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发展人类学研究；
吕俊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发展人类学研究。
1949年以前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便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由于远离国家权力中心，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主要依靠“礼”来维持，因而从总体上讲这是一种“礼治”的社会。而“长老统治”则是这种社会权力结构的主要特点。乡土社会中的宗族或者宗族性组织也因此被认为是维持中国乡村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权力渗入，我国乡村宗族组织的活动逐渐归于沉寂。虽然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逐渐减弱，乡村社会中的宗族活动日见活跃，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族产，加上村民宗族观念的改变，宗族组织的活动与1949年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宗族组织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也日渐式微。这样，在国家权力的控制逐步淡出，而传统乡村主要的社会组织又缺乏有效影响的前提之下，乡村社会如何整合？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乡村社会中，随着资源竞争的日趋激烈，谁来规范、又用什么来规范乡村秩序？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曾主持对全国14个汉族村落调查并发表了系列的文章，本文选择的是壮族村落，拟通过对广西龙脊山区古壮寨3个不同姓氏之间在村寨资源上的博弈关系进行考察，探讨少数民族乡村秩序的维持与乡村社会的整合问题。
引子：村民选举中失落的廖家寨
古壮寨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风景区内白石山的山梁上，包括自上而下相互连接的3个小寨子：廖家寨、侯家寨和双平寨（平段寨和平寨），分别居住着廖、侯、潘3个姓氏的壮族人。古壮寨的村民中以廖姓人口最多，共有108户427人，侯家次之，有71户共257人，潘家人口最少，有51户209人。古壮寨与邻近山区的岩板、岩湾、岩背、七星等4个人口较少的壮、瑶族寨子组成龙脊行政村，简称龙脊村。2005年7月初，龙脊村举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人口相对较少的侯姓、潘姓和李姓（七星寨）人占据了村委委员的全部席位，而全村人口最多的廖姓村民却没有一人当选。此举令廖姓人倍感失落。廖姓人的这种失落并不是第一次。事实上在以往的各届村委当中，虽然也有廖姓人当选，但古壮寨的廖姓从来就没有人做过“一把手”（村支书）。一些侯姓人、潘姓人认为，廖姓人在村民选举中失势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推举了不适合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虽然在廖家寨中有着为数不少的拥趸者，但在龙脊村并不得民心，平时对村里的事也不够热心，因而在前几届的选举中屡选屡败，这次落选当属意料之中；除此之外，廖姓人内部也不团结，很多廖姓人并不支持廖姓的候选人，而侯、潘、李等姓人却能够携手一致、相互支持。然而许多廖姓人对村民选举的结果表示不服，认为他们推举的候选人年轻、有技术而且有魄力，理应当选，之所以造成这样的选举结果，是有人在背后“搞鬼”。廖姓人因此而对侯姓、潘姓心存不满。于是，在紧接着的农历六月初二的“社节”这一天，一些廖姓人借拜社之机，以年初侯姓人放火烧山蔓延至廖家山场得不到赔偿为由，纠集部分青壮年村民切断了侯家寨饮用水的水管。声称，侯家寨所饮用的水源出自于廖家寨内，这些水源本当属于廖家，侯家人无权使用。虽然在上级政府部门的干预下，廖、侯家在水源问题上的纠纷最终得到了解决，但廖家的人对此事却一直耿耿于怀。下面的田野笔记记录了两寨冲突的场景：
“三鱼共首”：一段温馨回忆的各自言说
在龙脊及附近地区，潘姓人的祖先被认为是最早来到古壮寨的，而廖、侯姓人则是后到者。长期以来，潘、廖、侯三姓人家同舟共济、和睦相处。在古壮寨，流传着一个关于兄弟团结情谊的“三鱼共首”的故事。
