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布尔迪厄著
刘晖译
商务印书馆
简介：
《区分》通过各种社会统计调查和时尚采样，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本书告诉我们，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本书是布尔迪厄这位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对社会的最深刻的批判，他的洞察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极具穿透力。
上册包括导言、第一部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第二部分实践的经济
“眼光”是由教育再生产出的一种历史产物。
文化（或语言）能力是在与某个既作为反复灌输的机构又作为市场起作用的场之间的关系之中获得的，这种能力仍旧是由它的获得条件决定的，获得条件在使用方式中得到永存，它们作为一种“出身标志”发挥作用，并通过使这种“出身标志”与某个市场互相依赖，仍在帮助确定它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价值。
我们也可以假设，对审美观点的无限权力的肯定，更多地得益于区分的意图而非一种真正的审美普遍主义。这种肯定来自大学教授，他们最倾向于说出所有被给出的对象都可以拍出一张漂亮照片，并且公开表明他们对现代艺术或摄影的艺术地位的认可。
艺术作品只对掌握一种编码的人产生意义并引起他的兴趣，艺术作品是按照这种编码被编码的。
“行家”的能力，即对占有工具的无意识支配，是一个缓慢的熟练过程的产物，并以对作品的熟习为依据。这种能力是不能只通过规则或规定传承，这种“艺术”的学习意味着与一种传统教育中徒弟和师父之间持久接触对等的东西，也就是与文化作品和有修养的人的反复接触。
就像这种摄影记录一样，通过表演而呈现自身的“群众”的表演，如同在民间舞蹈中一样，它也是以审美现实主义和民众主义怀旧采取的非现实化形式体会疏远的邻近关系的一个机会，是小资产阶级与民众阶级及其传统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基本维度。
科学考察反对将合法文化方面的趣味看作是天赋的超凡魅力观念。它指出文化需要是教育的产物：调查证实，所有文化实践（去博物馆、音乐会、展览会，阅读等等）.以及文学、绘画和音乐方面的偏好都与（依学历或学习年限衡量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
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乎利害的、但理由充分的幻想。
学历作为学校教育灌输年限的或多或少恰当的指标，依照文化资本是从家庭继承或从学校获得，或多或少彻底地保证了文化资本，因而，学历是文化资本的一个恰当程度不等的指标。
早熟是资历的一种作用：贵族是早熟的典型形式，因为贵族就是古老家族的后代生来就有的资历。而且这种法定的出身资本由于提早获得合法文化在文化训练方面提供的优势而得到增加，这些优势包括餐桌礼仪或谈话艺术、音乐修养或礼节意识、打网球或语言的发音。
我们看到，学院主义的潜在性被封闭在整个理性的教育学中，这种教育学倾向于把传统教育以实践中直接被领会的一种总体风格的形式来传达的东西，变成一种明确的且被明确教授的、往往否定多于肯定的规则和程式的教理大全。
在所有供消费者选择的对象中，没有什么比合法的艺术作品更能起到分类的作用了，这些作品在总体上是有区别的，能够通过体裁、时代、手法、作者等的划分和细分游戏，产生无限的细微差别。
文化分裂使每类作品与自己的公众联系在一起，这种分裂使得从民众阶级成员中获得对现代艺术探索的真正可感的判断并不容易。
审美理论不断重复说，疏离、无关利害、漠然是承认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即艺术作品是自主的、独立的唯一方法，以至人们最终忘记了它们究其实意味着不投入、疏离、冷漠，也就是拒绝投入和拒绝认真。
照片总是参照它为了那个观看它的人而实现的功能或者在这个人看来它能够为了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观看者而实现的功能而受到评判的。
区分的意图随着小资产阶级的审美观出现，这种审美观从所有高雅的事物和实践的贫乏替代品，轮裂木和着色的卵石、藤条和酒椰纤维、手工艺和艺术摄影中获得它的乐趣，并通过与民众阶级的“美学”对抗确定自身，它拒绝民众阶级偏爱的东西。
