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社会学者如何对现代政治之生成展开因果分析？文章根据伊萨克 · 里德将对“过程”与“关系”的分析路径与对权力结构的研究相结合的最新著述，围绕意义图景、权力过程的展演维度和权力链条三大要素的交织、互动，通过其对历史的因果叙事和理论分析解释，展现了一条关于西方现代性民主政治的形成之路。同时，文章结合“威士忌起义”与“格林威尔谈判”的例证，更加具体地呈现了里德的独特叙事与分析视角，使得一个现代民主政治生成历史机制中的 “消极性空间” 呈现出来。该文具体如何，尚待诸君评议。（政治学评介编辑部）
作者介绍
罗祎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张浩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伊萨克·里德在他新近出版的《现代性中的权力：代理关系与国王两个身体的创造性破坏》一书中发展了实用主义社会学对“过程”与“关系”的强调,将研究扩展到“政治想象”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回答了西方现代性政治的生成问题。作者分析了领导者-行动者-他者的权力链条结构，并分析了意义图景与展演的纠葛过程。围绕这三大要素，他叙述历史、构建理论，将现代民主政治生成历史机制中的“消极性空间”照亮。
关键词：消极性空间；意义图景；展演；权力链条；
现代政治如何生成？历史社会学者又该如何对此展开因果分析？伊萨克 · 里德(Isaac Reed)在他新近出版的《现代性中的权力：代理关系与国王两个身体的创造性破坏》(Power in Modernity: Agency Relations and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the King's Two Bodie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中，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新的回答。里德发展了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历史社会学传统，并将此学术脉络拓展至对现代政治宏大想象(imagination)生成过程的探讨，同时聚焦于历史宏观意义结构的变迁，将视域深入现代民主政治出现的关键时刻。
里德以美国与法国为中心，探讨了欧美现代民主政治建立的历史过程。在18世纪之前，正是“国王的两个身体”将前民主时代的政治权力世界黏合起来。在关于国王身体的意义图景中，领导者(rector)招募并约束行动者(actor)，以实现他们的计划。伴随现代民主的胜利，人们对权力世界的理解也从“国王的两个身体”转向“人民的两个身体”，现代性政治由此出现。
里德将实用主义社会学对“过程”与“关系”的分析路径与对权力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的因果叙事和理论分析，解释了现代民主政治如何形成。在里德的研究中，现代性政治是指围绕“人民的两个身体”而展开的集体政治想象及其引导下的权力运行。里德的历史解释建立在三个要素之上，即意义图景(landscapes of meaning)、权力过程的展演维度(performative dimension)和权力的链条(chains of power)。围绕这三大要素，里德叙述历史并构建理论。一幅惊心动魄且悠长的历史画卷由此展开。
一、意义图景、展演与权力链条
（一）意义图景
里德的研究是以解析论(interpretivism)这一存在论模式为基础的。在解析论的视野中，任何社会行动都是在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中展开的。行动者需要将其所处的世界转化为可以理解的存在，总要使世界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在里德的分析中，这样的“意义”世界是以“图景”的方式呈现的。里德延续了实用主义社会学以意象(imagery)来说明意义的学术传统，强调了意义想象本身所具有的图景特性(Reed, 2011: 110; Gross and Hyde, 2017: 361-392)。所谓图景，是说人们对自己所处世界的理解是稳定且具有画面性的。他们将具体经验过的人和事置于画面之中，从而赋予其意义。
里德强调人们往往是在多重意义(layers of meaning)图景之中行动的，他们可能随时在不同的图景中穿行、流连。当他们经历不同图景时，内心的情绪也是不同的。也许就是图景的变化，使一个正在笑着的人突然潸然泪下(Reed, 2011: 110-111)。正是这样的情绪，塑造了人们行动的动机。因此，意义图景赋予了行动动机以内容(Reed, 2011:143)，这种内容便是人们设身处地的想象，以及在图景中穿行而产生的情感。
