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罗士泂，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市冬奥文化与冰雪运动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在如此远距离范围内具有此般频繁和快速的移动性。移动性的快与慢、长期或短期，与诸多因素或要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就包括作为基础设施的道路。以迪米特里斯·达拉克格罗（Dimitris Dalakoglou）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认为，包括埃文斯-普理查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内的经典人类学家都低估了高速公路对于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影响，他号召要将道路等基础设施列入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从而更广泛地关注道路修建过程中所呈现的社会意义、技术权力、行动者策略和空间正义等议题。以及道路使用过程中人与物的流动、边界的跨越、文化历史和空间实践等议题。周永明则强调道路的跨学科研究，并提出“路学”这一极具号召力的概念。周大鸣等人推进了“路学”研究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可能路径。实际上，无论是基于既有道路研究成果还是依照日常生活经验来看，道路的修建、修复以及使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从始至终就没有停止过。然而，我们却忽视了两点关键信息：一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道路都有相对应的共同材料或者遵循类似的建设标准，这使得道路在长久的历史沉淀中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以及可供分辨的物质文化。二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由于道路背后承载着诸多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和理念，因此任何一条特定的道路都并非作为一个普遍范畴而存在。换言之，我们忽略了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忽视了对“修路”这一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的理论审视，没有考虑人们是如何在同一条道路上进行长时段的反复修建与维护。道路连接着空间与时间、中心与边缘、现在与未来。道路修建与使用可能并不像普遍所理解的那样皆是出于同样的心态，即便是在同样的地理位置对同一条道路进行修复也可能是基于完全不一样的出发点与实践逻辑。因此，当一条道路的空间形态经历了对外通道、村庄内部主干道以及最后复归为复古路之时，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解释以及是否能够从中获得更多有关道路研究的启发？这也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本文将研究区域放置在华北太行山区。太行山被誉为“天下之脊”，它不仅是晋冀豫三省的分界线，也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分界线。既有史料经常会使用诸如峡谷、孔道、隘口、垭口、水口等词汇来描述该区域的交通或道路，不过更为人们熟知且概括性强的非“陉”字莫属。《说文解字》将“陉”字解释为“山绝坎也”，《元和郡县图志》解释为“连山中断曰陉”。曾昭璇认为：“'陉’是横谷之意，即横切太行山的谷地。”简而言之，“太行八陉”也就是穿越太行山最主要的八条通道。井陉是目前为止唯一仍被用作县名的太行八陉之一，具有“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之称。自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笔者在井陉展开过为期一年有余的道路人类学研究。本文依托井陉古道沿线的村落研究，借助道路研究视角，强调道路自身的历时性特征，将道路形态变迁以及道路功能嬗变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探究道路与村庄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道路形态的变迁：从古道到复古路
井陉古驿道是沟通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一条重要通道，在驿道沿线村落的阁楼中常见刻有“西通秦晋”“燕赵通衢”“三省通衢”的石碑。严耕望表示：“然此一带太行山脉南北数百里地段中，仍仅此处断陉为唯一可行之大孔道，故见史两千年来，山西河北之中部之交通一直以此道为主线。”而丁文江认为：“若是我们把军都陉割在燕山里面，则穿过太行山的路没有那（哪）条有井陉重要，因为它是太行山里惟（唯）一可以走大车的路；此外各陉只通驮马。”由此可见井陉在该区域交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古驿道的使用基本上持续至民国期间。1928年，井陉修建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条汽车路。1938年，入侵井陉的日军在古驿路的基础上部分改线，修建了正太公路，也就是后来的石太公路。不过由于标准低、质量差，并且抗日军民为了抵抗日军的侵略需时常破毁道路，因此只能勉强维持通车。1943年，日军沿着井陉古道修通了石太公路，主要是土路和碎石路面，高低不平且宽窄不一。
