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权威与卡理斯玛（个人魅力）权威混合兼容的合法性基础在当代社会（如创业明星领导的企业）时常可见。
但是，要将两种权威交融熨合，并不容易，常常出现法理权威根基肤浅而卡理斯玛权威强势以行，后者的意志几欲冲破前者的羁绊的现象。这些紧张一直存在，暗流涌动，并时常以极端形式爆发而出，法理权威系统甚至要倾注精力来塑造卡理斯玛权威。
为什么会这样？
如韦伯所言，卡理斯玛权威的核心是，领袖以其超凡禀赋而得到追随者的拥戴和服从；而领袖则通过不断地创造“奇迹”来显示这一超凡禀赋，以延续和强化其合法性基础。
卡理斯玛权威的一个重要渊源是“追随者”的认可和服从。一方面，卡理斯玛权威可以有效地动员追随者来投入建设领导者所看到的愿景，另一方面，追随者又延续、强化了与领袖间的关系。
但是，韦伯指出，卡理斯玛权威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延续的困难，因此可能会经历一个“常规化”（routinization）的过程，即将超凡禀赋领袖的个人魅力转而移植到稳定的组织设施上，使得这些组织设施具有卡理斯玛权威的禀赋，涂上“神圣化”的色彩。在经过常规化过程后，“卡理斯玛支配事实上已与其他结构原则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变成只是经验的历史图像里的一个成分，这种往往已面貌模糊、难以辨识的变形，也唯有在理论的观察下才能解析得出来”。如是，实质上的卡理斯玛权威与形式上的法理权威融为一体。
在这样的组织中，官僚体制在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主从依附关系。
首先，卡理斯玛权威凌驾法理权威的关系更为强化。
在传统君主官僚制中，文人官员有着行使官僚权力和实践儒学礼教的双重角色，因此受到官僚等级制度和道德礼仪准则的双重约束。而后者同样也是皇权的约束机制，体现在言官、廷议、“罪己诏”等各种仪式之上。一旦摈弃了传统权威及其与之俱来的支配文化，这些制度性约束也随之消失。结果是，传统社会的文人官员进可“学而优则仕”，退则“采菊东篱下”，在卡理斯玛权威主导的官僚体制中，官员身处职业生涯阶梯之上，陟罚臧否，全面覆盖，而且只能在内部、封闭的“市场”中流动，几无“退出”渠道。因此，主从依附关系被强化。
其次，经过卡理斯玛权威的制度化过程，官僚体制会延伸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与角落。
卡理斯玛权威不能是空中楼阁，需要建立在社会中心价值制度之上，得到追随者的认同和拥戴。如艾森斯塔得指出：“人们追求意义、一致性和秩序，并不总是在那些超乎寻常的情形中、那些只存在于极端断裂的情形中或者病态的人格中寻找，也可能在那些稳定的社会情景中寻找，而这种寻求不得不关注在社会结构中或者生活空间的某些具体方面。”
因此，这种新合法性基础，需要不断通过各种活动来加强领袖与追随者的纽带，以便强化人们认可、服从卡理斯玛权威的意识。这一点与历史上的帝国相比有了重要变化。虽然帝国有着成熟的官僚体制，但因其“简约国家”执政理念有意控制政府规模，其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很是有限的，国家与民众间关系更多是通过传统权威的“道德治国”维系，即儒教传统中强调等级次序，寓教化于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和文化实践，皇权的卡理斯玛权威也更多地体现在繁文缛节的礼仪形式之中。
官僚体制对这一合法性诉求，从两个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一是组织上实现观念形态的一统化和话语垄断权。卡理斯玛权威建立在追随者对其超凡禀赋的信仰之上；不难理解，任何挑战卡理斯玛权威的话语都会弱化甚至瓦解其合法性基础，因此，话语垄断权是维系卡理斯玛权威的关键所在。其二，通过官僚体制将追随者、信众组织起来，以稳定的组织形式来保证他们与卡理斯玛领袖的密切关系。在这里，纪律成为卡理斯玛权威的重要手段，如韦伯所说，“惟有以其内部非常严格的纪律为手段，方能维持其对被支配者确实有效的强势；同样地，也只有通过训练被支配者毫无保留地接受纪律规定，方能确保他们的盲目顺从”。
第三，卡理斯玛权威需要不断创造超凡业绩来证实和延续其超凡禀赋。