因此，意义图景成为对历史进行解释的一个要素。这种思路源自“形式因”对因果性的理解(Reed, 2011:144)。在里德的因果分析中，意义图景不同于动机这样的动力因(forcing cause)，它是一种形式化的原因(forming cause)，构成了因果性的要素。由此，里德建构了一个包含动机和意义图景的因果解释框架(Reed, 2011: 146, 157)。
（二）权力过程的展演维度(performative dimension)
里德指出，以往理论界从三个视角对权力过程展开分析。第一个视角关心权力的对象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作为完成任务能力(power to)的权力和作为产生个体间的服从关系的权力(power over)。第二个视角聚焦权力的来源(source)，如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等。第三个视角聚焦权力过程形式(form)的不同维度(dimensions)。里德的研究正是沿着第三个视角对政治过程进行分析的。此视角将“权力”现象归结为展演过程、关系、制度、话语等社会存在对历史结果的塑造。社会存在所具有的权力又被称为因果力量(causal power)。此种力量并非被个体行动者的资源、目的、手段所决定(Reed, 2013: 197-203)。
在《现代性中的权力：代理关系与国王两个身体的创造性破坏》一书中，里德将展演维度纳入了对权力过程的因果分析。这反映出他受到了言说行动理论(speech act theory)与实用主义(pragmatism)行动理论的影响。“展演”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最初是由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汀(2013)在他的著作《如何以言行事》中引入的。里德举例说，当我对你说“我承诺我将在明天7点到那里”时，我便已经将自己置于了由承诺行动产生的某种关系中。我试图通过当下的行动来约束(bind)未来。由此里德认为，展演性的言说行动具有因果力量，因为在领导者和行动者之间表现(emergent)出来的关系正是展演的结果，如领导者用一场激荡人心的演说就可能将行动者招入麾下(Reed, 2020a: 75-77)。里德强调，只有当言说行动包含了威胁、宣称或承诺时展演才具有因果力量，因为这样的展演约束了观众和展演者未来的行动。展演具有改变结构的力量，而非服务于已经存在的权力结构(Reed, 2013: 202; 格尔茨, 2018: 12)。里德还指出，展演的因果力量来自其公共性：当观众们共同意识到他们是同一展演的见证者时，公共性就出现了。在公共空间中，展演者通过重塑观众的意义世界，改变了领导者、行动者和他者之间的关系(Reed, 2020a: 84-85)。展演维度展现的是这样一种权力过程：展演者（无论其居于何种社会位置、受到何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可以“大胆而突然地给予命令和秩序”(Reed, 2013: 195)，重塑政治结果。这种权力过程，总是发生在正在延展却又“无法看到结果的情境”(inchoate situation)中。于是，在场的观众们不断观望，甚至可能在支持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或只是假装理解的构想。有的人则步入公共空间充当展演者，从而将自己的诠释强加给他人。他们也就成为“情境”中的“领导者”，重塑历史进程和结果(Reed, 2020a: 92)。
（三）意义图景
权力的链条就是权力关系的形式结构。此链条包括三个环节：一是领导者(rector)，他为实现计划而招募和约制他人，指使他们以他自己的名义去行动、工作或劳动；二是行动者(actor)，他被纳入领导者的计划，但总是保有他自己的计划；三是他者(other)，他被视为失去人性的存在，被排除在领导者和行动者的主体关系之外，但仍然可能被视为实现二者计划的“工具”或被视为毫无人性的破坏计划的敌人。
在权力链条结构中，领导者将任务委托给行动者，而行动者又将其委托给下一个行动者，接连不断的委托形成了长长的链条，此权力链条从国王延伸到处于遥远边陲的士兵，将许多行动者纳入其中(Reed, 2020a: 30)。链条不是单一的，世界由无数的权力链条交织而成，每个社会中的人都身处多种链条之中。
里德有意识地用“领导者-行动者-他者”取代了“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的表述。这是因为，前者凸显了权力关系中的意义维度：一方面，领导者不仅是具有目标的委托者，他们还将自己塑造为计划的制作者(author)，行动者(actor)也在对制作者身份(authorship)进行争夺；另一方面，他者的意义恰恰在于他们在行动者与领导者的想象中，去掉了主体性，由此，他者性(alterity)的问题被引入了进来(Reed, 2017：94)。
