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什么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持续如此之久,战争又为何结束?与关于党派、地缘政治和精英的传统解释角度不同,一种新的战争理论认为,战略叙事可以最有效地解答上述问题。“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21世纪前两个十年中发动恐袭的频次与严重程度在美国各地产生并维持了一种强大的集体叙事,其重点是打击海外恐怖主义。这一叙事所产生的不作为的观众成本迫使奥巴马总统(2009年)和特朗普总统(2017年)不仅维持而且增加了在阿富汗的驻军——尽管这并非更好的决策。战略叙事也解释了战争的终结。“伊斯兰国”的失败以及2010年代末针对西方国家袭击的大幅减少,导致创伤事件的严重性与频率低于维持强有力反恐叙事所需的阈值。随着叙事的弱化,阿富汗战争的倡导者在政治上失势,而要求紧缩开支的政治活动者提升了影响力。不作为的观众成本下降,拜登总统在2021年结束了这场战争。
作者简介:
C. William Walldorf,维克森林大学政治国际事务学院
文献来源:
C. William Walldorf; Narratives and War: Explaining the Length and End of U.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2; 47 (1): 93–138.
本文作者:C. William Walldorf
为什么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持续如此之久,战争又为何结束?国际政治中关于地缘政治、精英和党派斗争的传统观点在解释上述问题时都会遇到困难,而本文将关注焦点转向战略叙事——一个美国对外政策中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但极为重要的因素。
作者将战略叙事定义为国家或公众层面的集体叙事,它会围绕群体的创伤事件而形成,而这些创伤事件会被视作国民生活的威胁。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叙事之所以成为集体的显著特征,是因为它通过下列手段恢复了秩序:解释痛苦、归结责任、为将来的行动提供教训以避免重陷过往的痛苦之中。
本文关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一种特别重要的战略叙事——自由主义叙事。美国的自由主义叙事以其经验而著称,特别强调通过促进(扩大自由权利)和保护(防止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来维护国外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
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叙事通过美国国内政治的竞争性质影响政策。通过利用或借鉴主流的叙事,政治主体构建政策话语,增加领导人感知到的观众成本并以此获得政治影响力。此处的“观众成本”指的是领导人因为与公众强烈偏好不符的选择所付出的“国内政治代价”。鉴于主流叙事在公众之中影响显著,领导人担心潜在的选举或政策损失,进而倾向于使他们的决策与这类话语相一致。然而有时这并非最优解法。
奥巴马与特朗普两位总统均在执政初期增加了在阿富汗的驻军——奥巴马于2009年增兵30000人,特朗普于2017年增兵4000人。又3年之后,特朗普开始了撤军行动,而拜登最终完成了撤军。如何解释这种变化?
传统的观点很难回答这一问题。现实主义者会认为阿富汗战争式的国家建构战争没有地缘战略价值,因此美国最终会撤军,但这难以解释为何这场战争会长期持续。党派斗争的观点也不甚适用,因为民主党的奥巴马延续了共和党的布什的政策,特朗普在任时做出了撤军的决策,而民主党的拜登将撤军坚持下来。基于精英的论断同样不够有力。过去十年中精英意识形态对阿富汗的担忧在减少(例如,奥巴马发表过人们对9月11日反应过度以及恐怖主义不存在的言论),美国按理说会更早地结束阿富汗战争。
另一种传统论点来自军政关系。有文献指出,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军方领导人施加的压力增大,因此主战的声音占据上风;而拜登时期文职领导人则拥有优势。然而这一论点难以说明为什么军政关系会在不同时期向不同方向倾斜。与之相比,战略叙事理论能更好的解释变化的发生。
在国际关系领域,叙事并不是新鲜事物。然而现有的相关文献存在两个主要缺点:首先,学者们并未就叙事为何以及何时能塑造政策结果提供明确的解释;其次,在解释叙事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加强或削弱时,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叙述者(在美国背景下主要指总统),而忽视了事件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塑造战略叙事的内容和作用。
作者借鉴了有关集体创伤的学术研究,并着重关注两个要素:事件的严重性和发生频率。他引用了Neil Smelser对文化创伤的定义,指出这是一种由相关团体成员接受并使公众广泛相信的记忆,它影响深刻,不可磨灭,并且被视作威胁了某个社会的存续或者违反了一个或多个基本文化预设。根据这一定义,创伤在社会心理中留下痕迹的过程涉及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一些严重的事件被定义为对社会价值观的攻击,让社会公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反应——厌恶、羞耻、内疚、焦虑等等。这很快导致了创伤的第二阶段,社会集体会去寻找新的常态以及渡过难关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受影响的社会此时倾向于期待公认的明智人士来对现状做出解释并指明前进的道路。
