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关于福柯生命政治的研究已然是汗牛充栋。一般都认为，福柯最早是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中最早确立起了“生命政治”概念的基本内涵，一种总体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至此，似乎生命政治的基本内涵就同质化地横贯于福柯后续的研究中，特别是他在1976-1980年间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的关于生命政治与当代资本主义隐性权力统治的研究中。但实际上，福柯并未停留在政治权力对人口的生命活动进行治理的经验指认上，也没有完全延续最初的生命政治概念内涵，甚至还在生命政治概念上发起了一场范式革命。最终，福柯才揭示了生命政治的本质内涵，即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生命体的自我投资与生殖。因此，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确立和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我们就将以福柯涉及生命政治讨论的重要文献为基础，除了众所周知的《性经验史》第一卷和法兰西学院讲座等，还包括1974年福柯最先提及生命政治概念的圣保罗讲座新文献，来重塑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
一、圣保罗讲座：生命政治的初现
普遍认为，福柯最初是在1975-1976年间的《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正式宣布了他关于生命政治的新发现，资产阶级自18世纪以来发明了一种不同于规训权力的生命政治权力。生命政治是一种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它总体调控和优化人口的生命状况，旨在通过“使人活和让人死”的建构性方式、来完成资产阶级权力的现代统治。这是我们熟悉的关于福柯生命政治的定义。但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关于生命政治概念的描述只集中在最后一部分、篇幅较少，与规训权力对比的内容又较多，因而生命政治概念的具体内涵和框架结构如何，其实并不够清晰。
无独有偶，丹尼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曾在其讲座《1974-1979年间福柯作品中生命权力的突显》中回顾了福柯的生命权力思想，他指出，福柯最早提及生命政治，其实是他于1974年11月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所做的“社会医疗的诞生”讲座上。虽然在这场讲座中，福柯大量谈论的是生物史、医学史，但是正是在此，他开始透过18世纪西方世界权力机制变迁的历史事实，框定了生命政治概念的内涵与结构，最终促成了《必须保卫社会》中生命政治的公开问世。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回到圣保罗讲座的文本，来探究福柯生命政治概念诞生的最初情形及其具体内涵。
在1974年底的圣保罗讲座上，福柯表面上顺应当时法兰西学院的研究趋势，分析了18世纪末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兴起的社会医疗体系。比如，福柯就长篇累牍地描述了18世纪德国政府发起的“国家医疗”的社会公共体系。德国政府不仅大力推进对大众病情的管控和研究，加强大学和医院之间的合作、推动医生培养、医疗实践和理论的“规范化”，还专门成立了管理医生和医疗活动的国家机构，由政府任命负责地区人口健康、具有一定医疗资质的公务员。
但福柯之所以选择德国的社会医疗这个特殊案例，是因为他认为这“展示了现代医学处在国家集权主义的顶峰（étatisme）。”也就是说，德国对国家医疗机构的设置，并不只是在医学层面上关注人口的健康问题，而是出于发展“国家力量”的政治缘由：“公共卫生的管理，真正牵扯到的并不是劳动者的身体，而是所有个体的身体，是他们自己联合起来、构成国家的所有个体身体。这不是指劳动力，而是指面对经济和政治冲突的国家力量（la force de l'État）。”
所以，福柯就“夹带私货”地强调了，在国家主动介入人口健康的社会医疗活动的经验现实背后，是一种新的权力技术的诞生，“基于社会身体的一种技术”（une certaine technologie du coprs social）。对此，福柯冠之以“生命政治”的名号：
我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完成了从集体医疗向私人医疗的转变，而是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发展起来，首先将身体这个第一个对象社会化为生产力、劳动力。社会对诸种个体进行的统治，并不仅仅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也是在身体中且和身体一同发生。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生命政治（bio-politique），生物学的、躯体的、身体的。身体就是生命政治的现实；医疗就是生命政治的策略。
这是福柯第一次使用“生命政治”的概念。由于讲座篇幅和主题的限制，生命政治最初的定义相对简单，就是一种经由社会医疗的经验活动展开的权力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医生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居民健康的管理者”，医学成为了国家管理公民身体健康的政治工具，以人口为处理对象的医疗成为了政治的权力技术。所以，生命政治，就是被用来指认资本主义发明的新的权力技术的经验现实。资本主义的现代统治，不再表现为暴力镇压、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灌输；相反，资本主义开始通过医疗体系、生物技术的干预，促进人的社会身体的良好运转，以便隐秘地实现权力统治。值得注意的是，福柯的生命政治，从一开始就明显地体现出了一种政治权力治理人的主客二元的结构特征。