1949年，国家在遗留下来的旧公路基础上发动群众逐段整修，通过调整线型，加宽路基，改善路面等措施，提高道路质量。1967-1969年，国家分段对原本的道路进行改建与整修。1975年，随着晋煤外运猛增，当地按照三级路的标准改建了井陉至山西省界段，铺筑了6米宽的油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条道路不断被维修。例如，1975年9月至12月，城关大石桥至山西省界铺成油路。1977年至1981年此路进行了三次大罩面。道路状况的改善不仅极大地加快了晋煤外运的速度，还促使道路沿线的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更加频繁且方便。如今，这条被称之为307国道的道路依然是该区域的一条重要运输线。恰如李晓聪指出：“从今天我国公路、铁路交通分布图来看，山西与外部的交通联系基本上仍然遵循古代交通线奠定的格局。从这一点来看，了解古代交通线的走向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笔者重点调查的段村就位于这条古驿道之上。段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北方古村落，全村500多户，2000余人。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数据统计，该村仍保留139眼古窑洞，其中的23眼属于明代建筑。井陉古道从村内穿过，自古以来是人们往返的落脚歇息之地。村中东西两端的阁洞下方至今保存着两截古驿道遗迹，车辙印很深，阁洞上方张贴着醒目的“秦皇古驿道”标识牌。如今走在这条道路上，也能见到以往车马大店的痕迹。据统计，村内古驿道两旁不仅有24座车马大店，还有众多的药材、食盐、杂货等店铺。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良好的道路基础设施，段村的经济状况一直处于该地区前列。
不过，在上述历次修路过程中，途经本村的道路路线没有沿着原来的驿道伸展，而是绕道从村庄北边经过，从而开辟了新的穿村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们开始从事大规模的煤炭转运等相关行业，新开辟的道路对于村庄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饭店、洗车、加水还是装卸煤，所有这些都围绕着煤炭的转运而展开，2007年分布在该村道路两旁大大小小的煤场一度有100多个。
随着国家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当地发展“路边经济”的契机不复存在，路边煤场近几年纷纷关停。人们越来越没有办法从这条道路上获得与以往相匹配的经济收入，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这条路越来越养不住人了”。更通达的道路状况促使人们的流动性更强，大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生活条件以及工作机会由此变得更加吸引人，大量村民纷纷外出务工或者从事其他行业。整个县域经济发展方向也从原来的煤炭运营转向旅游经济。那条存留的驿道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并且成为重点利用与改造的对象。
2016年，段村入选为国家传统村落，这意味着国家将投入300万元用于传统古建筑及民居的修复。随后，该村被列入河北省美丽乡村重点建设的名单之中，并划拨1000余万元用于工程建设。当美丽乡村建设与传统村落保护两个项目同时进入该村之后，村干部们想在整合既有旅游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提升村容村貌，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尤其是当他们看到附近其他传统村落的发展态势之后更加强化了此想法。因此，对于项目的建设与规划，普通村民也投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规划中，具体到道路建设则是被视为极具现代化象征的“道路硬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政府“村村通油路”工程的推动下，村庄便不断向外争取资金，在内部发动捐款倡议，早已于2003年实现村庄主干道的硬化目标，并且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对损毁的路面进行过多次修复。看起来，施工计划中的“道路硬化”显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村干部们与施工方最终决定拆毁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已经用水泥硬化过的道路，铺设从附近山上开采的石头，以彰显村庄的传统韵味。显然，他们没有完全遵照美丽乡村建设的施工标准，而是将其与传统村落保护项目结合起来。村主任如此解释道：“我们以前拆了很多，现在国家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必须想办法一点一点地恢复。先把最基本的打造好，把路修成，这样就古老一点，人家就会想过来看看。”
村庄将道路设计成这般模样，无疑是想让游客们有一种不一样的行走体验。在乡村旅游规划过程中，设计者清楚地知道“基础设施的材料——道路的硬度、黑夜的强度、平滑的装修——是如何产生感觉和政治体验的”。借助自己的感官，人们能够对基础设施获得诸如冷与热、柔软与坚硬、喧闹与宁静、脏乱与干净等感官体验。道路体验是旅游设计的其中一项，而道路两旁的传统建筑以及修复后的古庙宇则是旅游参观的重要对象。因此，在乡村旅游的规划中，村庄入口处建设了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以便外来游客将车辆停放在村外，这样游客们就必须通过步行的方式来领略本村风光。
