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刘小峰，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华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作为一种公共性学术活动，中层理论的旨趣在于成为链接具体田野经验与一般性理论的“桥梁”，这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发展。当前国内外对中层理论的认识分歧主要是概念特征模糊不清和发展逻辑模棱两可。引入溯因推理有助于发展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层理论。由溯因推理构建的中层理论，具有概念生成的经验性、概念诠释的相对性以及理论发展的开放性等特征，这些特征预示理论应用的社会情境性。同时，发展中层理论作为一种公共学术活动，应警醒其应用局限如“多对一”的解释难题、概念解构与建构以及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中层理论作为服务中国经验实践的研究工具，未来应该关注其可信任性、开放性建设。
自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提出中层理论（或中观理论，英文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的倡导以来，如何清晰界定“中层”一直扑朔迷离。同时，有关中层理论的研究取向时常大相径庭。有的通过归纳法建构、发现理论，期望从田野资料素材中生成理论；带有理论发展导向的学者更多关注科学环中的演绎法则和理论史对话；也有学者试图探寻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非经验主义道路。对于更多的实用主义者来说，何谓“中层理论”或许并不是值得关心的，理论和概念的价值取决于它们是否能产生即时的应用效果、是否能为己所用。比如，中层理论萌生的源头，有的认为是经验事实，有的认为是一般理论或经典文本，还有的认为它只可能是个体想象力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对默顿的解读还是其后的应用发展都充满了分歧、争议，可能有“误解”，但更有重新发明。
社会科学的实证精神通常有两个相互紧密的法则：逻辑推理和证据观察。作为实证研究者向科学主义进军的理论旗帜，中层理论建设运动一度被给予科学合法性的深切厚望。然而，一个经典理论或研究范式过去的成功可能会导致它日后的衰落，尤其是当它被推上神坛不假思索或者由于过于“陈旧”被厌倦之时。如果没有新的问题吸引，默顿的中层理论也难以避免步入帕森斯式的宏大叙事后尘，成为明日黄花。为此，本文试图做出两点边际贡献：一是从默顿的中层理论倡导出发，通过梳理中层理论的学术脉络和应用实践，澄清相关的分歧所在；二是在此基础上，讨论社会学由溯因推理构建中层理论的合理性和应用特征。
一、中层理论的倡导起点及两极评论
社会学理论有“中层”吗？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者显然是默许了肯定性的答案。它们对理论区分为三种取向。一是一般性的理论取向或宏大理论关怀，如亚里士多德、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托克维尔等的政治哲学倾向，晚近的代表则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二是实用的经验主义者，比如米尔斯曾经视作靶子的抽象经验主义者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它以实用为原则。本土语境集中表现为朴素的经验主义者以及田野文学拾遗爱好者，“反理论”“反西方”是其表象特征，追求直觉经验和经验研究过密化是其内在问题。三是以默顿等为代表的中层理论取向，它作为宏大理论的批判者出现，介于上述两种倾向之间，成为其衔接桥梁。
默顿为何倡导发展社会学的中层理论？一是直接缘于他认为帕森斯创立的理论体系“建构的极其华丽”，但“科学上无效果”，除了概念的抽象化和言词的晦涩难懂外，还难以应用于实践——这让米尔斯感到愤慨。默顿坦陈，“塔尔卡特·帕森斯是我们认真对待社会学理论的原因和机遇”。二是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脱节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研究的分化，涌现了许多“反理论”和实用的经验主义倾向。同时，社会学和社会之间的日益割裂造成了古尔德纳所谓的社会学发展危机。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时局动荡频繁、冲突不断，美国危机时代的到来使得之前的帕森斯范式受到强烈的批判和唾弃，甚至被“靶子化”，它急需发展具体理论以及多元化的理论向度对变迁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予以指导。