首先，福柯最初启用生命政治这个术语，主体非常明确，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本身。那就是自18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开始通过公共卫生、社会医疗等现代科学技术、生物学科来调控人的身体存在。因而，福柯最初启用生命政治的概念，就是因为政治权力的操作，开始与人的生物性存在相互交融起来，显示出了生物性的特征。
其次，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就是总体层面上的人的“社会身体”（corps social）。这个“社会身体”，包括了所有个体的身体在内，但又不是对个体身体的简单叠加，它还包括了所有人的生命状态、影响人的环境因素等，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让“所有个体的生产力”（la force produttive des individus）能够发展起来的那些生物性要素。“医学过去并不关心无产者或人的身体……直到19世纪下半叶前，问题才牵涉到了身体、卫生健康、所有个体的生产力的领域。”
此外，以医疗活动展开的生命政治的特殊之处在于，不同于过去暴力镇压社会威胁以及自上而下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统治方法，生命政治的治理方式是积极的、建构性的，是通过促进个体的生命活动的良好运转，有且仅“是在身体中、且和身体一同发生”，隐秘且和平地生产出权力的统治。
所以，在1974年底的圣保罗讲座上，福柯就将生命政治用来指认18世纪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开始以人的生命为治理对象的经验现实，因而从一开始生命政治就被框定在政治权力治理人的主客二元结构中。生命政治就是一种新的权力技术，作为主体的政治权力，以人的社会身体为治理对象，通过人的生命活动的良好运转来维系统治。而我们熟知的，在1975-1976年《必须保卫社会》中正式出场的“生命政治”，其实就是对圣保罗讲座内容的延续。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借助社会学的范畴和话语，将生命政治明确表述为一种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它总体测量和调控人口的生命状况（减少发病率、延长寿命、促进出生率等）、处理人口内在的偶然、建立保障机制、优化人口的生活状态，旨在积极地、建构性地实现资产阶级权力的现代统治。
在这里，福柯虽然借助了社会学的“人口”的抽象范畴，将圣保罗讲座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从狭义的人的健康和卫生，扩展为包括人的健康卫生以及出生率、死亡率、迁移、自然和人文环境等在内的人的普遍生命活动。但根本上，福柯仍是遵循着圣保罗讲座中政治权力治理人的主客二元结构在描摹生命政治。
比如，生命政治的主体仍然是政治权力，它本质上仍是一种国家统治的新的权力技术。国家成为人的生命的唯一主导，总体调控和负责人的生命：“19世纪的一个基本现象是，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权力负担起生命的责任：如果你们不反对，就是对活着的人的权力，某种生命的国家化，或至少某种导向生命的国家化的趋势。”其次，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也还是所谓的人的社会身体，在这里福柯给了它一个社会学术语，即“人口”：“大约在18世纪中叶，它是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得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们是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完成的。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最后，关于生命政治的统治方式，福柯几乎使用了和圣保罗讲座中相同的表述词句，那就是“权力……穿过我们的身体、或通过我们的身体（par notre corps）才能存活。”生命权力，有且仅在我们的身体之中、伴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良好运转而实现。
所以，借助与《必须保卫人口》在时间上十分接近的圣保罗讲座的最新文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74年底到1976年间，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是如何出现的。福柯最初就是从18世纪资本主义政治权力与人的生物性存在相交融的历史事实出发，才萌发了生命政治的理论构想。也正是由于福柯在讨论生命政治概念时，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绝对主体如何在人类不同的生命经验（人口迁移、社会医疗、监狱经验等）中布展，因而他从一开始就遵循着政治权力治理人的主客二元结构来呈现生命政治的基本内涵和运作方式。生命政治，就是指资本主义治理人口生命的一项权力技术，它以政治权力为主体、以人的生命活动为治理对象，意味着人的总体生命开始进入权力统治的秩序之中，“这个权力对生命施加积极影响，并努力管理、鼓励、增加生命，使它服从于得体的控制和综合的治理。”而接下来，福柯即将打破主客二元结构，掀起一场生命政治概念的范式革命。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