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ika Krause|场域如何不同？

Krause, M. (2018). How fields va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9(1):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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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长期关注各场域的特殊性质，也开始尝试利用个别研究结果，来描述variation among fields（Calhoun 1993; Benson 2005, 2013;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 Gorski 2012）。但是，还没有专门讨论过variable properties of fields，本文则试图对此更系统地阐明。

文章结构：

（1）简要回顾场域理论传统；

（2）回顾关于field variation的讨论；

（3）讨论两种 variation among fields：

①variation in the degree，以及variation in the kind of field autonomy：根据它们与其他场域的关系，场域以不同方式具有自主性；

② variation in field structures：场域的斗争性（contested）以及层级性（hierarchical）。象征对立的结构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

（4）the dimensions of variation highlighted by research on fields on the sub- and transnational scale.

当考虑到不同scales的场域如何共存时，就涉及场域自主性及结构的新问题。后-国家分析（Post-national analysis）使我们得以探究某场域与其他scales的同类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某场域与其他国家的同类场域的关系。它使我们探究来自其他scales场域的资源对特定场域内促结构化的象征对立（structuring symbolic oppositions ）的影响。

一、'Field’ as a hypothesis for meso-level relationships

场域理论的两个要素：

（1）一种特定的研究取向（approach），及场域理论的关系思维，重点是关系（relationships），而不是实体（entities）（Emirbayer 1997; Martin 2003;  Hilgers and Mangez 2014）。在一般性层面上，域理论与网络理论（如White 1992；Erikson 2013）、行动者网络理论（Latour 2005；Latour等人2012），以及结构主义取向（de Saussure 2004[1916]；Barthes 1993[1957]）具有相同的特征。

场域理论特别关注行动者（个体或法人团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直接考虑到了对方（DiMaggio and Powell 1983；Powell and DiMaggio 1991；Fligstein 2001；也见White 2002），或者，在Bourdieu看来，通过朝向某个场域的共同利益（shared stakes），（形成了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2）它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场域和特定类别的场域的假设，它们需要进行经验性的检验。

在此，作者认为，原则上，可以把行动者朝向彼此之间的所有关系都称为“场域”（ call all relationships whereby actors are oriented towards each other a 'field’）。例如，组织与社会行动的场域（Fligstein and McAdam2011;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 see also Emirbayer and Johnson 2008）。

本文中，Krause将“场域”用于更具体的行动者，他们认为彼此与特定专业化或专门化的实践相关。在此意义上，本文所讨论的场域之间的变异（the variation among fields）只是对社会空间和形式的变异（variation）的更普遍研究的一部分。

布迪厄更强调场域内的竞争与象征差异，新制度主义者则更强调“组织域”共享的规范，而非竞争。本文以前者为出发点，但也顾及后者，利用具体的经验案例与这些理论变异产生的竞争性假设对话。

二、 Why not to formalize dimensions of field-variation

人们不愿意接受对field variation的形式化讨论。这种拒绝或犹豫，暗含着形式化性质和比较分析的潜在成本代价，它需要我们权衡。

（1）社会科学中的张力：深描、好的诠释（thick description and good interpretation）与分类、比较分析（classifific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正如Rodney Benson（2005）所指出的，布迪厄传统重视全面分析和深描。理想情况下，场域研究包括对其历史起源和脉络的研究，同时考虑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的取向。这些优点与分类和形式化比较相矛盾。...但Krause认为，这更多是研究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而不是原则上不相容。

（2）布迪厄传统不愿意接受“场域”概念的形式化，因为这会将“场域”从布迪厄的整个学术脉络中孤立出来。这当然很重要，但也可以发现布迪厄力图克服的一些fissures，在后来受布迪厄启发的工作中重新出现。如对习性和实践的描述（例如，O'Connor 2006；Wacquant 2007），或在对field dynamics的描述中（e.g., Hjellbrekke et al.2007; Medvetz 2012; Mudge and Vauchez 2012; Mudge and Vauchez 2016）。鉴于此，如果我们关注特定概念，也许会有成效（参见Lahire 2014）。