具体来说，首先，在权力等级关系中，领导者通过派遣(send)和约束(bind)以使行动者完成计划(project)。行动者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而去实施领导者的计划，这时制作者身份的问题就出现了：究竟谁被认为是这个计划的制作者？改造世界的成就究竟应当归功于谁？成就、利润、公共赞赏和荣誉属于制作者。获得了制作者的身份，便可以因作品而被公众铭记和不朽。正因如此，行动者会不断向领导者要求获得全部或部分的制作者身份。
其次，他者是权力链条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面对令自己不满的人或事时，往往会将这种不满转化为他者的属性，这个过程具有提喻(synecdoche)的特点(Reed, 2015: 70)。他者的存在带来的不确定感使得领导者和行动者会对他们想象出来的他者使用暴力。通过使用暴力，领导者和行动者改造世界的能力被强化，因为他们制服了那想象出来的敌人(Reed, 2020a: 18-19)。里德将他者的出现视为某种困境的必然产物：行动者总是有自己的计划，也处于交叠的另外的领导者的计划中；领导者则总是怀疑行动者不值得信任。他们总是想让行动者放弃自己的计划而成为一个完美的代理人(agent)，也就是成为完全服从命令的“机器人”。机器人没有人性，成了他者。对完成计划的追求，使得他者不断被需要：行动者要么被异化为执行命令的奴隶，要么被仇视，成为破坏计划的敌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行动者都被剥夺了人性。
在里德看来，处于权力链条不同位置的人们都有情绪，他们争夺着诸如制作者那样的身份。人们的互动关系推动了权力链条不断在现实语境中转化其意义形式。权力链条的结构与不断转化的动态过程无法分离，离开了一方，另一方也便没有了意义。由此，里德在实用主义的存在论中展现出结构的作用(Reed, 2020a: 30)。权力链条的动态性在于，在不确定的时刻人们对于“最终领导者是国王还是人民”、“谁代表人民”以及“谁被排斥在人民之外”的激烈争夺，导致了权力形式的倒转和剧变；但这种看似天翻地覆的倒转却依然处在“领导者-行动者-他者”的结构之中：“杀死国王的第二个身体并没有移除等级组织”的结构(Reed, 2020ab: 12)，哪怕是权力的表征从“国王的两个身体”转变为“人民的两个身体”，权力链条依然有着此种结构。这一结构塑造了政治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轨迹。
因此，作为结构的权力链条并非超然独立于社会过程之外，在人们的想象中，它被不断表现出来。如果研究者无法对意义图景与展演过程展开分析，那么他们也就无法看到权力链条的作用。作为结构的权力链条，与其说是如钢筋水泥般的历史支架，倒不如说是历史过程脉动的“韵律和节奏”(Reed, 2020a: 32)。
二、历史叙事及其理论分析
里德的叙事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具有明确的因果意识。上述三大因素共同构建了现代政治如何出现的因果叙事。里德将特定的历史资料和研究组织在一起，照亮了现代政治生成过程中被忽视的地方。以下我们结合两个例子来说明里德是如何在社会科学分析意识的指导下构建历史叙事的。威士忌起义(Whiskey Rebellion)展现了民粹主义如何催生了纷乱的民主想象，格林威尔谈判(Treaty of Greenville)则展现了印第安人作为他者如何被想象出来，并遭受到暴力的打击。
我们在这两个案例中将会看到，当“国王”具有公共性的身体失去效力后，一个“消极性”的历史空间(negative space)开始出现(Reed, 2020b: 1)。里德将这种所谓的“消极性的空间”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生成过程的质性特征。走向现代政治的过程，并非英雄主义般的史诗：经过浴血革命，民有、民享、民治那般现代民主理想代替了陈腐落后的“国王的两个身体”。恰恰相反，历史是以另一种叙事方式被呈现出来的。我们看到，令人着魔的民粹主义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对于人民主权的幻想(fantacy)，此种幻想不断被人们纷乱地理解，不同的意义图景之间充满冲突。我们还看到了处于意义图景冲突中的人们如何以激进的方式将有色人种他者化(Reed, 2020a: 135)，使其成为不再具有人性的奴隶或敌人。这是一段充满不确定感、冲突、仇恨和想象的历史旅程。里德通过意义图景、展演与权力的链条结构三者的交织、互动，层层展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民主政治形成之路。
