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意义上低于解放学说
——以福柯与马尔库塞的“文本互读”为例
作者：孙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福建论坛》2022年第4期
摘要：借助于福柯与马尔库塞的“文本互读”的阅读方案，试图分析社会批判呈现的对抗理论和真正解放学说之间的质性差异。从起点上看，两者的理论分叉是，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理解“性压抑假说”；从他们批判对象上看，两者的隔裂在于，一方指向“生命政治权力”，另一方则将其指认为“文明的现实原则”；正因为上述两个原因，他们在走出权力的统治这一设想的路径上产生了异轨的理念，前者陷入无止境的批判，而后者的勾勒虽然显得美学化，但始终保守着对解放尝试的推进。依此为鉴，学术界应该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固有的“解放”维度，而不应该将其降格为社会批判理论。
关键词：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解放
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学术路径，甚或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仅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介入，几乎成为西方左翼学术界在理解“社会”时所呈现出来的最普遍的理论话语。譬如，延续了德国新马克思阅读学派的普殊同在其代表作《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中，就极具典型性地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统治的形式，在根本上不是由私有财产，也不是剩余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权所导致的；相反，它建立在财富的价值形式上，建立在活劳动（工人）相对立的社会财富形式上，财富的价值形式是一种结构上异己、统治性的权力”。当然，再往其后看，克里斯蒂安·洛茨在《资本主义图式论》一书中更是将货币权力的统治形式发挥到了极致，更不要说开放马克思主义者约翰·霍洛威的看法，“抽象劳动禁锢我们的身心思想”。也许，人们会说这些例子都和法兰克福学派存在学缘关系。其实不然，将探照灯打在德波、鲍德里亚，又或者斯蒂格勒，还有主张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兰迪·马丁，以及强调福柯生命政治批判维度的学者，结果都是一样的。对抗资本也好、抵抗抽象统治也罢，说的不过都是要对一种无中心化的权力进行抵抗。为此，我们似乎便不会惊讶于，为什么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手册》中存在“作为批判性诊断的生命政治学”，并且大谈福柯的生命政治。当然，反对者可能认为，“从没有一个是来自典型的法兰克福学派风格的批判理论家专门研究'生命政治学’的著作。”的确，无论是福柯、阿甘本、哈特和内格里，或埃斯波西托、巴特勒等人所讨论的不同面向的生命政治，皆不曾出现有着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学者的身影。不过，这都是在文本表面上进行的观察，更重要的是考察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是否真实地抵达社会深处，并准确地给出变革社会的方案。就此而言，对于当下的汉语学术界日趋将《资本论》作为社会批判理论进行阐释来说，则尤其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前提加以反思。为此，本文试图借助于福柯与马尔库塞双方“文本互读”的阅读方案，试图分析社会批判呈现的对抗理论和解放学说之间的质性差异。为此，我将在讨论为什么可以将两者作为模型加以讨论的基础上，展开他们如何可能进行彼此论战的逻辑，最后对比马尔库塞的“大拒绝”的解放学说与福柯在权力之内进行权力抵抗的社会批判之间的区别，从中也能够明白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不能够被降格为社会批判理论，反而是社会批判理论应该补入作为解放学说的《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01
起点的分叉：“性压抑假说”的正反两面
在1978年，杜奇奥·特隆巴托利（Duccio Trombadori）对福柯进行了一次访谈，法兰克福学派曾是这次谈话中多次出现的论题。“我对法兰克福学派了解很少，我读过一些霍克海默的文章”，“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我之前说出了我多年一直想说的话”，“就我而言，我认为该学派的哲学家们提出了我们今天仍在研究的问题——特别是权力的影响，总是与16世纪以来在历史和地理上被定义的理性相关的，如果不运用这种理性形式，西方就无法达到所谓的经济和文化成果。”由此，福柯认为，“当我承认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的优点时，我感到内疚的是早就应该阅读，并更早地理解他们。如果早点读了这些作品，有很多事情我不需要说，我也可以避免一些错误。也许，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我会被他们迷住，此后，除了评论他们，我什么也不做。”，当然，福柯的说法是一种“回溯性”（Retrospective）的赞同表达，在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理论中共享的对权力的批判，使得他们各自相互欣赏，不过，这都是表面现象。而从他们直接的区别进一步展开分析，才真正能够了解批判理论之间的分叉情形。