默顿对中层理论的最严格定义是：“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中层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由于远离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而难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则完全缺乏一般性的概括。当然，中层理论也涉及到抽象，但是这些抽象是与观察到的资料密切相关的，是结合在可进行经验检验的命题之中的。”作为中层理论的典型，默顿提到他赞赏并发展的“角色冲突理论”“参照群体理论”“社会流动理论”“越轨行为理论”。他还高度肯定了经典研究中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涂尔干的《自杀论》都是运用中层理论的典范。默顿主张，现阶段社会学把主要关注点（但不是唯一关注点）放在中层理论上，它就能够取得进步；如果它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发展大而全的社会学体系，则它就会停滞。默顿认为，社会学理论要有一个“发展中途的垫脚石”的学科历程，“一是创立可以推导出能够接受经验研究的假设的特殊理论（中层理论）；二是逐步地而非一蹴而就地发展概况化的概念体系，即能够综合各种具体理论的概念体系（一般理论）”。
在实用主义思想推动下，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社会学界掀起了一场响应中层理论的理论建设运动。实证研究者对中层理论的赞赏主要体现在：（1）塑造了“实证型人格”的治学实践。例如，默顿曾和拉扎斯菲尔德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开展了长达35年的亲密合作，广泛涉及了大众传播、越轨行为、科层制、医学教育等社会问题调查，在理论、经验研究的结合氛围中创造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学派”。（2）激发了学术实践和知识发展模式的多元化。不同于帕森斯所构建的理论集权模式，也不同于非系统化经验研究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层理论提供了一种“民主”“进步”的科学发展模式和知识累积途径。（3）中层理论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可能，不仅对当代的美国社会学研究影响巨大，也深深影响美国之外的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风格。
与此同时，自诞生之日起，质疑中层理论的声音一直没有消解。主要原因是默顿一直试图调和中层理论与宏大理论、经验研究的关系，但是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模棱两可。（1）默顿的中层理论是作为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对宏大理论有着很强的批判态度，认为它充斥着太多未经检验的论断，“终极理论”不过是一种“大跃进”式的自我热情。可是面对宏大理论支持者的强烈反击，默顿后期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态度。（2）由于默顿的靶子主要集中在帕森斯主义，对于纯粹的经验主义研究，他的批评态度较为温和。在他看来，纯粹经验虽然不能被称为社会学知识，但它们是知识发展过程中的中转站（way－station）。这使得它被批判为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或“实用经验主义”，因为“中层”研究策略过于强调经验导致对理论的追求目标降低，它只基于较低的抽象水平、基本没有超出经验资料，所得出的解释往往是见木不见林，并使得各种特殊性的解释呈现支离破碎的局面。（3）面对学术共同体的不断质疑，默顿自我辩护的常用伎俩是通过赋予社会学“年轻的原罪”来开脱自己的知识责任，“这一切都是由于社会学太年轻导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因此，对默顿的一个误会是将其方法论看作是为社会学的实际发展状态提供合法性辩护，它被有些社会学家认为是“志向渺小”“缺失远大抱负”。
二、中层理论本土实践的“钟摆”位置
1.演绎还是归纳？
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本土学者囿于各自的学科边界、议题设置和兴趣所长，对中层理论的发展逻辑在归纳还是演绎、理论还是经验的问题上时常关怀各异，或偏爱一端。
一是理论演绎研究。有研究认为，经典理论（或宏大叙事）的构建和中层理论的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存在共生的现实可能性。应星提出了经验研究的“源”“流”“变”脉络，认为经验研究的分析传统是在各个经典大家提出的问题域内发展出纵横交错、盘根错节的中层理论，它们构成了由经典理论所构造出来的大江大河干流上的各条支流，即优秀的实证研究和“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出发点和问题域是经典理论，它们是由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涂尔干、福柯等经典理论家分别勾画出的问题域给定的，最终的落脚点才是发展中层理论。在应用实践上，默顿的中层理论由于过度强调了概念的发现要扎根于经验调查（科学环中的归纳法则），从而忽视或摒弃了学术传统尤其是欧洲社会理论传统中由经典理论或一般性理论出发构建中层理论的现实可能性（演绎法则）。有论者进一步认为，可以通过对宏观社会学理论开展应用、检验和自我完善，发展宏观社会学理论下行的研究路径，即通过从社会学一般理论中演绎出中层理论来指导和衔接经验研究。
