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空间正义”出场的
基础、逻辑与路径
孙全胜，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4期
摘
要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起的非正义现象，让空间正义的出场建立在劳动实践、市民社会和共产主义立场基础上，从而在实践论、社会论、价值论等方面表达了空间正义的需求，呈现了显性的空间非正义批判逻辑、隐性的空间政治批判逻辑和超显性的空间生态批判逻辑。在显性逻辑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对私有制的维护，阐释了社会空间内部的剥削和压制等空间非正义现象，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实现空间正义的重要性；在隐性逻辑上，马克思指出了空间非正义现象产生的背后因素——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了空间政治霸权，要求实现空间政治正义；在超显性逻辑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作为一种非生态化行为对于自然空间的破坏，主张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达成和谐，实现空间生态正义。在空间正义出场的具体路径上，马克思要求限制空间生产中的资本增殖逻辑，建立人本主义空间，平等分配空间资源，协调空间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达成全球空间的平衡发展。马克思“空间正义”理论具有鲜明的批判性、阶级性和实践性，蕴含着平等性、人文性、多样性等价值诉求，完善了社会批判伦理。
关键词
马克思；空间正义；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空间非正义批判逻辑；空间政治批判逻辑；空间生态批判逻辑
马克思“空间正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非正义现象的批判中出场的。它批判了空间生产中的资本增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形态，建立了空间的社会实践批判视角。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快速扩张既推动了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又带来了一系列空间非正义现象。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城乡空间对立、全球地理失衡等问题，探讨了空间形态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演变，为无产阶级发动暴力革命、实现空间正义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考察了资本支配下的空间生产引起的空间隔离、空间剥夺和空间压制等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自我增殖的本性，批判了空间生产中的政治力量，要求突破空间隔离、空间限制和空间断裂，实现社会空间的平等、正义、和谐等价值。
一、马克思“空间正义”的出场基础
马克思批判了抽象的空间观和形而上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将空间生产批判建立在了劳动实践、市民社会、共产主义立场基础上，从而在实践论、社会论、价值论等方面建构并确立了科学的空间正义理论。
（一）劳动实践构成了马克思“空间正义”出场的实践论基础
马克思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非常注重现实实践，建构了系统的实践论。马克思将劳动实践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并从劳动实践中找到了解读社会空间演变的钥匙，解读了资本主义空间非正义现象。他批判了哲学思辩对人类社会的戕害，将空间正义批判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由此劳动实践构成了其“空间正义”出场的实践论基础。
首先，马克思用劳动实践解读空间非正义现象。不同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强调劳动实践在社会空间形态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一切社会都是由劳动实践推动和构成的。人的劳动实践推动了社会空间形态由原始社会演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P500）。马克思考察空间生产问题，并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摧毁现存的一切社会空间形态及其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空间正义。“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来打破旧的社会空间结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空间”[2]。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产阶级，是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空间的改造只体现自己的意愿，而没有尊重底层人民的需求。资本主义用工业生产活动破坏了美好的田园空间形态，凭借发达的技术建立起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空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增殖、空间断裂、空间分化都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实践来完成的。空间正义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才能实现。
其次，马克思重点考察了社会空间。马克思认为，只有摧毁现存的一切空间，才能实现空间正义。“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要批判社会空间，首先要追问的就是：什么是社会空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从古至今，无数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师、规划师等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但都未能揭示它的本质。唯有马克思采用实践唯物主义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社会空间实质是实践的空间和属人的空间，是经过实践改造的人化空间。空间实践是主客体的关系，空间作为人的实践对象，体现了人的对象性活动。空间生产就是人对自然空间进行改造的过程，让自然空间渗透进了社会关系和人的意识，满足了人的空间需求。人在对自然空间的征服过程中，建立了一系列生产关系，建构了“政治空间”“生产空间”“宗教空间”等很多社会空间。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比封建主义社会空间有了更多物质财富，但私有产权关系更复杂了，让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稳固。共产主义社会空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演变而来的，是必能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空间形态。