正是在这一访谈中，他谈到了两者的最大差异，“法兰克福学派所采用的“主体”概念相当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性的，它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humanism），它主要与某些弗洛伊德主义的概念相关，譬如异化和压抑之间的关系，解放和扬弃异化和消除剥削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我不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可以接受我们需要做的事，即不是恢复你失去的身份，或解放我们被囚禁的本性，或发现我们的基本真理；相反，它是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说，在福柯的意义上，本性、身份、真理没有一个被恢复的可能，它始终就是建构的空洞的载体，之所以如此，我们可以借助于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中关于“性压抑”这一学说的反驳，对于上述判断能够清楚地得到理解。
“性压抑假说”虽然一直是马尔库塞这样的法兰克福学者思考的前提条件，但是，福柯挑战了这一学说，在他看来，可以从基督教守则看出性的经验史的变化。在17世纪，少数精英与一般人不同，他们在忏悔中按照复杂的规则行事，从而，在忏悔中，“要以坦白自己的全部欲望为目标。只要有可能，大家就必须巨细无遗地坦白出来”。福柯认为，忏悔这是一种“宏大的驯服活动”，与其相比，“禁用某些词语，说话要得体和一切审查词汇的手段只能是次要的机制”。他认为，到了19世纪，在《我的隐秘生活》的匿名作者那里，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描述，经常说他的这些最怪异的做法一定也是世上成千上万的男人的做法。但是其中最最奇特的做法是巨细无遗地坦白出来，日复一日，没完没了，两个世纪以来，这一原则深深地植根于现代人的心灵之中。”这样一来，人们所认为“维多利亚清教主义”的压抑，或者说指认的各种羞耻反倒成为了将性纳入话语的一种生成性的突变，或者说是升华和策略的转变罢了。如果我们从福柯一系列课程来讲，1971-1975年在《惩罚的社会》《精神病学的权力》等主题中，已经通过对于权力的微观化条件进行了论述，而这正成为性活动被生成、被建构的分析逻辑，“在19世纪，权力不再依靠正式的，可见的、仪式般的统治权的形式存在，而是用习惯对某些人或所有人做出要求，以便人们必须服从权力”。这一点，诚如福柯所看到的那样，性在18世纪已经成为了一种管理的对象，目的是“提高集体和个人的力量”，之所以这么判定在于，人口现象在18世纪的时候是作为政治经济的重大问题对待的，政府的治理对象不再是臣民，而是如何去调节人口，维持劳动能力和破除人口匮乏问题。为此，“性就处于人口这一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我们必须分析出生率、结婚的年龄、合法和非法的出生、性关系的早熟和频率、提高生育或者节育的方式”。显然，性经验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它们将通过医学等中介的方式去调控、微分化快感，两者之间互相激励、相辅相成。基于这样的判定，福柯指认，“我们必须抛弃近现代工业社会开启了一个性压抑不断增长的时代假说”，今天的事实是，”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设立过比今天的社会更多的权力中心，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更加明确地反复强调对性的关注。”性成为了社会加以调节关注的重要对象。
但是，面对现代社会，比福柯年长一代的马尔库塞，对此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他的理论基础却是建立在“性压抑”假说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福柯正面攻击的对象其实正是马尔库塞在20世纪五十年代完成的《爱欲与文明》，只不过，我们采用的是倒叙的方式，先陈述了福柯的反对，然后再回头来看“性压抑”的假说所延展的理论设想。在马尔库塞看来，非压抑性的文明是不可能的这一看法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石，或者说文化已经压抑了人的本能性结构，并且这也是人类文明进展的前提。因为，如果不压抑本能，它将冲破现有的满足能力而造成破坏力量，“快乐之适应于现实原则，意味着本能满足所具有的破坏力量及其与现有社会准则和社会关系的冲突已被克服和引入歧途”。在这样一种“趋利避害”的现实原则指引下，人类发展自己的理性能力，成为了一个有意识的理性主体。但是，要注意的是，马尔库塞也在弗洛伊德的意思上认为，主体已经不再是原先快乐的欲望原则意义上的“自己”了，这样我们便进入到马尔库塞想说的逻辑之中，“如果说作为那么文明就是反对这种自由的斗争”。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类的文明进步是建立在性压抑的基础之上的，其冠冕堂皇的名称是各种现实性的原则与规范，这种原则所构成的压抑的统治不过就是“一个无偏见的管理制度，指导着超我发展的形象也变得非人格化了”。以前是以主人的方式惩罚人们的愿望，迫使人们臣服于他。但在其后，他们被各种抽象的结构给替代了，所有的统治都以管理的名义进行着，最高级状态莫过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价值形式”对人之存在方式的实质吸纳。正是层层压抑的统治下，社会成为了物役性社会，主体成为了经济范畴化的存在。这一点马尔库塞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今天的意识形态的运作不过就是借助这套压抑来推进一方利益的最大化的，“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然而生产和消费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并不能改变它们具有实在的好处这一事实。