长达五六百年的文明化进程中，宫廷社会和国家形成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因为在垄断变得社会化、绝对主义国家和专制宫廷得以建立后，“公共”、“国家”、“社会”才会真正形成。在实现税收和暴力的垄断后，国家机关作为最为持久而强大的协调机构，才能通过使骑士变得宫廷化和羞耻化，来确保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型构或“人的组合形式”，宫廷社会驯服了中世纪贵族和骑士的暴力性，促成了宫廷礼仪的形成。在宫廷社会中，原先从事暴力活动的骑士和贵族转变为从事行政事务的廷臣，他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协作，彼此观察甚至窥探他人的举动，一言一行都小心谨慎。即使不可一世的君主，也越来越受制于宫廷型构，不能一意孤行。随着文明化进程的继续推进，宫廷侍臣的社交礼仪随后又逐渐扩散到资产阶级和整个社会之中。因而，宫廷社会中的社交生活及其内在紧张便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但跟宫廷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是加剧和凸显了社会型构的系统性特征，也即每个人或机构之间的“利益暧昧性”（ambivalence of interests）——相互之间既疏远又亲近，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敌对，既想胜过他人但又怕毁掉需要依靠彼此合作才能得以运作的社会体系。正如埃利亚斯所言，“随着各种社会功能与利益变得更为复杂而矛盾，人们的行为和感受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奇特的分裂，各种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会同时存在，彼此之间的好感与反感会以各种比例和微妙方式混合在一起。纯粹的、毫无矛盾的敌人越来越不可能存在，同时，针对对手的任何行动也会越来越明显地威胁到行动者自身的社会存在，干扰到整个行动链条机制，而行动者及其敌人都是这一链条中的一部分……这种根本上的利益暧昧性……是高度发达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结构性特征，是型塑文明化举止的一个核心要素”（Elias，2000：318）。正是社会型构的复杂化及其利益暧昧性，使人们逐渐变得理性化和心理化，形成了超然的长远眼光和敏感的羞耻阈限。由国家暴力垄断而确保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将外来强制转化为自我强制，自我强制越是加剧，“对于违犯社会禁律的惧怕就越是强烈而鲜明地具有羞耻感的性质”（埃利亚斯，2013：499）。16世纪开始的宫廷化既使相互依赖得到发展，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观察逐渐加强。善感性和与此相应的禁忌也变得日益分化，他人行为引发自身困窘和羞耻的原因也更加微妙而多样化”（Elias，2000：418）。现代社会极其细密的分工体系和高度复杂的系统整合大大强化了人们的利益暧昧性及羞耻处境。于是，“个人行为的巨大反差愈是削弱，喜怒无常的情绪爆发愈是受到克制，并使其转化，行为种类或色彩的敏感性就会愈强，人对小表情、小动作和形式就愈是敏感，人自身和其层级的世界就愈是复杂”（埃利亚斯，2013：503），内心的困窘及羞耻也就更为普遍而严重。因此，羞耻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文明化“惯习”（habitus），成为现代人身上的“第二自然”。尽管现代社会依赖于现代人的羞耻化，但是，犹如暴力一样，羞耻及羞耻之事却也逐渐被隐藏或压抑到了社会生活的幕后。现代社会的系统运作既建立在个体的日益内在化和羞耻化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羞耻的否定和隐匿基础之上。（二）从对他人的恐惧到自我的羞耻：文明化的内在困境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引发了诸多争议和批评（Mennell，1998），其中，大屠杀、战争等去文明化（decivilization）问题是对埃利亚斯文明化理论的最大挑战，鲍曼便曾就这一问题对埃利亚斯展开了批判（鲍曼，2011：38）。埃利亚斯的一些追随者也曾做出一些回应，承认文明化进程的脆弱性、可逆性和多元性（Dunning & Mennell，1998）。但这些外部批评和回应似乎都未意识到，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进程理论本身已经暗含着文明化进程的内在困境，这尤其体现为他对羞耻含义的理解。在埃利亚斯看来，“羞耻感是一种特殊的冲动，是一种恐惧”（埃利亚斯，2013：498）。但这种恐惧并非是对身体暴力的恐惧，而是个体面对他人及社会力量时的无助状态。