在古壮寨中，关于“三鱼共首”的这一种说法似乎更广泛地流传于潘姓、侯姓以及部分廖姓人当中。这些人认为，“三鱼共首”事实上反映了潘、侯、廖3个姓氏之间团结互助的兄弟关系。在这个版本的“三鱼共首”故事中，讲述了早年古壮寨3个姓氏的人家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的兄弟情谊。古壮寨地处山区，又在坡度较大的山梁之上，自然生态环境恶劣，许多事情非一人、一户、一寨之人所能做成。3个姓氏的人初到古壮寨时，因为人丁稀少，生存境遇十分艰险，每逢寨中有大小事务，三姓人家都会相互帮助。时日长了之后，彼此之间的感情逐渐加深，至了后来，三姓的头人结拜为兄弟，并在石条桥板上雕刻“三鱼共首”的图案来铭记这段情谊。
一些廖姓人说，“三鱼共首”所讲述的是有关于廖家三兄弟往日情谊的故事。包括民间精英分子在内的一些廖家人坚持认为，“三鱼共首”的传说反映了廖家人的兄弟情谊，它源于这样的故事：早先，廖家三兄弟到古壮寨开荒种田，兄弟间情同手足，干活齐心协力。大凡有事，大家都相互帮忙，从不计较得失。一年，天大旱，田里收成极少，眼看无法生存下去，三兄弟便一起协商日后的出路。经过反复权衡，三兄弟最后决定让一人留下，其余两人到兴安（县）等地谋生。为了牢记兄弟间的情谊，3人共同描绘了一幅3条鱼共用一头的图画，用以表达廖家兄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向上的情怀，并嘱咐各自的后代子孙，今后但凡见到“三鱼共首”的图案即如同见到自家兄弟，彼此之间要坦诚相待遇、和睦相处。
在廖家寨，“三鱼共首”的图案被雕刻在寨中风雨桥的一条长约4米、宽约60公分的石条桥板上。前些年，经年风化的石条断裂，廖家人换上新的石条，并在上面雕刻更为生动的“三鱼共首”的图案，而旧的石条则置于桥头的边上，供来往行人观赏。
据调查，桥上老“三鱼共首”的3块石分成了3处，分置在廖家寨，潘家寨和侯家寨；因此“三鱼共首”的桥变成了3座。
“三鱼共首”的“三兄弟”说因为廖家一些精英分子的宣扬，近年来在廖家影响日广，这一说法甚至影响到了一些民间文化研究的热心者以及他们的著作。一些廖姓人认为，“三鱼共首”说的是廖家人的事，事实上与侯家、潘家无关。不过，即使在廖、侯姓之间关系紧张的日子里，也仍有不少廖家人认为“三鱼共首”的“三姓”说更符合“历史事实”，因而更愿意相信“三姓说”。笔者在采访有关“三鱼共首”传说的过程中，也不时遇到廖家人各执一词的情况。而在侯家和潘家，“三姓”说则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三鱼共首”应当是结拜兄弟之间的一种情义表达，如果是自家兄弟，此举就会变得不好理解。将“三鱼共首”由“三姓”说改为“三兄弟”说，是一些人图谋破坏3个寨子的团结互助关系，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行为。
不管怎么样，从这一传说可见古壮寨各家族之间关系变化，即从和谐到矛盾的过程。
资源竞争中的村寨关系
在古壮寨，各个小寨子的山林、水源、农田等自然资源交错分布，各个姓氏因通婚、过继等所形成的寨际亲属关系错综复杂。
村寨资源与村寨关系
1.唇齿相依的自然资源 古壮寨目前共有水田584.7亩，旱地319亩，分布在更闹、翁田、石塘、九额、平段底、拉岩九子、那又、拉岩、上拉岩、七照等田峒之中。各个寨子的耕地分布与其住所大致对应，即廖家的田地主要在龙脊山梁的上端，侯家的在中部，而潘家的在山下。各寨田地的分布呈现一种犬牙交错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田地随处可见，这种情况在一些田地交接地带，如廖、侯家共有的七照峒等地尤其如此。古壮寨的山地多在海拔850米以上，山高林稀。在现有的9座山（头）当中，除白石山属于廖家、更塘山属于侯家之外，其余各山均由两姓共有。其中雨秀山、白岩山、新盆山、更墓山为廖家和侯家共有，坡上山、山坡山、盘古山为潘家和廖家所共有。这里的山地和山林，是20世纪50年代土改时根据1949年以前各姓原先的林地划定的，20世纪80年代落实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又对其进行了重新确认。古壮寨饮用水源主要有清泉亭、龙泉亭等5处，主要集中在廖家寨。这五处水源除清泉亭之外，其他水源一般都由各姓所共用。龙泉亭由潘家与廖家共用，侯家的水源在廖家寨的中部，由廖家与侯家共用。各家的水源，早先为各姓祖先所挖掘和修建，并不因地处何处而为“地主”所独有。如潘家的水源在廖家的寨门之内，一直以来为潘家所用，不过根据祖上定下的规矩，廖家也可以饮用，只是不能用来灌溉田地。