整体的压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功效”。而这一看法，可以看出确实存在一个理性的压抑结构，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马尔库塞写作《单向度的人》的时候，他将这一话语直接插向了资本主义能够被革命变革掉的学理根据，“这个社会作为总体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个人、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反对压抑的判断是以“性压抑假说”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
02
对象的隔裂：“生命政治权力”与“文明的现实原则”
努力要敲碎“性压抑假说”的福柯，最终将性看作调节人口对象的重要因素，从而建构起来“生命政治”的主题。批判了性压抑假设之后，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一卷的第五章“死亡的权利和管理生命的权力”中，首先指认了以往一直占据的最高权力的典型就是“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是“'让’别人死或'让’别人活的权力。总之，它的象征物是剑。”关于这种征收的权力形式的看法，也经历过一次深刻的变化：征收也具有“煽动、强化、控制、监督、抬高和组织它手下的各种力量的作用的一个部件。它是一个旨在生产各种力量、促使它们增大、理顺它们的秩序而不是阻碍它们、征服它们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并且福柯还以战争为例说明了这种权力的变迁，原先是以保卫君主的名义发动战争，但是如今战争的理由成为了保卫大家的生存了。这是福柯一个绝佳的发现，统治为了自身变成了“为了大家的好”，可以说治理理由被做成了没法质疑的铁律。同样，废除死刑对于福柯来讲也是如战争一样可以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死刑难以执行绝对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情感，而是权力转化为“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那么它怎么能够行使它的最高特权来推行死刑呢”，随后，福柯做出了一个在当代极富学术延展性的判断：“我们可以说'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力已经被“'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这便是生命权力的兴起，如果说17世纪就显示了规训那样的生命权力的话，到了18世纪中叶，“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权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得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调节；它们是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完成的。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由此，性不再是压抑的，它作为身体被规训，属于人口而被调节。
诚如托马斯·拉姆克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建制与生命政治的诞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系。”对此，在1978-1979年的法兰西演讲的课程中，福柯把这种关联说的更为清楚了。譬如，在1979年1月10日的法兰西演讲中，他从弗洛伊德相反的例子来谈论治理技艺的历史，并将18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能够使治理理由进行自我限制的知识工具、估算形式、合理性形式”。因为，政治经济学与国家的富有的目标是完全合拍的，并且其更不会去从起源上思考这种治理是否合法的问题，“比如，谁授权君主征收税赋？而仅仅是问：当君主对这一类别的人或这一类别的商品征收某种税，当君主在这一特定时间段征收这种税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种权利是否合法并不重要。”因而，政治经济学也不会去给予自然法对治理本身进行讨论，它须要思考的仅仅是治理实践中表现的自然本性，譬如追逐利益即可以充当自然的法则，它的成功与否置换了治理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新自由主义走上前台的重要理由。那么，新自由主义主要策略则主要是“以某种方式使那些由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等这些在人口构成的活人总体之特有现象向治理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合理化”，也就是说，生命政治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展开的，那么，这是如何展开的呢？又以什么样的理由才能够对人口加以管理？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应该被看作为“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这种合理化要服从经济最大化的内在规律”，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面存在一个转换：治理的理由不在国家，新的治理术须与国家理由分裂开来，不再从国家，而是以社会的名义展开。