他认为，霍布斯所描绘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中世纪的真实写照。虽然同为恐惧，但中世纪的恐惧与现代社会的恐惧（羞耻）在性质上却迥然不同。前者是骑士社会的个体对身体暴力的恐惧，后者却是和平社会中个体对他人及社会的非暴力性力量的恐惧；前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外在的恐惧，后者却是以超我为中介的内在恐惧。在中世纪骑士社会中，“保障'正确’行为的恐惧，还远远没有从个人的意识进入所谓的'内心’。对个人来说，决定性的危险并非来自自我调节的失灵，也非来自自我控制的放松，而是来自外界的、直接的身体暴力的威胁”（埃利亚斯，2013：452）。国家对暴力、税收的垄断和宫廷社会的形成，导致贵族和骑士的廷臣化，从而驯服了他们的暴力性、情绪多变性和短视性，促进了他们的平和化和情绪稳定化。“在逐渐平和化的过程中，人对于相互交际行为的敏感性也在改变。外在恐惧愈益减少，而内在恐惧，亦即人的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恐惧却在成反比例地增加”（埃利亚斯，2013：504）。同样作为社会型构，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要远远超过宫廷社会，彼此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友好又敌对的利益暧昧性也愈加显著。现代社会系统对个体的暧昧性要求，使“我们的行为戒条充满着矛盾，充满着比例失调，一如我们共同生活的形式、我们社会的结构”（埃利亚斯，2013：529）。因而，跟宫廷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加培育出了无所不包的羞耻感或内在恐惧感（Elias，1996：35）。但是，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与现代社会的和平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暴力本身，但却难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战场转移至人的内心，以前直接在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中加以消解的紧张与激情，而今部分是由自己克制”（埃利亚斯，2013：454）。从心理生成角度看，文明化进程便是从外在恐惧转变成了内在恐惧（羞耻），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转变成了“自我心灵的冲突”（埃利亚斯，2013：498）。作为内在恐惧和自我冲突的现代性羞耻，犹如一堵“无形的墙”（埃利亚斯，2008：122），体现了复杂型构中每个个体或机构的竞争性互赖和日益严重的自我封闭性。于是，埃利亚斯晚年的《临终者的孤独》一书，实际上讨论的不只是临终者的孤独死去，更是现代人的孤独生活，因为“孤独地死去正好符合现时代对于孤独生活的突出强调”（Elias，1985：60）。就像被“圈养”和“驯养”在宫廷社会之中的骑士向往着曾经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一样，现代人也渴望着拆除羞耻这堵“无形之墙”，这一点部分地促进了贵族尚武精神在现代德国的复兴和纳粹主义的崛起。因而，羞耻这堵“无形之墙”的建造虽是文明化的重要成就，但却蕴含着去文明化的潜在危险。四、戈夫曼：困窘、自我暧昧性与社会结构同样深受齐美尔影响甚至被称为“齐美尔转世”的戈夫曼（Smith，1989；Davis，1997；成伯清，2012：168），以不同于埃利亚斯的方式发展了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及其羞耻思想。戈夫曼力图从“从永恒的角度”（Sub Specie Aeternitatis）对社会互动进行研究，“倾心于将面对面互动发展为切实可行的分析领域”（Goffman，1983），自成一体的互动秩序便是他从零散的面对面互动中“分析性萃取”出的形式化概念。专注（engrossment）和投入（involvement）是维持互动秩序的关键，困窘和羞耻则是从互动中疏离（alienation）出来时的状态。跟埃利亚斯一样，戈夫曼有时也会并用困窘和羞耻概念，似乎认为二者属于同类情感，但他主要将困窘作为探讨互动秩序的切入点。对于困窘的社会根源，戈夫曼似乎在不同时期给出了三种彼此联系但又稍有不同的论述。第一，困窘源自于自我的情境定义受到他人的怀疑。第二，困窘源于个体的多重自我及其暧昧性。第三，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困窘源自于社会系统在组织原则上的根本矛盾。第一点是对库利镜中我思想的发展，第三点关注的是困窘与社会结构的关联，现代个体的多重自我及其暧昧性则是将困窘、互动秩序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