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J.甘斯（颜红菲译）| 空间社会学：以“使用”为中心的视角

研究空间的社会学家不是建筑师，但既然空间社会学正从长期冬眠中复苏，该领域就需要思考它在空间和社会关系上的位置。首先，正如托马斯·吉尔林（Thomas Gieryn）[1]在他的开创性论文中所言，既然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被安放”的，那么空间社会学家就必须防范将显而易见的事物重新概念化的危险：做研究来证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存在于空间中。其次，他们必须抵制将空间物化的诱惑，这对于任何试图引起人们对新领域以及对其引入新概念的关注来说都是一种危险。

自然空间是一个前社会的概念，所以至少在社会学意义上，它实际上就是空气裹挟着泥土的世界，或者是吉尔林口中的“充满了材料的东西”。[2]一旦人们开始使用自然空间，界限就开始划定，意义 (包括所有权、价格等) 也附着于其上，自然空间就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或称社会空间。空间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即个人和集体，如何将自然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如何对其进行使用和交换，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以及其他过程和力量在这些使用和交换中发挥作用，这两种空间如何影响着个人、集体和社会的进程和力量。首先，是否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二者都有能产生社会效应的因果力？如果有的话，发生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把上一个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个人和集体是否运用了因果力，是否对两种空间都产生了影响？如果是，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

虽然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第二个问题对空间社会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认为个人和集体通过他们使用自然和社会空间的方式来塑造它们，尽管每一种空间，尤其是社会空间，也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在上面的论述中，我有意强调“使用”一词，因为我认为空间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应该是土地使用。这里对“使用”的定义很宽泛，不仅指个人和组织在空间中如何生活和工作，还指他们对空间做了什么。除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传统二分法[3]，使用还包括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买卖、投机、分配、竞争，以及空间的控制、开发、盗窃和破坏。事实上，使用是指人类作为空间的使用者所做的一切事情。

以使用为中心的空间研究方法

这是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以使用和使用者为中心的研究空间和空间社会学方法，它可以通过应用于其中的与该领域相关的几个概念和问题来说明，包括土地使用、位置、密度、邻近性、公共空间、邻里、社区和政治经济学。在每一种情况下，我都试图表明使用者和使用决定了自然或社会空间发生了什么，它们的影响是由社会行为人和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应当说，空间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

土地使用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土地使用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所有社会生活都被安置好了。虽然我已经非常广泛地定义了使用，但是人们如何使用他们建设(或挖掘)、占据的社会空间却鲜有研究。半个世纪前，住房社会学似乎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开始兴起，但事实上从未如此。至今，人们对自己家中的生活方式知之甚少，例如，父母和孩子如何争夺可用空间，或者邻居间为什么争吵。我们对今天的“豪宅”中富人如何安排所有的室内空间知之甚少，同样，对穷人是否因居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而受到威胁也知之甚少。在一个时期内，一些城市严重的住房短缺和零空置率不仅迫使穷人，而且迫使许多其他人将一半收入用于房租，这使空间如何间接影响家庭预算、影响生活方式——包括决定不要孩子——之类的问题变得很重要。政府通常有权调节土地的使用。规划和区域划分机构、建筑检查员、地标保护主义者和其他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影响土地使用的，与社会学家所提供的经验相比，他们的使用方式在何种基础上更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土地使用的许多其他有趣的研究问题也会被问及，首先是那些由所谓的芝加哥学派生态学家和人种学家早些时候研究的问题。其中一部分问题值得重新研究，因为在过去的75年里，城市、郊区和大都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的同心区域模型[4]和荷马·霍伊特(Homer Hoyt)[5]的部门理论可能已经过时，但阶级等级和种族排斥仍然结构着住宅地的使用。

土地价值

土地使用(和交换)赋予土地价值，而这种价值反过来又有助于确定土地的实际使用。社会分层结构决定了土地的使用，但土地价值在决定哪些阶层选择，那些阶层被选择去哪里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土地使用如何决定土地价格和租金，土地价格和租金又如何决定土地的使用，还有不同用户在土地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这些人不仅是承租人和所有者，还有建筑商、房地产经纪人、银行家和投机者，以及其他空间风险投资家和增长机器操作员，这些都依然值得研究。事实上，土地投机是许多社区的一项重要活动，但社会学文献中甚至很少提到这个问题。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将土地价值视为城市增长的指标，这种分析仍然有用。他们的土地价值“梯度”[6]是在公共交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在哪里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发展起来的，但是基于私家车主导地位的梯度(或其他模型)却有待发展。