因而，也就不需要去问一个好的治理如何在低成本下运行，为什么政府存在是必要的，从社会出发并发展出的一套治理技术，无疑使得之前基于国家理由的治理技术显得“过度”了。与其说福柯是基于历史学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正是其基于新自由主义现实进行的有限观察。因为，在1970年代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反对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一套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经济理论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所以，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中的治理技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学术界在将《资本论》与生命政治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前者虽然可以作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方法，但决不止步于此。
现在，我们更好奇的是，以“性压抑假说”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的马尔库塞将批判的对象朝向谁？答案就是压抑的来源，这是对权力的本质的指认的努力。“经济自由因而意味着摆脱经济的自由——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争、免于谋生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同样，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之所以马尔库塞会如此理解在于其对于文明与本能的辩证理解。“文明的存在正是依赖于对爱欲的广泛的、强化的管制和控制”，本能的压制和转移是文明建构的条件，文明不以幸福为标准。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幸福是一种服从，即服从纪律、秩序与制度，故而，文明倒不如说是一种驯化。补偿则是人们的需要得到了更多的满足，这是一种文明的逆反，文明的巅峰也就是人对人的统治最为残酷的时刻。按照现实原则必然要求压抑快乐性原则的看法，则不可能存在非压抑性的文明。但是，对于马尔库塞来讲，支配西方文明进步的特定现实原则其实是一种操作原则，我们是要从一种同一性的逻辑来理解这种文明的趋向吗？在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同一性原则之下，是否可以反过来看，它也同时为“一种具有质的差别的、非压抑性的现实原则创造了前提？”要理解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在同一性的统治逻辑之中，所展开的一切征服活动，不过都是对同一性逻辑的延续，这是自由的丧失，恰恰相反，自由是对同一性的阻隔，“是在明确地认识和满足了存在的时候制止这种征服活动”。这一点倒与阿多诺主张的非同一性对同一性的抵抗，以及霍洛威要求停止制造资本主义有些相似。此种同一性的现实指向当然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发达工业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但是社会控制或者说同一性强制所要求的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正是源源不断地生产着新的需要，使得社会控制更加牢固，或者说，生产需要的同时就是生产社会控制的能力。
也正是在此种文明的吊诡之处，马尔库塞所理解的“需要的满足”所体现出来的富裕与自由，实质上遮蔽了统治正在不断地加固这一事实，并且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在日趋的封闭，社会“压抑性的俗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说白了就是现实已经完全地将压抑性的制度、文化等都同一化为商品形式，现实的人、物、事皆获得了“特定的赋形”过程，即一切皆被价值形式化。“发自心灵的优越也是推销术的音乐。起作用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价值。”毫无疑问，当价值形式化的标准被塑造为单一的生活追求的时候，它也同时具有了顺从与驯服的功能，削弱了人们的反抗意识，人们自然热衷于埋头按照价值形式化计量其所得，商品形式也就自然充当了某种道德的动因，所有的负疚感也都荡然无存。显然，马尔库塞也认为这里存在一种权力的转换，即从一种人格化的人身依附关系转为对经济与市场的这种非人格化的依附关系，当然，这种依附还都是在文明的借口之下所开掘出来的进行压抑与统治的理由。譬如，在富裕社会里，人们会自然地认同治理的方式。说白了，整个文明之名的统治在马尔库塞的说法中则是，能够统治人是因为人的内心存有禁欲，不太愿意挑战与捅破同一性，这就是“将主人内投于心”。为此，他以爱欲来重构压抑的性欲，主张人们“为反死亡、反文明的爱欲而生存都斗争。因为文明虽然拥有延长生命的手段，但又力图缩短'通向死亡之路’。爱欲作为生命的本能，不过就是要摆脱现实性原则，这一原则是死亡的逻辑，而神学和哲学在今天又对在为此一逻辑摇旗呐喊，因而，爱欲重回人们关注的主题则需要新的哲学，“一种不是作为压抑的婢女的哲学对死亡整个事实所作出的反应是伟大的拒绝”。现在，我们可以理解马尔库塞还是认为拆解压抑能够重新获得一种全新的人的解放叙事，只不过，这个途径则是需要将遭受压抑的爱欲解放出来。
03
路径的异轨：无止境的批判与解放尝试的推进