新的集体叙事形成于创伤的第三阶段,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叙事之中,某些特定的故事会因为与遭受伤痛的群体产生共鸣而得到肯定或者验证,并被贴上“好”的标签。如果造成严重伤害的事件频繁重演,那么上述叙事会产生更长久也更深远的共鸣。高频次的创伤会让故事变得难以磨灭,乃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化为新的流行叙事。
这种以事件的严重性和频率为中心的创伤框架有助于解释美国对外政策中战略叙事的出现及其跨时段的力量。在本文中,作者特别关注外部创伤以及它所产生的叙事类型。来自特定社会之外某种力量引发的严重创伤会强化群体团结,产生一个以保卫社会理想为核心的故事——用“我们是谁”充当防御或修复的手段。这种外部创伤有助于解释为何会出现以捍卫或促进国外自由政治秩序的自由主义叙事(例如反恐叙事),它又如何发挥作用。
自由主义国家(包括这些国家的公众)通过它们自己的政权类型(即身份)的意识形态视角来看待其他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发展——它们注意到国外自由秩序的困境并对此表示担忧,因为这威胁到其自身的安全。
对美国而言,最有可能引发第一阶段创伤的事件会出现在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竞争对手获得战略收益之时——特别是通过直接攻击美国和其他类似的自由主义国家来达到此目标的时候。高度严重、且直接针对美国的攻击事件会立刻引起集体恐慌与焦虑,而如果袭击针对的是与美国意识形态相近的其他国家,地理上的距离会导致需要多次袭击的累积才能产生相同程度的创伤。
然而无论是否是针对美国的直接袭击,攻击的严重性都会引发创伤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更多社会中的“智者”会在第二阶段参与故事的讲述,来自外部的创伤也证实了美国公众对生存危险的恐惧以及维护他国自由秩序的必要性。在第三阶段,外部对手反复的攻击与获益验证了叙述者的故事,赋予其集体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创伤事件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着叙事的力量与显著性。从本质上讲,国外频繁而严峻的挑战不断地重新给国家带来创伤,赋予自由主义叙事长久的生命力。
而叙事会通过提高观众成本来塑造政策结果——例如维持或结束战争的决策。当国家领导人公开承诺在国外采取行动,因而也限制了自己的决策空间时,观众成本就会出现。在关键的决策上,国内政治主体会使用战略叙事来构建支持或者反对战争的话语。当领导者面临强有力的主流叙事时,他们会担心如果自己的决策与之相违背,会影响未来的选举结果或更广泛的政治议程(即观众成本上升带来的潜在政治后果)。因此,领导人们通常会使其政策与国内政治主体构建的叙事话语保持一致。
以上文所述理论为基础,作者通过分析美国总统和高级官员发言、媒体报道和民意调查等素材,解释了自由主义叙事如何影响了美国几任领导人在阿富汗战争上的政策。下文将简要概述这一过程。
作者指出,9·11事件及其之后的几年中恐怖组织对巴厘岛、马德里、伦敦等地的袭击强化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叙事,这些袭击被视为对“人类自由”的攻击,美国内部打击恐怖主义的声浪高涨。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迎合了这种叙事,承诺要向阿富汗增兵,然而此类叙事话语也在奥巴马的整个任期内限制了他的政策选择。
最上任初期的奥巴马对是否向阿富汗增兵犹豫不决。但美国国内汹涌的自由主义言论提升了观众成本,使他不能无所作为,被迫在任期内两次增兵阿富汗。
“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于2011年被杀,伊拉克的恐怖活动也有所减少,这使得对美国而言的创伤事件频率与严重程度有所下降。奥巴马试图重构关于恐怖主义的战略叙事,为从阿富汗撤军寻找政策空间,但这次尝试因为“伊斯兰国”的兴起而失败。“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和受其影响的其他袭击事件强化了美国的反恐叙事,竞选时期的特朗普也利用了这种叙事,表现出强硬态度。这也导致了尽管特朗普在上任之初一度希望从阿富汗撤军,但白宫内部的官员以国内观众成本对其施压,最终致使他做出了增兵决策。
2010年代后期,“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与叙利亚遭遇失败,“基地”组织也日渐式微,能够强化创伤的严重事件发生频率大幅降低,自由主义叙事也不再高涨。相比于奥巴马与特朗普,上任后的拜登没有面临他的两位前任总统所经受的战略叙事压力,这给予他更大的政策空间,他也最终完成了撤军的行动。
近二十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到以反恐为中心的强大自由主义叙事的限制。在9·11和其他恐袭事件发生后,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叙事使领导人因不作为而付出的代价很高,这阻止了他们从阿富汗撤军。奥巴马和特朗普分析出撤军的举动是理性的,但战略叙事的压力排除了这种选择。从 2018 年到 2021 年,恐怖袭击的严重性和频率显著下降,反恐的叙事减弱,领导人不作为的观众成本降低,而行动的成本反而上升。只有在这些由叙事驱动的条件下,任期后期的特朗普和拜登才获得了从阿富汗撤军的空间。总而言之,战略叙事理论为阿富汗战争的持续时长和结束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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