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和国家——公司和政治是如何塑造经济思想的
艾米丽·埃里克森
引言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点——无论是对是错——其威力都比人们想象地更大。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思想所统治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
这个故事关于思考世界的新途径的创造。它围绕着生活的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政治和商业。作为一个创造新事物的故事，与其说它讲述了众多巨人之间的碰撞，倒不如说是众多智慧的交融。
十七世纪的欧洲目睹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代表新力量的商业阶层的兴起。而在英国，一些更加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为了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商界的“演员”开始撰写并出版大量的关于贸易和金融的论述。通过这些工作的进行，商业世界发展出了一种关于经济问题的新文献，逐渐改变了经济思想的轨迹。这类最终服务于古典经济学建立的文献，是国家和商业“演员”相互配合的产物。
经济学是一个新的学科。在中世纪世界，大学当中没有经济学部。事实上，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经济”这一概念是作为明显的自动调节的系统而存在的。在欧洲，被认为是在处理经济事务的学者们往往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框架中考虑问题。他们惩罚高利贷者，阐述公平交易和公平价格的原则。他们担忧贪婪和腐败，他们担忧权贵或许会欺负穷人。在所有这些关心背后，是救赎的道义责任。货币被认为是邪恶的，中世纪的学者们经常想办法限制它对于人性的腐蚀作用。
在十七世纪，人们开始有区别地框架化和概念化经济事务。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过去推动该领域学术活动的对公平、正义和拯救的关注，被基于国家财富和繁荣的新道德框架所取代。增长取代了公平交易成为了判断经济活动的准则。这本书描述了发生在经济学文献当中的改变，并尝试去解释这一改变所发生的原因。
这是一个狂躁的世纪。在本书所述的两个世纪里，“演员”和机构以多种方式进化和转变。在英格兰，是文明的战争，也是文明的进化。代议制的兴起;新的宗教生根发芽，繁荣兴旺;殖民地的冒险和对帝国的探索开始了；官僚主义和行政管理盛行；国家权力集中；公民领域扩大，并吸纳了新的政治参与者和新的政治参与模式。
所有这些变化形成了新的经济学文献出现的重要制度背景。然而，主要的“演员”是商人和国家精英。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家、企业家、企业家和制造商——其他商业活跃阶层的人也加入了这场竞争，但从一开始，商人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英格兰的商人阶级遭遇了挫折。既表现在政治关系更密切的伦敦商人和乡下的外埠商人之间存在分歧；亦表现在行会之间的争斗，旧的、有商业头脑的和新的，有殖民头脑的商人之间有一个被清晰记录的分歧。一个新的分歧的来源是英国政府对提供商业特许执照的做法的采纳。这些特许执照由政府颁发。国王在20世纪上半叶颁布了特许状；内战结束后，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颁布了短暂的特许状；后来，国王和议会都能颁布这些法案。特许状开始被用来创建在不同贸易领域享有特权的公司。特许公司的兴起引起了争议。公司/非公司的划分与商业世界中的其他争论领域密切相关，并被证明是商人之间争论的重要刺激因素，无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
对宪章的质疑需要诉诸于政治参与者。特许状是国家试图吸引商业“演员”，引导他们采取对国家有利的行动和实践。当商人们发表他们关于特许经营权对贸易影响的观点时，他们是在追求国家行为者，以试图影响政策。尽管特许经营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争论点，但国家制定的有利于商人和其他商业精英的贸易和商业政策也有其他因素的参与。商人们把传单交给国王、枢密院、各种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以及议会。
这些相互控制的企图——或者说，谈判和合作——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那些在政治和商业势力范围内掌握权力的人尚未密切协调。英格兰的商人在这个州没有很好的代表。他们直接影响的有限性导致他们公开辩论。换句话说，正是商业和政治领域之间的距离鼓励了公众的辩论。通过出版一些小册子，重商主义这希望间接地影响到政治“演员”去推行一些能够符合他们商业利益的政策。他们把国家的财富和繁荣作为他们所构建的论点的道德框架，因为这个框架可能最具有说服力。其结果是一种新的经济话语的诞生——一种将塑造未来几个世纪经济学发展轨迹的话语。
