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张先清，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研究；
孔德银，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研究。
驯化（domestication）是把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物种（spices）转变成“家养”品种（breedvariety）的过程。埃里奇·伊萨克指出：“驯化是人类对环境曾经做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干预。”通过驯化，原本野生的动植物为人类所控制，不再“桀骜不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农学家都从不同领域对这一重要概念进行定义，比如大卫·林多斯探讨农业起源时“将植物形态变化的确认，作为是否实现人工驯化最重要的指标。驯化过程中发生的形态变化，实现了植物生存与人类活动相互依存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说，最成功的驯化植物在野外是无法独立生存的”。“驯化意味着基因或显性选择（phenotypic selection）导致了形态改变，并且植物的生存对人类的依赖性更强。”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到，“驯化后的植物在生物形态上，生存境遇和繁殖方式上与野生的植物都具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学者们的普遍共识。
近年来，人类学界涌现出“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新思潮，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如何与其他物种相处。在此背景下，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逐渐兴起，如罗安清所著《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伊丽莎白·利恩所著《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养》，以及拉内·韦尔斯莱夫所著《灵魂猎人：西伯利亚尤卡吉尔人的狩猎、万物有灵论与人观》等。在这些人类学作品中，植物、动物甚至无生命之物都成为人类学多物种民族志的书写对象。在多物种民族志的视域中，人不再是万物之主，所有的物种共同型塑着一个生活的世界。若以“去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审视驯化，则可以发现驯化实际上是双向的过程，人类在驯化植物的同时，也在接受植物的身份型塑。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将“驯化”置于文化范畴，通过宁夏中宁枸杞的生产叙事，呈现枸杞生产实践过程中茨农与枸杞的双向驯化关系，探究人与植物的“互视与共存”。
生存环境与性状表征：人对枸杞的驯化实践
在全球史兴起的当下，农业起源问题是考古学和人类学关心的重要议题。植物的驯化对农业发展、食物供给、人口增长、经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是人类农业文明以及后来工业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时至今日，对植物的改良、栽培和传播仍然是农业生产与人类粮食供给的基础。如果我们以人类活动为出发点理解农业的发生，人类对环境的改造、对植物生命周期的干预则构成了农业领域最重要的两对关系。在漫长的农业史中，人类经历了采集和栽培两个阶段，栽培的植物有可能是经过驯化的，也可能是未经驯化的。
枸杞兼具食用和药用价值，在中国已有4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其发展历程充分反映出驯化中植物与人关系的历史脉络。枸杞及其相关农事实践活动，很早就进入古人的书写。《山海经·西山经》曰：“崇吾之山有木焉，员叶而白柎，赤华而黑理，其实如枳，食之宜子孙。”《
诗经·小雅·杕杜》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诗经·小雅·采芑》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杨宽《古史新探》一书中分析，“新田”为开垦第二年可以种植作物的田地。“采芑”于“新田”，说明西周时期最初采集枸杞而食，其后将栽培种植枸杞作为一种耕作制度。植物从野生转变为人工栽培的过程，是对温度、光照、水分、土壤等与植物生长密切相关要素的不断优化，其目的就是满足人自身对食物的需要。驯化过程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持续进行，千百年来，茨农先民们一直在探寻能获得更多果实的适宜种植之地。