2.千丝万缕的亲属关系 在古壮寨，各姓之间沾亲带故的现象较为普遍。笔者在古壮寨调查期间的多数访谈对象都表示他们在寨上有亲戚。目前廖家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家与下寨的侯家和潘家有着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如果考虑到更远一些的关系，即亲戚的亲戚的关系，则古壮寨各姓人家的亲属关系更为复杂。
古壮寨廖、侯、潘三姓之间的通婚由来已久。1980年以前，古壮寨大体上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寨上的各姓人家与外界的交流不多，通婚范围相对较窄，青年男女主要在本寨择偶。虽然在寨上同姓之间的通婚并未受到严格的限制，但一般而言，异姓通婚往往是各姓人家的首选。在廖家的107户人家当中，近3代人中有32户与侯家或潘家有过通婚，约占廖姓家庭总数的三分之一。古壮寨壮人的婚后居住方式也较为灵活，选择男方居住还是女方居住要视各家的子嗣及经济情况而定。在古壮寨，多数家庭都要为成家的子女盖一栋木楼，这对于主要依靠农业种植的当地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果男方家中的男丁较多而经济状况又不是很好，同时女方家中无男丁或男丁较少但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则一般的夫妇会选择在女方居住。古壮寨的壮人对于到女方居住的男性村民并不歧视，如同本家人一样看待。
过继子嗣在古壮寨较为常见。过继，在古壮寨也称为“接”，一些人家没有子嗣，便从多子女的亲戚或朋友家“接”一到两个子女过来养。男丁较多的家庭，一般也乐意让其儿子过继，一方面可以加强亲戚间的情谊，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儿子成家时的经济压力。笔者在调查中曾遇到过1户廖姓人家，其家中就有2个儿子过继到侯家。接子的人家视之如亲生子女，而那些过继而来的子女一般也不会受到寨上之人的歧视。
认“老庚”是古壮寨的一种习俗。所谓认“老庚”，也称认“老同”，是一些年龄相同或相仿的人交结朋友的一种方式。在古壮寨，认“老庚”扩大了村民交往的范围，也使一些异姓人家成为“亲戚”。认“老庚”不仅限于男性村民之间，女性村民中也有许多人互认“老庚”。一位潘姓报道人告诉笔者，他与他的妻子与一对廖姓夫妻同为“老庚”，即男方与女方都分别是“老庚”，至今关系密切。潘介绍说，现今50岁以上的人当中，不少人都认过“老庚”，认“老庚”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异姓村民之间进行的，而由于认“老庚”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亲戚的也不乏其人。
3.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在古壮寨的3个姓氏当中，潘姓的人数最少，一直是寨上力最弱小的姓氏。1949年以后，一位潘姓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龙脊村最早的党员，并在上级的安排下顺理成章地成为该村的党支部书记。自此时起，潘姓人长期担任村里党支部书记的职务，除人民公社时期与邻村合并时由该村的廖姓人担任过为时不长的村支书之外，古壮寨的廖姓人从未能染指这一职位，侯姓人也只是在2005年7月通过赢得村民选举获得村委主任之后，上级党委根据主任、支书两个职务“一肩挑”的原则任命其为村支书。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并开始推行村民自治政策，以寨主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得以重新崛起。在古壮寨的3个姓氏当中，各姓都产生了由村民自主推举的新（小）寨主。与其他地方兼有神职的寨主不同，这些寨主只专注于世俗事务，他们代表各自寨子的利益，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协调本寨的内、外部关系，但并不接受“二委”（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领导。
由于村里的“二委”不再掌控生产资料的分配权，也不再安排村民的生产劳动，其行政权力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而由各村民小组自主选举产生的新寨主代表着各自（小）寨子的利益，又与“二委”所代表的全村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各姓小寨子的推举受正式制度权力的干预相对较少，且有共同的血缘性基础，因而小寨主在各自寨子中的威信一般较高，在一些村务的处理上，其号召力往往并不低于“二委”。此外，由于古壮寨的各个姓氏都有亲属在县、乡等政府部门从政，各种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权力关系运作使古壮寨各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村寨资源竞争