（3）与理论流派形成和运作方式相关。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社会理论中，学派形成和个性化的过程（Processes of school form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会鼓励学者将经验发现与现有的基础文本联系起来，而不是努力形成和区分概念性的词汇（develop and differentiate the conceptual vocabulary）。因此，Krause认为，形成对场域变异（field variation）的理解，对于维持和发展场域理论，以作为一项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me至关重要。借用Imre Lakatos（Lakatos and Feyerabend 1999）的术语，作者利用degenerative research programme指涉将其概念和假设应用于世界，并寻求数据来确认其有用性；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me则对经验研究的“挑衅”很敏感，它利用新发现来发展和区分其词汇，并明确其假设。

三、Dimensions of field-variation

（一）Variation in autonomy

场域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自主性（autonomy）。Bourdieu认为，诸场域是现代化进程的偶然结果。当场域出现时，它们就变得自主。比如艺术场域，其中的实践最初直接依赖于政治赞助和特定客户。随着艺术被组织成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行动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该场域规范的引导，以及对该场域特定资本的追求。相对自主的领域有能力组织特定领域的实践，并有自己的逻辑或法则。

布迪厄也讨论了场域丧失自主权。一些研究场域产生 (Chalaby 1998, Ferguson1998; see also Armstrong 2002, 2005) a与场域自主性丧失的（loss of field autonomy ）(Strand 2011;Maton 2005; McQuarrie 2010)。

此外，还有不同场域的自主性程度差异。

（二）Variations of autonomy

虽然场域理论作品已涉及varying degrees in field autonomy，但很少涉及how fields can be autonomous in different ways.场域自主性只采取一种形式的想法可能与该术语的规范性预设（normative assumptions）有关，但它很少被明确地讨论。“场域自主性”仿佛是一件“好事”。...但这会产生自我主义（egoistic）和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我们应该放弃这种规范预设，关注在特定条件下场域自主性如何被实践（how field autonomy is practised），以及如何利用场域理论的分析类别对特定形式的场域自主性进行归类（group）。

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方式来区分不同形式的自主性，即基于作为（单位）整体的某个场域（a field as a whole ）在它所嵌入的诸场域的整体性结构（overall architecture of fields）中可能具有的不同位置（positions）。

相对自主的场域可以更接近特定种类的其他场域，也可以更远离其他场域。Benson认为，法国的新闻领域更接近法国的政治领域，但更远离经济领域的压力；美国的新闻领域则更接近经济领域，但更远离美国的政治领域（Benson 2013）。

在更一般性层次上，可以考察任一场域与其他场域的关联（links）方式，或者不存在关联的方式（Fligstein和McAdam 2012；Hess和Frickel 2014）。但是，更多的关联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少的场域自主性。例如，对市场日益增长的依赖使新闻业的自主性得以实现（Chalaby 1998）。信息和广告市场的出现，这一场域的的行动者能够从政治赞助中解放出来；他们以一种依赖形式替换另一种依赖形式，但能够在新的配置中获得一个设定自己条款的空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闻实践似乎依赖于政治监管和对市场力量的保护（Krause 2011；Benson 2013）。因此，研究关联的种类和程度很重要。

此外，还可以研究如何以及以何种代价将 field-specific capital从一个场域转换到另一个场域。

（三）Variation in field structure

场域的结构化方式存在差异（variation in the way fields are structured）。在最基本层面，我们可以研究某个场域的位置（positions）是如何被填补的，即具有特定背景的人是如何被分配位置的（Bourdieu 1990；Bourdieu and de Saint-Martin 1982）。但只追问这一问题，意味着认为场域的结构是理所当然的。位置分配（ the allocation of positions）和场域结构（field structure）是两个问题。

场域结构可以从variation的三个维度来考察：①特定场域中共识（consensus）和竞争（contestation）的程度；②特定场域中象征对立（symbolic oppositions）的性质（nature）；③不同类型的资本在不同位置的分布。这些场域结构的variation描述了某一特定时间点的场域；结合不同时间的观察，我们可以沿着variation的第四个维度进行诊断，即 “settledness”（Steinmetz 2005, 2007b）或场域稳定性（field stability）（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

对于维度1，存在着强调特定场域内共享预设，实践和强调竞争、符号分裂（symbolic divisions）这两个取向的分歧。新制度主义强调共同的规范，关注文化和规范相对于技术需求和效率标准的相对自主性。布迪厄也强调过场域内的共同理解，如谈到“游戏的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和“Doxa”概念，但他倾向于强调场域内的行动者之间的竞争和符号分裂。Krause认为，与其询问“谁对谁错”，不如询问'how do different fields vary along this axis?’ or 'how much are implicit assumptions shared and how much are they contested?