中宁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面积4226.5km2，属北温带大陆季风气候。中宁县四面环山，黄河及清水河流经县境，形成大面积淤积和洪积平原，此处土地深厚肥沃，富含30多种枸杞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非常适宜枸杞种植。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枸杞，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甘美异于他处者。”此处“陕西极边”即为现今中宁县附近。元代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明确记载了枸杞的种植方法，同时提及春季的枸杞叶、芽皆“可作菜食”，由此可以推断，元代已开始系统地种植枸杞了。现今枸杞已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中宁县也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成为枸杞的种植起源地及核心产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作物驯化的目的也开始由满足生存需要转向积累财富，一些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与粮食作物逐渐区别开来，成为经济作物。对于经济作物而言，产量是财富积累的基础，提高产量成为经济作物驯化的首要目的。通常来讲，人类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越高，对环境改造的程度就越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就越大。在漫长的枸杞驯化历史中，茨农们竭力创造适宜枸杞的生长环境，因此现今枸杞对种植环境方面有着苛刻的要求，据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宁枸杞种植技术”传承人张WZ介绍：“枸杞的种植必须要精通土质、气候、节气方面的知识，然后要根据每年的节气安排农事。上半年天寒，十一月下雨，这些都对枸杞生长有重要的影响。很多人一辈子也没学好这些，他家的枸杞长得就不好”。作为新生代茨农，张WZ之子张CY则对现在的枸杞种植环境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农产品的普遍问题，就是追求高产，追求规模。现在的气候、水源等条件变了，大环境也在变，这些是个人或者某一群人所不能左右的，涉及方方面面”。从张CY的话语中可以了解到，茨农对于现今枸杞的生长环境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环境作为其生产实践的空间，其所能改变的仅仅是自己能力所及范围内的“微环境”，而在更广阔层面上的变化，他们却无能为力。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枸杞产业化生产之势已不可阻挡，近年来，中宁县枸杞种植面积逐年增加，截至2022年，中宁县枸杞标准化种植面积已达17万亩，建成千亩以上标准化示范园区14个，区级良种苗木繁育基地3个，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10.4万亩，GAP认证3.86万亩。中宁县枸杞的种植范围已逐渐由核心区扩大到全国其他地区。因此，从共时角度看，伴随枸杞的广泛种植，茨农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对枸杞进行驯化的生产实践空间也在不断扩展。
从历时性角度看，宁夏中宁枸杞在茨农的驯化中经历了野生采摘、园艺栽培、规模化种植三个阶段。枸杞作为野生植物，受人类需求的影响，从最初的野生采摘到后来的人工栽培，再到经培育后的推广种植，其自身的生长环境已有别于原始生存环境，种植范围也有了较大改变。在农业考古领域，植物表型性状变化是定义驯化物种的重要指标。史密斯通过回溯前工业社会小规模人群生态位建设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管理过程指出，人类在驯化早期往往会模拟目标物种的自然生境与生长过程，植物在驯化初期并无明显的性状变化，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目标物种的干预方式更加多样，干预强度也逐渐加强，进而改变了自然选择的压力，植物的一些在自然状态下无法保留或者遗传给后代的性状在人类的干预下逐渐增殖并显现。
