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理论
刘雨婷，华东师范大学与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联合培养双博士学位项目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近20年来，新的风险模式一直在动摇传统机构的稳定性。最近的警铃是2019年年末以来的全球新冠疫情，它在刚出现时被当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应对，但很快由于它的全球蔓延、不断变异、持续性和难以预测性显示了其作为全球不确定性事件的治理困难，直至今日，没有任何个体和机构能够信心满满地断言它将如何变化以及何种治理策略最优。一个可计算概率和定域的风险社会正在迈向一个难测和离域的不确定性社会，它一方面使得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预测变得困难，另一方面使得原本擅长预测、防范和控制的风险理论面临着“失灵”的危机。只有在动态发展中拓展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的概念内涵和治理策略，才能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危机、政策改革的意外后果等各种自然与社会风险。
论域的构建：风险与量子的不确定性“革命”
“风险”在社会学里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追踪危险从传统命运概念到现代风险的轨迹中认证了“风险”具有明确的现代性，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也表达了“风险”所具有的类似社会历史背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则进一步补充了工业社会时期风险与现代社会风险的区别，前者是个人风险，象征着勇气和冒险，后者则是全人类和全球风险，是对地球上所有生命自我毁灭式的威胁。在风险社会学理论中，对“风险”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类型：“现实主义”和“文化主义”。贝克是最著名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描述中，因为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灾难性风险已经变得更加普遍，曾经看不见的工业化风险达到了“潜伏期”的尽头，表现为核事故的威胁、越来越多的洪水、飓风、传染病和地震等。这些风险现象挑战着现代国家的工具理性。吉登斯是一位不那么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风险意识的增强与我们日益依赖的“专家系统”有关的低概率但高风险的后果相关，这些系统在大多数时候能为我们提供“相对安全”。作为对现实主义的批评，文化主义的替代方案以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阿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或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和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为例，他们表明，价值和不确定性是风险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在风险的备选方案中寻找一种无价值的“现实主义”客观方法是注定要失败的，相反，对风险进行持续的文化理论说明是不可缺少的工作。这两种方法似乎对应了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两种类型，但实际上大多数社会学方法都依赖于一种“弱的”建构主义，风险如何被定义、风险副产品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后果、谁负责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一种社会建构。与此同时，风险也是客观存在于社会过程之中的。贝克在《风险社会》中阐述了风险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的双重属性：“风险”一方面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引起系统的、不可逆伤害的放射性毒素和污染物，及其携带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另一方面，“风险”是文明强加的，风险的分配和增长伴随着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不平等，同时还使得非政治性的东西都变得具有政治性。