最后，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建构空间正义的理想。马克思将黑格尔颠倒的世界再倒置过来，提高了劳动实践的地位，要求空间正义符合空间生态实践。马克思在涉及空间非正义问题时，是把社会空间和生产实践结合在一起考察的，而且把社会空间作为劳动实践过程中的构成要素，认为社会的运作模式、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对社会空间的塑造有决定性作用。“空间既可作为产品被生产出来，也可作为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进入生产过程，且当空间进入商品范畴时，便具有商品的诸多特征并衍生出空间拜物教”[4]。马克思超越了以往的空间学者。在他看来，社会空间始终离不开人的劳动实践，离开人的劳动实践来谈论空间问题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社会空间彰显着人的感官的能动性，人的感官能动性的增强拓展了社会空间的范围和内容。空间正义立足于社会实践基础上，要求通过革命实践实现空间公平。因此，马克思是立足于劳动实践来建构空间正义思想的。
（二）市民社会构成了马克思“空间正义”出场的社会论前提
马克思的社会论主张从社会关系角度认识社会空间的演变和发展。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关系，认为空间变革要立足于市民社会基础上，只有恢复市民社会空间与政治国家的统一性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空间权益。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曲解，要求消除市民社会空间的异化，建立无产阶级的空间生产，由此建构了社会批判基础上的空间正义，让市民社会成为马克思“空间正义”出场的社会论前提。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思辩哲学对市民社会的曲解。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思辩哲学不能解决社会空间中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反而强化了人们对私人利益的关注，让社会空间更加分裂了。黑格尔希望国家的公共意志体现在个人身上，马克思则要求国家体现共同体的利益。马克思认为，空间的分裂是不好的，社会空间结成统一的整体才是正当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是善与恶的融合，以及对幸福和不幸的历史状态的瞬时把握”[5]。资本主义社会空间让个人和国家更加分离了，让国家不能体现个人利益，个人也不衷心地维护国家。社会空间的分裂让国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国家动用公共资源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而不再是为大部分人服务。现代国家起源于个人利益的崛起，但让社会空间更加散漫了，加剧了空间中的阶层分化，不能让人类走向共同进步。黑格尔认为，个人会迷失在群体中，陷入集体疯狂。作为群体存在的人民并不清楚自己的所需，只会成为少数政治家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马克思则认为，个人只有结成群体，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才能实现人类的共同进步。
其次，马克思要求市民社会空间的变革。马克思认为，个人和国家的分离无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因为民主会消解国家的权威，加速社会空间分裂。“作为政治的空间生产在空间系统上制造出中心和边缘的空间等级结构，建立起资本霸权，造成生态破坏”[6]。现存的一切国家和制度都是由阶层分化出来的，是有空间差别的。实现空间正义就要消灭空间的等级秩序，摧毁现存的一切国家和制度。只有清除现存的社会空间，让社会复归到最美好的状态，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市民社会造成了利益分化，加剧了经济斗争，只有消灭市民社会，才能让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凸显出来，实现群体性的空间正义。黑格尔明确区分了市民社会和国家，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观点，将社会空间批判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注意到工人生活空间狭小的问题，也注意到了他们工作空间狭小的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空间不正义，而在于雇佣劳动制度”[7]。
最后，马克思要求恢复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统一性。现代市民社会并不是文明社会和道德社会。社会空间共同体的形成固然让人们摆脱了封建等级秩序，让人类有了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保障了个人利益，但也侵害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实行共和政体。私有产权的强化让市民可以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但也让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逐步分离。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王权，确立了议会民主，进一步保障了私人产权，加剧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私有产权制度、异化劳动等方面解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矛盾，要求建立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空间系统。“对空间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必须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原则，以生产方式为基底，从社会经济立论，澄明制约空间正义的人权与产权关系”[8]。马克思传承了无产阶级的价值追求，主张摧毁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批判是本真的社会批判，是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的现实批判。
（三）共产主义立场构成了马克思“空间正义”出场的价值论前提
马克思价值论的宗旨是实现共产主义，达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马克思批判空间非正义现象不是为了追求空间生态的自由、多元，而是为了建立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空间，让人更好地从事空间生产实践，实现人民群众的空间利益，由此形成了无产阶级性质的伦理价值批判，让共产主义立场构成了马克思“空间正义”出场的价值论前提。