虽然廖、侯、潘三姓之间长期以来能够和睦共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各姓之间的资源竞争不断加剧。1949年以后，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寨际资源的竞争已不仅仅限于自然资源方面，各姓之间对社会资源的争夺也日显示剧烈。近年来，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兴起，文化资源也正在成为寨际资源争夺的对象。
1.自然资源的争夺 长久以来，山高路远的梯田是古壮人赖以生存的生计来源，村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各姓村民大体上能够和睦相处，寨际之间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在一些老年人的记忆当中，古壮3个小寨的个别村民平时可能会因山林的砍伐有过一些小的争执，但寨际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明显的冲突。
20世纪90年代初，雨秀山金矿的发现使这种和睦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雨秀山位于古寨的东面，原是一座荒山，早先并没有明确的属主。为了放养耕牛，侯家人每年在开春前都要放火烧山，好让新草长出。侯家人的这一习惯早在1949年以前便有，而且一直沿袭至今。90年代初，有人在雨秀山上发现了金矿，于是全村人蜂拥而至，不少人也因此发了一些小财。廖、侯两家对于雨秀山属权问题的争执也由此而起。廖家人认为雨秀山应当属于他们，因为该与他们的地界接近。而侯家人则说他们祖祖辈辈都在雨秀山放牛，雨秀山是他们的山。两姓人家为此打起了官司，最后法院将此山判给侯家，而廖家却一直不服。2005年初，侯家人照例放火烧山，山火蔓延到廖家的山场，烧毁了廖家人的一些山林，廖家人要求乡政府处理此事，但久未见乡政府的行动。廖家人据此认为政府有意偏袒侯家，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所见的那一场争执。
由于古壮寨的水源比较充足，加上寨中各姓之间的长期睦邻友好关系，3个姓氏之间原先在水源问题上并没有过多的争执。然而由于雨秀山问题长期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水源问题也随之而来，成为廖、侯两家争执的对象。近年来，由于同时受到来自其他方面资源竞争关系的影响，古壮三寨之间因山林、水源问题而引起的争执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2.社会资源的争夺 在古壮寨，廖姓是第一大姓，人口最多。在侯姓与潘姓人看来，廖姓人似乎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然而，侯姓人与潘姓人在乡村权力的各种较量中却并不处于下风，他们中的一些精英分子认为这与他们善于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有关。事实上，在许多事务的处理上，侯、潘两姓经常联手与廖姓抗衡，从而使3个姓氏的势力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之中。除了本寨之外，侯、潘两姓还联合七星、岩背、岩湾、岩板等人口较少的寨子一同牵制廖姓。
1949年以后，潘姓人长期担任村支书一职，其工作能力得到各届政府的认可，与县乡政府的关系也较为密切。从表面上看，潘姓的势力在全寨最弱，但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潘姓人却有许多独到之处。笔者在调查中注意到，不管侯姓还是廖姓，对于潘姓人都心存几分敬意，认为潘姓人不仅当“官”的人多，做生意也很厉害。因而潘姓人一直是廖姓和侯姓所努力争取的对象。
3.文化资源的争夺 龙脊一带密布着秀美而壮观的梯田。20年代80年代末，当地政府开始对与古壮寨相踞不到2公里的平安寨进行旅游开发。10年过去，龙脊梯田名扬国内外，成为摄影爱好者和各地游客的心仪之地。然而，古壮寨的村民认为古壮寨才是真正的龙脊，平安寨的梯田只不过是借其名而已。平安寨的旅游开发，也直接带动了古壮寨旅游业的发展，村民对龙脊梯田的借名之举并无太多的抵触。