卢曼从风险建构论的角度出发，在时间维度上强调风险是在可能/不可能的中介形式下生成的一种针对未来规划的完全特别形式，他将危险和风险归因于他人的决定和自己的选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通过流行病风险管理的例子指出风险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计算理性，他认为通过计算技术可以确定不同年龄、职业和地点的人的发病风险。詹斯·O．津恩（Jens O． Zinn）说道，不是某一特定事件构成了风险，而是它作为风险计算的一部分的描述使其成为风险。任何过程或活动都有其成功或失败的概率，这是概率论提供的现代风险思维方式。自17世纪以来，概率分析已成为科学知识的基础，改变了证据、知识、权威和逻辑的性质。彼得·L．伯恩斯坦（Peter L． Bernstein）描绘了现代风险计算的轨迹，并将其与机会、概率和不确定性数学的发展联系起来。例如，在正态分布和统计抽样的数学能够被系统地应用之前，大规模的现代风险保险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主张。从性质、价值和形式三方面来看，风险是出现负面结果的可能性及其催生的预感，是计算性推理（先验计算或过去经验统计）的主要形式，能够利用已知的信息对负面结果的发生概率进行某种测量和推测。
在风险认知扩张的同时，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尖锐地显示出当代物理学对宇宙的概念以及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带来的重要修正。德国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发现，我们永远无法同时确定一个粒子速度和位置，要么进行良好的测量，获得关于粒子速度的准确知识，而不能准确说出它的位置；要么以干扰速度为代价，对位置进行准确的测量。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使拉普拉斯决定论（Laplacian determinism）的宏伟梦想戛然而止，如果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就无法真正准确地预测宇宙的演变过程。就社会世界存在的人类互动、观察、干预和测量而言，风险研究将产生与物理学相同的问题：无论谁试图预测处在运动中的行为、事件和概率，都必须面对动量和位置问题。牛顿力学理论体系让人们相信自己有能力精确描述事物在任何时刻的确定状态；而在量子理论体系中，不确定性普遍存在，它使得对未来状态的任何精确预测都是不可能的。根据量子力学的思维，我们实际上无法对动态的风险信息进行任何确定性测量。这就挑战了长久以来风险治理的计算理性基础，如果预测是不可行的，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为风险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由于量子的不确定性“革命”，科学中的确定性现象首先在物理学领域被克服了，它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具有不可争辩的内涵。蕴含在不确定性中的风险不仅仅是不确定性的一种具体表征，而且越发成为一种“不确定性风险（uncertain risk）”，呈现出非连续性、非规律性运行和独一无二的特征。这将我们带领到了新的论域，在量子思维的引导下重新审视与风险有关的一系列社会理论问题，重点在于反思性地剖析经典的风险概念与风险治理策略，进而拓展不确定性时代下风险及其治理实践的新思路。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引入量子力学中的哲学心态，侧重风险社会学研究的同时关注到风险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这些跨学科的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福柯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富兰克·H．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和约翰·M．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决策理论、道格拉斯的风险文化理论等理论思想。可以说，“风险作为社会选择”的社会学论述与“风险作为计算理性”的政府治理论述，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风险的反思性理解，且两者之间值得互相学习和借鉴。
可计算与不可计算：“风险”概念的二元分野及其困境
风险社会理论的进步与“可计算/不可计算风险”概念的建立密不可分，风险被视为理性计算的具体形式或不可计算的复杂形式。从前者到后者，概念的二元建构提高了风险理论的解释力，然而，可计算风险与不可计算风险二元分野的局限性在不确定性社会中越发突出。
可计算的风险