对于段村而言，他们试图通过道路将自己与外部世界进行对接，积极按照外部世界的标准与模式进行道路的改造与修复，跟随着道路功能的改变而调整自己的生活。原本的驿道是沿着河滩而呈现东西走向，村民们建房也主要沿着驿道（河滩）而建。随着驿道的废弛以及现代公路的修建，村民们纷纷将房屋建筑在原本荒芜的公路沿线，并在这条国道两旁从事煤炭转运的生意。当这种生计模式无法继续维持，又转而将眼光投入搁置已久的驿道上。由于这条古驿道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并被贴上了文化遗产的标签，人们得以将其开发成一条旅游通道。道路的不同功能，就是这样被人们发挥到极致。道路形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复归，但是去而复返的过程恰恰凸显的是村庄在与外部社会接触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及适应。
道路的“地层图式”：道路研究的一个新概念
借助遗存物，考古学家们可以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将这个遗存物所表征的文化系统还原乃至重建出来。考古学上的空间是一个经验性的实体，是一种对过去的经验实体的重建，而地层学及绝对年代断代法则是对考古遗存进行断代的最为普遍和常用的方法。这种考古学或地层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显然也适用于道路研究。就像易劳逸（Lioyd E. Eastman）所说，“在众多的断层中摘取一系列典型例子，这样就能具备丰富的材料，对整个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假设性意见”。试想，在日常生活中行走的道路，哪一条道路会一直保持原状而不发生一种形态意义上的改变呢？人们不仅会依据生活所需将道路铲平或者垫高甚至直接放弃某条路线，而且在不同时期使用的材质也有差别。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将机器体系和机器文明划分成三个连续但又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的阶段：始生代技术时期、古生代技术时期和新生代技术时期。在他看来：每个技术阶段都大体上代表人类的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是更重要的特征是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技术体系。
应用于道路之上的技术以及典型材料同样如此。我们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们在不同年代使用的筑路材质具有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可以被辨别出来。不同时期修建道路使用的典型材料可以说也经历了技术层面的划分阶段，由此导致不同时期的道路形态存在极大的差别。当然，不同时期使用的材质存在重叠甚至反复，在修路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出现某个阶段的修路材质的“消失”。然而，人们在同一条道路上不断地进行维修与翻新等工作，层累效应使得道路的典型材质不断更迭于地层之中，由此构成了层次相对分明的道路的“地层图式”。从道路修筑的时间与过程而言，道路的地层图式作为一种理想模型，可以被整体还原出来。以本文关注的这条古驿道为例，我们可以从道路的主要类型将人们使用道路的历史区分为三个时间段，从而观察到三种道路地层图式。
一是古驿道地层图式。以往，人们会在每年的二月、九月各修一次道路，而且一旦有大工，则会募款修治。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初七日，在一份名为“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修治四天门韩侯岭路工完竣折”的奏折里，张之洞如此汇报当时的修路状况：除修筑道路、填平坑坎均系土工，尚易修治外，其难者大率土石相间，或专用石工，或镶以石磡，或护以拦马墙。山峻者堑岩壁以益其宽，岸狭者培土累石以增其厚。“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李希霍芬在途经此路时如此描述：“路上不时出现大斜坡或是冒出一块带尖儿的岩石，原来铺的大石块天长日久已经磨得很光滑，有些已经被磨得不剩多少了。还有些地方道路就是在石灰岩上直接凿出来的，坡度很大，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因为所有的车辆都沿着这些车辙前进。”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陶保廉从井陉微水至山西平定县桥头村这81公里的行程中，仍有这样的记述：“上下山坡，回旋曲折，覆车二，有折轴者，二鼓始到齐。”翁同龢也多次提到大车“在井陉颠而脱輹者屡矣”。显然，古驿道时期，不仅修路难度很大，而且行路的体验也比较差。
二是现代道路地层图式。随着现代交通设施的出现，尤其是作为现代性隐喻的汽车深深地改变了人类的交通与生活，原本的道路设计已经无法满足机动车的交通要求，大量的混凝土以及沥青路在此情况下涌现出来。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道路归为“现代道路”，毕竟这都是现代工业化的产物。以段村现存古道为例，阁底存留的古驿道就是道路的既往模样，主要是石块铺设而成的道路，整个路面坑洼处较多。铺设水泥路之后，行人不仅行走方便，一些女性访谈者表示她们可以很方便地穿着高跟鞋走路，而且无论是电动车、农用三轮车还是小汽车，都有很好的行车体验。