人类对植物的驯化多以自身意愿进行选育，虽然其目的并非全面改变植物性状，但是被驯化的植物在自身性状上会出现许多方面的改变。植物的光合作用主要依靠叶片进行，其形态特征与植物的生理活动和功能相关。叶片性状的变异与植物整体及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变化有直接关系。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叶片性状是植物遗传变异和遗传多样性最直接的体现，其差异是辨别植物不同品种的依据。这一特点在枸杞驯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据张CY介绍：“1940年前后，祖父通过自己的长期观察和比较，发现贺家园子贾姓一家枸杞地里有几株枸杞在叶、果、抗病虫害方面都比其他枸杞树优秀。在此基础上，他经过多年的选育淘汰培育出的新品种被称为'大麻叶’。后来大面积种植的宁杞1号、宁杞2号以及现今广泛种植的宁杞7号，都是由这种叫'大麻叶’的枸杞植株发展而来的。”
在枸杞驯化的过程中，植物的性状是筛选的外在标准。目前通过农业科技人员选育种植的品种有20多个，从1973年由“大麻叶”选育出的“宁杞1号”推广种植到2012年叶用枸杞“宁杞9号”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宁夏中宁枸杞的现代化选育已历经近40年。从现在枸杞的植株看，叶片与野生枸杞有较大差别，植株的高度和枝条性状也出现了变化。在茨农的生产实践中，不同枸杞品种可以通过枝、干、叶、花、果等部位的特征进行区分。这在枸杞品种的命名中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大麻叶枸杞”“小麻叶枸杞”“卷叶枸杞”均是以叶片特征命名的，“白条枸杞”是由枝条的性状特征命名的，“黄果枸杞”“圆果枸杞”则是由果实性状特征命名的。这些被驯化的枸杞在枝、叶、果形态上的改变，仅是生物物种在世代生长延续过程中积累的变化，并不是人类驯化的初始目标。因为人驯化枸杞的原始目标是获得更多的枸杞果实，以前是满足摄取食物的需要，现在是满足自己财富积累的愿望，而枝叶等性状的改变，只是植物在接受驯化过程中产生的适应，或者说是被人塑造的结果。
类似枸杞枝叶这种可分辨驯化特征的出现，遵循“人类活动—目标物种基因变化—目标物种性状改变”过程。这一完整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初期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此时人类活动主要是通过作用于环境改变植物基因来改变性状的。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基因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枸杞的干预强度远超以前任何时代。在对枸杞的驯化过程中，茨农依据自己的需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干预枸杞的生命周期全过程，这种干预有的是直接作用于枸杞本身，有的则是通过作用于环境影响枸杞的生长，两种方法殊途同归，都达到了茨农对枸杞驯化的要求。在茨农对枸杞的驯化过程中，枸杞的性状发生了可见的变化，人的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枸杞的生命仿佛受到压制，成为人的附属物。
从技术到技艺：茨农的身体记忆
植物的驯化是一种人类对植物生命全周期的干预过程，其本质是人类以自身需求为目的改变植物生命历程的实践活动。莫斯将这种“传统的、有效的行为称为技术”，同时他强调“如果没有传统就没有技术和技术的传承。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技术的传承，并且极可能是口头传承这些方面”。
在漫长的枸杞种植历史中，中宁茨农们针对不同品种总结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生产实践技术，其内容包括选种育苗、田地整饬、田间管理、采收保存，涵盖了枸杞生产的全过程。茨园管理技术所用洒旱烟水、泼水等除虫方法，以及“一把伞”“三层楼”“新三层楼”等修剪方法，是当地茨农根据多年生产经验总结出的地方性技术实践方案。虽然洒旱烟水和泼水这样除虫的方法现在已经被更加高效的杀虫剂取代，但是以“三层楼”修剪方法为代表的传统技术在今天的枸杞生产实践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据张CY讲：“以前老的修剪办法叫'一把伞’，枸杞树是自然的半圆形，高度约1.5米，枝条只有一层而且集中，互相遮盖，空间小。我爷爷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出来的'三层楼’修剪办法修剪出来的树整体变高了，能到1.8米左右，树型是立体的，通风透光，提高了枸杞的产量。而随着种植品种的更新，种植环境的变化，我父亲又在老'三层楼’修剪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出将树形修剪出三层楼加圆柱体的'新三层楼’修剪方法。通过这种独特的修剪法让枸杞树的每一层枝叶都能得到阳光充分的照射，不仅提高了枸杞的产量，还能延长枸杞树的寿命。这种修剪技艺都是老一辈茨农代代相传的经验，不是短时间内能学会的，要完全掌握，至少需要五六年时间。”