二是经验归纳研究。当前很多质性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需要走中层理论道路，他们希望从本土经验中自己长出理论命题。例如，华中村治学者在“南北中国”的比较视域下立足于村庄调查提炼出许多概念命题，比如“半熟人社会”“农民行动单位”“中农阶层”“半工半耕”“农村区域差异”等，并将它们视为“中观理论”，以此推进中国农村转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他们的理论发展路径——基于田野经验差异的理想类型提炼长期遭受学界同人的责难，如“跑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理论”“反西方”“朴素的经验主义”以及“经验研究的过密化”等。面对质疑，贺雪峰总结长期浸泡在驻村田野经验训练的方法为“饱和经验法”，它是在经验质感的基础上获得的超越材料和现象的一般性认识。
2.模糊不清的概念特征
由于对如何发展中层理论在经验与理论、归纳还是演绎的问题上观点时常大相径庭，这直接导致一个突出后果：中层理论的特征一直处在模糊不清甚至是钟摆式的摇摆中，在他者眼中被看作是一种理论的修辞技巧——它可大可小、可伸可缩——是披着马甲的折中主义实用取向。最终，面对宏大理论和经验主义者的双面夹击，中层理论取向容易在实用主义导向下“两边讨好”而被挤压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钟摆”位置。
例如，杨念群认为西方汉学研究中“内卷化”“士绅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基层市场体系”等区域社会史学研究成果都可以视为是中层理论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但是，针对杨念群为避免盲目移植西方理论同时寻求从中国自身传统资源中发掘中层理论的学术努力，评议者指出：他把一些本来属于名状事物/事务的普通概念，如“学统”“道统”“流品”“品度”甚至“意识形态”等都当作中层理论来一一论证。这迫使作者自解，“中层理论在中国研究的应用过程中确实存在泛化的问题，哪些概念可以被界定为'中层’概念并准确地加以使用需要进一步探索”。也有研究试图从当代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范式中挖掘构建中层理论的学术关怀，事实上却陷入了似是而非的状态。一方面相较于20世纪许多中国国民性和民族性探讨的研究作品，比如相对于一些传教士的观点或者中国人性格之类的中西比较作品，《乡土中国》中的许多概念如“差序格局”更具有经验基础，也更加属于“中层”概念。另一方面，倘若站在当前现实语境下看，“差序格局”概念也难逃“不具备严格的逻辑推理和经验验证”“过于抽象”“既无时间，又无空间感”的学术质疑。
三、溯因推理构建中层理论的合理性
1.溯因推理
当前国内外对中层理论的认识分歧主要是概念特征模糊不清和发展逻辑模棱两可。本土语境中对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中层理论发展还缺乏库恩所言的“范式”共识——一种公认的常规科学活动模型或基本准则，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信念，使得它可以区分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或亚共同体。同时，当前发展中层理论的本土实践容易在经验与理论的张力以及归纳还是演绎的逻辑问题上滑向一端或左右摇摆，是否存在另外一种解读可能，抑或“真相”一直隐蔽在黑匣子中？
笔者主张引入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皮尔斯（C．S．Peirce，1839—1914）等倡导的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发展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层理论，这个概念也被视为逆因（abduction）或回溯（retroduction）。我们期望对于本土如何发展中层理论的议题，在既有模式之外提供一种可能的探索路径作为补充。
一是归纳和演绎推理都存在各自的逻辑缺憾。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推理通常有：一是归纳，一是演绎。但是，人类认知一直受到如下困扰：通过经验归纳得来的规律可能只是一叶障目，如瞎子摸象完全可能是错误的，同时经验归纳得出的具体结论不能保证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场景中仍然有意义；而通过演绎推理获得的规律却可能与现实是隔靴搔痒；通常演绎建立的理论法则不能解释任何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经验现象，而用经验归纳得出的结论来证明或否定某一通过演绎而得出的机制也毫无意义；社会科学中演绎与归纳的分离使得理论严重地丧失了经验意义。
二是治学实践中很多学者注意到了归纳和演绎的局限。当代很多实证研究者虽然研究方法旨趣各异，但是作为一种“事后解释”，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他们思考的过程并非是归纳和演绎的逻辑分类。例如，饱和经验法“既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远没有到可以用严密逻辑予以表述的时候”。“归纳和演绎是逻辑分类，相当于分析没有生命的标本时使用的范畴。实际思考过程是混沌的，甚至是混乱的”。
