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trospective illusion and the unreality of theory in research
回溯研究过程非常困难：“it is very difficult to reconstitute the experience o f the process o f research”.认识论研究表明，叙事都会带有一定的回溯性幻觉；它们一般都是重构的艺术品，重构者知晓故事并调整整个情节以期待HE（happy ending）。
我们虽然号称质疑一切，但实际上从来没有从零开始。科学史上这些工作非常之少。在日常实践中，科学家们或多或少地与概念体系和谐共处，最多是做些修补的工作。不过最重要的是强调“概念的系统性”：you cannot work on one particular concept without affecting the whole system.公理化的好处是，通过突出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两种意义上“暴露”了这些概念：它使概念变得可见，并让它们面向各种挑战。从科学角度来看，这是最大的好处。即，科学家将它们的概念暴露出来，并承担风险。他们越是暴露出概念以接受批评且修正改造，他们就越科学：By foreground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ncepts, it 'exposes'these concepts in both senses of the word: it renders them visible and,in so doing, lays them open to all kinds of challenge, which from a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is the greatest benefit. ...scientists lay bare their concepts and take risks, and the more they lay their concepts open for transformation or modification by the critical community, the more scientific they are.为了解释概念，通常使用谱系学或者说历史学的方法。但布尔迪厄觉得这些谱系往往是虚构的，是事后的重构（reconstructions after the event）。作为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怀疑思想家为其思想所找的哲学谱系，因为这些谱系的功能主要是社会的，即构成社会资本，我们塑造了我们的祖先：I shall adopt a systematically suspicious attitude towards any philosophical genealogy that a thinker may offer for their own thinking in so far as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se genealogies is a social one - that is, to constitute a social capital: we fashion our own ancestry.谈论社会学奠基人不是偶然的。选择奠基人或父亲/祖先，从他们那里继承称呼——马克思主义、涂尔干主义、韦伯主义——是肯定象征资本的一种方式，是占有这些富有声望的祖先的资本一种方式。当然，宣称自己是继承者的人，会把自己暴露在羡慕其遗产或希望破坏它的攻击之下——他们与遗产的关系一般是“你只不过是韦伯主义者”或“我才是真正的涂尔干主义者”之类的表述。 研究者在分析思想时，都会无意识地使用这一策略。我们可以绘制对方的思想谱系，以破坏他们的原创性。 在考察某个概念时，布尔迪厄认为考察其谱系性没有什么特别的启迪，主要好处是警告我们要小心处理它们。最重要的是一个在其系统的语境中具有意义：a concept takes on its mean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system.布氏指出了英美认识论和法国认识论传统的区别：here once again I am saying something that is quite unremarkable in the Anglo-American epistemological context, whereas thing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 French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这里的具体例子是“科学概念”。科学概念的真正作用是理论路线的物质化/现实化（materialisation）（这里是在政治路线的意义上使用理论路线）：it is much more a kind of materialisation of a 'theoretical line'(using'theoretical line'in the sense that we use 'political line'.用布尔迪厄习性与场域的话来说，概念是一种理论习性在语言中的对象化/客观化或物质化。更确切地说，理论习性是一种理论方向或立场。概念在当代敌对位置/立场（rival contemporary positions）的空间内将一系列区别（distinctions）物质化，并在这么做的时候，揭示了一系列的差异或拒绝。例如，习性就是与心灵哲学或者说自由个人主义的哲学对立中形成的。它具体化了一系列对立，并因此在这些概念的提出者或使用者以及受众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操纵的整个位置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认为，essay writer会玩弄概念的多义性:will play on the polysemy of the concept. 比如“消费社会”这类流行的概念似乎能够超越所有相关的对立。它们的成功归功于这种混合的外观，就像苏格拉底对诡辩家的评价——糟糕的社会学家不可避免让人想到诡辩家。这些都是万能的概念，按波普尔所说，它们甚至不能被证伪——事实上，甚至不会错：These popular concepts are designed to appear to transcend all the pertinent oppositions of a well-constructed theoretical space as if they were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oppositions that are there in reality. This means that they owe their success to this kind of hybrid appearance, as Socrates said of the Sophists4-and bad sociologists inevitably bring the Sophists to mind. These are all-purpose concepts, which are not even falsifiable in Popper's terms-in fact, not even false.