位置

位置的意义之一是一个关系概念；它指的是在使用或使用者之间建立起关系的社会空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有价值的关系会获得最方便的位置，哪些使用者决定哪些使用最有价值，以及谁或什么决定了便利，这些研究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位置的信息。在前城郊化时期的美国城市，交通线路交汇意义上的中心位置是便利的标志，土地价值学者和房地产经纪人定义的“100%街区”具有最高的价值。显然，购物和人们的公共生活一样是决定土地价值的核心。今天，找到过去100%街区的等价物将是有用的：它们可能是郊区和远郊地区最受欢迎的购物中心中最受欢迎的地方。政治中心地位的变化可能不如经济中心地位的变化大；当中央商业区移动或消失时，市政厅通常会保留在原来的位置——当君主政体变成共和国时，宫殿会继续使用。

密度

密度在空间社会学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因为了解人均有多少实际的和潜在的社会空间有助于确定人们能负担多少生活空间以及居住的单位密度，就像雇主决定他们不同雇员工作的密度，餐馆老板决定顾客用餐的密度一样。有可支配收入的人如何决定他们想要的生活空间值得更多的研究；就像我之前问的他们如何应对高租金城市居住空间短缺的问题一样。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政府是否以及如何决定居住面积，它指的是人们拥挤在其中的居住单元 (居住单元密度)以及一座居住建筑可以覆盖用地的多少，这有助于确定面积密度。即便如此，最紧迫的密度问题仍然是那些关于社会和其它效应的问题，即密度是否会变得有害，何时会变得有害。

半个世纪前，大量的住房研究致力于“拥挤研究”。然而，研究人员经常发现不了拥挤的预期负面影响。19世纪开始实施公共卫生措施时，拥挤的一些有害影响被消除了。在此之前，面积和居住单位的高密度被认为是流行病在穷人中传播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但此后往往更富裕的人也未能幸免。今天来看，贫困和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被认为是健康不佳的更重要原因。[7]诚然，即使在穷人中，拥挤程度也显著下降，但即便在最低的密度下，富人的孩子似乎也能把他们学校的疾病带回家传给父母。而且，在农业社会中，土地面积密度可能变得至关重要；土地短缺会导致饥饿和移民。

关于高密度的社会和情感影响的问题不好回答，部分原因是这些影响很难发现，但也是因为人们认为理想的和可容忍的居住单元密度存在差异。有些人似乎比其他人需要——甚至想要——更少的隐私，在所有文化中，即使空间再小，也有维护个人隐私的机制。纽约人在高峰时间乘坐地铁时经常使用这些机制。

邻近性

研究邻近性的学者考察了居住环境的影响；经典的研究是由费斯汀格、沙赫特、贝克和默顿[8]做的。虽然人们曾经认为房屋之间的空间较小会促进友好的社会接触，也会导致冲突，但相邻技能以及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也叫做相容性，比居住单元之间空间的缺乏更重要。[9]有同龄子女的邻居可以建立社会关系；不相容的邻居通常学会如何忽略对方，哪怕只是为了避免冲突。可以肯定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是通过组织住房市场来解决的。事实上，社区，以及相邻的住宅单元，价格通常是相似的，这使得邻里之间具有了部分同质性。

然而，邻居之间缺乏物理空间会对个人和家庭隐私产生负面影响。小排房和薄壁公寓的居住者，或者住在房间的通风口让谈话或噪音飘进来的居住者，或者单户住宅之间彼此距离太近以至于家庭内的争吵都会公开的居住者，他们的隐私就经常会经历这样的侵犯。哪怕房子之间有5英尺的空间，似乎也足以将这种侵扰降至最低，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越来越少的购房者买得起独立的独栋房子，但依然是人人心向往之。

公共空间

在一些左翼和自由派圈子里，公共空间几乎是一个神圣的概念，就好像对公众开放的地方有着内在的政治优势。极权政体可能会剥夺人们集会的机会，但公共空间的有效性并不能保证民主政治。希特勒是使用公共空间的大师，其他右翼和左翼独裁者也创造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奇观。然而，人们的注意力来自奇观本身，而不是对空间的占有，只要他们一旦掌权，就能控制巨大的空间，产生出引人注目的场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场面的规模大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独裁者可以强迫人们参加他们的集会，但是在民主社会中，公共空间只有在人们愿意参加的时候才具有政治意义。有时，人们参加集会有原因，有时，只是由于免费的食物、饮料以及政治提供的娱乐。然而，不管参与者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的话，公共空间使用组织就可能会获得知名度，吸引一些新的支持者，并在现有成员之间建立一种机动纽带。然而，公共空间本身成为原因的力量有限，一个大的公共空间里如果只有少数的出席者那便是极其虚弱的了。

事实上，大部分的公共空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用于娱乐目的，谁在使用各类公共空间，在多大程度达到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人们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公园、游乐场、游泳池和海滩这类公共空间，不仅与休闲社会学相关，而且对政府也很重要，特别是因为当税收减少时，这些地方的预算通常会首先被削减。在低密度社区，公共娱乐空间的主要使用者可能是那些买不起或租不起带私人户外空间房子的人。