皮尔斯最早对溯因推理进行系统阐述。在他看来，演绎和归纳都不是新知识产生的推理形式：因为归纳推理只能用来确定某个值，经验归纳总是“不完全”的，导致结论具有或然性；至于演绎是解释大前提的，其结论始终没有超出大前提，“演绎推理产生的只是某个纯粹假设的必然结果”。皮尔斯指出：“如果我们认为，当事实与预期不符时，我们就需要做出解释的话，那么这个解释就必须是一个能够在特定环境下预测所观察事实（或必然的，抑或非常可能的结果）的命题。这个由事实驱动的采纳假设的过程，就是我所说的溯因推理。”
溯因推理不同于归纳和演绎，被视为是人类认知的第三种推理方法，它从后件（惊异之事）“逆推”出前件（对惊异之事的解释）的过程，用现代数理逻辑符号可表示为：［b∧（a→b）］→a。溯因推理是一个面对惊异（surprising）或歧异（abnormal）事实对此提出解释性假设的过程，是从结果到原因、从现象到解释或从事实到假说的推理。它的触发条件是事实与预期不符，它们是现有认知领域的“黑匣子”、理论预期与实践的不正常状态或在同类事物比较中形成的惊异。对这些惊异事实，当前没有令人信服的现成解释，于是迫使发问者带着困惑和好奇心从结果（现象）出发寻找其原因，解释已知事物。
溯因推理，不仅产生研究假说或理论构造，而且存在假说选择的检验过程。溯因推理同时也是研究者探究的心理发现逻辑。它包含直觉、经验和猜测、困惑，需要好奇心的驱动，具有明显的心理特征。实证研究中由溯因推理构建中层理论的研究历程通常依次经历三个阶段：发现田野惊异、对话经典理论与拓展中层理论。如果说，归纳推理是弱理论对话特质，溯因推理则是强理论对话特质；溯因推理的强理论对话机制可以凝练碎片经验，是传统归纳推理复兴理论诉求的一个“变种”，或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归纳式理论构建过程，见表1。
赵鼎新提醒我们，如果一种研究方法能站得住脚，该方法一般在系统地提出前就会有人在无意间成功地用过。这就是说，好的思想和方法往往都具有很强的互相预期性。本文也不例外。我们先来看看以下两个例子。
第一，“依法抗争”的故事。李连江在回溯如何提炼“依法抗争”概念时，对中国农民上访的概念正名经历了一个从“合法斗争”“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到“据法抗争”再到“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的不断产生新假说和选择新假说过程。通过不断解构概念，源生于田野的惊异循环反复地与既有经典理论碰撞，他在经历了“挖空心思的琢磨”后，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信心”和“兴奋”。本文视“依法抗争”故事为中层理论构造的典范。一个显著的概念发展事实是，“依法抗争”的命名无论是学术灵感还是理论对话的焦点都直指斯科特的“日常抗争”理论范式。在斯科特之前，政治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革命、叛乱和社会运动之类议题上，无人关心磨洋工、阳奉阴违、逃避、破坏等发泄不满的日常行为抗争形式，因此“日常抗争”概念像是一道闪电照射了既有研究中存在的大面积误区或盲区，形成了具有“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的理论范式意义。也就是说，比照斯科特的“日常抗争”范式，“依法抗争”是源自这一经典理论范式下的次级概念或是二级概念；前者是伞形概念或“大”理论，后者是中层理论。
第二，笔者课题团队对宁夏盐池滩羊的案例研究。研究团队田野调查发现，作为边远革命老区和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盐池滩羊在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下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农业百强品牌（2017年）、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2018年）。生态脆弱、交通不便和底子薄弱的老少边区县市为何能频繁涌现中国知名农业品牌，而有些地方农业产业化却难有作为，还有的地方农业产业开发呈现“一地鸡毛”“一哄而上、一哄而散”？为什么盐池滩羊能够成为“穷山沟”走出“金凤凰”的幸运儿？面对盐池滩羊产业从“酒香巷深”到“三上国宴”成为百强品牌的现象惊异，研究团队在写作中不断审视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和农业社会学的相关经典理论。通过与经典理论的反思和对话，例如卡尔·波兰尼、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以及道格拉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源生于田野的惊异循环反复地与既有经典理论碰撞，研究团队最终提炼出了老少边区特色农业“一县一业”格局形成的具体过程模型：选优扶强。“选优扶强”作为具体案例研究的分析性归纳和概念提炼，可以增进对中国特色农业“一县一业”发展路径的理解，可视为是中层理论建构。由此可以总结，中层理论的构建过程，通常首先是遭遇现象“惊异”产生认知困惑；继而，由好奇心驱动回溯经典理论，希望找到答案；最后，在反常经验与经典理论对话中进行概念提炼，发展具体的概念命题。
2.中层理论的三个特征