在《性经验史》中，福柯其实也直接指认了如何处理“性压抑假说”会导致不同的反抗理论模式。“若是权力是外在地控制了欲望，那么就到导出了'解放’欲望的承诺；若是权力是欲望的构成要素，那么就会得出你已经落入陷进之中的结论。”。对于后者来讲，在针对福柯著作的研究中，很少看到关于福柯超越生命政治化治理具体路径的讨论。对于研究者来说，窥测到权力支配的微观化，描述权力的四海为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研究福柯似乎就是要惊叹地告诉读者，“你已经被套路了”，从一个未曾想到的视角给人们一种毛骨悚然的指认。其实，这就是一种同一性视角的切入，它能够装入的只是不同微观化的同一性逻辑的布展，不过，这一叙述的逻辑，或者说观察的视角是同一性的展开，自身恰好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视角。当你从同一性开始去设想问题的时候，人的解放，即作为肯定的视角的解放，自然是不会被看到的，只能将自己“落入陷进之中”。对此，我们从汉语学术界《资本论》研究中所说的“资本逻辑”“抽象统治”等方面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只能从同一性的视角出发去理解现代社会所导致的。今天，学术界关于“抽象统治”的文章倒成为了热点，一定意义上讲，都可以看作是靠近福柯这条线上学者的“共同爱好”。不过，这样的批判最多只能够达到福柯层面的新自由主义的权力批判，而遗忘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新自由主义批判之间重要的差异。我们再进一步推想，为什么抵抗权力对于福柯来讲只能存在一种对权力布展的演示，但是并没有对权力的实质给予更进一步的讨论？实质上，毫无疑问，当人们看到福柯在从17、18世纪的资本主义鲜活的社会存在出发，而不是直接从一种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下行到资本主义权力如何运行的时候，会有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误认”感。甚至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正类似于马克思，他正试图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方式去把握生命权力这样一种现代权力的特质，而且反过来，也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性路径的拓展打开了新的道路。我们不能轻易认同这样的看法，不能够认为对市场经济及其权力关系的任何讨论都具有拓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因为，一旦失去对经济之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只是在市场交换、竞争的意义上去谈论权力还是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差很远。譬如，我们看到福柯确实说了市场与治理的关系，“市场经济没有从治理中减去什么东西,相反它指出并构建了一般指标,应该把那个将要限定所有治理行为的规则置于此指标之下。应该为了市场去治理，而不是因为市场去治理。”但是，将治理与市场，还是将治理与生产方式关联在一起思考，才是指认马克思与福柯关系最重要的区分点。为此，一旦轻易地将这个剥离掉，只要看到谈论市场、谈论交换中的权力关系，就指认着是靠近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则显得有些过于仓促了。这一仓促在熟悉《资本论》当代西方研究进展的学者那里则更为明显，譬如索恩·雷特尔、阿多诺、亚瑟、洛茨等等都基于交换勾画过同一性权力统治的稳妥，难道我们会认为他们推进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吗？一旦丢掉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基于这一方式的权力形式的批判，那么，可能真的会在研究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过程中，看不到他们可能会是“小骂大帮忙”的问题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延续福柯会陷入无尽的批判，而不会有更为有力的变革的途径，在于这一思路将主体与权力合为一体了，主体内嵌在权力之中。按照福柯自己的看法，“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它形式（经济过程、认识关系和性关系），相反，它们内在于其它形式的关系之中”，说各个形式中都存在权力关系，这一点在指认现代社会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代社会又由什么给予规定的呢？再进一步看，福柯要把各个形式中的权力都均质化对待，同样也是他没有仔细区分的。譬如认识中的权力关系，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认知的非公正权力关系与经济生活中的非公正的权力关系之间是等同的吗？这样来看，恐怕上面所说的“误认”的那些学者恐怕不会再轻易地得出如何下的结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进”或者所谓“采用了马克思的思想”。也正是福柯将一切都泛化为权力关系，并以法权的关系置换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的批判，故而他给出的判断是：“对于权力来说，不存在一个大拒绝的地点——造反的精神、所有反叛的中心、纯粹的革命的法则。但是，存在着各种抵抗”，因为，权力与经济之间形成了一体性的构成关系，并且把所有的权力话语的生产都纳入到多样和变动的权力关系之内进行分析，才使得福柯认为，不要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寻找谁是掌权的，谁被剥夺了权力；也不要去找谁有认识的权力，谁只能处于无知的状态。