中宁茨农在枸杞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改进种植技术，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很多生产技能出众的“土专家”，张ZH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也是张氏家族中的第一代茨农。张ZH一生都在与枸杞打交道，他还将自己总结的枸杞种植技艺通过口传身授教授给当地的茨农们。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枸杞的经济价值得到更多的关注，宁夏农业科技人员将现代农业技术与张ZH的传统种植技艺相结合，培育出“宁杞”系列枸杞品种，极大提高了中宁枸杞的产量，同时还将宁夏中宁枸杞技术推广到甘肃、青海等省。张氏家族第二代茨农张WZ与宁夏农业科技人员一起将自己从父亲张ZH那里继承的各项枸杞种植技术和自己多年的种植经验编撰出一系列枸杞种植技术书籍，让这些技术惠及更多茨农。
枸杞的驯化过程凝聚着茨农们的智慧，这个过程不仅是枸杞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是枸杞种植技术的知识生产过程。枸杞种植技术在驯化过程中“产生机械的、物理的或化学的效用，技艺便是这些具有效用的行为”。单从技艺角度看，一项技艺的产生可能是某个或者某几个人创新的结果，但是要成为植物驯化的手段，须将创新成果应用于更广泛的生产实践中才能获得真正的驯化结果。在枸杞种植、管理、采摘、晾晒、储存、销售等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凝聚着茨农汗水和智慧的生产技艺在茨农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宁茨农共同的身体记忆，进而内化为当地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
从农人到传承人：茨农的身份型塑
人类在驯化植物的过程中，长期接触与植物相关的环境，对植物可能产生联想和移情，人们通过谐音、比喻、寓言、神话等，把地方集体价值观、哲学意识、审美情趣、文化心态投射在植物的认知上，从而让当地植物文化融入地方历史文化，人与植物的关系也成为地方文明的载体。
枸杞作为宁夏中宁的特色物产，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枸杞文化。宁夏中宁枸杞文化融合了历史、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医药、饮食、保健等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与枸杞有关的饮食、医药、商贸、旅游、文学艺术、建筑、生态等多种文化样态。在中宁，与枸杞相关的产业、各种技艺和工艺共同构成了当地社会的技术系统，相互关联的各种工艺状态决定了社会状态。与枸杞有关的生态环境、地方民众、生计方式、文化记忆共同构建了一个“枸杞文化生态链”。作为这条生态链上重要一环的中宁县茨农已形成强烈的文化自觉，有意识地去保护枸杞文化的特殊性和典型性。现代社会开放性和流动性更加鲜明，作为根植于地方生产实践的枸杞生产知识欲保持其文化特征，“遗产化”是首选进路。
所谓遗产化（heritagization），是指一项历史遗存被官方认定为遗产并加以保护、利用和管理的过程，以及从本质遗产（heritage in essence）到认知遗产（heritage in
perception）的过程。目前与枸杞有关的文化遗产有两项，分别是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宁枸杞种植系统”和作为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宁枸杞传统种植技艺”。从地方植物知识到地方文化，最后成为地域文化遗产，意味着枸杞生产实践产生的知识再生产，是对人的驯化实践价值的肯定。从文化到文化遗产化的转变，意味着枸杞文化价值被建构为文化资源，可以使枸杞生产实践的本土生态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同时也为当地民众带来更多福祉。与此同时，茨农的社会身份也从枸杞生产的农人转变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枸杞不仅建构了中宁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也型塑了茨农的社会文化身份。
双向驯化中的纠缠：枸杞生产的深层关系
获取食物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这是持续推动人类驯化植物的支配性力量。人对植物的驯化过程，改变了植物的生存环境和植物自身性状，同时人的自身活动也产生了独特的生产技艺，形成了与植物相关的文化。传统观点认为驯化是单向的，人在驯化中彰显着主动性，而植物作为驯化的对象则臣服于人的强大力量，处于被认识、被利用的地位。但是，如果以新唯物主义审视人与驯化植物的关系就会发现，在具体的生产语境中植物充满了生命力，人对植物的驯化过程是植物、环境、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植物并不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甚至是主导着人、驯化着人。在枸杞驯化的过程中，张氏家族三代人的个人生命历程与枸杞生命产生了深层互动，体现着植物的能动性对人的影响。