三是复古路地层图式。当这条路回归到“复古路”的路面之后，村民们总是抱怨道路铺设得凹凸不平，没有将石头杵平，老人与小孩走路的时候容易被绊倒。他们认为施工方即便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成本，也应该规整地铺设而不是像现在这般随意摆放，最后用水泥将其黏合在一起。总而言之，他们对于这条“复古道”的体验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道路的“空间修复”最终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而外来游客前来参观时，很明显地发现“复古路”与阁洞下存留的驿道并不一样，因此更愿意在阁底下而非在新翻修的道路上拍摄视频或者合影纪念。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背景下，无论是城市对于传统乡村的想象抑或是乡村对城市游客的想象，他们都在一种互相想象的状态下完成了村庄内部的道路建设。复古路便是这种相互想象后的产物。
需要说明一点，地层图式并不是在道路上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一种时间概念上的层累效应。此外，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这条道路两旁的村民依然会根据需要对道路进行修缮甚至重修，道路的地层图式并未完全定格而是仍将不断层累。从研究的操作层面来说，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必要动用类似考古学技术对道路的地层图式展开详细地判别与鉴定，至少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说，大可直接利用人们记忆中的道路修建史或者直接透过碑文等文字记录将其还原即可。中国社会不乏种类繁多的记录历史的书写方式，碑刻是其中被广泛认可的一种，诸如碑碣、墓志、经幢、摩崖等。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让历史永久地被镌刻住，否则就不会那么频繁地见到“永垂不朽”或者“流芳百世”等字眼。即便是现在，人们依然会通过碑刻的方式将架桥、修路等被认为是“功德”的事情记录下来。只是，我们过多地将目光聚焦在碑文的具体内容之上，恰恰忽视了这种书写方式的背后所映射出来的道路地层学说。
段村的山神庙存放着六块碑文，包括一块残碑与五块完整碑文。这块残碑是一块被盗损后的画碑，画碑上原有一个手持木棍的人，他的前方站立着一只鹿，当地人对此解释为：一路（鹿）平安。这样的解释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集体化时期生活过的村民们对这条道路依然记忆犹新，村里负责磨面的人以往甚至每天得赶着毛驴在这条道上往返两趟。另外五块碑，有两块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以及咸丰三年（1853年）的修庙碑记，有两块是嘉庆七年（1802年）与同治二年（1863年）的修路碑记，还有一块则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重修庙与修道的碑记。频繁的修庙、修路及其留下来的碑文，让我们能全面地掌握道路的地层图式。那块立于嘉庆七年的“改修上山庙岩岭道记”碑文，其碑头不像其他碑上所刻的“敬俟君子”四字，而是“志在平坦”。也就是说，“一路平安”以及“志在平坦”就是当初村民们修建山神庙以及留下这些修路碑的最真实的想法。然而，还有更多深层次的东西隐藏在道路的地层图式之中。
在佩妮·哈维（Penny Harvey）与汉娜·诺克斯（Hannah Knox）看来，道路作为基础设施的形式体现了政治，这种体现不仅通过道路承诺的转变来完成，还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进行重新安排来实现。以复古路来说，它很显然对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产生了影响，比如他们的日常行路体验以及当外来游客到来之时将当地的土特产品拿出来在路边售卖。但是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此，也与该村的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正如吴重庆所言：“兴建道路给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带头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扩大影响力的舞台。关注乡村道路的兴建，乃是分析'民间权威’（popular authority）这一社会角色的合适视角。”道路始终被放在一个关键的位置，是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是政府施展惠民政策的重要表现，是地方精英施展才能的重要舞台。人们将一整套的政治理念、经济计算、文化符号嵌入道路之中，促使道路成为一个可供展演与互动的实践空间，利用道路的可塑性特征来实现他们理想中所认为的道路应有的模样，从而实现了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目的。不同时期的修路、治路行为，其背后可能携带着不一样的经济目的与政治含义，而人们围绕着道路所开展的一系列实践活动都将遗存下可供挖掘的线索与痕迹。一种道路的地层图式就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层累而成。冯珠娣表示：“'路’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字眼，它单独使用时在汉语中指街道和道路的名称及其本身。当它被赋予隐喻意义时指很久以前的一种哲学遗产，它具有了更广阔的含义——这个字就是'道’。”而研究道路的意义之所在，恰恰就是要揭示出道路背后的“道”。
道路作为人类学的田野：村落研究与道路研究的结合