经济权力首先是一种远离经济必然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它普遍通过毁灭财富、炫耀性消费、浪费和各种无理由的奢侈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资产阶级，不再以宫廷贵族的方式，将整个生活变成一种持续的炫耀，而是以对立的形式构造了有偿的和无偿的、关乎利害的和无关利害的对立。
趣味（也就是表现出来的偏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差别的实践证明。当趣味要为自己提供充足的理由时，它就以全然否定的方式通过对其他趣味的拒绝表现出来。
严格来说，没有什么物质遗产不同时是一种文化遗产的，家庭财产的功能不仅是在物质上证明世系的古老和连续性，并由此承认世系上与时间的永恒密不可分的社会身份，而且在实践上促进它的道德再生产，也就是价值、美德和能力的传承，价值、美德和能力建立了与资产阶级王朝的合法隶属关系。
如果人们可以在一个群体的家具和服装的风格中解读它的整个生活风格，这不仅因为这些属性是曾经决定这个群体选择的经济和文化必然的体现，而且因为体现在日常用品。
在依照艺术、体裁和风格划分的不同等级上，艺术作品从来也不仅仅是这种头脑的事，即唯智主义观念将艺术作品变成的这种仅供阅读、解读和阐释的话语。
地位稳固的小资产阶级拥有相对强大的学校教育资本和相对薄弱的文化遗产，而新小资产阶级（艺术家代表了其极限）拥有强大的文化遗产和相对薄弱的学校教育资本，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对学校教育陈规的揭露了，这种陈规是大部分新文化中间人（指导者、教育者等）的革新的根源。
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也就是一种社会能量，这种能量只在它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场中存在和产生其作用，每个与阶级有关的属性都从每个场的特定法则中获得其价值和有效性。
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在被社会分成等级的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尤其是这个阶级或阶层与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距离除了构成它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表现之一，大约总是它内部等级的一种表现。
个人或家庭倾向于通过再生产策略，即表面上非常不同的一系列实践，有意无意地保持或增加他们的财产，并相应地，维护或提高他们在阶级关系结构中的地位。
我们看到，按经济资本衡量，统治阶级的某个既定阶层在阶层等级中占据的地位越高，从另一个阶级进入这个阶层的可能性越小（唯一的不一致来自自由职业者，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同时继承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他们的内部招收比率最高）。
此前很少利用学校的阶层进入了为学历的竞赛和竞争，他们的进入迫使其再生产主要或专门由学校得到保证的阶层加大投入，从而保持其学历的相对稀缺性，学历和颁发学历的学校教育系统因此成为阶级之间竞争的特别重要的赌注之一，这个赌注引起了教育需求的一种普遍和持续的增长和学历的贬值。
为学历提供的职位的市场不断增长，这当然不利于没文凭的人。对学历予以承认的普遍化无疑产生了统一学历和资格的官方系统并降低隔离作用的后果，官方系统赋予学历持有者占据社会职位的权利，而隔离作用与拥有自身等级化原则的社会空间的存在相关。
很容易就想到，贬值学历的持有者不大倾向于觉察（这无论如何都是很难的事情）并且承认学历的贬值，他们无论在客观上（学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们的社会身份）还是在主观上都与学历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对于工人阶级子女而言，进入中等教育和取得暂时脱离劳动世界的必然的暧昧“大学生”身份，其作用是将失败者引进期望与机遇的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导致他们几乎总是自然而然地、有时甚至迫不及待地接受社会命运（比如矿工的儿子把下井当成进入成年的标志）。