风险是一种计算理性的轴心原则在计算理性主导风险规范化的时期中有其根源。现代主义在政府管理中引入风险并将其转化为可计算和可管理的风险。在福柯看来，“治理的艺术（l'art de gouverner），不是在超验的规则、宇宙论的模型或哲学道德的理想中寻找自己，而是必须在构成国家的具体现实中找到其理性的原则”，或者说，“国家是由理性原则管理的”。在政府理性（la rationalité gouvernemental）的想法中，福柯认为一种活动或治理方式的可能性是以某种理性概念的可用性为条件的，而这种理性概念反过来需要，为了可操作性，对被治理者来说是可信的。是什么赋予和保障政府理性的可信度呢？福柯在分析天花的风险管理时指出，通过计算技术可以确定不同年龄、职业和地点的人的发病风险。这里隐藏着一种计算技术可靠性的假定，揭示了支撑政府理性的技术工具，从而可以推导是数学概率与社会利益的结合共同界定了风险。福柯的“政府理性”代表了一种与人口及其多重关系互动的理性，这种理性通常（尽管并非完全）依赖于统计和概率推理。津恩沿着福柯的思路解释了“可计算风险”概念是如何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变得更加重要的，这些国家试图计算变化的概率，例如，在某个周期中的出生率、失业率或流行病的程度。风险经由“理性”被构建为一种量化的计算形式，并与管理个人、集体和社会行为的政府治理技术相联系。
作为一种概率和后果的计算（即一个事件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风险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概念上的切入点，激励他们理解和影响从危险行业的监管到灾害复原力、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风险问题。然而，社会学的视角和概念工具对风险分析的实际工作几乎没有影响，“可计算的风险”仍然是一个由技术、定量方法主导的领域。
不可计算的风险
风险社会学从现实主义和文化主义等角度挑战了可计算风险的概念主张，同时对把风险焦点缩小到理性决策、技术计算和风险评估等范围的风险简化方法提出了批评，引导可计算的风险向不可计算的风险转变。可计算的风险在本体论层面具有缺陷。一方面，贝克的现实主义风险观假设真正的风险已经大大增加，譬如核技术、化学技术和基因技术对风险的计算产生了破坏，以至于风险超出了计算和控制机制的范畴。在“外部风险”主导的时期，社会生活中许多领域的风险可以根据时间序列被很好地计算出来，因为它们被假定具备生活方式的相关稳定性和自然界的稳定性。然而，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不可估量的、不确定的、被风险所永久化的东西，可能成为不可预见的可能性和忧虑的来源，从而对理性控制的想法提出质疑——这种想法在韦伯模式中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计算风险的存在使得人类可以估计所面临风险的程度并且可以作出决定的积极想法被束缚住。另一方面，在微观和宏观世界中采用理性主义和工具性的风险概念无法把握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解释学、心理学和文化限制形式，风险的文化主义者认为风险正是通过这些形式被建构和感知的。定义风险为各种类型的理性构成了一种霸权形式的工具理性，道格拉斯认为这是对真正理性思维的嘲弄。如果理性的条件是基于随机性、统计独立性、抽样可变性的概率论原则和人类的逻辑运算能力，那么任何一个决定都可以轻易地被免于非理性的指控。然而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认为，理性思维的实现除了要求普遍的计算能力之外，还有一种从文化中获得的识别、组合和分类特定元素的能力，他称之为“直觉”（intuition）。这意味着尽管专业科学分析中的风险是一个去语境化与非社会化的表述，但实际上受到不确定文化的约束，因此没有办法证明任何决定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道格拉斯认为是文化上的直觉指导我们对任何一个领域的风险判断，“当危险超出我们的文化赋予的直觉范围时，我们都会迷失”。真正的理性思维取决于社会的备选方案、价值观和信仰，可接受的风险永远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是社会价值观通过暗示共同的风险协议对风险的感知程度起作用。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教导的，如果没有“有意识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国家政策就是一种幻想。道格拉斯不仅仅止于论证风险的文化本质，她还强调了与风险模式有关的制度权责和权力分配。每一种风险都是经过制度精心选择和构思的，以便为不幸的发生赋予某种类似于自动司法的权力。事实上，每种制度下都有特定的风险组合，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不同的风险社会感知与风险责任主体。例如，有的社会倾向于强调碳排放污染的风险，但有的社会可能不以为然，这不是说他们不关注这项风险问题，而是说他们倾向于发现其他类型的危险。因此，风险是被压缩在一起的文化意义与制度意涵，正是这种压缩赋予了风险超前的反思性和半意识性特征。