卡理斯玛权威与追随者、信众的密切关系也反映在一系列提高其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努力之中。在这里，通过官僚体制将追随者组织起来，可以更为有力地实现领袖的意图。
然而，这种主从关系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特点。因为卡理斯玛权威无力改变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特定组织形态的内在机制。官僚体制的等级机构、文牍制度、职业生涯、正式和非正式权威都不可避免地塑造着活动其中的官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和复杂化，其治理方式、激励设计、权力分布和组织结构的种种特点也随之放大彰显了。
1.垄断权力逐级复制。
卡理斯玛权威需要通过各级官僚组织次第向下实施，其中一个重要后果是，在领袖意图的贯彻实施过程中，专断权威也不得不随之授权于各级官僚。
这一取向一如君主官僚制中专断权力逐级复制的逻辑，即非如此则最高专断权力无法实施之。也就是说，当克理斯玛领袖需要行使专断权力来打断官僚体制的常规过程时，其下属各级官员也必须拥有这一打断常规过程的专断权力方能有效地实现领袖的意图。高度组织性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实现的，特别体现在各级官僚体制在所辖区域或领域的垄断权力。
因此，在卡理斯玛权威为实的支配方式下，向上负责制的官僚体制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由此产生的向上负责制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强且有效，但自下而上的传达反馈有限。组织的效率即执行指令的动员能力来自其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思维理念、行为方式间的配套相宜。一个“向上负责”的组织结构，其核心任务是高效率地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为此构建的组织形式和过程则有悖于自下而上传达下意的职能。也就是说，若这一组织同时兼有传递自下而上信息的任务，那么必然在执行过程中网开一面，其任务执行的强度大打折扣。因此，组织运行机制与理想中的“上传下达”职责之间有着内在悖论。向上负责制为自上而下的权力实施提供了有力工具，但随之而来的自下而上的信息传达不畅则难以避免。
这一状况与卡理斯玛支配方式的逻辑是一致的：卡理斯玛权威不是来自自下而上的授权；下众只是追随者，听从卡理斯玛权威。如此，法理权威基础只能徒为形式。
2.从“向上负责制”到“向直接上级负责制”。
在卡理斯玛权威支配方式下，自上而下授权是官员对于领袖权力负责的制度安排，一如帝国历史上的官员向上对皇权负责。但由于国家治理规模和广度，历史上皇权不得不委托各地官员代理行使。这一制度在当代并未真正改变：实际权力的行使只能下放到各级政府及其主事官员。随着治理规模的扩大，这一授权更是不得不广而为之。虽然有道德教化、人事流动、权限分割、相互制约以及应用现代治理技术来约束官僚，伴随激励设置、考核指标等等，欲使之统一步调，听从指挥。但是，随着行政链条的延伸和组织关系的复杂化，信息不对称、业务区域的多样性、指标可靠性等困难都放大加剧，这些软性或刚性制度约束的可行性实在有限，在实际过程中，只能更多地依赖上级对下级部门、属员的监管评判。对于基层官员的职业生涯来说，直接上级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例如，即使直接上级没有决定其晋升的权力，日常工作中的职责安排可以对其地位、实际权力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官僚体制对卡理斯玛权威的“向上负责制”在实际运行中只能体现为“向直接上级负责制”。结果是，官员对官僚体制的依附更多地体现在对直接上级的依附，导致了各个部门、区域的高度封闭性。这一情形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
3.规则的尴尬。
卡理斯玛权威建筑在领袖超凡禀赋和追随者拥戴信仰之上，因此是超越常规、超越世俗规范的。卡理斯玛权威有着创造力和革命精神，而官僚体制因其等级结构和文牍形式，恰恰以按部就班、墨守成规为特点，成为卡理斯玛权威的束缚，而且，官僚行为也常常与卡理斯玛权威的意图相悖。