在布尔迪厄的语境中，理论更多是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是知觉方式（perception），而不是作为“经验”的对立化。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像所有其他科学一样，社会学是由构造其对象的特定法则来界定的。回答“什么是社会学”就是回答“它的对象是什么”和“它如何处理社会现实/实在，以便将其转变成研究对象”。对“什么是社会学”的通常回答（教科书或百科全书）是“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研究”。如果不满足于此，可以进一步再问“什么社会”“它如何存在”。社会在哪？在人里面？在集体中？它是个人的总和吗？ 布尔迪厄引用了一个在他看来最平庸、最琐碎但也最常见的表述：社会是任何一种个人组成的群体，这些个人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他们有组织并认为自己是有明确边界的社会单位：A society is any group of individuals that has lived and worked together long enough to be organized and to think of themselves as a social unit with well-defined limits.换言之，创造一个社会需要满足四种条件：（1）必须有诸多个体组成的集体总和（2）需要有时间上的持久性，它是建立强制性/强力/力量（force）的条件（3）假定个人之间相互的改变是瞬息万变的（instantaneously），就像台球相互碰撞的一瞬间改变了路线，但没有考虑可能发生的长时段变迁；（4）也许假定存在一种集体意识，一种团结感，一种“团队精神”。受巴什拉影响，布尔迪厄批评一门科学经常不加反思地以常识性观念为基础：as long as fundamental ideas are not called into question, a science can happily be grounded in commonsense ideas, and it takes a very serious scientific crisis to shake the implicit assumptions that the scientist shares with people's common representations.Realist definition and interactionist definition无疑，上述这种社会观就属于常识性定义，即将社会学家视为研究群体和集体，以及他们的互动和关系的专家。这种看法受到两种限制。第一，生物个体的证据。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大量个体或多或少地并置在空间中。第二，社会派生出来的东西是个人之间的互动，是彼此的反应。布尔迪厄的建议是与社会科学中已确立的两个定义断裂：（1）将群体视为可进行严格统计分析的个体集合体；（2）互动论，将社会学现象和社会关系还原/简化为单个社会能动者之间可见和可直接观察到的互动。布尔迪厄希望发展互动这一话题。互动论发展于芝加哥，致力于将社会关系描述为互动的关系。他举了戈夫曼为例。戈夫曼的工作是个体能动者之间互动的客观现象学（objective phenomenology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gents）。布迪厄认为他非常接近他给出的关于社会学的定义，即对象不是个人，而是他们的关系（it takes as its object not individuals, but their relations）。这些关系是互动，即任何人都可以观察或拍摄的可见关系（these relations are interactions-that is, visible relations that anyone could observe or film.）。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学应当描述相当不可见（quite invisible）的东西，是无法拍摄（photograph）的东西。互动论遵循的是类似笛卡尔式物理学的逻辑，描述物理性的接触，除了撞击之外，无法想象一个物体可以影响另一个物体。他提议用“场域”，它可以用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来类比，能分析不可见的空间。为了解释实践，必须构造这些空间，而这些空间所施加的力量只能通过它们对个人及其行为的改变来把握。社会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根本性的突破。在他看来，社会学只有在避开个体、个体促成的群体和他们之间的额公开关系等可见对象的情况下，才能拥有真正的科学对象。涉及沟通、互动、交流和合作的关系确实是社会学的对象，但其基础并不在于任何可见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超越社会世界的这一可见的方面，处理相当不可见的事物复合体（complexes of things），处理独立存在的、甚至在任何实践演奏之外（practical rendition）的关系。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拍摄和分析两个陌生人的手势，他们可能正在实践某些机制，这些机制完全超越了实际遭遇中所发生的事情。例如，如果他们都是法国人，但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另一个是葡萄牙后裔，他们互动的精神可能取决于两种语言或两个国家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殖民化等等）。而我可以观察和测量的互动可能只是隐性结构的表面表现，这些隐性结构并不存在于相遇中，只是作为效果。这是第一个纯粹的负面论证。为了说明这种方法，还可以以场域为例。社会化，即习性与场域和谐（concord）的一项效应是产生习性与场域之间的交响乐（orchestration of habitus and field）：拥有典型的场域习性的人就像水中之鱼，他们意识不到重力；如果说这些韵律/节奏、规则、力量和客观关系非常难以分析，那正是因为它们被纳入其中，既客观又主观地存在，因此没有自己的体验。客观化/对象化的工作包括提取/提炼它们，为了看到、构造、描述和分析它们，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的效率（efficiency）本身掩盖了它们。社会世界最深层的结构同时存在于我的头脑和客观现实/实在中，这对我的社会经验产生了影响：社会世界是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它把自己表现为不言而喻。这使得社会科学特别困难。上述这种契合关系是对双重客观化的主要障碍。我们用心理模式思考社会，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世界的产物。正是社会世界本身提供了我们看它的眼镜（spectacles）。这意味着，我们没有看到它；除了眼镜，我们看到的一切同时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和现实中。Metaphysical requirements for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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