首先，马克思用共产主义立场揭示了人与自然空间的矛盾。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空间生态的分析，但反对黑格尔解决空间生态危机的方法，要求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建立生态化的空间生产。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转向了共产主义立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了人与自然空间的矛盾，让自然空间失去原初性。资本主义对自然空间资源的分配是不公平的，让乡村空间日益衰败和工人日益贫困。资本家用本阶级意识占有了自然空间，压制了弱势群体对空间资源的追求。“对自然力实行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促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本的共同特点”[9]（P551）。马克思扬弃了传统的空间生态伦理观，要求消除空间的割裂，将自然空间资源均等地分配给各阶层，让人民群众在空间中获得满足感。无产阶级要打破不平等的空间生态结构，满足公众的空间利益，缩小城乡空间差距。马克思要求无产阶级消除资本和权力的联盟，让空间生产按照生态化模式进行，激发自然空间的自我修复功能，打造具有特色的空间生态形态。无产阶级要让自然空间资源实现共享，破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自然空间资源的掠夺，让空间生产主体接受公有制理念，加强对贫困阶层的空间补偿，强化人们的生态文明理念。
其次，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用革命实践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空间。马克思最初关注的是空间批判，认为彻底的空间批判能激发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空间的仇恨，实现人的自我意识。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是贫穷和堕落的代表，而是社会空间的进步力量。他祛除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污蔑，要求无产阶级通过斗争争取权利，实现人与自然的解放。无产阶级要摆脱空间困境，必须消除错误的空间思潮，打破空间极权主义，建立人文主义的空间形态，让人自由地发挥劳动本质。无产阶级要实现空间正义，就要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激发出斗争意识，推动社会空间从实然空间过渡到应然空间，让人们意识到现实空间的非生态性。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是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能够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空间形态。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空间状态的实践，能够实现自然规律和人的类本质。“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1]（P197）。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必然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空间的论断，批判了资产阶级对自然空间的占有，要求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恢复空间的自然状态，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空间形态。
最后，马克思要求共产主义实现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马克思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空间演变形态，社会空间从物的空间逐步过渡到了人的空间，让人摆脱了对物的依赖，达成了人的自由个性。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空间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劳动的本质，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共产主义社会空间能够为人的自由空间实践提供制度保障，能让人把握自然空间的发展规律，达成自由人联合体的空间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空间能够实现人的理想人格，激发人的无限潜能，推动人与自然的整体发展，达成人的全面发展。理想人格是人的社会本质的理想状态，能够促进人更好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空间。共产主义社会空间是真正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让人们进入新的历史进程，但共产主义社会空间不会很快实现。“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P539）。共产主义社会空间能够实现自然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为空间资源的共享提供条件，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
二、马克思“空间正义”出场的三重批判逻辑
马克思坚持劳动实践观点、市民社会视角和共产主义立场，让其“空间正义”的出场呈现着多重批判逻辑：显性的空间非正义批判逻辑、隐性的空间政治批判逻辑和超显性的空间生态批判逻辑。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显性、隐性、超显性等特征。显性发展是事物发展的外在表现，呈现为一系列现象和可察的特征。隐性发展是事物不着痕迹的悄然发展，需要通过现象才能看透发展的本质。超显性发展是事物突破固定模式获得快速发展。马克思运用劳动实践观点批判空间非正义现象，获得了理论的显性发展，批判性是马克思“空间正义”最鲜明的特色；马克思立足于市民社会视角来批判资本主义空间政治意识形态，揭示了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力量，获得了理论的隐性发展，理论的彻底性是马克思“空间正义”的底色；马克思坚持共产主义立场，倡导建立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的社会空间，要求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获得了理论的超显性发展，阶级性和群众性成为其“空间正义”的价值导向。
（一）显性的空间非正义批判逻辑
马克思揭示了空间非正义现象的根源是私有制和资本增殖逻辑，要求清除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复归空间资源的公有制，限制资本在全球空间的使用，实现工人劳动的自由自觉，达成正义性空间。
首先，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起的非正义问题的基础上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做了强烈的批判。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地谈论现实社会空间问题，要求具体地历史地讨论空间中的正义问题，消除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空间生产引起的空间非正义现象，最终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建构起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资本和空间生产形成了同谋关系，共同维护了资本主义统治，也让空间取得了和时间同等的地位。“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体的存在形式，只有在空间和时间内的存在才是存在”[10]。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分重视土地城市化，忽视了人口城市化，引起了空间资源的浪费。资本家用短期利益遮蔽了人类的长远利益。