可计算的风险概念在方法论上存在弱点。尽管福柯屡次强调计算理性对政府治理术的重要性，但他不是毫无条件地“采用”统计技术。福柯表明确定性和普遍性是应用概率计算的条件，也就是说，在不确定性和极为罕见的情境中，被理解为计算理性的风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管理策略起作用是存疑的。实际上，詹姆斯·L．萨维奇（James L． Savage）在决策理论中早就提醒，在任何一种解释下，概率都不能作为衡量对命题的信任尺度。此外，道格拉斯声明，公众对某一风险强烈关注的涌现不能很好地由计算理性作为思考风险的专门活动来完成，不仅是因为评估本身就是有偏见的，而且因为单一的客观风险分析会使人类问题的陈述脱离其文化背景而变得贫乏。“不可计算风险”在理论层面回应了现实世界的风险膨胀与文化情境的不可忽视性，同时开启了风险诠释的文化和制度方法。
“风险”概念的二元困境
从可计算风险到不可计算风险是社会学对理性主义方法的批判并以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优势拓展了对“风险”内涵的认识，但风险的谱系比风险社会理论所涉及的要复杂得多，它的意义不能被一个从可定量计算的风险到不可估量的风险的全球化叙述所穷尽。更重要的是，当风险越来越不明朗时，就不再是一个特定的风险，而是一个必须要应对的不确定性。因此，可计算/不可计算风险对复杂多变和不确定的社会世界运作的洞察力已经被限制。杰克·道维（Jack Dowie）认为，当我们在风险方面定义和量化潜在威胁的能力被不确定性破坏时，试图在概率方面将这些威胁概念化可能对决策没有什么帮助。以风险为框架进行分析，会先入为主地得出经验性的结论，并排除其他可能有助于理解不确定性和采取行动的方式。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对风险的专注使得政策制定者无法接触到不同的解释和危险以外的知识，这反过来削弱了他们为系统的意外和冲击做准备的能力。可计算/不可计算风险的二分法将问题的核心聚焦在风险可计算性的限制上，因而会先天性地忽视潜在“不确定性”的存在。
遏制的技术：两种风险治理策略及其局限性
风险治理无疑已经成为一种比半个世纪前更重要的社会技术，相应地，理解它作为一种治理技术的性质和作用也变得很重要。考虑到政府为减少不可逆转损害而制定的计划与为获得这一结果而选择的手段之间的联系，风险控制的工具通常构成了一个新的机构或法规，需要国家机构的执行机制。现在至少有两种遏制风险的技术：一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技术官僚主义风险治理策略，另一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风险治理策略。
技术官僚主义的风险治理
风险社会学研究者揭示了风险的逐步演进不是精确科学的合理性发展所驱动的，而是以统治权为中心的制度组织和通过惩戒运转的强制机器的并置与对立。当风险进入国家管理视域时，围绕风险展开的首要争议不再是哪些是风险而哪些不是风险，而是政权如何通过风险管理获得社会的信任和维护政权的稳定。政府的工作就是要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的一种安全装置，不仅是狭义地预防和降低风险带来的灾害性后果（比如饥荒和流行病），更是要在识别所有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妥善地处置和安排未来的不确定性事件，确保领土上的人能够在不确定性的境况中获得安全。
具体而言，以政府为中心的有组织风险管理通过监督和预防来遏制风险。一般来说，作为更广泛的现代化驱动力的一部分，国家承担了调节和（假定）消除风险的任务。20世纪中期的福利国家、社会国家或贝克所称的“有远见的”（provident）国家试图控制或减少诸如失业、传染病和工业污染等各种风险现象。福柯在分析饥荒事件时表达了政府风险治理的预防观，他认为合法性制度和法规制度不是简单地在风险发生时停止（arreter）它，不是简单地把它连根拔起（deraciner），而是实实在在地防止（prevenir）它发生。尽管风险管理的指导方案都以清除可预期的消极事件为目标，但福柯试图强调的差异在于，停止是一种滞后的方法，而防止发生是一种更优的前瞻性方法。福柯在《安全、领域与人口》（Securité，territoire，population）中介绍了三种政府管理风险的说明性例子：麻风病是通过领土排斥的主权逻辑来处置的，瘟疫是通过隔离和监视的纪律策略来控制的，天花则是通过政府的流行病管理策略来管理的，它试图计算疾病对人口的影响并控制其传播。前两种都属于案例管理，那些被判定为对社区或社会构成威胁的“有风险”的人要接受一系列的治疗和管控，将他们完全从社会空间消除，或降低他们因酗酒、药物依赖、犯罪行为等原因而造成的危险性。这类风险管理见证了案例管理方法在社会工作和临床医学的既有划分之外的扩散。福柯表示，在古典时代，技术官僚的手段以一种非常确定的有效性，而且因为更加盲目，所以更为确定的逻辑旨在消除对社会有害的分子。第三种方式则是风险管理技术的更新，它通过将案例管理转变为人口管理不仅扩大了风险监控的水平，而且使得风险管控事业从道德伦理的审判中脱离出来。因为新的监视形式免去了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相互关系，对风险对象的监控以观察者目光的升华形式出现。
由此可见，技术官僚主义的风险治理从以主体本身为目标的战略（利用技术直接控制机构和个人），转向与人口和指标有关的异质元素的统计关联和组合，即风险的因素。拒绝对个人和因果关系的关注是现代风险管理建立的方法论基础，这不仅意味着特定风险政策的重新定位，而且意味着纪律技术的转变，其主要目的不是在危险情况发生后治理，而是预测所有可能危险的入侵形式。在风险的监督与预防方面，技术官僚式的政府管理政策愈发发展成为一种完全自主的力量，超出了实地操作人员的监控范围，使得后者沦为了一个单纯的执行者。从风险的案例管理到风险因素的评估，一个仅限于监视和规训某一特定行为发生的风险管理概念，与另一种具有抽象风格的概念相比，显得陈旧和匠气十足。