要想更好地展开道路研究，将道路作为人类学的田野，我们需要将既有的村落研究与道路研究进行结合。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人类学家开创了一个“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他们利用社区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乡村开展过广泛的研究，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中国乡村研究由此也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纵览人类学关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研究，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区分为三个重要的研究范式，即单一村落研究、多村落区域研究、村落重访研究。
单一村落研究主要指的是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其在20世纪30年代引入中国后便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以及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多村落区域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在于克服单一村落研究遭人质疑的代表性问题，其试图采用类型比较法从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丰富乡村研究。例如，《云南三村》一书通过类型比较法，在一个共时性的意义上用经济发展模式来区分村落组织形态的类型。从“江村”到“三村”，或者说由“一点”到“多点”，正是为了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全貌而做出此番的努力。如今学界展开的流域研究，大体也可以划入这个研究范式之中村落重访研究更侧重于从历时性的角度把握初次研究与重访研究这一时间段的历史变迁过程，从而在不断地追溯与回访中更好地理解乡村社会的变迁。周大鸣在葛学溥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凤凰村的重访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接近80年的变迁过程。庄孔韶通过对福建黄村的重访研究写出了《金翼》的后续研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同时还有众多学者对费孝通研究的江村与大瑶山、杨懋春研究的台头村、许烺光研究的云南喜洲镇展开重访研究。
伴随国外人类学界对于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写作的反思，中国人类学对于村落研究的反思也逐渐多了起来，他们不再满足于既有的村落研究范式并试图完成超越。赵旭东提出“线索民族志”这一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明确指出“线索八寻”的追溯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告诫我们需要“从过度以人为中心的关注、描记与书写，而翻转到人对诸如江河、山川等自然物以及人造物的依赖、依恋以及依附的考察上来”。无疑，道路作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造物便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对象。既有的道路研究更多是从宏观层面出发，缺少与村落研究相结合的民族志成果。如果能在既有的村落研究范式基础上加入道路研究的视角，通过追溯村落中的人与物在道路上的流动与空间实践，将一种流动而非封闭的村庄状态呈现出来，这明显可以丰富乃至超越既有的村落研究。换言之，在延续既有的村落研究的学术脉络基础上，将道路作为人类学的田野，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现实研究的迫切需求。
道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先行官”的定位，“要想富，先修路”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并得到不断实践。截至2019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01.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5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83.8%。毫无疑问，无论是道路修建的现场，还是道路使用的过程，都有一片广阔的田野等待着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广泛参与。具体到本文所说的道路的地层图式，我们不仅要有一个纵向的时间概念，也就是说通过不同时期的道路图式进行对比研究，还要有一个横向的空间概念，在某个空间截面中把握道路的政治经济学。既有的村落研究与道路研究进行结合，可以在一种地理学意义的道路上展开时间与空间层面的村落的道路研究与道路的村落研究。因此，我们应以古今道路形态与使用为经纬，浓描出村落的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尤其是村民生存形态及生活方式等微观层面的演进，将道路的物理变化、技术改造、功能变迁与传统道路、工业化发展道路、后工业发展道路的历史轨迹融合起来，把道路的变迁和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整合为一体。从研究的操作性层面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先从一些熟悉的角度去研究人们为何修路、如何频繁往返在道路之上以及如何叙说道路故事与道路上的故事等主题。