空间正义不仅维护弱势群体的空间利益，而且维护人类的长远发展。空间正义倡导空间生产要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结合，依靠群众的力量实现公众的空间利益。“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11]（P171）。空间生产在资本的支配下引起了空间非正义现象，我们需要推动空间生产方式的转变。工人阶级参与了空间生产，却不能获得空间产品。农民进入城市空间，却居无定所，在城市空间中游荡，只能从事一些粗重的工作，在生活中感到压抑，没有享受市民待遇，始终处于不幸的命运之中。马克思重点批判的是资本运作逻辑，指出了私有制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类社会堕落的原初点就是私有制的出现，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人类社会并没有更加正义，反而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现象。私有制让阶级剥削更加明显，让资本家榨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无偿占有了工人产品，造成了空间资源分配不正义。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起的非正义现象。
其次，马克思揭示了私有制是空间非正义现象产生的根源。空间非正义问题的实质是私有制问题，正是对于私有制的批判，让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成为了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对私有制的批判是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基本维度，是马克思空间分析的主要视角。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思想也是建立在对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私有制强化了资本的全球扩张，推动空间生产加速进行，诱发了空间非正义现象。私有制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让商品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相对地摆脱了它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12]。马克思认为，产生空间非正义现象的原由是资本增殖，而资本增殖是私有制的扩大化。私有制推动资本增殖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没有节制地占有无产阶级的劳动，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而不择手段。资本就如同行将就木的僵尸，只有凭借吸食活的劳动才能得以续命。“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11]（P311）。资本增殖的本性让资本主义不断打破原有的空间结构，在消除了封建等级空间形态后建立起资本等级秩序的空间，其不仅剥削本国人民，还将剥削的触角延伸到国外空间。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资本扩大了再生产，占有了更多空间资源，达成了空间霸权。资本支配着空间生产，导致空间关系的隔离和对抗。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需求塑造了社会空间形态，推动了空间生产的全球扩张，导致人与空间形成紧张关系。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是充满等级的，存在很多间隔，产生了很多空间不正义现象，充满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需要促进空间自治，倡导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推动空间资源在不同代际、族群间的公平分配。实现空间正义就要消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激发社会空间的伦理价值。
最后，马克思要求实现空间的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的统一。马克思对空间非正义现象的批判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背景展开的，他要求以人的感性活动消解社会空间的僵化。资本让社会空间中的个体和共同体产生了分裂，让空间生产的目的和人的需求背离了，用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取代了温馨的人际关系。“重塑城乡空间关系是建立在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基础之上的，城乡发展的前提是二者要对等，通过空间共融共享、合理有效的空间规划和空间的善治以促进和推动城乡互动与交流”[13]。资本主义让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让资本家占有了更多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它以占有空间资源的多少划分了公民的身份和地位。资本逻辑具有内在局限性，引发了空间贫富分化。资本是支配社会空间的经济权力，导致了工人的物化。资本主义用科技创造了网络空间，让人们仍生活在等级制的社会空间形态中，维护了资本家的空间利益。空间生产遵循着资本意志，而不是劳动人民的意志。空间生产以资本增殖为中心，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狭隘化，制造了单一性的空间结构。资本让贵族失去了尊严，让人们毫无羞耻地追求物质利益。资本让国家空间权力也异化了，让空间资源聚集到了少数人手中。马克思要求消除空间资源的私人占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满足人民的空间需求。“'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内容结构包括实践唯物主义空间本质论、空间的社会逻辑、空间生产理论、世界交往的空间叙事、资本空间化及其批判、'现实的个人’空间解放的历史逻辑和空间正义思想”[14]。空间正义倡导发挥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不被眼花缭乱的空间现象迷惑，不躲进书斋逃避现实的空间问题，而要走入空间生产的实际，发现资本运作的矛盾。空间生产和政治权力日益紧密，让空间生产成了维护资本统治的工具。马克思认为，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夺取全部空间资源，进行社会化的空间生产，实现正义性的社会空间形态，维护弱势群体的空间利益，达成各种空间关系的协调。
（二）隐性的空间政治批判逻辑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政治的尖锐矛盾，形成了以批判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历史批判和以批判私有制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种批判学说阐述了资本主义空间政治危机的来源和特点，揭示了资本让人类由自由走向了奴役的事实，要求打破资本主义空间政治霸权，实现自由、平等的空间政治。