（一）威士忌起义：谁是人民？
威士忌起义发生在1794年的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里德对威士忌起义的叙述，勾画出了身处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者们如何建立起纷乱的意义图景。他还展现出，当镇压者与起义者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并将协议与和解展演出来时，新的集体想象形成了。展演行动“发明了人民的两个身体”，人民“主权”(sovereignty)在新的想象中出现(Reed, 2020a: 158-160, 168)。
具体而言，威士忌起义的戏剧可以分为两幕，分别是起义和协商。在第一幕中，联邦政府存在的意义被怀疑。事件始于新生的联邦共和国所面对的“一次权力链条的意义表达与运转危机”：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从国会得令去逮捕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抗税者，这一命令传达到了地方的税收员和副治安官，他们却将传递消息的任务委托给当地的一个“无知又可怜的”牧牛人，最终牧牛人被起义者羞辱性地涂上焦油、粘上像印第安人一样的羽毛；起义者又将税收人的房子烧成灰烬，并阻塞了主要的道路(Reed, 2020a：156)。起义者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保护以免于受到印第安人的侵袭，他们还希望免除威士忌税。
里德的叙事展现了起义者和联邦精英多样而共存的意义图景。一方面，暴力行动的形式来自现代早期英国农民对反抗的意义理解。另一方面，起义者深受赫尔曼 · 哈斯本(Herman Husband)的“圣经共和主义”(biblical republicanism)的影响，作为起义领导者的哈斯本将起义表现为《圣经》中关于“拯救”的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并建构了一个以“人民的第二个身体”为合法性来源的意义图景。依托于此种意义图景中的幻想(fantasy)通过哈斯本的布道广为传播(Reed, 2020a: 135-147; Reed, 2015: 71)。同时，起义者被想象为“共和国公民”，因为他们参与了美国革命。公民身份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关于代理关系的图景：起义者属于人民，他们是领导者；那些被选举的官员则是行动者，这些官员成为“人民的第二个身体”的代理人。然而，现实和想象却有着巨大的反差。起义者在现实中想到了自己如何在荒凉的西部边界艰难为生，他们感受到自己如何因为缺乏联邦政府的保护而遭受印第安人的威胁，他们还感受到暴君如何通过威士忌税剥夺作为“人民”的他们。这些感受使他们对现实不满，他们拒绝承认费城的联邦党人作为他们——人民的代表。里德由此展现了起义过程中涌现的多层意义图景(Reed, 2020a: 156-157)。
多层意义图景共同存在于起义者们的政治想象中，反而使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变得模糊。起义者们并没有清晰地理解他们对联邦政府的民主诉求，也没有明确理解哈斯本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于所谓“人民”及其代表的理解如此模糊。在费城的高层精英中，这场起义行动被视作暴徒们对共和国的破坏，因为那些暴徒（而不是起义者们）破坏着精英们心中作为人民代表的“法律”。精英们的想象同样是多层且模糊的。里德分析了当时精英们的通信档案，发现面对这样不确定的情境，如华盛顿这样的领袖竟然也难以保持定力：他们时而将威士忌起义的暴力行动与暴徒们破坏新共和国的行为联系起来，时而将起义视为暴徒们与英国的里应外合，时而又将此起义视为被托马斯 · 杰斐逊在西部的卡里斯马权威催动(Reed, 2020a: 158)。
里德指出，这样的危机创造了由多层意义图景编织而成的“情境”，“国王的两个身体”被破坏之后，每个人都被“抛到”了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他们幻想出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和伟大的计划来合理化自己的行动，哪怕那些行动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也要在哲学家的思想中勾画出柴米油盐的具体形象。于是，“每个人都变成了政治哲学家，而不同的关于正当性的哲学就在街头相互竞争，不断地合理化或无理化那些暴力行动”(Reed, 2020a: 157)。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的历史时刻，关于“人民的两个身体”的“哲学”在街头缠斗。威士忌起义的戏剧由此进入第二幕。联邦政府、州政府与起义民众代表签订了协议！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协议公之于众。当“协议”与“和解”被所有人见证，它们便具有了重塑集体想象的因果力量，展演因此成为历史叙事中的高潮和转折。于是，关于“谁是人民”和“谁是人民的行动者”的共同想象被建立了起来。这代表着危机的结束，因为联邦共和国的权力链条重新获得了稳定，整个政治权力体系又运转了起来(Reed, 2020a: 160)。