在生产实践中，人并不关心驯化的主体和客体，人与作物的深层互动更多地体现在情感层面。茨农与枸杞的情感关联来自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张氏家族几代人都是茨农，张ZH14岁开始跟随师傅学习种植及修剪技术，16岁便掌握枸杞种植的全部技艺，并且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张WZ至今对父亲张ZH与枸杞的深厚感情记忆犹新：“1931年至1945年战争连绵，销路阻塞，枸杞价格下跌，中宁枸杞每斤两毛钱都卖不出去。没有钱就买不了粮食，茨农家的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因此，很多茨农就把枸杞挖掉改种粮食，邻居也多次奉劝父亲挖掉枸杞（而改）种粮食，还说：'肚子都吃不饱了，还种什么枸杞。’父亲却说：'枸杞苗都挖完了，还叫什么枸杞之乡？’父亲不仅没有挖掉枸杞树，还四处借债，借了120个银圆，一个银圆（能买）三棵枸杞树苗，一次性购买了360棵优质枸杞种苗，精心培育品种，扩大枸杞种植面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复杂社会环境中，父亲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继续种植着枸杞。他苦心钻研，一次次筛选培育，保留下了高产量的枸杞种苗。”
枸杞与茨农的情感联系还可以通过血缘进一步深入到茨农家族的其他成员。张WZ自己的生命历程也因为父亲张ZH与枸杞的深厚感情而改变。由于深知茨农生活的不易，张WZ年轻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份进城工作的机会，但是与父亲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父亲说他从16岁就种枸杞，他一生的70多年，与枸杞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就害怕自己发明创造的修剪技术失传了，所以非得留下一个人跟他学。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我放弃了进城工作的机会，留下来学习种植技术。有时候在地里忙一整天，到天黑才能回家，有时连饭都吃不上。经过8年的学习，我系统掌握了枸杞的修剪和栽培技术并得到了父亲的认可，开始独立完成枸杞种植的每一个环节。父亲讲过，种枸杞就像做人一样，不对就要改正。行行出状元，坚持把一门技术学好，学精学通，照样可以成功。这些话我一直记着。后来我就一直钻研枸杞种植，又和农科所的科研人员一起搞育种。后来自治区把枸杞种植技术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成为这项技术的传承人。”
与祖父和父亲相比，张氏家族的第三代成员张CY接触到更多的外界信息，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更大。张CY曾经想逃离与枸杞纠缠不休的生活：“在外地求学后，我最初选择在外地工作，坦白说，因为从小跟随父亲干农活，我觉得种枸杞太苦了，所以想离开祖辈耕种的土地，过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张氏家族与枸杞难舍难分的关联让张CY最终选择回乡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深切感受到家人对枸杞的深厚感情。因此在经历最初对枸杞种植农活的抵触之后，我还是决定放弃在外地的工作，回到故乡帮助家族从事枸杞种植。”当张CY真正作为茨农进入茨农与枸杞的纠缠网络之时，枸杞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体现得更加明显，张CY自觉有责任和义务更好地照顾枸杞：“在真正深入到枸杞种植后，我深切感受到在大规模种植后枸杞生产存在的问题，环境变化、现代农业生产资料带来枸杞自身性状的退化、高产目的驱使下质量的下降等问题都让我忧心忡忡。因此，我在自家进行农庄式小规模生产，尽量减少现代性的生产工具、农资产品的使用，力求用传统的种植技艺生产高品质的枸杞。”相对于经济方面的收益，张CY则更加看重茨农与枸杞的关系：“我还在淘宝开设张氏枸杞专卖店，在售卖自家高品质枸杞的同时，也对张氏家族的枸杞种植技艺进行宣传。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现在我的淘宝店开始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营业额也在逐年攀升，并且培养出了一些固定的客户。相对于金钱的收益，我更为看重的是三代人通过种植枸杞形成的家族记忆以及心中对枸杞深沉的情感。”
