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10期
背叛者还是创新者：
透过鲍尔斯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高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
唐昱茵，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卢荻（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激进政治经济学已经走过了50余年的历程，鲍尔斯凭借其独特的理论创新能力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者中脱颖而出，他所开辟的“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基于鲍尔斯从1975到2020年间发表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的论文，本文从学术历程转换的视角，把鲍尔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划分为：“1975至1981年的转型期”，“1982至1989年的理论成形期”和“1990至今的理论拓展期”等三个阶段，勾勒了鲍尔斯的学术思想轨迹。本文的研究发现：鲍尔斯对劳动价值论的“放弃”与其在90年代的行为科学转向，在研究路径上并没有发生断裂，而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把鲍尔斯的学术历程看作是一个连续谱系，是理解鲍尔斯及其代表的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进展的关键。
从1968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URPE）正式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于1969年刊发论文算起，激进政治经济学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在这50余年的发展史中，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繁荣期不足10年，衰落和收缩才是50年来的主旋律。在这个过程中，鲍尔斯（Samuel Bowles）是一位值得特别关注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鲍尔斯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时在主流经济学顶级刊物（Top5）和异端经济学旗舰刊物(如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和剑桥经济学报)发表论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鲍尔斯的学术生涯见证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全过程，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他从批判教育学切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了行为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这种转向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放弃，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了一种特定的、不同于作为行为公共选择理论衍生物的“行为政治经济学”。
然而，作为激进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学术特色鲜明、成果丰硕的代表性学者，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贡献在理论界缺少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本文试图基于鲍尔斯从1970到2020年间发表的所有马克思经济学及相关论文，对鲍尔斯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发展轨迹进行勾勒，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鲍尔斯的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并为他的学术转向提供了一种解释。具体来说，本文将鲍尔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1975至1981年的转型期；（2）1982至1989年的理论成形期；（3）1990至今的理论拓展期。
经济学研究转型期：1975至1981年
正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使“批判教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了共同的对话（批判）对象。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通常对由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的科学性持一种批判的观点，鲍尔斯同样对“人力资本”理论持否定态度，而体现这种否定态度的代表性研究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下简称《人力资本理论的问题》）一文。
在《人力资本理论的问题》中，鲍尔斯有意或无意地借鉴了马克思对劳动与劳动力概念的区分，这篇论文可看作是鲍尔斯第一次正式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经济学理论进行对话。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鲍尔斯从批判教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标志。事实上，在1975年这篇文章基础上，鲍尔斯和金蒂斯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教育学研究，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 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一书。从鲍尔斯对美国学校教育实质的审视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反思中，能够发现鲍尔斯并不认为学校教育是简单劳动转换为复杂劳动的培训过程，或者说他认为这种转换在工资差异上的体现微乎其微。沿着这一思路出发，《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异质劳动：批判与重构》从异质劳动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进行了“重构”。这篇文章可以视为鲍尔斯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志。或者说，鲍尔斯对批判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的探寻促使其回归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研究。但是，鲍尔斯的回归并不是直接接受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论。相反，鲍尔斯想要在批判马克思的基础上实现对“劳动价值论”的重构。