在古壮寨，不时也有一些从平安寨过来的游客，这些游客在饱览了龙脊梯田的壮美之后，对古壮寨古朴的干栏式民宅常常惊诧不已。此举使古壮寨人对于本寨文化资源的价值有了更多认识，也由此引发了各寨子之间对于文化资源的争夺。前文所提到的有关“三鱼共首”传说版本的变更就是一种明显的例子。此外，一些廖家人虽然也认为潘姓最早来到古壮，但他们认为廖姓所在廖家寨更能代表古壮寨，理由是廖家寨拥有“三鱼共首”的石桥，有建于清末道光年间的消防设施太平清缸，更重要的是廖家寨有一前一后两个古寨门，而在事实上，到古壮寨旅游观光的人也主要到廖家寨，侯家寨以及潘家所在平段寨、平寨很少有人光顾。
村寨关系的协调与整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资源竞争的关系，廖姓与侯、潘两姓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在1993年由雨秀山金矿的纠纷而引起的冲突而达到了高潮。然而，由于各寨子之间唇齿相依的资源关系，各姓之间不可能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之中。为了协调各小寨之间的关系，地方权力机构以及各寨村民之间千丝万缕的亲属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村民理性的重新觉醒也使寨际之间的矛盾得以进一步的缓解。
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作用
在1993年廖、侯姓之间的冲突中，因对法院的判决不服，廖姓人自恃人多势众，在一些人的煽动下冲入侯家寨，强抢侯姓人的猪、牛等家畜，破坏侯姓人的一些公共设施。而面对廖姓人的挑衅行为，侯姓人表示得较为冷静（也有廖姓人认为他们是被迫的），没有与廖姓人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乡政府的关系，使参与强抢的廖姓人如数赔偿他们在这次冲突中所遭受的损失。在2005年的冲突中，有数名参与破坏侯家寨饮水设施的廖姓人被乡派出所拘留。侯姓人在与廖姓人的正面冲突中虽然总是处于弱势，但由于有行政权力的保护，他们对于廖姓人的各种暴力行为也并不惧怕，至少在言语上是如此。为了平衡寨际之间的关系，以乡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权力机关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安排上，不得不考虑古壮寨各小寨之间的这一现实。事实上，在龙脊村的村民看来，村民选举虽然在执行的形式上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但在具体的操作当中仍或多或少地要受到上级行政部门意见的影响。
亲属关系的纽带性作用
由通婚而形成的姻亲关系、由过继而并形成的拟制血缘关系以及由认“老庚”而形成的兄弟姐妹情谊，对于协调与整合各小寨之间的关系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些古壮寨的村民认为，廖姓人在村民选举中的失败与他们的候选人没有处理好与其他两个寨子的关系有关。这些候选人往往只顾及廖姓人的利益，对姻亲关系、拟制血亲关系对于村民选举的影响力估计不足。如前所述，廖姓人在最近的3代之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与侯姓人和潘姓人有姻亲关系，此外还有不少多子女家庭有人过继到这两个寨子。由姻亲关系、过继关系所形成的纽带作用，对于寨际关系的整合至关重要。在2005年的冲突中，那户有两个儿子过继到侯家的廖姓人家，由于害怕被本姓人孤立，面对一些廖姓人在自家门前割断通往其住在侯家的亲生儿子的水管时，不得不强抑住内心的愤怒。“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亲人。”一位廖姓人说。正是由于古壮寨各小寨之间千丝万缕的亲属关系，使得廖家人在处理与侯、潘两姓的关系时意见出现分歧，那些主张采取强硬手段的廖姓人在廖家寨也越来越不得人心。
古壮寨传统的认“老庚”习俗对于村寨关系也起到一定的协调作用。由于有过“一起穿开裆裤”.的成长经历，各姓同龄人之间尤其是“老庚”之间感情较为深厚，“有粥一块吃，有酒一起喝”的兄弟姐妹情谊使得各个姓氏之间的冲突只能停留在短暂的时段上。对于姓氏之间的冲突，“老庚”们表现得比较坦然：“亲兄弟也有吵架的时候，但吵归吵，兄弟还是兄弟。年轻人不懂事，吵过一阵就好了。”这种坦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各姓之间因暂时的利益冲突而转化为姓氏仇恨的可能性。
村民理性的重新觉醒
