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寅,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宋史。
“空间是政治性的”,“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在有专制传统的中国古代,官府所在的城市尤其如此。关于宋代城市空间的权力展开,目前的研究多从城市布局的角度展开,鲁西奇对包括宋代在内的整个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布局作了宏观性思考,指出了城市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工具;袁琳、陈凌从官府建筑的角度讨论了宋代城市空间的权力关系;朱亚文则从城市功能分区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空间的权力关系。相对来说,目前的研究对于地域社会主要政治权力人――官户与城市空间的权力关系关注有限,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南宋城居官户与士人的经济来源》是这方面有益的尝试。不过,这两篇论文侧重分析官户、士人的城居形态和趋势,并没有涉及城市空间的权力展开。与静态化的城市建筑不同,政治权力人——官户具有超强的流动性,本文以政治权力人——官户为分析主体,试图摆脱传统的城内空间观,将权力场放大到以城市为导向的环城权力空间,以期对宋代官户的空间权力展开做出更新和更深入地阐释。所谓环城权力空间,指的是以城市为基点,当天可以往返于城市的区域。宋朝规定,常程“六十里为一程”,当天能够往返于城市的区域即为环城半程空间,也就是以城市为圆点,半径约三十里的空间。
一、城市的服务半径与官户环城半程居住之普遍性
从服务的角度来说,宋代城市最佳服务半径为半程三十里。三十里大概是人类行走进入疲劳状态的距离节点,所以驿道一般要求“每三十里置一驿”。“每驿不及三十里”,则“地程促近”,“更远不过三十里”,超过三十里,则会有隔远之感。“出城泛南溪,朝暮可往返。”城市服务半径本质上就是半程交通圈。人正常的行走速度是每小时八至十里,单程三十里,步行需时约3.5小时,往返六十里,步行需时约7小时。单纯从行程的角度看,人一天行走的距离可以超过六十里。但是,环城半程圈不单单是行程,更重要的是办事、游乐。往返于城区与城外,主要目的是为了办事或游乐,这就必须在行程之外匀出大量时间。早出晚归,一天按12小时有效时间计算,半程圈当天往返,有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可以用来办事或游乐。除了行程之外,饮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谁谓一舍远,不办三餐趋。”“行半程,饭旅店”,三十里(一舍、半程)也是饮食补充的一个距离节点。可见,三十里是古代城市的最佳服务半径。
宋代城市半程三十里服务圈,可以从官府活动得到证明。宋朝城内驻军出城拉练,按例“出城三十里回”。建炎三年(1129),张俊部队驻明州,“出城以清野为名,环城三十里,皆遭其焚劫”。淳熙中,蔡戡在《论屯田利害状》中说:“襄阳屯田,近者负郭,远者数十里,主帅可以亲临,朝出暮归,察其农事之勤惰。”“朝出暮归,察其农事之勤惰”,蔡戡所言屯田明显在环城半程圈内。半程圈内之田产,当日可以往返,田主可以随时检查田产经营状况。超过半程,田主就只能“遥度”了。嘉定九年(1216),叶适提议公田养兵,“其为兵也,必在州县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傅城三十里内,以爵及僧牒买田”,“所行止于傅城三十里之近”,即“绕城三十里内买其田一半,计谷九万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养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宋理宗时,孙子秀又提出了类似设想:“欲计每郡上供支遣及官兵衣粮之数,合管田若干,绕城二三十里,除坟墓宅舍仍旧外,凡田皆为公田。”叶适、孙子秀二人的设想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公田当集中在环城三十里内。环城三十里是官府最佳管理半径,“守倅登城可以目望,出郊可以手摘,官吏皆无所容其欺”。
