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发生了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论战,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认为自那时以来,经济学中形式主义引人注目的新发展主要在于利用“完整模型”(complete model)来构建和表达理论,所谓“完整模型”是指一种可操作及可操纵的,且完全明确的数学对象。利用完整模型不是为了建立普遍法则,而是形成认知辅助工具,以促进对经验世界中的对象的解释;不是创造理想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话语,而是推导出受经验限定的效用(empirically
delimited utility)的含义,而要做出这些推论,显然不能仅靠纯粹的定性方法。这一方法论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实质化。探讨方法论的性质,有助于辨明当代形式主义的独特认知价值,并回答为什么即使在形式主义主导的时代,实质主义仍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方法。
关键词:形式主义,实质主义,完整模型,受经验限定的效用,经济学方法论
作者简介:
高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编译来源:
Yuan Gao. (2021). Rethinking the
Formalism-Substantivism Debate in Social Science: A Perspective from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Modern China. Vol. 47(1), 3–25.
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在以卡尔·波兰尼为首的一批经济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和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展开。前者主张实质主义方法论,而后者主张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论。实质主义方法论者强调物质生产和非市场机构的经验现实,而反对将人类行为的一般模式进行抽象和形式化。在他们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经济的实质内容,转向抽象的理论建构,并将经济仅仅归结为一般概念化活动的集合,如在资源短缺的限制下做出 '理性选择',是错误的。
今天的经济学方法论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实质主义方法论息声而形式主义方法论推陈出新,尤其表现为数学公式在经济学文章中大行其道,二是经济学家对使用完整模型的局限性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而唯有将理论模型与现实经验两相对照,才能加深我们对案例背后机制的理解。从现实来看,人类社会自1960年代以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数据和正式算法等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理论的发展需要我们重新理解方法论的内涵,两种方法论此消彼长的背景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实质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而在新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主导下,我们也有必要重思当年方法论之争的意义。
新形式主义V.S.老形式主义
经济学中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最大特点是使用数学符号和公式等,这一趋势始自对自然科学的模仿,而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尔后,无论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还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更不必说为宏观经济学奠基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经济学文章已经形成了一种混合文字说明和数学分析的风格。
1960年代的老形式主义继承了数学化浪潮,与当代新形式主义有三方面不同。首先,老形式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是不完全指定的模型,这些模型只大略指出了模型的设置,并容忍了灵活性和模糊性。其次,老形式主义的论证主要是文字性的,虽然嵌入了数学表达,但只有少数纯理论家采用了“定义-命题-证明”的格式。最后,他们仍然认为与实质主义者争论哪种方法最能把握经济的本质是有价值的。
新形式主义的潜流就暗含在当年这场辩论的大潮之下,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和杰拉德·德布勒(Gerard Debreu)在1950年代中期发表的现代一般均衡理论(Arrow and Debreu,
1954)就是其典型代表。到1980年代,基本已经形成今天制定经济理论的实践遵循的方法论范式,本文称之为使用“完整模型的形式主义”。
新形式主义范式也呈现出三方面特征。首先,不完全规定的模型已经被完全规定的模型所取代,模型设置中的所有灵活性和模糊性都被排除了。其次,经济学文章的论证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定义-命题-证明”的格式已经开始主导理论分析的论述:这种更加公理化的论述,往往从阐述基本定义开始,然后结合这些定义和逻辑谓词提出命题,最后以严格的数学方式证明这些命题。最后,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数学工具也在推陈出新,大量采用数学系核心课程才会学到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和实分析等。
正因为新形式主义使用“完整模型”和严格的“定义-命题-证明”式论证,因而它主要是理想主义的,代表的是理论世界的案例。此外,由于模型细节完全确定,而且事无巨细都包含了定义、命题及其证明过程,所以由完整模型建立的理论世界是高度结构化的,并因而是可预测的。只是以上所有的特征,并不属于经验世界。
完整模型为何有用
经济学史上的第一个完整模型是一般均衡理论。20世纪50年代,经济理论家肯尼斯·阿罗和杰拉德·德布勒受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研究成果的启发,他们使用代数拓扑学中的角谷定理(Kakutani’s fixed point theorem in algebraic topology),首次建立了严格的竞争性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Arrow and Debreu, 1954)。本文将以一个双面匹配(Two-Sided Matching)的微观经济学模型为例,评估完整模型的方法论价值。
完整模型范例
双面匹配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盖尔(David Gale)和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在他们的论文《大学录取和婚姻的稳定性》(Gale and Shapley, 1962)中首次提出的。该模型假设了只由两组个人组成的理论世界。一个是男人的集合M,另一个是女人的集合W。两个集合都有n个个体,即男人和女人的数量相等。M中的个体用m表示;W中的个体用w表示,这里我们简单地称他们为男人m和女人w。
找到模型的解
在这个双面匹配问题中,找到模型的解意味着集合M中的男人和集合W中的女人之间如何形成夫妻,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用一个函数μ来记录M和W这两个集合之间的映射,这个函数将M中的一个元素映射到W中的一个元素。函数工具虽然可以揭示μ集合的众多可能性,但它无助于揭示现实世界中的最有用的匹配模式。
Gale和Shapley(1962)的第一个贡献是,他们将µ的可能性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称其为“稳定匹配”的µ,即没有“阻塞对”的匹配。所谓“阻塞对”,是说如果确实存在一个男人m和一个女人w,两人都有一个他们更喜欢的选择,那么m和w将形成一个阻断的配对,并使当前的匹配崩溃。显然,稳定匹配的含义接近于“稳定配偶”,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动机离婚。因此,稳定匹配结合了形式和经验的成分,是双面匹配模型的一项有意义的解。
Gale和Shapley(1962)的第二个贡献是,他们证明了在一些相当弱的条件下稳定匹配的存在。更重要的,他们提出了“延迟接受算法(deferred-acceptance
algorithm)”,以明确地产生一大类匹配模型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用该算法,人们可以为任何具有固定参数的双面匹配问题构建至少两个稳定的匹配解决方案:一个通常对女性最有利,另一个对男性最有利。
其实早在1953年,美国医疗系统为医院与实习生和住院医师进行匹配的计划(NIMP)就是一种延迟接受的算法,并产生了稳定的匹配。只不过,现实世界的NIMP 是经过几十年的试验和错误而逐渐形成的,而没有任何经济理论的明确指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盖尔和沙普利的算法是纯理论性的,只涉及一个数学推导。
实质主义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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