一是关注乡村社会中不同阶段与不同时间节点的修路过程，描绘出道路的地层图式。道路的修建不仅为了充当经济发展的“先行官”，还含有极强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意义，道路研究的核心就在于透过基础设施的视角去揭示道路背后所赋予的诸多社会历史意义。在脱贫攻坚期间，国家将交通扶贫作为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支撑，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资金、项目、举措的支持力度，打造出诸多“康庄大道路”“幸福小康路”“平安放心路”“特色致富路”。在这个意义上，道路充当的就并非只是人与物的流动所需的基础设施，还同时蕴含着小康、幸福、平安、放心等社会与政治含义，是党和政府通过修建道路的方式满足群众的道路需求，从而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毋庸置疑，在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依然避免不了道路建设的主题。因此，通过关注道路的修建过程，运用道路研究框架，关注不同社会主体在此过程中的参与情况，了解背后的运行逻辑，我们就能更全面地描绘出修建道路所引发的社会、文化与空间的变化。
二是关注乡村社会中不同群体在不同的道路地层图式上的空间实践。道路提供的是无差别的基础设施功能，然而不同的群体由于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使用道路过程中会呈现差异化的样态。通过对不同群体的道路空间实践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与道路相勾连在一起的物质建设、现代性、全球化等时代特征，探讨诸如互联互通、流动与阻隔、时空压缩、中心与边缘、开放与闭合、公与私等更为具体的概念。例如，沈原等人通过对“永远在路上”的卡车司机（包括女性卡车司机）群体的劳动过程、群体特征、组织化等道路研究，探讨隐性劳动、男性气质、身体规训、职业性别隔离等议题，揭示影响和制约卡车司机群体工作的制度背景，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如何深刻影响卡车司机的家庭与生计。当然，使用道路的群体并不仅限于卡车司机，还有大量其他类型的社会群体，并且不同群体在不同类型的道路上的空间实践与互惠往来千差万别，在有进有出、进进出出、杂糅相济以及互通有无的通道、走廊以及道路之上展开道路人类学研究，其意义就在于通过更为细节的民族志深描，更为深刻地揭示与理解道路对于不同群体的意义、价值之所在。
三是关注乡村社会中的道路神话与道路诗学。道路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揭示被创造、建构、叙述出来的道路神话与道路诗学背后的宇宙观及其文化逻辑。以修建房屋来说，这种现象同样值得进一步关注。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离土离乡前往城市打工，然后将挣下的钱带回乡村翻修或者重建房子。或许我们已经注意到农村建房这类现象，并集中讨论了修建房屋过程中所展现的农民价值观念、自我身份的彰显等。但是，我们忽略了从道路来观察农村（社区）变化的研究视角，尤其是通过道路神话和道路诗学的角度可以更为全面地呈现中国的道路网络在日新月异地发生改变的同时，是如何改变人们的出行选择、交往方式乃至思维模式，人们又是如何在频繁往返的道路中叙说着自己的故事。
结语
中国的道路能够提供广阔的田野空间、丰富的田野素材与多样化的本土道路知识，为村落研究与道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如何结合当下的道路建设浪潮，推动中国的道路研究走向深入，是包括人类学者在内的广大研究者亟待参与及解决的问题。虽说周永明提出“路学”概念已有一段时间，但是围绕着这个概念而延展出来的民族志文本仍然偏少。道路民族志或者道路人类学这些概念在今天看来已算不上多么新鲜，人们却依然理所当然地将道路视为一种基础设施，以至于侧重强调道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道路的其他功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恰恰就在于忽视了接续既有的村落研究传统。区别于既往的道路研究，本文倡导将道路作为人类学的田野，并且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村落研究基础上选择一个熟悉的“点”展开深描，从而实现村落的道路人类学研究的目的。这种研究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把握道路与村庄之间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借助道路的地层图式这个核心概念，我们可以依托村落中的微观调查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去理解道路对于村庄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随着村落的道路人类学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点”便能构成一条贯通起来的“线”,从而形成道路的村落研究，并进一步推进既有的村落研究。显然，中国的道路人类学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如何在村落研究的基础上拓展道路人类学更广阔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与深思。
责任编辑：海纳百川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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