三十里常常也是官府许多政策实施的地理边界。比如蠲免,建隆元年(960),宋朝攻潞州,德音:“近城三十里内勿收今年田租。”比如常平、义仓救济,吏部侍郎李椿言“不出三十里之外”,名儒刘清之亦言“此惠不过三十里内耳”。曹彦约亦言:“应有常平、义仓去处”,“其近城三十里内,不能远去之人”,“宜令五日、十日赈济一次”,“于三十里内,分置抵当库数十所,应有衣服什物之类,即与抵当”。
城市半程服务半径是官户向半程空间汇聚的外在诱因,不过官户向半程空间汇聚,首先是源于迁徙观念的变化。尽管南北朝隋唐时期士族就有了向城市迁徙的趋向,但当时迁徙的规模非常有限。到宋代,官户迁徙成为时代潮流。“宋时随地有寓公”,“离亲戚,弃坟墓,宦游忘归,侨寓它境,爱其山川,乐其风俗,留居之者十率八九”,“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宋代的官称为寄居官,这是宋代独有的称呼,“不以客居及本贯土著”,皆谓之寄居。很显然,中国古代家族毫无顾忌地迁徙是从宋代开始的。如果跨州迁徙都无所顾忌,州域范围内的迁徙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虽迁,犹不迁也”。正因为如此,宋代官户向环城半程空间迁徙成为时代潮流。
随着越来越多的官户向城市迁徙,有限的城市空间必然面临空间资源不足的问题,于是城外半程空间区域成为新来者的理想选择。鉴于梁庚尧已对官户城居作了详细论述,笔者在此主要补充官户向城外半程空间汇聚的情形。绍定三年(1230),兴化军名士、前宰相陈俊卿之子陈宓首倡筑城,遭到城外官户强烈反对。他说:“但乡中有一种士夫,家居城外,谓筑城乃弃城外于贼。”陈氏是当时兴化军第一家族,竟遭反对,这表明兴化城外官户并不在少数。从历史书写来说,城区是收敛的点,易于集中性描述,城外半程空间则是放散的面,很难作集中性描述,像兴化城一类的史料非常罕见。正因为如此,宋人对于官户城外半程空间居住多为个体性描述。此类案例数不胜数,兹略举数例如下:
(1)蔡襄,福建兴化军人,其居“去城三里”。
(2)周敦颐,湖南道州人,徙居江西江州,道州故居“在州城西二十里”,江州故居则“在城南一十五里”。
(3)王安石,江西抚州人,徙居江东江宁府半山,在城东七里。
(4)郑刚中,浙江婺州人,“庐舍负郭稍远”,“经年不到郡城,到亦早出暮还”。 “早出暮还”,当在州城半程圈内。
(5)周必大,江西吉州人,“所居去城二十里”,“不废往还”。
(6)洪适,江东饶州人,“得负郭地百亩”,建成庄园,“命曰盘洲”,位于州城北外一里。
(7)陆游,浙江绍兴府人,居住于府城西南十里,“近在官道傍”,出入非常方便,“舟车皆十里”。
(8)潘景宪,浙江处州人,徙居婺州,所居名“可庵”,“距城十里”,“足以晨出而暮返”。
(9)曹彦约,江东南康军人,“世为南康外邑都昌县村落人”,徙居南康军城,具体在军城东门外三里。
(10)徐霖,浙江衢州人,“去城二十里,所居名径畈”。
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半程距离感与交通条件的好坏存在着正相关性。半程三十里是就常程而言。如果交通条件非常差,半程的距离感远远达不到三十里。尚书左丞叶梦得晚年隐居湖州玲珑山石林,距州城大概只有十九里。但是范成大在游览石林时感觉非常遥远,“谓此地离人太远”,原因即在于石林与州城之间根本就没有正规的道路。反之,如果交通条件非常便利,半程的距离感可以远远超出三十里。宿州灵璧县位于南北交通大动脉汴河北岸,“舟车冠盖之冲”,距京师八百里,但苏轼却说“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苏轼的话虽然是夸张之语,但也说明了便利的交通可以大大拉近两地之间的距离感。
二、“村居近城郭,幽兴得相兼”:环城半程空间的优越性
环城半程空间蕴含了城市与乡村两种元素,无论是相对于城市,还是相对于半程之外的纯粹乡村,此空间都有许多优越之处。兹以品味生活与享受城市先进服务为例略作说明。
1.自然环境优越,便于品味生活