新自由主义的风险治理
有趣的是，自风险的社会化（人口化）之后，风险治理进程无法绕开的却是“风险的私有化”或“风险的个人化”。作为社会化风险管理技术回缩的一个关键指标，风险的私人化标志着新自由主义风险治理形式的出现。社会保险的技术形式对于在19世纪建立的风险管理私有化至关重要，针对未来失业、不良健康、自然灾害等风险事项的管理由此越发成为一种私人义务。这不仅仅是在社会化风险管理形式方面，而且在一系列其他决定中，公民被要求把未来带入现在，并被教育如何计算从饮食到家庭安全等各种行动的未来结果。因此，公民在他或她的义务之外，还需要采取谨慎的个人计算方法，透过可计算的危险和可避免的风险视角来看待现在的生活。
新自由主义的风险治理形式不是通过社会，而是通过“自我”和（他们认为）有责任感的人的负责任和谨慎的选择跟行动来进行治理。个体的风险代理人被新自由主义视为应对风险的新方法，他们必须成为具备谨慎、负责任、有知识和理性特质的风险管理者，掌握风险监测者和风险计算的能力。正如艾伦·彼得森（Alan Petersen）和黛博拉·卢普顿（Deborah Lupton）所说，“新自由主义要求个人通过无休止的自我检查、自我照顾和自我改善进入自我管理的过程”。奈特在回应经济系统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也额外关注个体的风险能力水平对应对不确定的核心作用，他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不确定性，相反，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管理风险。因此，风险行动主体的培养是应对不确定性问题的首选解决方案。
新自由主义治理策略的私有化精算主义思路和风险阻断方法同样以计算理性为基石，其主体的构成是积极的和自我导向的，他们掌握自己的生活，并承担自由做出的决定后果。然而，有组织的技术官僚式风险管理机制并不是完全地退场。在负责任和理性的个人愿景中，新自由主义技术和技术官僚主义技术以相互支持的方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政府管理机构可以通过理性选择行为者的话语建构，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相衔接。风险预防和管理现在成了受害者的责任，他们通过追求自我利益，从对国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并参与到新秩序的建立中，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蜕变为积极自主的行动者，与组织机构合作管理风险，而不再是危险事件的受害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和救助以及指责管理机构的不周到之处。
两种风险治理策略的局限性
承担风险的主要参考框架从集体转向个人是对社会国家难以控制所有风险困境的回应：如果风险无处不在，而社会国家又没有能力把它们集中起来，那么就需要被风险围困的个人，作为风险的承担者来负责应对这些风险。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非集体化动力之后，很快就遇到了个体化的问题。卡斯特尔认为，日益成为“个体社会”（la sociéte des individus）的社会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几乎呈指数级增长的社会，因为缺乏集体监管来控制生活中的所有变幻无常。福柯同样赞成国家的集体管控在不确定性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对技术官僚主义成倍增加的批评历历在目，尤其是它作为资源的自动分配者而运作并将个体降低到被动受害者的角色。这使得很长时间里发展风险治理术的思路狙击在：要在个人责任和国家团结必须保障的内容之间找到平衡，抑或寻找第三条道路。目前为止，关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争辩、风险权责分配的研究并不少见，但也往往局限于此。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风险研究没有敏锐地捕捉到不确定性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增长与蔓延，更没有迅速地回应和接纳新的“不确定性”社会事实，它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仍然沿袭各种“先验”工具。