邻里效应

邻里空间划界意识在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有强大的影响。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规划者已经规划出了新的社区，这些新社区有着明确界定的居民区，部分原因是为了在居民中灌输“社区意识”并鼓励他们作为居民参与社区的社会生活。在社会学家的研究中，相同的空间概念也以寻找“邻里效应”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研究领域，研究者会关注邻里为人们，特别是为穷人做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产生了哪些或好或坏的效应。[10]

即使邻里被恰当地定义，它仍然只是一个被界定的区域，而不具有一种集体性——例如一个政治区域——拥有资源、权力，甚至是邻里范围的支持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影响人们的所作所为或者导致一些事情发生。社区机构可能会做一些帮助或伤害穷人的事情，但其原因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不是社区本身。即使有可能证明一个社区内所有机构和设施的共同努力对居民产生了影响，原因仍然在于这些机构以及政治方面和其它方面共同努力产生的效应。如果在一个界定的区域内有大量的人在重要的方面彼此互相帮助，而且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对这个区域本身的情感，人们也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种邻里效应。尽管如此，这种影响必须归因于相关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应归因于邻里。

社区模型

以使用为中心的空间研究方法将有助于理解城市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并将城市与郊区和其他社区类型区分开来，丰富并超越那些理解标准住区形式的理想类型和模式。直接观察空间使用者对空间的使用，应该可以增强对社区实际功能的理解。例如，实证研究应该能够澄清由问卷调查引发的关于自发的社团生活、组织活动和公民参与等问题的争议。以使用者为中心的方法也将为社会学的城市形态模式带来一些不同的启示。这些模式从假设和外部的角度来看待城市，类似于从空中观察，但是城市的使用者看不到这些所谓共轴或多中心模型，也经常忽视研究人员所观察和标定的边界。事实上，城市理论家需要问问自己，中央商业区过去和现在都是谁的中心。

当人们看到我眼中的由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使用者他们绘制出的城市地图时，模型制造者所标示的城市之间的差异就开始缩小。在芝加哥的城市地区，土地使用者必须通过电网系统到达目的地，而在洛杉矶，人们则不得不应付峡谷，但是芝加哥的郊县和每个美国大城市看起来与洛杉矶地区不再有大的不同。仍然需要研究的问题是芝加哥和洛杉矶之间的空间差异对他们的使用者来说到底有多大。最有可能的是，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且不说亲戚、朋友和常用设施的位置，比空间研究者观察到的特征更有意义。

此外，一旦抛开语言和概念的差异，这两个模型并不像它们所描述的那样不同。事实上，达芙妮·西班牙（Daphne Spain）指出了这两种模式是如何全面忽视男性以外的性别的。[11]芝加哥庞大的移民人口在19世纪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全球化，芝加哥也发生了持续的经济重组，使它成为与其它大城市一样的双重的、杂糅的、如今是网络的城市。[12]尽管洛杉矶模式被贴上了后现代和后工业化的标签，但该地区拥有第一和第二定居点的少数族裔地区，就像古老的城市一样经历着“入侵和继承”，即使旧的芝加哥术语已经不再使用。无论什么模式，种族导向都会发生，当所有其他相关变量保持不变时，我不确定两种城市之间或城市与郊区之间的临界点会有很大变化。我在这里并不是要与洛杉矶或芝加哥的模型争辩，而是要敦促在将任何模型客观化和具体化时更为慎重，更为重视街道层面的实证发现，理解模型及其制作者从什么角度和以什么议程来看待这座城市。每一种模式都会聚焦城市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的特征；所有模型制作者都带着意识形态来分析模型。

政治经济学

亨利·列斐伏尔[13]开创的空间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后生态社会学对空间思考的一个重要篇章。尽管列斐伏尔有所贡献，但他对空间的定义非常宽泛，有时甚至将资本主义也框定为一种邪恶的土地使用形式。此外，他无法预测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无论是在地球的核心还是边缘。例如，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持续扩张需要新的批判性分析。这些公司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的主要决策者将其空间决策限定于国家或者地区，而地方经理或分包商负责较小区域的空间决策。列斐伏尔写作时主导美国经济是工业公司，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服务公司作为补充。而现在企业必须以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来区分，随着医院、大学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私有化，资本主义不断多元化。

在美国之外，还有以前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也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在这些经济体中，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仍然十分突出。国有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很容易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家，这表明广泛的比较可能是有用的。是否所有类型的资本主义组织都以显著不同的方式使用空间还有待观察，但资本主义不再能被分析为一种理想类型。此外，许多公司，甚至那些不属于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的公司，现在都非常自由，可以去他们选择的地方或去从竞争群体获得最多补贴的地方。自由自在也迫使空间研究出现了一整套新的问题，严重破坏了传统的区位理论；即便如此，自由流动公司的选址决策比这个术语暗示的更加规整。