第二幕的参演者有三个：代表联邦政府的联邦委员会、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宾州委员会和代表起义四县人民的起义者委员会(Reed, 2020a: 160)。在展演中，联邦委员会宣称“总统不情愿使用暴力”，“如果暴力不可避免，那么这是他们（起义者们）的选择而非总统的意愿”；宾州委员会则宣布起义者们的暴力侵犯了公民的神圣权利；起义者委员会则声称起义四县的人民遭遇了不公，但他们是爱好和平的，暴力镇压没有什么必要。接着，一种交换方案被提了出来：如果起义者们可以保证和平并遵守税法，那么联邦政府可以给予他们赦免，这个交换是具有意义的，在精英的理解中，这是“在宽宏大量又体贴包容的主权国家和起义者之间”达成协议。起义者委员会则认为，作为人民的代理人，自己只能“倾听并向人民汇报……而无权替人民作出保证”。每一方都使用“人民”来宣称自己行动和诉求的合理性，但正是“人民”意义的模棱两可，反而无法使各方达成共识。于是面对这样的困境，联邦委员会和宾州委员会各自提供了协议，要求起义者委员会在规定期限内签署；最终，起义者委员会写信表示愿意服从提案条款并签署协议(Reed, 2020a: 160-166)。
那么，签署协议这一威士忌起义戏剧中最关键的表演，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因果力量？与各种意义图景的关系又是什么？
里德认为，签署协议这一行动本身就意味着展演。通过展演，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起义者乃至大众之间，建立了一种共同的叙事：“国家是一座房子，它属于领导者（人民）和他们忠诚的行动者（以总统为代表的联邦政府），这些行动者愿意将起义地区的白人同样视作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权力、计划和土地。”作为“人民”代表的“总统”开始成为政治想象中的角色；同样，“国家”也成为集体想象的组成部分，它被形容为“既宽容又有力，既威严又公正”(Reed, 2020a: 169)。
由此，里德说明了展演如何在意义图景冲突的情境中具有因果力量。谁可以代表人民呢？这成为争论的焦点。“人民”的符号难以掩盖意义图景的冲突。在这样的不确定时刻，关键性的展演出现了。然而，展演行动没有表达任何先前的意义图景，而是打断进而重塑了人们的想象。签署协议意味着，联邦政府和宾州政府承认起义者属于人民的身体的一部分，而起义者也承认联邦政府是国家的代理人和人民的代表，原本对立、破碎的关于人民的意义图景在这一展演行动中被一种新的共同想象取代了，这种共同想象确定了谁可以被称为人民、谁可以宣称代表人民，以及到底谁的行动具有合法性。于是，表演者和见证者在展演时刻共同创造了一种“确定之感”，国家政治权力重新有序运转了起来。
（二）鹿寨战役和格林威尔谈判：印第安人的“他者”化
鹿寨战役和格林威尔谈判发生在1794～1795年，是美国在西北边境与印第安人战争的一部分。戏剧的第一幕是鹿寨战役的胜利。在战役胜利之后，领导者韦恩主导了一系列的展演。他先是在与高层的通信中骄傲地描绘了印第安人的惨败，并将信件在报纸上刊登；进而他烧毁了印第安人的耕地、英国人的仓库，将印第安人逼到死角；当他们凯旋之后，又大肆吹嘘他们对印第安人的破坏，赞扬了选民们对军队的欢迎，于是这场小小的胜利引起了“集体狂欢”（collective effervescence）（Reed, 2020a: 171-172）。一场小小的胜利何以成为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里德指出，“鹿寨战役充当了将新生美国整合在一起的黏合剂”，因为它“将主权与土地和种族联系起来”，“还将混乱的现实置于暴力图景的想象之中”。这其中的主要特点，就是印第安人的他者化。在这场展演以前，“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联邦军队和选民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其中充满了抵抗和怨恨”。尤其是在1790年和1791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失败之后，“在选民看来，政府的荣誉遭受重创，一种混乱感和飘摇感四处蔓延”。在这种充满了迷茫、不满和动荡的时代，韦恩的展演向人们表明，美国人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则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非人的，因为其处于可以被理解的界限之外，甚至连被误解都不配。他们被“理解”为一种“无法被理解”的社会存在(non-understooding)(Reed, 2020a: 11, 173)。