技术官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风险遏制技术将风险治理局限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风险治理的意识形态被一个宏大的技术官僚合理化梦想所笼罩，这个梦想是对不可预测事件的绝对控制，诱导出一种理性的谵妄，一种计算理性的绝对统治。这种超理性主义同时也是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它假装要像拔掉杂草一样消除风险。然而，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无法预测决策的结果，也无法为结果分配概率。即使应用了遏制风险的方法，风险存在/不存在的不确定性也无法根除，因为现有的设备无法测量处在运动中的风险信息。遵循科学、专家与决策者（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体）密切合作方法的风险管理体现了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消极关系，它不是以实践目的为导向，而是以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为导向。遏制的风险治理术寻求或希望获得一种先验的稳定，没有意识到全球市场中长期存在的不确定性，即大量没有被类别预先构建所僵化的、不可预测和复杂的社会事物、概念和想法的出现。如果说风险遏制术专注的是治理问题，那么现在风险的社会事实已经转向不确定性问题，即我们如何在流动性越来越强的亚稳定社会状态下、在必要的自我组织的背景下、在不确定性社会中生活的挑战。
此外，遏制技术的价值论源头是对风险的消极预判，但在实际的情况中，许多事项在一开始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不是具有消极后果的确定性事件。从时间序列来看，遏制风险的治理思路是具有滞后性的，它首先是先验的，即以往有类似风险的应对经验可以参考，其次是在出现危险症状后才能启动风险应急程序。蕴含消极后果价值取向的风险治理术在发挥预防的前瞻性能力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它的预防手段“是将怀疑提升到概率计算的、有尊严的科学等级”，而不是真正的预见性治理。
总结与展望：从“不确定性风险”再出发
伴随着内外部不确定性的与日俱增，无界、整体、灵活、多向、差异、可能、离域、联系、互动、难测共同描绘了不确定性社会的图景。风险社会理论的发展是对旧的风险计算和管理机制的深刻批评甚至颠覆，但在不确定性社会中这是不够的。一个纯粹计算性的风险管理制度在对确定性的驱动力方面是“前现代”的，风险分析仍然是由技术方法主导的，即使在这个领域里社会和文化的视角越来越多。如果风险的重要性在于它与事物的联系，那么我们对风险的分析必须摆脱可计算和不可计算之间的对立，超越风险遏制技术的论域。这可以理解为从风险（负面结果的可能性）向不确定性的转变：一种未来事件的选项、后果和价值都无法确定和判定的状态，它无法被精确量化和测量因为不存在可供概率化的信息。我们尝试勾勒一种突破固有风险思维的不确定性风险的理论思路，它在概念内涵、价值意涵、治理目标和方法、核心命题上具有以下特征：
（一）“不确定性风险”的概念内涵建立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原则而不是二元对立之上。经典力学的方程式描述的因果关系是每一个结果都源自一个特定的原因，即如果一个粒子在某确定时刻的位置和动量是确定的，其在随后的运动也完全是确定的。在量子物理中，由于“不确定性关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尽管量子力学也具有规律性的统计特性（某些风险同样具有变化曲线），但在观测放射性原子核的时候，没有人能预测它会在半分钟内还是一小时后衰败。这并非因为我们无知，或者是技术还不够精确，而是由于在原则上就不可能。一方面，概率函数包含了趋势的客观因素和不完整知识的主观因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确定性风险的结果一般不能被肯定地预测，测量者从观察中推导出的只能是一个数学公式。另一方面，非理性因素（主观、文化、制度等因素）的重要性已经在经典风险社会学理论中被论证，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依赖一些非主观主义的基础（譬如指导行动的原则），否则行动就会失去力量。一些真实的或表面的真理构成了生活的基础，正如海森伯的微观世界解释所表明的，尽管精确描述原子过程的无法实现，但是过程发生的概率还是能够被谈论，甚至在任何情况下，对每一个结果的复杂解释都只能以概率分布的方式来说明。因此，概率论不是要在对计算理性的批判中退出舞台，相反，概率性解释更加符合一种“不确定性”的研究范式。与过往不同的是，计算理性是以互补非理性的方式而不是以认知主宰者的角色参与对风险认知和决策的影响过程。
（二）“不确定性风险”的价值意涵从消极后果转向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助于促进人类从“风险”的破坏性力量中解放出来，拓宽专注于灾难预测的传统风险研究视野。原来的风险正如道格拉斯描写的，“在可接受的科学方向上挥舞着手臂表示：风险意味着危险，高风险意味着大量的危险”。然而，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风险是社会层面深度不确定性的一部分，比如由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促进的新型就业形态和行业形态的快速发酵及其引起的社会后果，新冠疫情对全球人类生活影响的持续性。对于不确定性来说，风险社会绝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治理不完善的世界，相反，风险是机会的来源或条件，是进步环境中不可避免的和宝贵的部分。从这个角度看，风险管理者们消除风险的努力是当代社会进步干扰性的促成因素，换句话说，进步是由加剧而非减少不确定性的力量推动的。因此，从纯粹的风险概念中发展出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处在更高认知层次的积极概念。可见，在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方面，“不确定性风险”也可以发挥比“风险”更加有力的作用。