首先，马克思所理解的空间正义包含了劳动实践和政治权力两个维度。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不仅维护了私有制，而且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资本家的意愿安排空间生产，引发了很多非正义现象。“现代科学工具如手机、视频监控、可视电话以及机器自助服务、网络终端消费等大大降低了人际交流和情感体验的机会；环境污染导致的精神疾病增多等，都是城市精神空间面临的难题”[15]。资本增殖逻辑固然比政治权力配置资源更先进，但资本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让空间生产更多是为了利润的实现。人类一直把满足自身需要和征服自然当作空间生产的目标。人类的空间生产是极其广泛的。人类从来不甘心做自然的奴仆、顺服自然的指令，而是听从内心需求的指引，对未知空间领域进行探索，不断把整个自然空间作为实践的客体。人类凭借长期的空间生产实践控制和使用着自然。人类能依据自身的条件，将客观规律的尺度和主观尺度用于空间实践活动中。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是不正常的生产状态，引起了人的异化和空间压抑。社会空间的压抑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消除。文化意识和政治意识等已经渗透进了空间生产，让社会空间和政治行动结合起来，发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控制让工人阶级从批判力量变成了肯定力量，在主观上自觉放弃革命。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统治全世界的欲望，表明资本家的权力不仅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渗透到自然空间的每一角落。资本家的权力不仅让社会空间失去自由，也让自然空间失去安宁。资产阶级占据了空间，让空间生产像脱缰的野马驰骋在社会空间，让人受空间生产的操控，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人们处于资本统治的巨大暗幕之下，变得恐惧、麻木和痴呆。“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16]。空间生产需要资本来推动，但资本必须被加以限制，从而防止资本对日常生活空间的任意重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抗，从而产生工人阶级等反抗力量，空间正义的实现要靠工人阶级来消灭资本。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不断扩张除了是由资本增殖逻辑决定的，也是由资本权力推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是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的结合体，是以资本运转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持续运作的空间形态。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了诸多空间异化现象，需要正义等价值进行规范。
其次，马克思要求打破空间政治霸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空间具有同质化、零散化、表面化等特点，让人民群众处于压抑状态。在资本增殖和技术理性的支配下，空间生产处于无序的状态，出现了很多空间非正义现象。在资本的统治下，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不得不出让自己的劳动果实。资本占有了一切生产要素，利用欺诈实现了资本家统治世界的理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哪里为止算是诚实，从哪里起就算是欺诈”[17]。资本凭借生产的商品控制了整个社会空间，结成了一张巨大的权力之网。资本权力让生产、交换、分配都服务于资产阶级，让工人的身心遭受了摧残。资本支配下的空间生产没有给工人提供更多居住空间，没有分配给工人更多空间资源，更没有实现工人的空间权益，而只是让商品不断突破地理界限，在全球空间流通。“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18]。资本是塑造社会空间的主导力量，是压制工人阶级的主要权力，它让社会空间处于失控状态，又让社会空间变得僵化。资本批判是马克思考察空间非正义现象的基本立足点，在这一立足点的引导下，马克思考察了政治意识形态对空间生产的渗透，分析了非正义的社会空间状态下人的生存困境，他主张建立多元的空间话语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空间正义的追寻，不仅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资本积累展开空间化批判，而且要落脚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变革”[19]。马克思为达成其理想，主张空间革命和打破空间政治霸权，以解救万千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不断探索空间政治治理新模式，在借鉴以往空间政治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创新。
最后，马克思号召建立人本主义空间，实现空间政治正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立足于社会实践，揭示了资本支配下的社会空间中的非正义现象。马克思将自然辩证法推广到社会空间，揭示了空间生产的宰制状态。人是社会空间的基础，全部空间批判就是为了人的解放。社会空间是复杂的结构，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重要的构成要素。经济、政治、文化塑造了人的空间理念。人的本质是政治、生理、心理等诸多要素构成的整体，人具有本能和欲望，也具有性格、情感等心理，还有自我意识、选择意志等理性意识，能自由自觉地行动。人通过占有外在空间展示自己的存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入手解读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压制了人的潜能，让人处于奴役状态，成为非人格化和非本质化的人。空间生产让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空间治理需要实现空间实践的人本主义，建立合理的空间政治，实现空间政治正义。空间政治正义就是在空间政治中达到自由平等的伦理价值，在空间政治上解放人类。共产主义空间要采用科学的生产方式、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顺应知识经济的趋势，凝聚人气，保障人有发展空间，实现人的空间生活的现代化，营造和谐的社会空间氛围。
（三）超显性的空间生态批判逻辑
马克思批判空间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和政治权力是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空间，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让空间生产为人民群众服务。这构成了马克思“空间正义”的伦理旨归。自然空间被物化了，人们利用科技破坏了空间生态平衡，我们需要倡导总体辩证法，建立空间交往理性，遵循真实无误的原则，坚持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空间秩序，以克服空间生态危机。