明文规则可以说是正式组织与之俱来的特征，惟此方能按部就班、协调有序，方能成为有纪律、有效率的治理工具。然而，规则又是卡理斯玛权威的大敌：
首先，一个按照规则行事的官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捆缚了卡理斯玛权威的手脚，将权力从领袖转到了官僚手中。历史上的皇权也面临这一困境，对于需要不断有所作为的卡理斯玛权威来说，这一挑战尤为严峻；其次，官吏因规章制度所缚而谨小慎微，惰性日重，“忽大体，谨小法”，以至“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可以说，上述矛盾与紧张正是官僚权力与昔之皇权的核心所在。因这一支配方式的上述内在矛盾，卡理斯玛权威不能容忍官僚体制的束缚，需要时常打断官僚体制内部机制的惯性来实现其意图。
如此，组织规则制度只能被反复打破、弱化。正式制度不稳定，非正式制度则得以盛行。非正式制度在正式组织中普遍存在，并非固有弊端。但在此类官僚体制中，社会网络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因卡理斯玛支配方式的内在矛盾而尤为盛行凸现。
一方面，官员的依附性、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不得不花大气力来经营非正式关系，或以图进取，或以求保护，这一点与历史上的官僚体制有着类似的渊源。
另一方面，这些非正式关系成为落实和应对自上而下的高压政策的必要手段，因为战略实施和任务落实时常需要通过非正式制度来动员资源、解决问题。于是，战略执行过程中的变通成为常规，而这些变通与正式制度相悖，需要下属间的共谋而化之。正式组织过程与人际关系、利益派别、政治活动相互作用，使得非正式关系靡迤于官僚体制内外。这些看似与正式制度相悖的行为现象实际上有着稳定的制度化根源。
4.领袖、官僚、庶众之间关系的困境。
在卡理斯玛支配方式中，领袖权力、官僚权力、民众之间关系及其摩擦紧张有着特定的制度渊源，可以从韦伯的“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理论视角进一步探究。
传统文化中的基层社会，是由非官方的宗法组织和民间信仰组织起来，具有地方性、局部性特点。
在卡理斯玛权威支配方式中，领袖与追随者之间关系意义重大。庶众的拥戴和服从是卡理斯玛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这一密切关系是通过领袖不断显示“奇迹”的超凡禀赋与民众认可响应的互动过程实现的。领袖直接面对民众，承担起直接组织社会、教化社会的重任，并以纪律约束之。
官僚体制在领袖与民众间的组织联系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建立了领袖与民众的稳定的组织联系；另一方面，官僚体制的内在机制导致了与克理斯玛权力若即若离的关系，有着将追随者与领袖分离开来、以等级制度替代卡理斯玛权威与民众间纽带的趋势。随着官僚体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几近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其弊病也为人们切身感受。既然卡理斯玛权威建立在其追随者的信念之上，官僚体制作为国家执政工具，其组织失败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对其悬在这一体制之上的最高权威的质疑，动摇了卡理斯玛支配方式的合法性基础。
简言之，卡理斯玛权威、官僚权力与民众三者间的紧张在这一支配方式下难以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平衡点。久而久之，卡理斯玛权威因民众拥戴热情的降低而衰落，官僚体制因其常规过程不断受到冲击而弱化，民众热情在卡理斯玛权威灵验不再中逐渐消磨殆尽。三者互为促就，渐行渐远，合法性危机浮出水面且日益深化。
（改编自作者的学术论文，《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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