印第安人和殖民者在各自对世界的理解中原本就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并没有转化成对他者的想象和暴力。里德强调，正是韦恩的展演将原本存在的差异激活，使其成为想象。展演具有因果的力量:“只有通过韦恩这一特别的展演——一个来自显赫权位者的发布暴力命令的展演，原本的差异才变成似乎'原本’就是显而易见的，变成'原本’就是真实又广为人知的。”韦恩通过展演达到的社会效果，既不是“一种种族化的理念，因为这种理念早已存在；也不是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因为美国在边境的军事能力仍然脆弱”；而是一个“关于自主统治权应该如何被组织、荣誉如何被分配、代理关系该是什么样子的想象”(Reed, 2020a: 173-174)。更关键的是，敌人该如何被处置。
戏剧的第二幕是鹿寨战役胜利之后的格林威尔谈判。在谈判中，虽然印第安人和韦恩按照18世纪的传统相互交换了礼物，但是在此过程中，韦恩的一系列新的展演却引起了印第安人联盟内部的争论。“韦恩要求印第安人正式将俄亥俄河以北的所有土地让与美国人……他引用了过去遭到印第安人痛恨和争议的条约并大声地朗读……他的言辞格外地坚定而又具有压迫性，同时保持绝对的镇定态度和文明礼仪”。尤其是，当酋长向韦恩展示华盛顿对于俄亥俄北部印第安人渔猎权利的亲笔承诺时，韦恩显得毫不关心(Reed, 2020a: 177)。
这一系列极具戏剧性的展演对展演者和观众具有何种意义呢？谈判开始之前，在印第安人看来，这次谈判仍是18世纪诸多次谈判中的一次，其中谈判胜利者成为“领导者”、失败者成为“行动者”，这其中根本没有所谓他者的问题。在此种意义图景之中的是“朕即国家”。印第安人按照这样的传统和习惯，将胜利者一方称为“父亲”。他们“想象了一个长长的权威链条，从神、王、君、酋长再到前线的谈判者”，他们遵从胜利者并期待从胜利者那里获得庇护；否则他们将转向别的领导者来寻求庇护，如从以英国国王为领导者转向以法国国王为领导者。可见，印第安人以“国王的两个身体”来理解他们与韦恩的权力关系，其中韦恩是他们的“父亲”，华盛顿则是“伟大的父亲”(Reed, 2020a: 176)。
韦恩的展演完全否定了这样的意义图景，他并不是以印第安人想象的“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语言来理解自己“父亲”名号的意义，而是以“人民主权”的革命语言来理解它。因此，一方面，韦恩的行动是对“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破坏，他并不将华盛顿理解为国王或最终的领导者，因为华盛顿和他自己都是“人民”的代表和代理人；另一方面，他的行动也是对印第安人进一步的他者化，这意味着他不是要和印第安人互相扮演领导者和行动者的角色，而是将他们视作替罪羊式(scapegoats)的他者——排除他们就是排除一切的“社会矛盾、危险和不幸”(Reed, 2020a: 29, 171-178)。
最终，美国人民接受了韦恩在意义图景中建立的非人的“他者”，并相信联邦政府和人民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打击那个“他者”。人民由此获得光荣感，他们积极参军，对国家和人民充满想象，美国权力的链条重新运转起来。但是，当领导者和人民开始相信，只有依靠对“他者”的想象和打击才能把美国团结起来，他们也进入了一个“消极的空间”。这种“消极的空间”如同现代民主政治的隐疾，在未来的岁月中随时可能爆发。
（三）历史因果性：三种因素的交织
在关于现代政治如何形成的因果叙事中，意义图景便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它为整个历史过程赋予了内容，并催生了推动过程发展的个体动机。想象使世界具有形象，使人们能够在图景中理解具体的人、事，以及自我。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具有了意义，而他们的情绪也在图景中产生了出来。在两段历史中，当美国人民面对纷乱而模糊的图景时，他们感到迷茫、无助，或是愤懑、孤独。当威士忌起义中的起义者们感受到自己与所谓“人民”的地位的落差时，他们感到愤怒、不满。当韦恩看到印第安人和“人民”的差异时，他对他者产生了蔑视和仇恨的情绪。