宋代以“右文”为基本国策,宽松、优越的社会文化氛围促使文人士大夫在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同时,也不断地追求自身生活品味的完美。文人士大夫追求生活品味的基本宗旨是崇雅反俗。崇雅反俗,除了常见的诗文、书画、茶道外,空间中的情趣亦非常重要。“性灵偏爱居山水”,“已约烟霞共结庐”。相比于拥挤的城市空间,城外半程空间无疑更适合品味生活。孔齐曰:“卜居近水最雅致”,“择乡村为上,负郭次之,城市又次之,山少而秀,水瀦而澄者,可作居”,“若作圃,须要水四分,竹二分,花药二分,亭馆二分,然后能悦人心目,可游可息”。居住环境有水才“雅”,才可“悦人心目”,城外自然比城内有优势。虽然是“乡村为上”,但不能离城太远。“半近烟村半近城”,“始信陶潜两眼明”。“村居近城郭,幽兴得相兼。”只有环城半程空间,才可既得城市的便利,又得乡村之幽美。“所以近城市,幽处卜吾居”,“密迩城市居,夐与嚣尘隔”,“近无邑喧,远不林荒”,城外半程空间的雅趣是城内无法比拟的。程颐弟子刘安上诗云:
该诗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城外半程空间居住的优越性,既可以享受乡居的乐趣(“筑室湖宾野趣长”)、远离城市的喧嚣(“了无尘事扰中肠”),又不妨碍与官府的互动(“上郡章”)以及与亲朋好友们的交流(“故人访我留佳句”)。
空间上的优雅集中体现在园林,园林几乎是宋代官户的标配。理学家邵雍居洛阳,“宅契,司马温公(光)户名;园契,富郑公(弼)户名;庄契,王郎中(慎言)户名”,园林明显是独立存在的要素。宋末元初文学家戴表元曾感叹:“呜呼!江南士大夫,吾见其禄苟充,宦苟达,即崇园池,饰馆榭,佳名美号以相标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十人而十,百人而百”,意思是: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宋代官户几乎没有不兴建园林的。名士刘克庄为建阳令,“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园池,皆尝游历”。园林是“有效的社交磁铁”,官户修建园林,目的不仅仅在于自赏,更在于为交游提供游宴之地。工部侍郎郎简,杭州人,“喜宾客,即钱塘城北治园庐”。同为杭州人的王复,“筑室候潮门外,治园圃,作亭榭”,“以与贤士大夫游”。“园林幽雅已成趣”,相应地,园林中的游宴常被视为雅集,比如苏轼等人参加的“西园雅集”。名儒真德秀曰:“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可见当时园林雅集之盛。
园林对空间的要求非常高,在城市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城外半程空间无疑是兴建园林的最佳选择。“城里池台俗俭穷,却来城外探东风。”即使有人在城区建有园林,在档次上亦无法与城外园林相提并论,所以“城里争看城外花”。比如首都开封府,“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上元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
2.便于享受城市先进服务
宋代的城市相对宋以前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随着士大夫阶层城居的经常化与规模化,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要素之集聚于城市的程度,前所未有”,反过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集聚,文人士大夫阶层纷纷迁居城市”。不过,从享受城市先进服务的角度来说,城居并非唯一的选择,城外半程空间亦可享受。“管中窥豹”,兹以灯市和医疗为例,略作说明。
(1)灯市
张方平知益州,“上元观灯,城门皆通夕不闭”。张方平通夕不闭城门,自然是想方便城外百姓入城观灯。建州有翁起予者,家于州城外十里,“上元之夕,约邻家二少年入城观灯”。苏州灯市名闻天下,范成大《灯市行》云:“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侬家亦幸荒田少,始觉城中灯市好。”这些“偷闲也向城中看”的“侬家”儿郎,肯定不是城居者,同时也不会距离城市太远。绍定四年(1231),军阀李全围扬州,时赵葵守城,“因元宵放灯”,挂榜城门,“止许百骑入城观灯”,“初一夕八十骑皆皂袍,游城出去”,“次一夕百骑皆红袍”,“又次夕百骑皆白袍”。当时正值战时状态,敌军连续三天入城观灯,如在平时,城外百姓入城观灯者必然很众。