首先，马克思认为，自然空间是人发展的基础。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自然空间中。自然空间是人的生产场地和生产源泉，让人成为空间性存在。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达成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和谐。“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P161）。人具有改造自然空间的能力，但人对自然空间的改造必须限定在自然的承受范围之内。人生活在自然空间中，不断让自然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自然造就了人的身体机能，劳动让人演化成为能独立思考的社会存在物。人从自然界中获取了生活资料，将社会关系渗透进自然空间，将自然材料改造为生产工具。人的社会实践让纯粹的自然转化为生产的对象，让自然空间充满社会关系。资本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通过占有自然空间而将自然空间转化为商品。自然空间如同人类的母亲，具有终极意义，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一切条件。自然对于人类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先在性。“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1]（P184）。人类并不高于其他生物，应该与其他生物和平共处。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掠夺了自然资源。人类对自然空间的开发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必须接受自然的安排，让空间生产和社会制度都趋向生态化。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荒谬的存在，让原本统一的空间变得支离破碎。人类利用科技让自然变得僵化，我们需要将自然关怀赋予自然空间，防止空间生产的失控，让空间生产主体接受伦理的制约。空间生产生态化要变革社会空间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空间，达成人与自然空间的和谐相处，推动人的持续发展，让人们得到更幸福的生活。“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79）。共产主义社会空间要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倡导空间中的伦理关怀，解决空间生存困境。
其次，马克思要求克服人的空间生存困境。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非生态化现象，揭示了空间生产资本化的消极影响，要求建构正义的空间生态伦理理念，推动空间生产生态化实践，为人类提供和谐的生存空间。人与自然空间的矛盾需要空间生产生态化才能解决，需要空间生产主体节制自己的欲望，建构起对自然空间的伦理责任。空间生产要克服人与自然空间的疏离，解决技术理性带来的自然生态恶化，将人的需求和欲望限制在自然空间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科技不断让自然空间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并转化为城市空间、社会空间、全球空间等形态，导致了失衡的空间地理格局。空间生产蕴含着资本的无限增殖，引起了生态悖论。资本总是不断突破自然空间的界限，造成经济危机，导致地理失衡。“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20]。自然空间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过度的开发会让自然空间系统失去活力，导致自然空间僵化。空间生产只能暂时缓解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仍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人们需要反思空间生产的伦理价值，消除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维护自然空间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平衡。空间生产主体必须在伦理规范下进行活动，用正义理念平衡空间中的各方利益。空间正义终究只是人的价值理念，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必然不能完全符合自然法则。空间生产主体要保持谦逊的态度，努力节制自己的欲望，反思空间生产行为，消除空间等级意识。空间生产模式一直在发生变革，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封建社会的小农经营再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大生产，人类对空间的开发程度越来越强烈。空间生产让发达国家维持了全球霸权，霸占了大部分的自然空间，却让发展中国家承受着环境污染的代价。资本主义将整个自然空间都整合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不断征服着自然，让自然空间成为人为拼装的碎片。“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1]。人不断加深对自然空间的认识，却没有了谦卑心态，以为能够超越自然。但是，人始终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自然发展的一个环节，丝毫没有成为自然的主人的权力。人来源于自然，是自然的构成要素。“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2]。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是自然赐予的，人的实践力量再大也无法超出自然的控制。自然赐予人类生命，人类应该拜服自然，而不是反抗自然。空间生产只是造就了人理解的自然空间关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局部改变对整个自然界没有太大影响，但对人类的生存却是至关重要的。空间正义要彰显平等性、生态性、多样性等价值诉求，维护自然空间的完整性，发挥社会空间的使用价值，提高城市的宜居性，打破人们交往的空间壁垒。空间生产生态化最终是为了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空间正义具有鲜明的属人性。
最后，马克思号召恢复人与自然空间的平等关系，实现空间生态正义。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让自然空间变得局部化，变成碎片化的空间。空间生产生态化是倡导人与自然空间的生态平衡，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条件。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做出好的伦理选择，尊重自然空间的内在价值。人只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并没有高于其他生物的特权，需要承担起对自然的伦理责任。人不应该把自然空间当成工具，而应该把自然空间当成价值的载体。空间生产在谋求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生物的空间利益。空间生产要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让人的道德法则符合自然规律。空间生产行为主体要在自然规律的指引下达到自由状态，按照善良意志从事生产行为。“上帝赋予人类善良意志，不按善良意志行事的人必定是恶人，至于按善良意志行事而造成错误结果的人，则无法判断其是否为善的”[23]。资本主义加剧了空间地理失衡，加剧了人与自然空间的矛盾。资本家不断占有乡村空间，让城乡关系失衡。资本家用现实的物质利益麻痹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压制了社会关系变革，让自然空间的发展陷入停滞。“因此，空间也是献祭的场所——同时也能获得善或恶的力量的庇护：它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同时遭受着其他方面的破坏”[24]。