我们知道，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往往采取针对社会秩序的基础本身的一种最终冲突形式，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不仅表现在家庭中，也表现在学校教育制度中、政治或工会组织中以及也许尤其是工作环境中。
新的或创新的位置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是因为这些位置模糊、定义不清，在社会空间中定位不明确，并常常像从前的艺术家或知识分子行业那样，不提供任何一种物质的或象征的标准。
模棱两可的职业使得从哲学家的“天职”到哲学教授的“天职”、从绘画艺术家到广告画家或图画老师的转变所包含的中止投入和重新投入的活动有可能被省去，或至少把它无限向后推迟。
每当为了某种确定的稀有财产或头衔而竞争的群体的力量和努力，倾向于像在一种赛跑中那样保持均衡；在赛跑中，经过一系列的超越和追赶，最初的差距仍旧保持下来。
当被统治阶级的成员接受统治者向他们提议的赌注时，这种阶级斗争是同化的斗争，并且由于其最初的落后，它也是再生产的斗争，因为进入这种追逐赛的人，仅仅通过参加竞赛这个做法，就暗中承认他们追赶的人所追求的目标的合法性，而在这种追逐赛中，他们在起跑时就被打败了，如同差距的持久性所证明的。
谈论教授的贵族式苦行或小资产阶级的抱负，这不仅是描绘这些群体的某个属性，哪怕是最重要的属性，而且是试图说出他们的所有属性的发生原则与他们对自身的和别人的属性的所有判断的发生原则。
作为建构的结构，习性构成实践和对实践的认识，但习性也是被建构的结构：逻辑分类的原则构成了对社会世界的认识，这个原则本身也是归并社会阶级划分的产物。
趣味是与一个人相关的所有特点之间的这种相互配合的根源，古典美学推崇这种相互配合是为了这些特点产生的相互强化：一个人有意无意地泄漏的数不清的信息无限地互相加强并互相确认，为经验丰富的观察者带来了这种快乐，这种快乐正是由重复信息的一种和谐分布所产生的对称和呼应为艺术爱好者提供的。
趣味是将物变成区分的和特殊的符号、将持续的分布变成中断的对立的实践操纵机构；趣味使被纳入身体的物质范畴内的区别进入有意义的区分的象征范畴内。
在文化消费方面，按照资本总量衡量的主要对立，在这里，在两类消费之间建立起来：前一类因其稀缺性而被指定为高雅的，属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最富有的阶层，后一类则被社会认为是平常的，因为这类消费既是容易的又是普通的，属于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两方面最贫困的阶层。
统治阶层的成员要求艺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极度否认并倾向于一种自如和安逸的享乐主义美学，这种美学是由通俗喜剧或印象派绘画所象征的。
通过生活风格，最贫困的人立刻暴露无遗，这甚至体现在他们对空闲时间的利用上，因此他们注定要充当所有高雅举动的陪衬物并以全然否定的方式支持奢望与区分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趣味不断变化的根源。
咖啡馆不仅是人们去喝东西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人们去一起喝东西的地点。在咖啡馆，人们可以建立亲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暂时中止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中出现的审慎、常规和礼仪为基础的。
身体乃符号的持有者，也是符号的生产者，这些符号由与身体的关系记录在它们可被感知的实质里：因此对男性气概的赞颂，可能通过说话时嘴巴不动和吐字徐缓的方式，支配着民众阶级的整个发音。
构成被认知的身体的符号，乃一种特有的文化制造的这些产物，其作用是从文化程度也就是从与自然的距离方面对群体进行区分，尽管这些符号似乎是以本性为依据的。
资产阶级以注重按照形式吃饭与民众阶级的“大吃大喝”对立。形式首先是节奏，意味着等待、拖延、节制；人们好像从不着急用餐，等到最后一个上菜的人开始吃之后，才悄悄地用餐和加餐。
食物和服装被给予的分量在民众阶级和中产阶级中是颠倒的，民众阶级承认存在的优先，而在中产阶级中出现了对表现的考虑，这种颠倒是对整个世界观的一种颠覆的标志。