(2)医疗
《容斋随笔》记载:“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往来城市买山药”,方便就医买药是当时官户向城市迁徙的重要原因。当然,迁徙目的地不一定是城区,城外半程空间亦可。名儒胡安国乡居,晚年多病,“子弟或请稍近城郭,便药饵”。“稍近城郭”即是城外半程空间。如果超出半程空间,就医就非常不方便了。陈伯瑜“所居去城市稍远,俗不饵药,唯以巫祝为尚”。“所居去城市稍远”,应该在半程空间之外。“或居于乡落之间,僻陋之所,城市药肆又远。”半程空间之外无法享受城市医疗资源,“所居僻远,一旦老少疾恙,难致良医”,亦“难得药材”。泉州安溪县,“深山穷谷,距县有阅五六日乃至者”,“市绝无药者”,“医药之利,人所未知”,“仓猝间,有疾求药于百里之外”。利州路文、龙二州亦然,“相去州县地远”,“设遇有疾病之人,本处无医药”。宋代信巫不信医,主因实在于环城半程空间之外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当然,半程空间外理论上也可以利用城市医疗资源,但越远离半程空间,会越艰难。饶州鄱阳士人汪櫄,“居于郭外数十里间”,妻子喻氏,“初秋感疾”,听说新驻泊医官刘舜臣到任,医术甚高,汪櫄一早“即易书遣仆焉(疑'马’字之误)邀致”,“到时日将暮”。汪家住地离城至少在三十里之外,即使是乘坐马车,白天的时间也才刚刚够一个来回。如果路上稍有差池,喻氏就无法当天得到医治了。
三、半程空间之官户世界
作为特权阶层,宋代官户大量向半程空间汇聚,导致半程空间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总体趋向是:半程空间逐渐成为官户的世界。
1.经济方面,半程空间之土地大部分为官户所占据
负郭田园是宋代绝大多数官户的梦想。战国纵横家苏秦曾有一句名言:“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从秦汉至隋唐,官僚迁徙风气不盛,国家对土地买卖亦有诸多限制,因此,苏秦的话并没有引起太多共鸣。到宋代,官僚迁徙成为时代潮流,土地买卖亦不再有限制,苏秦的话遂成为大多数官员的口头禅,“负郭田二顷”成为他们的梦想,连范仲淹、赵抃、苏轼这样的名臣都难免其俗。像范仲淹,“既贵,于姑苏(苏州)近郭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负郭、近郭田的范围大概就是环城三十里,此范围适合“朝出暮归,察其农事之勤惰”。抚州崇仁县颖秀乡共计七都,“去城闉才十五里,无非在城寄产,省簿立户,并有官称,无一编民”,其中二十三都,“省簿并是城中寄居产业,无非立为官户”。崇仁县惠安乡与颖秀乡类似,亦有七都,“去城才一、二十里,所有田业,无非城中寄产,各冒官称”。崇仁县近城两乡十四都田产基本都在官户名下,这不是特例,而是带有普遍性。嘉定五年(1212)南郊赦文有云:“自今官户税物,官司自行就坊郭管揽门户干人名下催理。”干人是官户产业实际管理人,从赦文语气来看,官户干人多城居,官户田产必然多在环城半程圈内,否则干人很难有效管理官户田产。
官户向环城半程空间汇聚,需要攫取尽可能多的田产,这必然导致半程空间土地溢价,“价高而田薄”。“近郭之田,人情所惜,非甚不得已不易也。”不过,当田价溢价到一定高度,没有政治追求的民户还是愿意出售的,这就是排挤效应。如江宁府负郭上元县,“近府美田”,“小民苟一时之利”,“为贵家富室以厚价薄其税而买之”。对于没有政治追求的半程圈民户来说,同样的财力能在半程圈外购买更多的田产,迁居半程圈外是比较理性的选择。“负郭之间,但得十亩,足赡数口,若稍远城市,可倍添田数,至半顷而止。”负郭十亩地,相当于稍远城市的二十亩至五十亩地。晁补之曰:“或去城郭益远,居人胜士足迹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去城市越远,官户居之者越少,“田夫野老”(民户)则常居之。