原初的自然空间被资本权力分割为碎片，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自然空间的生物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人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扬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树立万物一体的理念。“人类对于生态系统给予道德关怀，在根本上是对于人类自身存在的道德关怀”[25]。人不能以自然的主人自居，而要明白自己只是自然的过客。空间生产水平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体现，它需要有效地利用技术，消除资本增殖的弊端。人类应该实现空间生态正义。空间生态正义就是将正义理念运用到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中，让空间生产主体在利用自然时坚持正义理念。空间生态正义要消除社会空间的同质化和碎片化，将至善的理念渗透进社会空间中。“至善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先验观念，然后将物理神学建立在道德论证上，再将先验神学与物理神学联系”[26]。空间生态正义要强化空间生产主体的反思能力，消除人对自然空间的盲目开发，建构平等的空间关系。
总之，空间生态的基本问题是人的问题，需要拯救淹没在宏观空间叙事中的人，克服人的空间异化情形，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空间生态困境的克服既要放弃个人偏见，选择顺从集体利益，对自然空间进行科学的生产；又要在不否定个人自主意识的前提下，与他人及自然空间建立创造性的自发关系，创造性地进行空间生产和生活。
三、“空间正义”出场的具体路径
马克思要求社会空间的生产、消费、商品、服务等进行公平分配，协调人与空间资源的矛盾，体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和按劳分配的原则。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行，中国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空间生产。空间生产和城市化实际上是相互形塑的过程。因此，空间正义不仅要应用于空间生产，也要应用于城市化过程。城市空间应该成为践行空间正义的最佳场所，让城市化按照伦理原则进行。资本主义城市化由于资本的支配必然是不正义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城市空间生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天然具有正义性。空间正义要出场就要限制空间生产中的资本增殖逻辑，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城乡居民的各项空间权利，最终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推动人类共同进步。
（一）限制空间生产中的资本增殖逻辑，建立以人为本的空间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社会历史批判的强化，他阐述了资本逻辑和空间生产的关联，从而超越了形而上学批判。资本权力让空间非正义现象越发严重，让空间生产的破坏性更强，让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不相协调。空间生产不能被资本家控制，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那样会违背人民民主专政的要求。空间生产需要资本，但资本需要政府的监管，让资本在社会主义的要求下为人民服务。空间生产要转变发展理念，克服资本增殖逻辑的弊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分化等空间非正义现象。空间正义要协调空间利益分配，实现各空间主体的良性互动，不是追求空间表面的均衡，而是建构和谐的空间关系，实现空间资源的共享。资本垄断空间生产会阻碍城市化建设，不利于市民和城市关系的和谐。政府要批判资本政治意识形态，警惕资本对城市化的垄断。“必须反对的真正敌人是资本。资本的纯粹经济上的确认是利息”[27]。资本垄断城市化会破坏城市空间的内在机理，让城市失去历史文化传统，变成冰冷的水泥地。市场的盲目性也会让城市建设只考虑现实经济利益，忽视文化内涵。解决空间非正义问题需要消除资本逻辑的负效应，巩固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消除空间拜物教，限制资本的滥用。
空间生产的以人为本呼应了人们对空间正义的需求。空间生产的以人为本就是在空间建设中坚持把人的需求放在首位，让居民平等地享受城市化的成果，自由地参与城市化建设。空间生产的以人为本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空间权益，让居民在社会空间中感到安全，形成多元的治理主体。空间正义要突出主体向度，解决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消除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对立，推动人们营造美好生活空间，让人的身体空间充满自由和感性。空间正义要让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变得有活力，让人们有充足的休闲空间。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打破了社会空间的和谐，让空间失去了感性。社会主义空间需要恢复空间的感性，消除空间等级秩序，合理利用空间资源。“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28]。空间正义要实现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结合，培育以人为本的理念，让空间生产具有人文色彩，最大限度地保护贫困阶层的空间利益，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让人们对空间具有归属感。政府的有效决策会让伦理观念渗透进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让城市空间充满人文关怀。政府决策的高效性也能让居民的空间矛盾得到立刻化解。政府的道德宣传能够让空间生产主体强化伦理理念，能够更加平等地对待其他阶层，自觉维护和谐的社会空间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空间已经消除了阶级矛盾，能够为空间生产的进行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空间权利要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让城市建设体现人民群众的诉求。
（二）平等分配空间资源，协调空间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马克思认为，城乡应该共享利益和资源，提高乡村的空间地位，消除城乡空间中的人为压制。空间正义要保障城乡空间资源、空间产品分配的公正性，让城乡居民都能平等地享有空间资源。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现实的城市空间被经济利益、意识形态等划分成了不同的居住区，富裕阶层居住在环境优美的别墅区，贫穷阶层只能居住在环境糟糕的贫民窟。“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资本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9]（P191）。城乡居民因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而得到了不对等的空间资源和空间权利。城市居民之间也因为政治权力和资本的占有程度不同而获得差异的空间利益。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的差异与政治因素有关，其造成了空间机会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29]（P36）。空间正义担负着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能推动底层人民反抗空间霸权。空间正义能推动产生一些激进主义团体，促进人们为了空间的平等而努力奋斗。“如果说正义这种东西存在的话，那么它本身是外在于或超越了法律的”[30]。城市建设要确保不同阶层的共同参与，尽量保障每个居民的空间利益，纠正社会的不正义，在经济效率和伦理价值之间保持平衡，不断增加居民的公共福利。空间正义应建立维护弱势群体的空间保障机制，完善对贫困阶层的空间补偿机制，因地制宜地发展城乡产业，提高空间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