所有职业等级（农业劳动者和农业雇佣工人除外）中，女人的消费都高于男人（在中等管理者、高级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或高收入的人身上差距特别明显），随着社会等级的升高，购买量逐渐增加，在成衣、套装（昂贵物品）上的差距最大，而在裙子尤其是短裙和上装上的差距最小。
美可能既是一种自然的恩惠，又是一种价值的获得，既是一种天生的、进而被合法化的天赋，又是再次被合法化的一种道德获取，这种获取既与平庸的放纵和随意又与丑陋对立。
一切都倾向于让人认为，促使人们把“伟人”看得更高大的逻辑非常普遍地适用，而且无论何种等级内的权力都包含着一种诱惑的权力，将这种权力还原为一种有利害关系的奴性作用是天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抗议总是求助于漫画，这种对身体形象的歪曲用来除魅并嘲笑权力的强制作用的一种原则。
最典型的民众运动，足球和橄榄球，或者格斗和拳击，最初在法国时，深受贵族喜爱，但当这些运动逐渐“普及”时，它们在现实中和统治者对它们形成的观念中不再是从前那样了，因为它们具备了排斥统治阶级成员的所有理由：这些运动的观众的社会构成加强了存在于普及行为中的庸俗化。
在某些时候，体育运动是少数人的专利，对公平游戏的崇拜，不过是导致实现了基本上起区分作用的运动真理，公平游戏是那些足以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被游戏操纵以至忘记这不过是一场游戏的人玩游戏的方式。
占统治地位的趣味的所有特征集中在高尔夫、网球、快艇、马术、滑雪、击剑这类运动中：这些运动在专门的和单独的场所中进行，在选定的时刻，要么单独要么与选定的伙伴一起从事，只付出较低的身体消耗，但也付出较高的投入，这些运动只产生超出规则的、由公平游戏的不成文法严格规定和支配的竞争。
资产阶级举止的最典型风度是把风格置于首位，它可以通过动作、步态的某种幅度尤其是一种克制的、节制的和坚定的速度被辨认出来，这种速度与民众阶级的匆忙或小资产阶级的急切截然相反，在这种速度中显示出有理由从容不迫和占用他人时间的自信。
我们知道所有占统治地位的美学赋予手段的节制、简洁、简约这些品质的价值，而这些品质既与初级的简单和贫乏对立，又与“一知半解的人”的夸张或浮夸、矫饰或做作对立。
一种财产或一种实践在阶级之间的分布结构的简单平移（也就是说这种财产的持有者人数在每个阶级中大致同等的增加），其作用是降低了这种财产或实践的稀缺性和区分价值并威胁到从前的持有者的卓越。
每个生产场提供的产品的空间倾向于在事实上限制在某个固定时刻客观上可能的（美学的、伦理的、政治的等）经验形式的空间。
实际上得以实现的趣味取决于被供给财产的系统的状况，财产系统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趣味的变化。
我们知道奢侈品广告有系统地利用特定产品与特定群体之间的联系。无论什么场中的制度都不如奢侈品商业中的制度那样公开地通过其主顾为自己定义.这无疑是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供给的产品的准专有职能就是将其拥有者分类。
涓滴效应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或富裕。
如同在一场镜子游戏中，处于极端位置的每个批评家都能确切地说出对立面的批评家所说的东西，但这是以他的话产生一种讽刺的价值并通过说反话指明对立面的批评家恰恰颂扬的东西为条件的。
一个习性通过辨认活动获得与其他习性的相似性。于是我们就理解了普通夫妇的令人惊异的和谐，这些夫妇往往从一开始就般配，他们通过一种互相的文化适应越来越般配。
两个人只有互相喜爱才能提供他们的趣味相似性的最好证明。正如艺术爱好者自感为他的宝物而存在，而这宝物似乎从来都是在对“发现者”的目光的期待中存在的，那些相爱的人感到“有充分的理由存在”。
文化是一种赌注，它如同所有社会赌注一样，既假定又要求人们进入游戏，被游戏抓住；没有对文化的兴趣，就没有竞赛，没有比赛，没有竞争，这种兴趣正是由游戏产生的竞赛和比赛产生的。
被统治阶级只是以被动的标志或陪衬物的身份加入为了占有区分属性而进行的象征斗争中，尤其是加入为了给值得占有的属性和合法的占有方式定义的象征斗争中，而区分属性将其外观赋予不同的生活风格。
小资产者与外表密切相关，他展示外表是为了完成其功能，也就是扮演他的角色，让人相信并让人上当，博得信任或尊敬并将他的社会人格即他的“表现”、他的表象，当成他推销的产品或服务的保证，但也是为了显示他的自命不凡和他的要求、推动他的利益和他的上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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