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theory and the empirical social world普遍性的、高层次的社会理论如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实在？将韦伯的宗教理论应用于爪哇的伊斯兰教或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应用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工厂体系是否有帮助或有见地？将理论应用于一系列的经验环境，是否可以获得真正的知识？在自然科学中，这种方法当然是一种有效的、有洞察力的方法。当我们把流体动力学理论应用于空气流过机翼的情况时，或者当我们把进化理论的原则应用于理解蝴蝶的颜色问题时，我们就会获得知识。但在社会世界的情况下，我们有同样的可能性吗？我一般倾向于认为，将普遍性的社会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并不是创造新知识或理解的有效方式。这是因为我相信，社会组件（social ensembles ）反映出巨大的可塑性和偶然性（ most impressionistic and non-explanatory way.）；所以普遍性的社会理论只能以最印象派和非解释性的方式“适应 ”它们。我们可能有一个纯粹的封建主义结构理论；但它只是开启了对十四世纪法国政治和经济或日本武士政体进行真正的知识生产分析。充其量，该理论强调了某些突出的问题——债役的条件，领主和附庸之间的军事依赖的性质。但是，封建主义的理论并不允许我们“推导”出法国或日本社会的特定特征或制度。“封建主义”是一种理想类型，是社会分析的启发式开端，而不是所有封建社会的一般演绎和综合理论。我们当然也不应该期望一个普遍性社会理论会提供理解一模版，来理解某一实例的所有经验特征。为什么在物理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会有这种强烈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因为自然现象确实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且自然系统往往简单到我们可以将相关的组成过程的影响汇总到对整体的综合描述中。(当然，也有一些复杂的物理系统具有非线性的复合过程，不能用演绎法来表示）。因此，理论可以应用于复杂的自然系统，并从中获得智力收益。该理论帮助我们预测和解释自然系统的行为。社会世界缺乏这两种属性。不同社会机制和社会过程的组合在不同的情况下只有松散的相似性；例如，“忠诚 ”在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作用有些不同。而且，过程、机制、能动者是以不同方式和环境相互作用，并产生社会结果。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因此，即使在有着很相似的起点，社会结果也具有很大程度的路径依赖性和差异性。因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金融机构、宗教、民族冲突和革命只能被松散地理论化。这是我的出发点。但有些社会理论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Hindess and Hirst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他们试图判断具体历史给定物（concrete historical given）在生产方式理论所涉及的概念体系中的位置，并且推导出这一给定物的特征。这是一种增进知识的有效努力吗？我不认为它是。通过机械地将其归入一个强大的一般理论——无论是马克思的、韦伯的还是帕累托的——之下，我们确实没有获得对这个庄园或勃艮第庄园或欧洲封建主义的任何真正的洞察力。这里应该说的是，不是范畴或假设本身出了问题。事实上，我认为，在我们试图进行工厂社会学研究时，马克思的分析和概念范畴是真正有帮助的，而在我们考虑现代社区的各种特征时，杜克海姆的反常概念是有帮助的。我认为是推导和归纳的努力被误导了。现实比理论更大、更多，有更多的偶然性和惊喜。值得仔细研究的是那些以不同方式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其中之一是布若威（Michael Burawoy），一位多产的、有影响力的美国劳动过程的社会学家。在《制造甘愿》中，他对194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一个小型机械厂进行了微观研究，进而详细研究了美国工厂。Burawoy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框架内非常自觉且慎重地进行研究。他列出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基本假设——工资劳动、剩余劳动、工厂内的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然后他用这些类别来分析、调查和解释案例中的现象。但他同时又以参与观察细节来研究这个机械厂的实际制度、实践和行为。他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引导他提出具体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在Allied workers人身上观察到的“甘愿”是什么原因？但他并没有为这个问题带来一个预制的答案。他对剩余劳动力的控制以及劳动力中的胁迫和同意的兴趣是由他先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激发的；但他又准备在调查这些问题时发现新奇和惊喜。他的社会学想象力不是一块白板——他带来了对一些主要参数的模式化理解，他预计这些参数会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出现。但他的研究假设是开放的，可以有新的发现，也可以在前述理论和观察到的行为之间出现令人惊讶的不一致。而事实上，他的书中最让我信服的部分，是他在许多地方让他的社会学想象力和他对经验细节的关注突破了理论机制。他的案例研究是一个有趣而有见地的研究。而且，他并没有试图简单地将研究结果归入或重塑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这一点让本书得到升华。因此，我的建议是这样的：让马克思主义，或韦伯，或杜克海姆，或蒂利，更多为实证调查（empirical investigation）提供建议。让它成为假设、预感和调查途径的来源。但也要为发现令人惊讶的结果做好准备，不要把理论看成是对社会现实发展的一种规定。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理论作为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的演绎基础。*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子金”，文章来源于李丹（Daniel Little）的博客“理解社会”（Understanding Society）。如有侵权，请联系立即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