同是一个寨上的人、低头不见抬见的现实生活使冲突各方都不得不认真考虑冲突的后果。正是由于寨际资源竞争是一场参与各方都输不起的博弈，从而唤醒了部分村民的冷静和克制。一个潘姓人说，“如果说水是你廖家的，那么好，你们不要让他流到我们下面来。路是我们下面（人）的，你们也不要走了，你们要赶墟就从山顶上飞下去吧。那都是小孩说的话。抢东西、打人是要犯法的，谁也不愿意去坐牢。”村民选举的结果不可改变，雨秀山的金矿目前已无矿可采，水源多也无益，打架闹事不能填饱自己的钱，还可能因为对抗国家法令并惹怒友邻而给自己带来许多潜在的麻烦。正是基于这些利害关系的考量，即使是那个当初最为激进的廖姓村民也不得不在农历六月中旬之后“忍气吞声”回到原先做工的地方继续做他的木工活，“好处坏处明摆在那儿，谁也不愿意做傻事。”
不管廖家还是侯家、潘家都明白，数百年来形成的姻亲关系以及拟制血亲关系不是一两个人、一两代人就可以割断的。再说，“如果不在寨上娶老婆，哪里有那么多的女人愿意嫁到我们这山旮旯里来呢？村里人家里没有儿子又哪里会有那么多的男人愿意上门或者过继到这里来呢？”至于认“老庚”，不认也认了几十年了，兄弟之间总不能因为一些小矛盾而成为仇人。
对于“三鱼共首”的传说，虽然各有各的说法，但即使再嘴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三姓之间过去和睦相处的事实。“三鱼共首”的传说对于发展地方旅游或许会有一定的促进，从情感上讲这个传说对三姓人家都很重要，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一个确切的争论结果，即便有也于事无补，而从长远来看，发展当地旅游是一件利益共沾的事，需要各方团结协作、共同努力。
结果与讨论
安土重迁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被认为是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相对固定的活动空间，波动性不大的经济来源，为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现实的基础。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几乎彻底地改变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结构，而1978年以后商品经济的冲击，则打破了乡村社会原有的封闭状态，使之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从而削弱了乡村社会传统秩序的基础。
对于古壮寨子的各姓村民而言，近20年来日益严重的人多地少的资源窘境，加剧了各姓之间的资源竞争，从而使乡村秩序面临着新的协调与整合。在此过程中，历史上所形成的自然资源分布状况、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作用、亲属关系的纽带性作用以及以“三鱼共首”为表征的各姓之间的兄弟情谊，构成了整合乡村秩序的物质性的、制度性的、血缘性的（或者准血缘性的）以及精神性的力量，此外，各姓宗族组织对于村民生活的影响已不及1949年以前，但对于乡村秩序的形成，也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
（一）唇齿相依的自然资源是各姓村民所无法改变的现实，这一现实成为掣肘乡村秩序的物质性基础。虽然目前古壮寨外出务工、经商的人逐年增加，但来自农业种植的收入仍然是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山林、田地等依旧是他们谋生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对于大多数的村民来说无论如何是不能舍弃的—除非选择离开。有限的、唇齿相依的村寨资源以及国家对于人口流动的许多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使得古壮寨自然资源的博弈成为一场谁也输不起的游戏，从而使其成为掣肘乡村秩序的物质性基础。