2.政治方面,与官府合作共赢
宋代州县官数量有限,应付常规的“刑名”“钱谷”尚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立马感到人员紧张,州县官实则非常需要共治力量。从前面官府活动可以看出,环城半程空间是州县官的最佳活动区域,州县官选择共治力量,一般不会超过半程空间。
(1)“时备咨访”
郏亶在论水旱时说:“水田近城郭,为士人所见,而税复重,旱田远城郭,士人所不见,而税轻,故议者止论治旱也。”郏亶所论虽然只是水旱问题,但道出了宋代信息传递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官府接收到的信息主要是“近城郭”之士人、士大夫言论,而“远城郭”之议论则很难到达官府耳中。正因为如此,官府在主动征求信息时,征求对象自然主要是半程圈内的士人、士大夫。城居者自不待言,城外半程空间居者亦有足够的机会受到咨访。广德军张介,“隐居城北”,“谙识时务”,绍圣中,知军孙谔“慕其名而礼重之,每访以政要,议论允合”。前述周必大,“所居去城二十里,太守一两月一见之,其余过从亦不乏”。兴化军方大琮,“去家十二里,结草庵,稍远城市,足以求志,足以俟命”。“求志”“俟命”,对象自然指的是城中的州县官。
(2)直接介入地方政务
富弼知青州,赈济流民,“分遣寄居闲官往主其事”。朱熹提举浙东常平,“颁条目于州县,请寄居为赈济官”,“令与州县当职官公共措置”。不过,受请的寄居官自然是半程空间内的。以名儒黄震的赈济为例,一般都会设置领导机构――局,而局官则会敦请近城的寄居官。其《更改社仓事宜申省状》说道:“别请近城寄居充局官”,“遇水旱”,则“请局官及时下乡监仓职”。其《更改社仓公移》也说:“请委寄居充局官”,“凡事并听局官区处”。其《四月十六日委请诸县乡都劝粜官牒》还说:“各县礼请寓贵、士大夫充局官,请自于其乡提纲劝谕。名儒王柏有近乎完全相同的理念,他在《置局讲行》中说:“救荒之策”,“见在中寄局”,“请为局官,同共商议”。官户如果居住在半程圈外,几乎就没有参与地方政务的机会。“村居僻甚城闉远,避俗柴门久不开。”像名儒林光朝,晚年所居“去城市七八十里”,终岁足迹不到城。
3.社会方面,谋取社会领导权
官户对于社会领导权的谋取是全方位的,公益事业(社仓、义役、义庄等)、公共工程(道路、桥梁、水利等)、社会信仰(宗教、祠庙等)、社会安全(社会治安、瘟疫防治等)等各个领域,只要关乎社会权威,官户都会尽可能地介入。因关涉面太广,此处仅以抚州金溪陆氏对社会安全的介入为例略作窥探。
金溪县陆九渊家族,居于延福乡青田里,距县城约二十里,属于标准的环城半程空间。陆九渊高祖、曾祖“并以学行重于乡里”,祖父、父亲“究心典籍”,“著闻州里”,父亲“以学行为里人所宗”,陆九渊及其兄陆九龄更是进士及第,并以理学知名。陆氏还是著名的“义门”,“阖门千指”,“顺弟之风,被于乡社,而闻于天下”。在传统儒家观念中,士人与士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长期以来,乡居官员和士人很少介入民间武装。正因为如此,民间武装长期给人的印象是土豪武装。但是到南宋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乡居官员和士人开始积极介入民间武装,试图掌控民间武装的领导权。对于民间武装领导权的争夺,金溪县曾经上演过一场拉锯战。
金溪县民间武装兴起于南宋初年,“大姓邓氏、傅氏各有乡丁数千”,“号邓、傅二社”,“两家子孙世袭其职”。邓、傅二社的具体位置在金溪县白马乡白马峰,距县城四十里。邓、傅二氏属于纯粹的土豪,其中邓氏虽然从事举业,但“名为应举,其实假儒耳”。陆氏虽然没有武装,与邓、傅二社亦不在同一乡,但各级官府皆希望陆氏领导乡社。先是,“转运司命充都社,邓、傅皆隶焉”,后来,随着陆氏有所“零落”,邓氏乘机申请独立,“听自为一社,毋隶陆氏”,但州县官府还是让陆氏“世其职”,并敦请陆九龄主持民兵大局,即“郡从众请以九龄主之”。
