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历史社会学一直由实质性问题的设置、以经济利益和理性化概念为基础的理论词汇以及对比较的方法的投入构成。最近，这种构成在每个方面都被破坏了：比较-历史方法从具体的历史难题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从共变分析向历史过程理论的转变，以及新的实质性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阐述了新的论点。对历史过程的更多关注为定义案例和构建研究选题的新策略提供了参考，突出了不同类别的经验问题：社会笼框（social caging）、群体形成（group formation）和多重秩序（multiple orders）。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转变是，从强调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系统与危机”的意象，到对事件涌现和不稳定性的多维理解。
作者简介：
Elisabeth S. Clemens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527-549.
本文作者：Elisabeth S. Clemens
编者按：本文回顾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虽然这篇发表于2007年的文章无法涵盖近十年来该领域的最新发展，但却对美国历史社会学前三四十年的历史做了清晰的梳理，能帮助我们一窥该分支领域的问题意识和经典的研究设计思路。此外，本文作者Elisabeth S. Clemens曾担任美国社会学会政治社会学和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political sociology and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 sec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并于2012-2013年担任社会科学史协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的主席。
什么是历史社会科学？这个问题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历史社会学是一个由对历史理解的追求和对社会时间的基本不对称性的欣赏共同定义的子领域。历史社会学与所有其他历史科学一样，面临着将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性与因果分析联系起来的挑战，以此来解释社会秩序如何形成、变化、繁荣和衰退。
历史社会学的目标是“制定有关历史偶然性的理论”，“在随机性和目的论之间指引一条狭窄的道路”（Tilly 1990）。要想理解宏观的社会结果，就要理解再生产出社会秩序的持久结构，以及那些产生紧张或产生有能力改变社会结构的事件的过程。即使历史的本质要素——事件本身——是偶然的，也有可能对事件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如何导致变革性后果产生预期。这门学科自身的历史可以根据对这些挑战的主要回应来组织。对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历史叙事的松散综合，将注意力引向特定类型的历史不连续性，特别是革命和国家建设或转型的事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引发了引人注目的历史社会学的复苏。当时的研究主要是由实质性问题的设置、以经济利益和理性化概念为基础的理论词汇以及对比较方法的投入构成的。但这种配置受到了新的方法论、替代的理论想象和不同的实质性问题的挑战。
本研究沿着不同的路径追踪这些变化，这些路径以独特的方式展开：比较历史学方法越来越从具体的历史难题中获得了自主性（这又与实证主义和各种现实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哲学辩论有关）；从共变分析转向历史进程理论，最后提出新的实质性问题。
历史社会学在美国社会学中有所分化。从19世纪末开始，对新学科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界限之一就是社会科学和历史之间的区别。随后，帕森斯重新创立的项目将欧洲社会理论的原则置于学科的中心。而社会学在这一领域的实践研究，则大部分是在Abbott（1988；2001）所说的“一般的线性现实”中运作的。一般的线性现实包括六个基本假设：（a）世界由“具有变化属性的固定实体”组成；（b）大事物导致小事物，而不是相反；（c）单一研究中的实体有独特的因果意义（即使这些实体在不同研究中发挥不同的因果作用）；（d）事件的排序不重要；（e）案例是相互独立的；以及（f）概念与情境无关。一般的线性现实可以扩展到其他时间和地点，以证明社会规律是普遍适用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历史成为社会学家的焦点。Mahoney和Rueschemeyer（2003）所说的“'大’问题——即关于大规模结果的问题，这些问题被认为是实质性的和规范性的重要问题”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这一时期产生了关于世界体系的经济组织（如Wallerstein 1974）、关于革命（如Skocpol 1979）、关于国家形成和政权变化（如Anderson 1974、Tilly 1975）以及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实质性问题的重要理论陈述和经验研究。随着方法论的进步，比较方法和宏观历史问题之间的亲和力有所松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更普遍地处理了定性数据和比较带来的挑战。
阐述宏观历史问题和比较研究设计之间的亲和力，既是为了给新的事业提供指导，也是为了捍卫这种学术风格不被指控为不符合社会科学的要求。这一发展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关于比较方法的文献不断涌现。研究者对比较方法的发展也越来越感兴趣，并将其作为分析多案例质性数据的一种更普遍的策略。这种方法保留了Abbott的一般线性现实的一些元素，特别是强调因素的配置而不是事件的时间排序。然而，叙事学通过关注事件的顺序而不是因素的配置或共变，拒绝了一般线性现实的关键假设。此外，方法上也出现了从比较实体或地方（组织、社区、国家等）的策略转向使用时期和事件本身作为比较的案例（Haydu 1998）。
生物科学中的方法被借用到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来探讨事件序列的因果意义。对一些研究者来说，这种对追溯因果过程的强调，为拒绝比较分析的充分性提供了依据。最后，文化转向的影响激发了人们对叙事（被理解为不仅仅是顺序）的兴趣，它既是行动的话语结构的一部分，也是学者们带给历史分析的知识组织的一部分。