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异质劳动》中，鲍尔斯对复杂劳动的还原处理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一处理方式无法揭示更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相反趋势：工人阶级内部基于种族、性别、国籍、民族、教育和生产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的分化持续存在。鲍尔斯认为，将劳动间剥削带入到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价值论发展方向，可以系统地分析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剩余价值的榨取过程，并且能使得理论与实际的劳动过程在性质上相符。如果说这篇论文是鲍尔斯突破传统劳动价值论的第一步，《劳动价值论的结构与实践》则标志着鲍尔斯重构的劳动价值论的最终成形。这篇论文奠定了鲍尔斯的劳动价值论立场，并且自此之后他再也没再撰写论文专门对劳动价值论进行讨论。从内容看，鲍尔斯是想要对劳动价值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重构，即改变以劳动价值论为核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主义”倾向或“经济决定论”。在批判经典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鲍尔斯提出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视为占有、政治、文化和分配实践的集合体，而不再视作一种决定产品价格的客观存在。“劳动价值论”唯一的作用就是将所有社会实践场所连接起来，同时也在劳动过程中引入了阶级冲突。这里的“实践”与“结构”是对立统一的，即作为经济主体互动方式的实践以能动的方式在塑造着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实践的范围和方式。
简言之，在转型期，鲍尔斯从其在批判教育学领域的研究结论出发，重新审视了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硬核的劳动价值论，并对其进行了重构。在完成这一基础理论的重构之后，鲍尔斯就将研究重心转到了建立和发展自己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上了。
理论成形期：1982至1989年
这一时期鲍尔斯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关注微观的劳动过程以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劳动榨取函数，并最终发展为一个纳入劳动纪律的宏观经济模型；其二则是对宏观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相关理论（SSA）及其应用的发展。这两个努力方向并不完全独立，具体表现在前者的研究结论部分嵌入到了后者的理论中。这两个理论发展方向与鲍尔斯的“实践和结构”二分概念实际是对应的：第一个方向关注微观的劳动榨取过程，而这在本质上就是受结构影响的实践；第二个方向则明显是关注表达无数个人和集体实践所促生的宏观结果——积累的社会结构。
（一）第一个理论发展方向：劳动榨取模型
在1982年《福利国家与长期经济增长：马克思的、新古典的和凯恩斯的方法》中，金蒂斯和鲍尔斯围绕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结合以劳动榨取为核心的劳动过程探讨了相应的经济后果，这是鲍尔斯对劳动榨取理论思想的首次阐释。
不过，劳动榨取的建模工作是在鲍尔斯在3年后独立完成的。在《竞争经济中的生产过程：瓦尔拉斯、新霍布斯与马克思模型》中，鲍尔斯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劳动榨取模型”，这一模型具备“微观基础”，即资本家和工人分别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可以采用提高工资水平和加大监管力度以及分化工人三种手段来“榨取”工人的实际劳动投入。在针对失业损失对罢工水平的影响对劳动榨取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这一理论模型在1988年《劳动纪律与总需求：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一文中走向了完备。这一模型通过打破萨伊定理和将劳动力视作商品的惯例，成功将总需求内生化，并将阶级冲突引入了生产场所。
鲍尔斯还从劳动榨取这一过程所揭示的劳动力市场交易的特殊性质中，提炼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竞争性交换（Contested Exchange）。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88年《竞争性交换：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一文中。文中对竞争性交换给出的定义是：“当交换的商品的某些方面具有对买方有价值的属性，并且提供这种属性需要耗费成本，同时这一属性还难以被衡量或是不受确定的合约规范约束时，这种交换即为有竞争性的交换。”竞争性交换的存在是理解经济体中政治结构的切入点，“在竞争性交换中，内生的执行竞争性权利主张的制度可以被视为经济中的政治结构要素。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国家垄断了合法的人身控制权，所以经济行为人可用于内生执行合同的工具被严格限定了。在这些工具中，'相机续约’（Contingent Renewal）处于核心地位：买方通过承诺只在对卖方的表现感到满意时才续约，来诱使卖方遵守合同”。
“相机续约”手段要保持有效性，买方就必须向卖方提供一种“履约租金”（Enforcement Rent），使当前交易对卖方而言严格优于次优选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续约才能成为一种威胁。可以证明，这种租金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均衡现象。与履约租金相辅相成的另一种强制执行的手段是对代理人的监督，它的有效性也以履约租金的存在为前提。竞争性交换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驳倒了支持把政治排除在经济之外的新古典经济学命题，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概念贯穿了鲍尔斯第三阶段的理论发展方向，甚至是鲍尔斯在此后转向行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第二个理论发展方向：SSA模型
鲍尔斯的这一理论进路的真正起点，是鲍尔斯和金蒂斯于1982年发表于《政治与社会》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以美国为例》。这篇论文重在分析造成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因此自然而然地追溯到了塑造积累过程的社会结构上。这篇文章给出了一个总的SSA分析框架：美国经济摆脱周期性危机的两种方式——扩大失业后备军增强资本权力和通过海外投资榨取他国劳动以提振利润率——被美国国内扩大的民主权利所限制了，而这就是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的原因。