正是在意义图景所催生的情绪的推动下，展演出现了。展演具有改变过程走向的作用，展演者看似面对少数观众，但展演所产生的因果效应却远远超出与他们直接互动的观众的范围，乃至重塑了新的权力关系形式(Ermakoff, 2015: 78)。展演之所以具有因果力量，一方面源于多种意义图景的冲突使社会行动者个体感到混乱、无助和迷茫，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展演本身所具有的因果力量无法完全归结为参与者的个体情绪、动机。公共性的存在、突然的时机、事态的发展等，共同交织在一起，成就了展演“过程”所特有的因果力量。于是，即使研究者可以明确了解展演过程中每个人的情绪，却依然无法预测展演会在何时产生因果力量。对这种过程的分析，有赖于在“形式化现象学”(formal phenomenology)的路径中继续进行(Ermakoff, 2015: 112)。
整个的意义图景、展演过程都是被束缚在权力链条的结构之中的。权力链条的结构对历史过程的作用在于，即便权力的表征从“国王的两个身体”转变为“人民的两个身体”，权力的运行依然依赖领导者、行动者和他者的存在与相互关联。历史进程无法超出这样的关联的范围，即使是在具体经验世界中，历史学家看到的也是这些链条如何被历史人物用各种各样、变化多端、光怪陆离的意义图景想象着，以及那些想象如何在某次难以预料的展演中一下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正是这样的变化，使得作为理论的领导者-行动者-他者成为被研究者以学理方式呈现的“历史实在”。
里德相信，正是因为他的研究看到了这样的权力链条，他才可以展现出以“消极性空间”为特色的历史现象。这也将里德的研究与其他关于现代政治的经典解释区分开来。里德将自己的研究置于韦伯与阿伦特之间：韦伯强调权力的支配性面向，而无法看到权力过程中领导者与行动者作为主体的互动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将他者去主体化；而阿伦特则将权力过程理解为作为主体的人们平等的共同行动，而无法看到等级与敌我关系如何被带入历史想象之中(Reed, 2020a: 72)。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里德对权力链条结构的理解，使我们看到了西方传统与现代政治转型历史中所蕴含的结构。作为结构的领导者-行动者-他者超出了传统-现代之界限，使我们看到现代民主政治如何生成于欧美文明系统中。同样，我们不禁要问，我们能否用这种结构分析中国政治的演变历程，或者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内生于何种结构之中（罗祎楠，2019：134）。
三、结论
独特的叙事与分析视角，使里德这一研究呈现了现代性政治生成过程的独特样貌：一个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消极性的空间”被展现出来。当“国王的两个身体”遭到攻击之后，所谓“人民的两个身体”并没有成为民主光明时代的真理标杆。恰恰相反，一个动荡的年代出现了。那时的人们突然陷入了一种集体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信任和统治的问题引起了焦虑，这种焦虑咬噬着那些高举18世纪意识形态大旗的革命思想家们，也纠缠着警长、教师乃至士兵。他们不禁疑惑，如果国家失去了能够将'国王的第二个身体’合理化的神秘力量，那么政府该如何整合起来？神圣的荣誉又该以何人的名义来恩赐？”(Reed, 2020a: 184)
于是，“想象的跃迁”出现了：当“国王的第二个身体”无法再发挥其在权力运行中的关键作用时，一个充满想象的动荡年代开始了。在那个年代，人们不断想象如何使委托与支配成为可能；在那个年代，人人都成了街头哲学家——当然也是迷乱的哲学家；在那个年代，民粹主义充斥于公共空间，政治精英们热衷于制造“敌人”。这一切也就成为政治现代性的另一个面貌。现代民主政治正是在这样的年代中诞生的，因而被植入了“消极”的基因——尽管我们往往认为现代民主的制度与价值是积极向上的。
里德的研究告诉我们，历史并非只存在于彪炳史册的宣言和纪念堂之中，也许恰恰在那些在街头暗暗流传、由民间哲学家撰写的小册子里，历史才呈现另一番面貌。幸运的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可以在理论的引导下进入那个幽深的历史空间。当历史客体再次被理论的光柱照亮，我们也许会发现，身处“小时代”中的我们，其实和光柱的那端并不遥远。（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
编辑：高昕阳
排版：高昕阳
一审：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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