对于维度2，布迪厄借鉴了涂尔干和语言的结构主义哲学，分析了象征性对立（symbolic opposition），这种对立构造了场域内的位置（positions） 相互区分的方式。场域位置是围绕着一个自主的极点和一个他治的/受制于人的极点（heteronomous pole）构造的，前者是某个场域的特定资本（field-specific capital），后者是其他形式的资本。这导致了场域的二维性。但后来的研究表明，构造象征性竞争的对立可以不同（vary），尤其是因为他治性（heteronomy）的来源相当不同。

对于维度3，资本在某个场域中的分配，涉及不平等。在谈及科学/学术时，Bourdieu指出，场域的结构“可以在两个理论极限之间变化（vary），而这两个极限事实上从未达到：一端是科学权威之特定资本的垄断，另一端是完全竞争，后者意味着这种资本在所有竞争者之间的平等分配”（Bourdieu 1975: 29）。布迪厄在提到天主教会时指出，在极端集中化的极限情况下（the limit case of extreme centralization），人们会谈论一个“团体”（corps）而不是一个场域（引自Sapiro 2013: 73）。另一个强等级制的例子是经济学。Marion Fourcade指出，经济学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专业，其特点是有非常明确的等级制度。“美国顶尖的经济学部门代表了该学科所产生的绝大部分权威性工作（authoritative work），他们对场域的其他部门进行了大量的等级控制...... (Fourcade 2006)。这种明确的内部等级制度，加上薄弱的专业资格认证，帮助经济学建立了它的全球影响力。

Krause认为，原则上，必须区分等级制和共识（hierarchy and consensus）：强烈的共识可能是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的结果，但也可能不是。

四、Post-national analysis and field variation

 之前已经讨论了variation in degrees、forms of field autonomy以及variation in field structures.现在要讨论，当对场域的考察超出国家范围之外时，变异的形式（the forms of variation）变得明显。虽然Bourdieu的研究大多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但他的工作为不同scales的场域分析提供了重要资源（Sapiro 2013; Go and Krause 2016a）。

场域理论被用于民族国家内部和跨国研究。因此，scale本身可以当作一个dimension of variation，而场域结构和自主性可以被进一步阐明。Krause认为， 不同scale的关系可能同时影响到行动者/对行动者至关重要：地方、国家和全球的同类（the same kind）场域，如艺术或科学，可以共存（另见Kuipers 2011, Buchholz 2016）。

在研究不同层次（scale）的场域形成时，不应假定我们知道哪一层次“先形成”（'comes first），或诸场域总是“向外”扩展。例如，我们可能倾向于关注国家诸场域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national fields），但我们并不清楚是否所有的场域在全球化之前，就是全国性的了。例如科学，在全国化之前，就是一组全球性的关系。还有经济学。

我们可以区分、比较以下不同场域的自主方式：特定scale下的某个场域与同一scale下的其他诸场域的自主方式差异；这一场域与不同国家环境下同类场域的自主（或不自主）方式差异；以及在不同scale下的其他同类场域的自主方式差异。比如，当认识跨国纽带（transnational ties）的相关性，并知晓这些纽带不会取代国内纽带，我们就可以探究某国艺术领域与全球艺术领域的自主性关系。Larissa Buchholz (2016)提出了术语“垂直自主性”（vertical autonomy）

此外，还有不同国家之前的同类场域关系，Krause说的“水平自主性”（horizontal autonomy）

区分自主和他治的国内和跨国（intra-national and cross-national）维度，有助于探究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家发现，美国社会科学拥有相对于非美国的强大自主性，他们很少引用他国作品。美国社会科学比德国更具自主性，因为后者更依赖于美国期刊，但是，这不意味着，在社会科学与国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美国社会科学更具有自主性。

思考场域的不同scale，会涉及场域结构的象征维度。

对于任何一个特定scale的场域，我们可以问，从其他scale的场域获取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区分位置的象征对立作用。在此，Scale成为场域内争夺的利益（stake）。例如，national fields可能会被划分为全球化者和其反对者。例如，Marion Fourcade讨论了国际联系是如何在“边缘国家”的经济学家的national fiels内中发挥了作用。...在智利的专业经济学领域，那些拥有美国学位的人和其他坚持当地标准和认可标志的人之间存在着分歧（Fourcade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