相反，要去探寻这些力量关系在其运作中所包含的变化的图式。福柯提出他的批判模式不是在寻找理性的普遍限度，而是在寻找我们现在的具体限度。当然，如果我们从福柯的批判意图看，他也不是为了安全地把理性控制在这些限度之内，而是为了让我们从这些限度中走出来，准确地说，福柯正是利用知识、权力和自我关系这三个概念框架，旨在对当下进行一种诊断，以便描述这些存在的权力关系是如何限制我们的思想、行动和存在的。但是，对于福柯所给出的所有的权力关系均质化的判断，则拒绝了去寻找权力的根源，拒绝了反抗的中心点。我们可以将这个判断变为如下命题发问，是什么给予了认知等领域的权力关系？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种种形式的权力关系这种生活形式？这是不能够仅仅在一套权力关系内加以说明的，不然生活就被内在地给予了权力关系，这不正是将历史形式的关系赋予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存在吗？总的说，就是他没有对现代社会何以成为现代社会进行追问。虽然前面福柯做了不少权力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之间关系论述的铺垫，但实质上，一旦进入到权力的分析和抵抗的时候，他忘记了权力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是什么形成了这种表现形式之背后的表现机制的分析当然不会是无中心的，因而抵抗也自然并非是无对象的。
与福柯不同，马尔库塞没有将主体与权力合一，而是看作是权力导致了主体本能的丧失，所以主体要将其所屈从的现实原则予以拆解，这自然就是马尔库塞关于人的解放的路径探索。现实原则指向发达工业社会形成的单向度的社会极权主义，不过，马尔库塞坚信一种非压抑的文明不仅可能而且十分必要。但是，这样一种文明的社会显然是不能够直接给出的，我们能够给出的理念均侵染着基于我们当下的存在困境而进行的投射。但是，也不是说这样我们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新型的文明形式，而是这种新型的文明形式就在于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否定中不断地生成，需要的是“大拒绝”。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异化理论已经表明了“人不能在劳动中去实现自己，他的生命成了劳动的工具”，但是，人们“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完成而不是阻止这种异化，必须消除而不是恢复压抑者及其生产性人格。把人的潜能从（异化）劳动世界中取消乃是把劳动从人的潜能世界中取消。”因而，新的社会将是爱欲占据主导，劳动从潜能中被剔除了，作为其前提条件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也进入了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尔库塞并非像福柯那样将权力内置了，而采取置入和剔除的方式论证了解放的可行性，但是，他却颠倒了劳动从潜能剔除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顺序，应该是后者才使得劳动具有了貌似人的本能的潜能的形象，而非剔除前者就可以使得后者进入历史。
正因为马尔库塞持有将“劳动剔除”的看法，加之他也分不清马克思所论述的劳动一般和劳动特殊之间的关系，反而将劳动作为人的存在基础与工业社会中人的劳动混同起来一起剔除掉，故而他对工人阶级能够承担革命主体的看法也表示担忧。因为，工人阶级依然还在工业制度下的劳动之中，并与之一体化了。譬如，工人阶级与资产者之间的生活方式与理想欲望的发生同化的趋势。所以，马尔库塞将于此类人不同的、处于发达工业社会影响之外的“边缘群体”具有的否定的功能的群体给予一定的革命地位，这便是他所谓的“新左派”。不过，这与当前西方激进左翼所谈论的各种边缘群体是不同的，诸如哈特、奈格里等人所谓的诸众完全否定了工人阶级概念，但是马尔库塞的意思则是，“我将给出一个非常初步的革命主体的定义：它是这样的一个阶级或团体，即由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所发挥的作用，它有迫切地需求并且敢于拿它在既定制度中所有的以及能够获得的东西为赌注来冒险，以便取代该制度。”故而，他直接说，“没有产业工人阶级参与的革命仍然难以想象，我想不出在哪一个技术发达的国家中，革命可以在没有产业工人阶级参与的情况下完成”。所以，工人阶级依然是自在的阶级，只是如何让其成为自为的阶级才是问题，这就是马尔库塞为什么要“新左派”的原因了，因为，“发展激进的政治意识和实践就落在了未被一体化的团体身上，这些团体的意识和需求还未被支配系统一体化，因此，他们仍然有能力、有意愿去发展一种激进的意识。他们意识到了变革的迫切需求，不仅要变革制度，变革生产关系，还要变革作为特定类型人的革命主体本身”。
从福柯与马尔库塞的文本互读中，我们看到了福柯对马尔库塞暗中的挑战，当福柯将“性压抑假说”打破，转向了主体自身内嵌着权力，进而消解了革命，使得社会批判成为无限期的话语延宕。为此，今天在展开社会批判理论分析中，依然需要认真清理出社会批判理论与解放理论的质性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够将《资本论》等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置入到社会批判理论之下，仅仅将其装扮为社会批判的理论，而应该恢复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固有的“解放”维度。
END
编辑：唐欣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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