空间正义不是平等主义，而是在差异基础上的相对平等。“通过优化公共规制实现空间正义，需构建以公众经济权利充分实现为中心的公共规制基础机制，以系统化实施为中心的公共规制实施机制，以绩效评估为中心的公共规制运行保障机制”[31]。城市建设应该由人民群众主导，提防资本对城市化的垄断。城市化的发展应该增强居民的自由感和幸福感。城市建设不能单靠政治权力强行聚集各类资源，还要靠市场配置资源。城市的拆迁应该坚持公平原则，让双方协商解决，而不是靠暴力强制。空间正义要让每个居民都感到被平等对待，不感到屈辱和压迫。空间正义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空间权益，采取一些补偿措施以实现平等的分配。弱势群体对于资源分配特别敏感，如果他们被不平等对待就会激发出对富裕阶层的仇恨，这会对社会的机理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空间分配需要通过对话协商来完成，而不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完成。政府要努力解决城乡空间矛盾，因为城乡空间矛盾的扩大会阻碍社会进步。政府也要关注城市中的新移民，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打破户籍、社会保障制度等带来的区别对待。空间正义要提倡爱的理念，用爱来融化社会空间中的居民间的坚冰。“理性的伦理追求正义”[32]。空间正义不仅要关注空间结果的公平，更要关注空间生产过程的公平，实现居民对空间产品、空间资源的公平占有。
（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推动全球空间平衡发展
马克思对于人类的空间解放做了世界主义的构想，希望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空间体系，最终让全人类实现共同进步。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空间失衡的元凶，资本主义为了保障自身发展空间而不断侵占他国空间，将政治意识形态散布到全球，导致全球地理发展失衡。马克思投入大量精力描述空间地理的失衡，试图建构适用于全球的空间法则，恢复空间的自然状态。马克思号召消除空间偏见，建立普遍的空间伦理道德，实现居民的基本人权。马克思批判空间等级制度、空间剥削和空间隔离，要求消除资本主义空间霸权，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建构差异化的空间形态。资本在全球开拓新市场，不断冲击着封建等级秩序，让社会空间演化到更文明的阶段；但它也让资本利益在社会空间中通行，破坏了人们以往安逸的田园生活。资本让一切空间都资本化了，把一切空间都整合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缓解了经济危机和政治矛盾，但掩盖了不平等的空间秩序，让弱势群体的生活更加贫困。资本让全球空间的运作模式都一体化了，让无产阶级处于空间的不利地位，也让落后国家被迫融入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9]（P36）。资产阶级不断征服自然空间，按照阶级意愿进行空间重组，让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社会主义要实现天下大同，内在地要求实现空间正义，消除空间剥削，最终达成空间的共同富裕。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打破资本主义空间霸权，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
马克思要求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空间，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P53）。空间正义要实现全球空间治理的协作性，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全球空间治理需要人类形成命运共同体，努力保证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全球空间是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生态系统，与所有国家都紧密相关。空间生态发生失衡会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人类需要合力解决空间生态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蕴含着超越个体及自我的义利观，要求兼顾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这与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和治理目标高度契合”[33]。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应该共享科技、通信、交通等资源，用公共空间资源为全人类谋福利。全球空间治理要满足人类的共同需求、共同利益，让各国共商共享，努力让团结协作的理念贯彻在各国的行动上，建立空间治理的共治模式，推行普惠理念，满足人类的整体利益。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要在全球实现空间正义就要积极参与全球公共空间治理，努力守护好地球家园。中国对全球空间治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国际舞台的重要核心力量，推动全球治理的理念转变与规则创新，为建立平等、合作、充满活力的新的全球秩序做出贡献，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的使命”[34]。中国的积极参与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空间治理中的话语权，有利于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政治霸权，推动全球空间平衡发展。
总之，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起的空间非正义现象，形成了显性的空间非正义批判、隐性的空间政治批判和超显性的空间生态批判，这对中国城市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一方面，全球化时代，中国接受了诸多国际产业的转移，但又很可能受到国外资本的侵扰。城市现代化面对的是高度信息化的全球市场体系，空间正义的实现要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达成全人类的解放。另一方面，在国内，空间正义的实现需要平等分配空间资源，消除区域发展失衡，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让城乡居民得到平等的空间权益，不断推动城乡空间走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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