这个论证没有一个单一的输入/输出结构，这种结构很少能捕捉到真实历史的复杂性、相互依赖性和反馈。虽然说历史是一幅丰富的挂毯可能是一种老生常谈，但这个比喻抓住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交织的过程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世界和商业世界之间主要的过程是求偶，跳舞，或相互控制。这种求偶现象并非英国独有(也不是欧洲独有)。这一过程中的这些元素是英格兰所独有的，因此在论述当中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寻租过程，它扩大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旧裂痕，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裂痕。其次则是商人在政治领域的边缘地位。特许及相关的争论为辩论提供了理由和实质内容。英国代议制政府的缓慢发展使公共领域成为影响的场所。商人的边缘性促使他们利用公民参与的新空间来表达不满，表达担忧，并为获得巨额利润的特权和让步而游说。
一旦商人参与到这个新的城市空间中，另一个过程放大了他们的贡献的影响。公共领域有自己的纪律。那些被怀疑只是用公共利益的语言来掩饰自身利益的作者们，试图通过介绍他们的贸易和商业知识来使自己的论点更有说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转向数据、逻辑，甚至科学方法。不管是否自我关联，作者最终得出了关于商业和金融过程的有价值的信息，以及提高经济知识的理论模型。最终，他们的辩论和争论为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国富论》提供了实证和理论基础，并对我们认识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突然的转向
由于他在现代经济思想发展中所扮演的独特而重要的角色，亚当·斯密是这些著作影响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他不在分析的范围之内。使他的工作成为可能的经济思想的重大转变发生在17世纪，比《国富论》出版早一个多世纪。我关注的是1580年到1720年之间的时间，但偶尔也会偏离这个范围。从1580年开始，我们可以对英格兰转变之前的经济思想进行一些调查，从而了解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也早于作为管理国家和商人之间关系的中心机制之一的合并浪潮。1720年，随着《泡沫法案》的通过，这一重要的刺激措施在法律上得到了重新定义，该法案限制了合并的可能性1720年也是在经济思想的主要轮廓已经改变之后
在1580年至1720年间，经过几个世纪对经济思想的不断补充，有关经济问题的著作出版数量从一滴一滴变成了一股洪流。在1580年代，三到四本经济小册子可能会在一个特别多产的年份出版。到1690年代，每年创作100到200件作品。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定量的。滑坡式的作品包含了对经济和商业交流问题的根本不同的观点
早在十七世纪，中世纪早期的经济思想就有两大传统。色诺芬的《经济学人》(Oeconomicus)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早期，它是第一种思想的源泉:对家庭的照料。畜牧业，属于这一类，是一种受欢迎的话题。这些书包括了一系列通过改进农业和畜牧业技术来增加个人财富的想法和建议。这样的知识体系虽然有用，但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经济学学科截然不同。
更接近实质的是第二个主要传统，它在教会中保存下来，由经院哲学家发展起来。学术界的讨论围绕着确定一个公平的价格和公平交易的规则。许多相关的作品只是简单地谴责高利贷和规劝人们反对金钱和商业交换的腐败影响，但也有更复杂的处理方法。公平价格产生者的问题是复杂的理论工作，因为价值理论是为了评估商品的价格水平而建立的。为了确定价格是否公平，人们必须了解价值的来源。特别是，为了理解放高利贷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了解货币本身价值的来源。经院派提出了金属主义的价值理论，认为货币的价值来源于金银的物理性质，并提出了货币的数量理论，将货币的价值与金条的可得性和供应量联系起来。许多关于这些主题的最复杂的作品都是在16世纪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产生的。我们现在把经院哲学与僵化、教条的传统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文本的，他们依赖亚里士多德和圣经作为证据支持。这些作品的一个核心的、基本的关注点是基督徒的道德行为，以及金钱和商业对拯救人类灵魂的世俗诱惑的威胁。
许多关于这些主题的最复杂的作品都是在16世纪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产生的。17世纪的英国作品打破了学术传统。很少有教会的男人或女人写的。这些作品是经验性的，而不是文本性的。这些书通常由商人撰写，之前的这些书发送了贸易数据，而不是圣经段落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威尔利亚姆佩蒂和他的政治算术将统计学引入文学。世俗事务取代了道德问题，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本身就被视为一种美德。英国作家们不太关心公平价格或公平交易的概念。有关贸易平衡的专著取代了指责掠夺性借贷行为的说教。它们的目标不是实现公平交换或减轻穷人的困境。他们把王权、国家和联邦的需要放在争论的中心。我们现在把经院哲学与僵化、教条的传统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文本的，他们依赖亚里士多德和圣经作为证据支持。这些作品的一个核心的、基本的关注点是基督徒的道德行为，以及金钱和商业对拯救人类灵魂的世俗诱惑的威胁。