陆氏主持乡社,虽然有官府和民众的敦请,但同时也是陆氏自己的意愿。当州府敦请陆九龄,陆九龄欣然应邀,“门人多不悦”,陆九龄给出了耳目一新的解释:“士而耻此,则豪侠武断者专之矣。”陆九龄摆脱了传统的“士而耻此”的观念,认为民兵领导权应该掌握在官户手中,否则,“豪侠武断者专之”,必然危害社会。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官户世界”,是就社会整体主导性而言。如果将社会阶层比作食物链,半程圈内,官户无疑居于食物链的顶端,“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居于食物链中端的富民只能仰望官户,比如婺州东阳巨富郭良臣家族,“家资巨万”,但心常“惴惴”,“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每每有身挂宪网之忧”,忧虑“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但这并不妨碍富民们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公共工程、社会信仰、社会安全等领域的活动。
随着官户不断地向环城半程空间聚集,除了水路交通要道沿线,半程圈外官户逐渐变得稀少。因为本地官户少,外来作客的士大夫亦极稀少。“地僻村深过客稀”,“要是村深少客行”,以至于出现“村儿骇车马,野犬吠衣冠”的情景。“除了赵氏皇室外,官户作为一个法定的阶层,居于社会的最高层。”相比半程内空间,官户稀少的半程外空间必然呈现出不一样的社会生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揽户”和“土豪”。
1.“揽户”世界
“揽户”是宋代新生的职业群体,主要业务是做纳税中介。揽户之存在,与空间距离有着决定性的关系。晁说之在谈青苗法时说:“其请常平钱于县司,则有往来道路居止舍屋之费,又出息一分也。”与“请常平钱于县司”一样,半程圈外人户只要进城办事,都会产生“往来道路居止舍屋之费”,即交通、生活、住宿等费用。这些费用大约相当于一分利息。宋代的赋税需要到县城或州城输纳,半程圈内当天即可往返,无须大笔交通、生活、住宿费用,正如朱熹所说:“朝至暮归,无诸枉费。”因此,半程圈内,“官户输纳多凭干人”,民户则多自纳。半程圈外输纳,无法当天往返,需要额外支出交通、生活、住宿费用。“山乡百姓担擎送纳,动是数程。”除了看得见的费用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费用,尤其是收税公吏有意无意地刁难,“非理退抑,率意改更,令穷朴之民奔走转换”,从而导致半程圈外百姓纳税“倍费不暇”。在各种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压力之下,宋代逐渐形成了纳税专业中介――揽户。
揽户代纳赋税是时代的必然。首先,揽户多为城居,与公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不受或少受公吏刁难,从而减少输纳环节的额外支出。“邑井揽户,与仓斗深熟;乡村自输人户,与斗子不识。当交量时,往往轻重其手,致令自输人户折米与揽户。”“揽户城居也,仓斗亦城居也。或自为揽户,或身非揽户,而子婿亲戚为之,事同一家,臂指相应。”“民户,乡人也”,“自纳者常是吃亏”。其次,揽户代纳可以克服纳税的技术难题。宋代每户所承担赋税常常有零头,号称“畸零”。合理的纳税方法是“众户合零就整,同旁送纳”。对于半程圈外的百姓来说,联合纳税是非常难以操作的,“百姓僻居郊野,艰于凑成端疋”。如果自己单独纳税,即使是零头也必须缴纳整数,“绢绵有零至一寸一钱者,亦收一尺一两;米有零至一勺一杪者,亦收一升之类”,这无疑是非常吃亏的。如果将赋税委托给揽户,“畸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远村细民户产微薄,输纳零细,须凭揽人凑数送纳”。像湖州,“民户身丁钱、绢多是凑成端疋,例皆付之揽户”。再次,揽户代纳可以大幅节省交通、生活、住宿费用。“村民或去州县一二百里,既难裹足,且畏后期。故有市井之人代干其事。”百姓自纳存在很多不可控因素,“民户自诣输纳夏税、和买缣帛等,往往多端沮抑,不堪留滞之苦”,“人户所纳之物,绢必挼拶令破,绵子晒或经月,米麦必十来日宿仓,又多取合耗”。对于半程圈外的百姓来说,“留滞”“宿仓”一天,则多一天之食宿费。揽户属于规模化经营,一次可以接纳很多民户的赋税,可以大大节约交通、生活、住宿费用。