（二）具有强制性作用的国家权力，虽然较之人民公社时期其控制力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整合乡村秩序的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力量。孙秋云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村民自治政策的实施，使国家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有所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已从乡村社会中撤出。虽然在一些古壮寨的村民看来，由于缺乏对村民经济生活必要的控制权，作为国家机构代理人的村民委员会实质上已经被架空，其对村民的号召力有时甚至不如各姓的族长，但作为其“后台”的乡政府、县政府对乡村事务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对于乡村秩序的整合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数百年来由婚姻缔结所形成的亲属关系，是维系乡村秩序一面温情的面纱，对于村寨关系的协调具有纽带作用。如同福忒斯（Meyer Fortes）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所认为的那样，亲族是“一种不可能还原为其他事项的独立事项”，独立于政治和经济性的社会功能性要素之外，而纯粹是与集团成员权的确定相关的一个原理。如果说国家权力是整合乡村秩序的一股刚性力量的话，那么数百年来古壮寨各个姓氏之间由婚姻缔结所形成的亲属关系则是一种“软力量”。千丝万缕的亲属关系对于乡村秩序的影响，虽然并不具有像国家权力那样的强制性，它的存在对于乡村秩序的协调和维持具有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
（四）“三鱼共首”的历史印记与和睦共处的兄弟情谊，是支撑乡村秩序的精神力量。不管是“三鱼共首”的“三姓说”版本还是“三兄弟说”版本，它们都是村民之间和睦相处的一种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与各姓村民在长期的现实生活所结成的兄弟情谊，不仅在同一姓氏之内形成一股团结向上的力量，同时还透过亲属关系的网络，传达各姓村民友好相处的愿望，从而成为支撑乡村秩序的精神力量。
（五）宗族组织成为村寨资源博弈的工具。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宗族是一种介乎血缘与地缘之间的组织，血缘和地缘两者存在着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透过宗族组织这种内在的摇摆性，大致揣测到宗族组织的产生与资源博弈之间的关系。在经受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沉重打击之后，各姓宗族组织在乡村事务中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以目前的情况而言，虽然寨内各姓仍有人保存或者重修有族谱，但由于没有宗祠以及有制约效力的族规，宗族组织的活动也仅限六月初二“拜社”一类的活动。目前各姓村民所推举的“族长”，由于只关注于世俗事务，在村民看来事实上就是一个“大生产队长”，与传统意义有着较强宗族精神诉求的一族之长不能相提并论。尽管如此，由于目前的宗族组织已经逐渐转变为一种为族人谋求利益的组织，在很多时候充当宗族利益的代言人，因而对于古壮寨的乡村秩序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或许可以这样说，古壮寨的宗族组织在更多的时候充当着村寨资源博弈的工具。项继权通过对中国家族和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的宏观考察，认为我国现在的家族本身已从一种权利共同体转变为一种文化共同体。而笔者对古壮寨的微观考察则表明，对于目前古壮寨的各姓宗族而言，它们作为一种物质共同体或者权利共同体的色彩更浓一些—尽管我们也认为在物质资源博弈的背后有着许多文化或者精神上的诉求。
资源稀缺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导致资源博弈的长久性存在。而如何在获取所需资源的同时又能确保不会招致侵害，则往往使当事人陷入一种实实在在的“囚徒困境”之中。有人说，文明就是对集体行动悲剧的克服，而文明的发展就是对集体行动的悲剧不断克服的历史。从静态上看，古壮寨乡村秩序的维持依赖于诸多结构性的因素，但若从动态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我们或可以发现，这种秩序的形成与各方面力量在不同层面上种种趋利避害、谋求共同发展的博弈是密不可分的。
责任编辑：海纳百川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06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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