从文献呈现的信息来看，鲍尔斯正式加入SSA学派是在1983年，此后SSA学派也理所应当地吸纳了鲍尔斯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劳动榨取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这一时期鲍尔斯参与的三篇论文最能反映这一时期鲍尔斯的SSA理论发展进路，分别是1983年《心智与思想：美国生产率增长的社会模型》（以下简称《心智与思想》），1986年《权力与利润：积累的社会结构与战后美国经济盈利能力》（以下简称《权力与利润》），1989年发表于《商业优势和经济僵局：对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建构性回顾，1979-87》（以下简称《商业优势和经济僵局》）。《心智与思想》是鲍尔斯加入SSA后的第一篇应用SSA理论的实证论文，旨在探寻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生产率下降的因素；《权力与利润》是SSA走向成熟之作；《商业优势和经济僵局》是鲍尔斯在SSA领域的最后一篇论文，它同时也标志着这期间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走向相对完备的状态。
理论拓展期：1990年至今
从劳动榨取理论发展出的“竞争性交换”概念是理解鲍尔斯的“理论拓展期”的重要线索，鲍尔斯在这一时期的精力集中于对竞争性交换这一概念的分析和阐明上，以及基于竞争性交换的理论成果的应用。可以说，鲍尔斯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上唯一的重大进展即为竞争性交换，其他研究几乎都是在完善和应用这一理论，因此本文将这一阶段定为理论拓展期。
在1990年《竞争性交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微观基础》（以下简称《竞争性交换》）一文中，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竞争性交换的提出解决了长期困扰左派的一个问题：他们的经济民主化主张不存在微观基础，因为他们无法解释在自愿进入和退出的市场中，买卖双方的权力关系如何存在。这里的竞争性交换概念与《竞争性交换：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一文中给出的定义是一致的：“当主体B的货物或服务的某些属性对主体A而言具有价值，且B提供它们需要成本，但在无执行成本的合同中又没有对此完全规定时，这种交换就是竞争性交换。”
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指出可以根据瓦尔拉斯范式的两条基本假设，来界定后瓦尔拉斯经济学——此时鲍尔斯已不再强调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这两条基本假设是：（1）行为主体偏好外生；（2）权利主张执行手段外生。不过，这里的划分并不是最终的版本。最终的划分版本在1993年《经济人的复仇：竞争性交换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以下简称《经济人的复仇》）一文中，这篇文章实际是对《竞争性交换》一文的拓展。鲍尔斯按是否坚持这两条基本假设，将经济学划分为四个派别：（1）坚持两点假设的瓦尔拉斯式交换；（2）放松了权利主张执行手段外生假设，主张行为人进行工具性的竞争性交换；（3）只放松了偏好外生的变迁文化与合约交易；（4）放松了两条假设，主张文化变迁且行为人进行竞争性交换。
从文献来看，鲍尔斯在研究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两个地方，其一是通过减少监督成本而促进企业内甚至社会范围内的帕累托改进，其二是关注个体的偏好演化过程及其衍生出的解决执行问题的多种方式。这两点最终都旨在应用竞争性交换理论于现实生活中，即通过制度设计和寻找人类历史上的协调问题解决方式来减少作为纯粹社会损失的监督成本。鲍尔斯逐渐关注个体的偏好演化过程很可能是他在之后转向行为研究的重要原因。因此，与其说鲍尔斯是放弃了马克思经济学转向了行为研究，倒不如说鲍尔斯是在继续探索和实践他建构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总结
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看，鲍尔斯致力于发展的实际是一套“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特征是：虽然不同意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但并不一概否定劳动价值论，同时却又试图发展出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也是很多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者采取的分析路径。
虽然鲍尔斯重构了不同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且重构的劳动价值论为其行为科学导向的“行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缺少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榨取理论就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偷懒（Shirking）理论就没有本质区别了。就解释历史而言，这是贬低而非抬高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即使把马克思说成说成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也无济于事。事实上，“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甚至是学科整体特性，其思想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斯威齐（Paul Sweezy）等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驱，而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欠缺了列宁所特别强调的黑格尔哲学视角。因此，中国学者在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需要对鲍尔斯在内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进行批判吸收和借鉴。
编者注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0期，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转载请注明来源。请点击页面下方“阅读全文”免费下载阅读。
《教学与研究》创刊于1953年5月，是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办刊宗旨是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服务，同时兼顾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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