“利尽归于猾揽”,在代纳赋税的过程中,揽户自然是要获利的。不过,只要揽户索取的中介费小于百姓自纳的额外支出,百姓将赋税委托于揽户就是有利的和合乎理性的,所以“民必归之揽户”。虽然号称“奸猾”,但揽户作奸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一方面,如果揽户索取太多,百姓可以选择自纳;另一方面,一个城市有很多揽户,彼此之间也会有服务与价格竞争。饶州乐平富室刘氏,原本将输纳委托与揽户叶三郎,后有揽户苏氏,承诺刘家“邂逅或缓期”,“则能先出己财以代急”,刘氏遂将全部输纳业务转托苏氏。可见当时揽纳市场是非常开放的,揽户很难过度欺诈和长期作奸。
需要说明的是,揽户虽然多居住于半程空间之内,但其服务对象基本都是半程空间之外的民户,因此,揽户的行为更多体现的是半程空间之外的世界。
2.“土豪”世界
宋代环城半程空间之外,随着与城市距离越来越远,官户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土豪”的影响力则越来越强,社会逐渐转成“土豪”的世界。宋以前,士族居乡者多,“土豪”多为褒义,是“乡贵之隆号”。宋以后,官僚家庭多迁居环城半程空间,居乡者少,“土豪”转成贬义,主要指土人之雄于财富,并恃财富而豪横者。“富者以兼并而致豪横”,土豪首先表现为富民,即雄于财富者;其次表现为豪民,即恃财富而豪横于乡里者。苏轼曰:“利国监去州七十里,土豪百余家,金帛山积。”刘一止曰:“莫若招衢、婺、温、台等州之民,居山谷间号为土豪者,假以官称。”二人所言皆是半程圈外的情形。在社会阶层食物链中,半程圈内富民需要仰望官户,敢于豪横者较少;半程圈外则不然,由于官户稀少,富民转居食物链的顶端,百姓“畏乡里之豪强”,“伏豪强之号令”,“折节而归豪强之门”,富民豪横者比比皆是。
从中心到边缘,“官户”世界色彩会逐渐减淡,“土豪”世界色彩会逐渐增浓。越远离半程圈,“土豪”世界越表现出豪横的一面。比如福建路南剑州顺昌县土豪官氏,“纳粟得官”,“其居在三县(南剑州顺昌县、邵武军邵武县、建宁府建阳县)之界,霸一乡之权”,“三十年间,民知有官氏之强,而不知有官府”,表现在:“私置牢狱,造惨酷狱具”;“停塌私盐”,“坐夺国课”;“私置税场”,“赃以万计”;“白夺平民田园屋业”,“掠人女与妻”。再比如两浙路平江府昆山县东七乡土豪,昆山县“东西相距几二百余里”,县治“僻在西北”,处在西七乡的中间,故“西七乡与官司相接,稍稍循理”。东七乡则不然,与县治近者有七十里,远者达一百四十里,“故东七乡之民凭恃去县隔绝,敢与官司为敌”,“豪民慢令”,“不受追呼,殴击承差,毁弃文引”,甚至“挟持器仗以相抗拒”。昆山县东七乡“土豪”豪横不是一两个人的短期举动,而是一大批“土豪”的长期行为,“顽俗莫可谁何”,“其来非一日矣”。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新设政治中心――嘉定县。
需要注意的是,与官户有长者与豪横两种面相一样,宋代土豪的面相并非单一的。很多土豪亦有官资,或是朝廷“假以官称”,或是土豪主动“纳粟得官”。土豪也会有长者的一面,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公共工程、社会信仰、社会安全等领域的活动。此处所说“土豪世界”,也是就土豪所处地域社会的主导性而言。“豪右之家,所居乡村,宗族、姻亲、佃客之属,常居其半。”很显然,半程圈外,“土豪”某种程度上主导着当地社会。
总之,由于迁徙观念的变化和环城半程空间的优越性,宋代官户越来越向环城半程空间汇聚。半程圈内、外分而观之,社会主导性力量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半程圈内某种程度上是官户的世界,而半程圈外则某种程度上是揽户和土豪的世界。但社会本身是整体的,还需要合而观之。无论是政治、经济秩序,还是思想、文化潮流,皆存在着明显的中心支配边缘的倾向。基于半程圈内官户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宋代社会的整体走向仍是由官户阶层所决定,社会总体上属于“官户”的世界,距离理想的“富民社会”尚有非常大的距离。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2期
责编|于凌
网编|陈家威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