第一，概念生成的经验性。呼吁中层理论的原初关怀，即是对传统哲学思辨中“体系癖”患者的反感，寻求概念的生成扎根于经验调查。学术概念的生成，也必须立足于经验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不至于漂泊在犹如空中楼阁的概念王国中。在此意义上，“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学术问题源头并非直接来自经典理论家所勾画的问题视域，而是来自鲜活的社会生活和惊异的社会事件。我们是跟着事实做研究，而不是跟着理论做研究；理论构造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在不断试图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
第二，概念解释的相对性。中层理论被诟病为概念模糊不清正在于其“相对性”难有明确坐标。以“依法抗争”为例，它的经验解释力突出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这一历史时期国家法治建设相对滞后。而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速以及农村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集体上访的依法抗争政治逐渐消退。与此同时，当乡镇政权从汲取型转向悬浮型后，围绕着农村社会新的问题如土地征用、公路建设、项目下乡等新型群体性事件上升，农民的维权和抗争形式也日益走向多元化，如“以气抗争”“谋利型上访”“以理上访”，移动互联网普及农村后“把事情闹大”的“以势上访”“以舆抗争”形式日益突出。这不仅表明任何中层理论概念都具有相对性，即有明确的时空条件和社会情境，而且预示着中层理论的概念内容具有发展性。
第三，理论发展的开放性。持中层理论的实证研究者，阅读既有研究，是帮助自己理解现实问题；对话既有理论，是为了廓清自己的经验坐标。既有研究，并不是问题的真正来源。中层理论从经验中来，最后还是要到经验中去。构建中层理论并不是作为目标，而是作为手段来考虑的，它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层理论的优劣也要不断到现实经验中去证伪和拓展，而不能也不可能故步自封。有些概念解释即使当时流行，后来慢慢就被各种竞争性解释淡化或推翻了。也就是说，中层理论的概念发展史是连续性的，而非断裂性的。它的发展不仅有赖于理论工作者优先集理出已知的内容，同时也为进一步实证研究指明探索的方向，它是一种“我们的共同活动”。
中层理论的以上三个特征预示着作为一种公共学术活动，其解释能力具有时空属性。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的基本结构。针对社会学家一直未能将时间和空间赋予社会性意义的局面，安东尼·吉登斯强调要把时空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因素，“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中层理论的时空属性具体体现在：一是理论生成的经验性，它指向过去；二是概念解释的相对性，即解释具体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可以沟通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当下关联，它指向现在的具体情境；三是理论发展的可验证性和修正性，它指向未来。中层理论的这三种特性之间是相互紧密连接的，缺一不可。简言之，时间性主要表现在概念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学术脉络中，空间性主要表现在概念应用和解释边界的社会情境性层面。有些宏大理论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也可能（偏重）满足部分条件，比如具有理论发展的未来性，但是它不具备其他两个条件——概念生成的经验性和概念诠释的相对性，这构成了它们之间明显的区分。反之，认为本土的田野拾遗爱好者和朴素经验主义者作品不属于中层理论取向的缘由同样如此。
社会情境性是中层理论的应用场景。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需要时刻面临人（们）以及社会现象的差异和变异，群体变异性的模式会随着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社会情境常常是由时间和空间来界定的。转型中国语境中，时间和空间不仅是检验社会理论效度的基础维度，更是观察中国社会发展差异的关键标尺。时空条件往往隐含着大量的情境差异，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变量和机制都带有鲜明的时空烙印。以时间和空间来限定中层理论的指涉，预示着中层理论解释具有局限性。只要转换空间抑或跨越时间，便会发现很多理论假说和概念界定的不恰当。也即一个深刻的理论模型或命题应该具有特定的社会情境性，倘若置换到另外一个空间抑或时间维度，会显得拙误、漏洞百出，甚至是南辕北辙。例如，“内卷化”这个中层理论概念，被格尔茨、黄宗智等学者用于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考察而声名大噪。黄宗智曾将“内卷化”概念用以表述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边际效益递减”模式，即“没有发展的增长”。但是，转换时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由“食品消费革命”所引致的“隐性农业革命”发展趋势便有望走出“内卷型商品化”的困境。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具体时空条件下的问题，它的命题回答因而时常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