这是经济思想的一次巨变，对其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确定了中心问题，重新确定了问题空间，从公平问题到国家发展问题。这些作品对亚当·斯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富论》中，为了攻击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史密斯引入了“重商主义制度”一词。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调动了重商主义经济学的见解。当斯密批评政府政策时，他以其前辈在概念和理论方面的工作为基础，大量地从重商主义者发展出来的洞察力、方法和抽象概念中汲取灵感。他特别详细地引用了托马斯·门的著作，将其描述为“向更健全的观点迈进了相当大的一步”尽管斯密经常被认为是现代经济思想的鼻祖，但第一次为自由贸易进行连贯的辩护的著作几乎是在更早的时候写成的。基于引发我们所熟知的“比较优势”概念的原则，最早的分析是在7世纪世纪进行的史密斯从他们的工作中大量汲取知识。这些著作的影响，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亚当·斯密的著作一直延伸到当代经济理论在17世纪的英语文本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扩大了知识的集合，并促进了后来的发展。
单一的发展
这种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当时英国的一个小的边缘国家创作的。印刷术普及后，文学浪潮席卷欧洲，但这条河流却只流经一个国家。荷兰人当时是欧洲的经济强国，但他们很少有经济思想。一个世纪后，重农主义者的工作成就了法国对经济理论的伟大贡献。德国的相机主义者，一种重政策、由国家驱动的经济思想模式，直到18世纪才真正流行起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重大贡献较早，属于学术探究模式
欧洲其他地区缺乏类似的发展，这使人们对许多现有的理论产生了怀疑，这些理论是什么导致了经济理论的转变。一个主要的理论将经济知识的进步归因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些人则认为，海外贸易特别困难的物流复杂性，是引发更复杂经济思维的重要因素。英格兰正经历着一场令人瞩目的难以调和的事件，为什么欧洲其他地区没有发生类似的进步。ErikReinert,SophusReinert和PernilleRøge认为，正是被英国人羡慕的荷兰的例子引起了公众的进一步反思，他们特别强调了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在促进早期现代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但这一论点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其他国家在构思和撰写经济事务方面没有经历类似的变化。
另一种类型的理论强调了萧条和经济动荡的作用，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经济理论的主要引擎，尤其是对17世纪英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些国家中，由特定危机事件引起的怀疑和困惑播下了思想和智力进步的种子。这一见解令人信服，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有17世纪的英国经济衰退才会产生如此特殊的影响。
其他学者认为，这些增长和破坏的因素产生了新的经济思想，因为它们发生在民族国家崛起的独特背景下。17世纪完全处于重商主义时代，早期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特征是对权力和财富的双重追求，特别是试图通过商业扩张积聚更多的政治权力。“重商主义”一词指的是从中世纪末期到《国富论》(1776年)出版和工业革命开始的整个欧洲的国家政策和经济思想。重商主义的经典著作关注的不是为什么新的经济思想会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出现和繁殖，而是这些思想如何能或不能解释国家政策的转变。然而，这意味着经济思想是国家政策形成过程的副产品。
这种观点的一个版本认为，在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时，早期的民族国家鼓励和委托行动者产生新的想法和信息，以增加其收入基础。例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在其《经济分析史》(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1954)的序言中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另一个类似的解释强调了国家竞争在国际国家环境中的作用，这是许多文本的产生和发布背后的一个激励因素。例如，保罗·麦克纳尔蒂认为，这些文本背后的核心力量是“提高民族国家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欲望，并在此过程中削弱其他国家的地位。”拉尔斯·马格努松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一立场与Reinert和Røge所持的立场相似，只是重点从国际竞争微妙地转移到国家权力上这种解释的问题是，当时有许多正在崛起的民族国家正在经历国际竞争，而新经济思想只有一个真正的地方在那里扎根。而在那个网站上，证据并没有表明国家行为者赞成的大部分文本。相反，商人创作的作品的比例要高得多。
作者 | 艾米丽·埃里克森
译者 | 飞不动的球球
编辑 | 尤天雅
图片 | 闫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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