张氏家族三代人的生活史表现出的是亲情的传递，但是若以“去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观之，不难发现枸杞作为被驯化物种在其家族技艺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枸杞通过自身的产品满足了茨农的生存需要，而当其因为人类社会变迁而出现生存危机时，茨农自觉有责任通过自身行动改变枸杞的境遇。茨农这种对枸杞的深厚感情可以看作是与枸杞的“互惠”。在枸杞生产实践中产生的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等价值观念规训着茨农的行为，同时也保证中宁枸杞的品质。枸杞驯化过程与张氏家族的生活交融在一起，体现出人与物在生产实践中的相互构建。由此可见，驯化不是茨农对枸杞的征服和驯养，而是枸杞与茨农之间的双向交流和互动。
伊恩·霍德将“依赖和依附的辩证关系”定义为纠缠（entanglement），人存在其中“不能自拔”。纠缠关系囊括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产生、束缚、包含所有实体：人类、动物、物、观念、社会制度。过于宏大的叙事难免失于虚无，微观的审视则更易窥见真实。通过枸杞的驯化过程，可以窥探漫长驯化历史中植物、环境、人三者形成的纠缠关系。在漫长的农业史中，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对不同的野生作物进行干预，让这些野生作物的生理和形态发生改变，与此同时，为了管理这些作物，人类发明了各种工具，产生了各种农业技艺，当然也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由此说来，植物的驯化最终发展成为守住一块土地的农耕，也使我们陷入了一套年复一年的常规，以此组织我们的劳作节奏、定居模式、社会组织、农庄的结构环境，以至于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仪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这个物种在很大程度上就已臣服于我们亲手种植的庄稼，它们的节奏也规训着我们的生活”。
至此，我们可以尝试将人与枸杞的双向驯化实践纳入纠缠网络来审视，即人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或直接干预作用于枸杞的生命全周期，枸杞依附于人提供的生长条件，从作为自然物存在的枸杞成为农作物；枸杞性状的改变（叶、果实）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人“互惠”性地主动承担起“照顾”枸杞的责任和义务；人在枸杞生产实践中生产出与之有关的本土生态知识，形成了相关社会文化，将传承下来的技术与技艺建构为文化遗产，枸杞与人建立了情感关联，与枸杞有关的观念规训了人的生活……在深层的纠缠和互动中，人与枸杞互为主体，各自的能动性得以充分表达。
结语
纠缠，是多物种民族志的核心词汇之一。人与物的纠缠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毫不夸张地说，纠缠是人的生存状态。伴随着物的数量的增加和功能的复杂，人对物的依赖也就愈强，纠缠关系也愈加复杂，现代人已很难摆脱这种纠缠。运用纠缠理论对某一区域社会进行微观深描，可以窥探纠缠关系如何造就了复杂的社会，亦可探究人类社会多物种的“互视与共存”。
将纠缠理论用于阐释枸杞生产实践中人与植物的双向驯化具有现实意义。在宁夏，中宁枸杞成为宁夏的名片，被推广到各个省份种植并为广大茨农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枸杞自身产业链也面临诸多问题，如长期栽培过程中生产技艺变异和人为混杂导致枸杞品种优良性状部分的退化；农药化肥的不规范使用造成污染，使枸杞质量下降；规模化种植背景下机械化生产对传统种植技术的冲击；枸杞作为经济作物，其价格受市场影响较大，枸杞种植户难以持续增收；宁夏中宁枸杞品牌保护措施不到位，出现大量贴牌甚至冒牌产品；等等。这些问题涉及植物性状、农资产品、技术技艺、产品经销、市场流通等方面，如此多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解决方法何在？纠缠理论并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但是它提示我们探索一条非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减少对物的依赖，努力从纠缠中挣脱出来，多一些“智慧”，少一些“匠气”。摆脱纠缠并不意味着放弃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回归原始的生产状态，而是指在生产实践中充分体现人与植物的主体性。若茨农们能深刻理解人与枸杞的双向驯化关系，将枸杞置于与人平等的位置，投入感情地进行生产实践，那么枸杞也一定会以高品质的产品回馈茨农。这也许是解决枸杞产业诸多问题的“本土现代化”方案。
责任编辑：学术人与实践者
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本订阅号仅用于学术与思想公益，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