有关方法的阐述与关于历史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的辩论（有时很激烈）交织在一起。推动这些方法论和理论发展的大部分力量来自于对历史社会学的挑战，不过这些方法、认识论和概念并没有反过来界定具体的经验问题。识别实质性问题的理论指导，来自于拒绝社会学经典的一般理论的日益增长。
社会科学的内在历史性
历史社会学在回答“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时，特别依赖于理论指导。马克思、韦伯和比较方法的融合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三次革命！两个福利国家！少数的民主国家和一两个独裁国家！然而，随着对历史进程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阐述越来越具有自主性，这种对经验问题的指导变得不那么确定无疑。尽管有这种不确定性，对历史进程的新理论阐述正在逐步促进对什么是社会学感兴趣的历史的新理解。
曼恩（Mann 1986）的“社会笼框”（social caging）概念使人们注意到那些群体内联系得到加强的时间和地点。社会笼框也可能是不完整的或不一致的，为组织反对和替代秩序的新兴过程留下了空隙。最后，还有一个典型的历史实体的问题：事件。目前的学术研究体现了走向更充分的历史化社会学的趋势，但也记录了在发展重点对话中所面临的挑战，在这些对话中，理论深度介入了经验研究。
社会笼框
要解释社会秩序的起源，需要追踪结构、制度或其他集体属性的出现，它们改变了在秩序发生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社会笼框的概念（Mann 1986）强调了对退出这一选项的消除，因此，人们在特定环境中为达到特定目的与他人建立起互动的约束条件。
尽管笼子的隐喻让人注意到社会形成的局限性，但关系的强化和不同网络或实体的纠缠也需要注意。为了捕捉事件出现和推进过程的非线性，理论家们经常发展出一种既是空间的又是多维的分析。多个重叠网络的存在构成了一个战略行动的空间。Padgett和Ansell (1993)在对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的政治和美第奇家族的崛起进行的经典分析中体现了这一观点。综合来看，关于社会笼框和多个网络交错的观点有助于确定社会学上有趣的新问题。
团体的形成：集体认同和干部
社会笼框的概念将注意力引向高度约束的时刻，而其他研究者提出的补充性的观点则强调了集体行动者的出现，通常是通过群体之间的区分和群体内部的联结而实现的。群体的出现也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历史过程，因为个人行为被群体成员和集体身份所左右，从而产生了与没有这些约束和授权的集体行为者不同的行动路线。
关于群体出现的说法涉及到一些不同的机制或过程：冲突和政治竞争（Brubaker 2005；Gerteis 2003），划定边界以界定命运共同体（Adams 1996；Anderson 1983；Brubaker 1996；Torpey 2000），以及通过建立跨项目的忠诚或道德而巩固干部的团结（Carpenter 2000）。
在被预测为具有革命性的群体为什么没有革命的问题驱动下，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研究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 '生活和社会关系模式 '联系起来，与群体形成和集体行动的共同倾向联系起来（Katznelson & Zolberg 1986）。在从马克思和韦伯的联系中得出的实质性理论的启发下，再结合从充满活力的劳工史领域中得到的灵感，这些研究特别关注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最后，这种研究兴趣还从工人阶级的形成扩展到对精英和“中间阶层”的分析。理论上向结构化的转变及其对秩序和重新排序的强调，使人们对精英的形成产生了新的兴趣。
即使精英们有能力以各种方式发挥他们的自主权，他们也有可能失败。因此，精英的形成过程就显得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越来越多地借鉴布迪厄对阶级和文化制度主义的分析，以确定精英是如何通过集中的相互行动和培养共同的实践来构成的，这些实践可以从一个集体行动的环境中移植到其他环境中去。
在公民社会理论的启发下，以及对建立相对民主体制所产生的兴趣，关于那些既不是大业主也不是被剥削的工人但拥有公民权的人的组织和政治取向的学术研究不断涌现。当群体围绕着特定的问题或组织方式被定义和动员时（Tilly 1995；Clemens 1997；Polletta 2002），一些行动路线成为可能，而另一些则受到限制或者说是不可想象的。
对路径依赖的兴趣尤其来自于经济史学家的工作和有历史倾向的政治科学家的理论研究，他们与他们的同学科者——理性选择理论的倡导者有分歧（Pierson 2004）。然而，如果说路径依赖经常被认为是来自其他学科的舶来品，那么社会学在分析反馈过程和历史主义的解释中早就有了它的对应物，“在这个过程中，前一个时期的原因所产生的效果在随后的时期成为了同样效果的原因”（Stinchcombe 1968；也见Mahoney 2000）。
对一个群体的一系列偏好创造了先例，这些偏好可以为新的目的调动起来。政治理论、制度和政策的既定遗产对新的政治争议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在动员和立法方面产生了跨国差异。路径依赖通过一些不同的机制运作。尽管最初的形成以其自身与经济学的辩论为标志，强调了由最初的安排和沉没的投资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但政治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对这些论点的采纳，强调了路径依赖是如何影响团体的形成及其战略行动的轨迹的。路径依赖还提供了独特的材料——政策先例或制度安排，这些材料可以通过 '政治调整和重新谈判 '来适应新的目的（Thelen 2004）。社会笼框、群体的涌现和路径依赖都有助于对秩序的内在历史进行解释。
事件、采纳和外生冲击
案例选择和复杂的因果关系
即便在宏观社会学的比较历史方法兴起的时候，变量太多和案例太多的问题也已经被广泛认识。理论上对历史过程的日益强调使研究者不再采用变量分析的比较方法（例如，使用案例选择来控制各种因素），而是努力确定相对稳健的因果关系、配置和顺序。
这种趋势可以通过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工作来说明。自从《社会权力的来源》（Mann 1986）第一卷出版以来，他一直在对人类社会有组织的权力变化形式进行全面的调查。Mann综合采用各种选择和比较案例的策略。第一种策略，正如第一卷所例举的，是比较“相同情况”下的多个案例，然后问为什么有些案例实现了关键的转变，而其他案例没有。除了这种识别空间和历史时间上相邻的案例的策略外，Mann还开发了案例比较的第二个方向：识别在相距甚远的事件中起作用的类似配置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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