四、中层理论的应用挑战
1.要知识还是智慧：中层理论的机制解释问题
不同学者对机制解释的理解存有差异，但是他们都认为是一种现象（变量）A与现象（变量）B之间具体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与之比较，中层理论虽然也以寻找具体的机制解释为出发点，但是最终的目标或者文本输出却是概念正名或理论创新。从研究实践看，机制解释通常是中层理论提出的学术前提条件（见表2）。
当代美国社会学发展以寻找社会机制为出发点的中层理论改变了欧洲自19世纪以来的宏观社会理论大而空的特征。与此同时，在社会学界却存在着机制解释与宏观理论严重脱节的倾向，并且自帕森斯后难以看到一个统摄性的问题关怀或者向着完整社会解释方向的努力了。当本土实证研究者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日益忙碌于寻找具体的社会机制来解释社会现象，而不去考虑中层理论与整体的社会结构解释之间的关联，结果可能造就大量似是而非、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学问。
2.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层理论的“多对一”解释难题
基于中国农村田野构建的“依法抗争”概念观察到了农民上访抗争的新手段，有新的理论，但诸多的农民上访故事全貌并不局限于此。面对中国农民为何会上访的田野惊异，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问题偏好、逻辑能力和案例故事提炼出了诸多不同的概念命题，构成中国农民集体上访的“以N抗争”模式；也衍生出大量解读相异的机制解释，农民的集体上访可能是“谋利型上访”“要挟性上访”“项目嵌入型上访”“属地责任制下的上访”等等。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农民上访故事可以提炼出不同的类型学建构，发展不同的中层理论。这些诸多的观察位置可以是见仁见智、百花齐放，也可能是泾渭分明、鸡同鸭讲。换言之，现象驱动的溯因研究，从观察结果出发去寻找最简单或最有可能的解释，结论带有不确定性或者无法验证。
面对任何复杂的社会经验现象，都会存在着大量相近或迥异的解读。观察同一风景，观看者的位置不同，导致结果“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经验现象在上升为理论问题时，有多种可能的概念化方向。社会现象永远存在“多对一”和竞争性的理论解释难题。因此，学者们遭遇田野惊异审视既有解释构建中层理论活动时，它们的优劣或重要性标准在哪里是个问题。有些中层理论的文章一经发表后就得到广泛重视或引起热议，有些却乏人问津，最为主要的就是那些被广泛重视的概念所刻画的往往是普适性机制，而且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议题。同时，这些夺目的中层理论一旦生成就像是手电筒，越早拥有手电筒，前面的照明灯越亮，看清现象的面向更深刻；但是可能又造成了后面或旁观位置的阴影面。
3.建构还是结构：中层理论的概念发展策略
概念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构建社会科学知识大厦的基石，同时任何概念建构都有其历史条件和时空局限。持中层理论取向的实证研究者对知识增长和理论创新的途径往往是概念的不断解构，而非概念建构。解构是一种分解，发现概念的适用性和弱点，通过具体的社会情境和时空差异对原有概念加以补充、扩展，当然也可能是颠覆。同时，在概念解构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经验现象和反常事实，促使社会科学保存永恒的好奇和探索。
解构是学术创新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新的概念，形成库恩所言“常规科学”的范式意义。具有范式意义上的概念建构，要强烈地冲击传统的观念和既有研究思路，具有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功能。这类概念建构通常在一段时期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方法，划定了某个学术共同体共同遵守的基本共识。它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的科学活动脱离其他竞争模式；同时它也是开放性的，足以无限制地为后来的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尽管斯科特的“日常抗争”概念只是照亮了一片抗争政治的次要部分，却开辟了另外一种抗争形式的研究思路，具有库恩所谓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意义，它不同于后继者“以N抗争”的概念解构。