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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刊译评 | 政务透明:政治稳定还是社会动荡的催化剂?

编者按

政务透明在政治学词典里带有褒义色彩。然而政务透明是否真的能够促进政治与社会稳定?政治阴影、不透明、深层国家等带有贬义色彩的词组,是否又真的如学界所言必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动荡?本文是2022年研究政治稳定与政务透明二者关系的最新文献,通过重新审视Hollyer等学者提出的“政务透明导致社会动荡”这一看似反直觉的命题,证实了政务透明在不同条件下对政治稳定可能产生的双重影响。

PS:顶刊译评由政治学评介外文编译团队义务提供,团队坚持分享、翻译学界研究成果,旨在方便大家了解更多的学术资讯,为促进国内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如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多多批判指正,期待您在后台给我们公众号留言,或添加政治学评介的官方编辑部微信-政评君(Z-Pjun)。我们也诚邀志同道合的学友加入我们,共同领略政治学的风采,为学术公益贡献力量。

# 作者介绍 #

Mehdi Shadmehr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政治学系副教授;

Dan Bernhardt 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 文章来源 #          

Mehdi Shadmehr and Dan Bernhardt (2022), 'Transparency and Stab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No. 1, pp 121-139.

          # 期刊介绍 #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QJPS,《政治学季刊》)主要发表政治学实证研究和当代政治经济学领域高质量的研究型文章,侧重于实证检验以及因果推断。

文章内容导读

一、政务透明与政治稳定

政务透明(political transparency)是否导致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既有研究以Hollyer、Rosendorff和Vreeland的文献为典型,探讨了政务透明度和政治稳定性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或负向作用机制。

政务透明与政治稳定性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以是否发生社会动荡事件进行衡量。既有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存在社会动荡的风险,政府更需要披露更多的政务信息以增加透明度,作为平息政治风险的维稳手段。

因此,当社会动荡风险升高或政治稳定性降低时更有可能观察到政府侧主动提升政务透明度的行为。同样,当社会较为稳定时政府无需面临信息披露的压力,因此不具有主动提升政务透明度的激励。

Hollyer、Rosendorff和Vreeland作为研究政治稳定与政权类型的学者团队,在2015年的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上发表“透明度、动荡和政权不稳定”一文后,又基于此于2018年通过剑桥出版社整合扩展为专著《信息、民主和专制:经济透明度和政治(不)稳定》,结合理论框架和实证数据考察透明度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但是上述逻辑存在缺陷。在政治代表与政府问责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公民选择起身反对从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净收益既不取决于公民从透明政务中获取的私人经济福祉,也不取决于由于透明度上升而改善的公共经济状况。

因此,由政务透明变化前后引发的,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公共层面上的经济收益,并不是社会动荡的动力所在。本文通过形式模型的方式探讨政务透明度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二、形式模型

在政治代表与政府问责制机制下,公民需要决定是否起身反对他不了解类型信息的统治者。统治者的类型信息分为:仁慈/高级统治者与腐败/低级统治者。

对于公民而言,由于不知道统治者的类型信息,如果选择起身反对腐败/低级统治者则对于公民而言是最佳的策略选择,但公民起身反对仁慈/高级统治者却并非最佳的策略选择。在信号传递过程中,公民会收到统治者类型的嘈杂信号,这种嘈杂信号呈现正态分布,会导致公民无法判别统治者类型信息。

公民必须决定是否反对政府,但统治者的类型信息不明确。公民反对政府的成本k>0。如果公民选择起身反对,则以概率p∈ (0, 1)成功,即导致政权更迭。

统治者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有些统治者比其他统治者更仁慈,更好。统治者的类型由θ∈R决定:更高的θs代表更好的统治者。

公民从反对政府和移除类型低于阈值θ≤T的统治者中获得1的净收益,而从移除类型θ>T的,那些更好统治者中获得的净收益为0。也就是说,公民反对腐败/低级统治者若成功,则收益为1;反对仁慈/高级统治者若成功,则收益为0。

假设k/p∈(0, 1),公民反对的行为在满足某些条件的前提下是最优的。令a=1表示公民选择反对行为,a=0表示公民选择不反对。公民在状态θ中从行动a∈{0,1}得到的回报是:

给定信号y,若公民选择反对,当且仅当 Pr(θ≤T|y)>k/p,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为:

如果信号y较低,代表统治者更有可能是腐败/低级的。公民当且仅当满足如下条件时才选择反对:

由此,由于公民反对而导致的政权更迭概率为:

因此,当公民选择反对的标准化成本k/p较高或阈值T低时,不太可能选择反对行为,因此社会动荡不太可能发生。

较低的噪音信号/较高的y值代表了更高的政务透明度反而提高了政权更迭的可能性。相反,当k/p较低低或阈值T较高时,结论会出现反转旋转:较低的噪音信号代表更高政务透明度,降低了社会动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由此:

命题一

当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低于阈值时,政府主动提升政务透明度反倒会增加政权更迭的可能性。如果政权更迭的可能性高于阈值时,政府主动提升政务透明度会降低政权更迭的可能性。

推论一

当社会动荡导致政权更迭可能性较高时,政府主动提升政务透明度对于维持政治稳定是有利的。

这种主动提升政务透明度以保稳定的选择本质上是“策略性的”,即当面临高风险时政府倾向于策略性运用政务透明以延续政治生存。

五、结论

为什么政府要主动披露政务信息?为什么政府会提升政务透明度?对于这一研究问题,既有研究认为,政权通过提高透明度(披露)以减少政变的可能性,进而维护政治稳定。

本文证明,如果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低于一个阈值,则增加政务透明度并减少政府-公民之间的噪声信号反而会增加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如果政权更迭的可能性高于这一阈值,增加政务透明度反而会降低这种可能性。因此,政权会在可能发生政治动荡时会策略性地披露更多信息以增加政务透明度。

编译:政评宝

审校:政评宝 

排版:政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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