空间的理想

我不想低估空间对人们的经济、情感、健康和其他影响。社会空间经常有这样的影响，必须做大量的研究，因为相同的空间并不总是对每个人都有相似的影响。同一个建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们，而且也可能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影响。尽管拥挤研究的结果含糊不清，但空间的绝对缺乏会产生重大而有害影响，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如果家庭用地太小，人们就会挨饿，但是如果因为土地分配不均而导致土地面积太小，原因就在于阶级阶层，而不是空间因素。在现代富裕社会中，工业化农业可以应对空间短缺——以及其它空间问题，如土壤不足、洪水或干旱。经营这种农业的公司有政治影响力，可以通过干预改善洪水和干旱，保护他们的土地和生产力，而这是家庭作业的农民所缺乏的。

自然空间产生的影响不如社会空间频繁，但这些影响更有可能触及每个人。火山爆发时，它可能会杀死附近的所有人。还有其他例子说明自然空间塑造，尤其是破坏社会的力量，但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是由个人和集体造成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容易被证明的自然空间的因果力是上述火山或地震多发断层，它们会摧毁整个群体。当然，住在他们附近的人经常回来重建，从而克服了自然空间的限制。事实上，空间社会学家可以对为什么群体经常在危险的地方进行重建做更多的研究。另一种形式的具有因果关系的自然空间是拥有宝贵地下资源的土地，如煤、石油、天然气、贵金属和其他金属。经济机构和权力决定了哪些地下资源将被开采，而政治机构现在不得不寻找非政治化的地点来掩埋核废物和其他有毒废物。

空间研究与政策

我对使用和效应的关注非常适合未来的研究。对社会空间的使用和效应的研究几乎为社会学家研究的所有主题提供了另一个框架。同样重要的是，这两种研究都与政策研究和政策本身相关。了解人们如何使用空间有助于人性化的建筑设计和空间规划。尽管效应研究困难重重，但理解空间决策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导致有害影响，可以指导补救性公共政策。探讨空间效应的原因有助于识别负责任的执行人和权力，以及改变或校正它们的策略。空间社会学也有助于显示空间政策什么时候是不合适的。拆除穷人居住的建筑以消除街头犯罪，或者设计新的社区以提高社会生活和公民活动，只是误导性空间政策的两个例子。拥有相关空间研究的令人信服的研究人员可能正在促进实际上既是新的又是城市化的新城市主义运动。

注释

[1] T. F. Gieryn, “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2000)，pp. 463-496.

[2] 不用说，自然空间也包括泥土下的东西，无论是煤矿还是火山。事实上，如果土壤下面没有水，自然空间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社会性的。

[3] J. R. Logan and H. L.Molotch,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4] E. W. Burgess, “The Growth of the City,” in R. E. Park, E. W. Burgess, and R. McKenzie, The City: Suggestions of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pp. 47-62.

[5] H. Hoyt,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 Washington, DC: U.S.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1939.

[6] H. Hoyt, One Hundred Years of Land Values 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

[7] R. G. Wilkinson, Unhealthy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8] R. K. Mert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ousing,” W. Dennis (ed.), Current Trends in Social Psychology, pp. 163-217.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47.

[9] H. J. Gans, “Planning and Social Life,” H. J. Gans, People and Plans, ch. 12.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10] J. D. Brooks-Gunn, G. J. Duncan and J. L. Aber, Neighborhood Poverty, Vols. 1 and 2., New York: Russell Sage, 1997.

[11] D. Spain, “What Happened to Gender Relations on the Way from Chicago to Los Angeles?” City & Community, 1, pp. 155-167, 2002.

[12] M. Dear, “Los Angeles and the Chicago School: Invitation to a Debate,” City & Community, 1, pp. 5-32, 2002. L. Festinger, S. Schachter, and K. Back, 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0. J. L. Freedman, Crowding and Behavior, 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1975.

[13]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作者简介

赫伯特·甘斯（1927——），出生于德国，二战期间移居美国。当代美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第78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他的学术研究兴趣集中于都市与社群研究、规划与社会政策、新闻媒体等诸多领域，以其前沿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几代的学生。主要著作有：《都市村民》（The Urban Villagers，1962）、《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1974）、《中产美国的个入主义》（Middle American Individualism，1988）、《贫困攻坚战》（The War against the Poor，1995）以及新著《民主与新闻》 （Democracy and the News，2003）等。

本文译者：

颜红菲，文学博士，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地理批评。

本文摘自《文化研究》第39辑。文章有删改。

主编 | 袁梦倩

编辑 | 陈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