中国学术要改变依附于西方理论的被动地位，也必须认真考虑创造新的标识性概念，它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在库恩的科学革命意义上，倘若将概念建构比喻为是“范式转换”的新开“连锁店”，另起一片独立领地；概念解构则是既有理论范式下的续开“加盟店”，这通常是中层理论的最终归宿。因此，中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去迎接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对于深刻洞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型变化处境时往往是力所不逮。理想的中层理论公共运动应是一个以具体机制为基础的，在带有一定哲学色彩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即“宏观结构观照下的机制研究”。中层理论的理想研究策略应该是实证研究与经典理论的结合，它作为具体现象和理论抽象的互动和统一体，既能使实证研究摆脱沉迷于堆积琐碎的细节材料和机制追踪，又使得研究者将社会情境的解释与结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看清我们这个时代更广阔的结构舞台，并成为经典研究的直接延续。它们在具体和抽象之间的关系谱系，见图1。
五、结语：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层理论
本文受既有文献启发，主张采用溯因推理构建中层理论，它应同时包含相关概念生成的经验性、概念诠释的相对性与理论发展的开放性；其理论应用需要借社会情境来予以澄明。从现象溯因构建中层理论通常具有三种功效：机制解释、经验解构和理论发展。作为一种公共性学术活动，中层理论的旨趣在于成为链接田野惊异与既有解释尤其是经典理论的“桥梁”，这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不断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但是发端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母腹也时常容易使它的机制解释呈现“一事一议”的窘态，从而使得中层理论的发展专注于精致的细节修补，只见经验知识的增长，却不见学问智慧的生长了。了解中层理论的历史与发展逻辑，也许会为理解和走出困境提供助益。
一方面，构建可信任的中层理论。在提出中层理论的术语时，默顿曾直言相告，“如果是随意玩弄词句，理论这个词有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所指的对象可以变幻无穷，甚至于这个词的运用常常不是导致而是阻碍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层理论在中西语境的应用场景中不仅存在诸多认知分歧和竞争性解释难题，更具有多重应用风险。事实上，从现象溯因通过“事后解释”来构建中层理论，难以解决“反事实”难题，结论都带有不确定性和无法验证。那么，如何构建可信任的中层理论？可以接受外在信度和内部效度的检验。构建可信任的中层理论将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科学的多（跨）案例比较的“准实验”研究设计，它从复制性原则而非代表性原则出发去寻找理论的建构效度和科学应用意义。这种理论建构效度的关键不是代表性或典型性，而是不同情境的复制性，即“中层理论”可以重复出现吗？
另一方面，中层理论建设是开放性的。它首先体现在遥远的经典文本具有中心地位和持久贡献，可以不断地被诠释开发重新利用，它们提出以及尝试回答的问题至今困扰着我们。其次，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理论答案也是开放性的，并不存在唯一绝对的普适性圭臬准则，它时常是多元共生、在范式竞争中递进发展的。诸多理论的优劣应该在实践中去检验，并与议题设置、意识形态、价值关联、话语实践、个人偏好等相关。再次，社会实践是开放性的。中国经验是理论与方法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中层理论只是作为中国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而并非目标。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寻求与美国为主的世界社会科学体系进行对话，发展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命题；更重要的是在深耕中国故事基础上，把理论构造在中国的大地上，服务于理解和改造中国的实践需要。
最后，本文的不足包括但不限于：第一，经典文本或者理论一旦生产出来，便具有了独立性，任由应用者进行二次解读。这既可能是“青出于蓝”，也有可能是“拾人牙慧”，更常见的是意义的重新发明。本文的二次解读也不例外。第二，由于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遵循不同的科学范式、操作方法等，本文主要是从质性研究角度入手和破题，对于这两种研究路径构建中层理论的共性和差异有待进一步探索。同时，管理科学的案例研究方法从（准）实验科学的复制逻辑角度对如何构建理论有比较成熟的应用，本文并未作充分讨论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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