（三）“不确定性风险”治理的目标不是遏制和清除风险，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一种有助于人类将行动调整到符合自身发展轨道上的行动指南。贝克声明，当个体被从结构中解放出来时，他们必须在“再现的”现代化形式和策略中，在被制造的不安全条件下，重新调整他们的行动状况。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在不确定性风险思维方面也是非常具有洞见的，尽管他使用的是现代性这个概念，他说“现代性的激进化意味着被迫以一种反思的方式生活，面对一个更加开放和有问题的未来”。贝克和吉登斯的论述中都彰显了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积极地把握和重建行动的必要性。尽管他们未就如何形成未来的行动指南作详细论述，但贝克提到了“预期变数”，这些变数的意义和重要性直接与它们的不可预测性成正比，因此我们必须预期后者来确定和组织我们现在的行动。道格拉斯的建议是培养复原力（resilience），即利用变化来更好地应对未知的能力。以预期（anticipation）为基石的控制能力强调的是统一性，弹性应对能力强调的是可变性。当国家无法预测未来将面临的重大困难时，多样性、可塑性、灵活性、探索性可能是最好的防御措施。
（四）“不确定性风险”治理的方法强调多方协作和个体行动力的培育，促进不确定性风险应对从突发事件管理的临时启动转向不确定性应对的常态化。技术官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风险治理术发育了两种不同风险责任主体的行动方式：一是政府以精算的方式统筹风险，二是负责任和理性的个人承担风险管理的责任。事实上，以组织管理为核心和以个体自治为重心的方法表面上是对立的，但更有可能是互补的，关键是政府与多元风险主体（个体、社区、企业与组织等）在不确定性风险应对事务上的多元参与和协商合作。为了实现和提高个体在不确定性风险日常防控中的行动力与参与水平，贝克认为培养对风险的处理能力是教育制度的核心任务。
（五）“不确定性风险”研究的核心命题在于：我们如何在不确定性社会中生活？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风险的未来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它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注入上升的动力。相信社会进步意味着认为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因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这种改善将会到来，并为此采取相应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进步不仅是在历史的目的论中有意义的概念性构造，对于社会主体来说，它是通过每天实施的具体项目来实现的，面向的是一个能确保人类福祉的未来。诚然，在今天，我们仍然有一个良好的目的论，但我们更加困惑于明日的不确定性，这一忧虑最初被称为“危险”和“风险”，现在是“不确定性”或者“不确定性风险”。如果说，21世纪的风险社会学家在质问，我们要如何理解和治理风险？那么，今天的社会学家不得不将问题转向：我们如何在不确定性社会中生活？这是一项有待全球风险与不确定性研究者共同讨论的时代命题。
本文从“不确定性的反思”出发重新考察了“风险”的理论装置，二元分野的可计算/不可计算风险框架对不确定性社会的洞察力十分有限；沿袭各种“先验”工具的技术官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风险遏制技术没有敏锐地捕捉到蕴含在深度不确定性中研究对象的动态变化。为了与新的“不确定性”社会事实紧密接轨，以及回应全球不确定性社会的现实需求，未来风险研究的理论思路可以尝试从“风险”向“不确定性风险”发展。“不确定性风险”的理论思路建立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原则之上，从专注于灾难预测的传统风险视野拓展到更广阔的不确定性范畴，其价值取向不是绝对危险，而是面向积极未来的绝对不确定性，其行动目标是在不确定性社会中寻找和调整行动指南，在方法上强调多方协作和个体行动力的培育，促进不确定性风险治理从突发事件管理的临时启动转向不确定性应对的常态化监管。
责任编辑：海纳百川
文章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