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偏好：从“讨价还价”到“决策集团”的生成

人类历史，几乎是在不同形式的讨价还价中生成、发展、嬗变，以及脱胎换骨。人类所经历的一切秩序、规则，其形成的背后，本质上是牌桌上的主体的讨价还价。

这种博弈的模式，理性选择是正和博弈，非理性选择，则往往陷入负和博弈，最常见的却是零和博弈。

第一种博弈模式的讨价还价，促进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是选择了“做大蛋糕”。第二种模式的讨价还价，以两败俱伤的模式，彻底消减做蛋糕的要素。

最后一种模式，之所以最常见，是因为它充分迎合了人类自私和多疑的本性。做大蛋糕，总怀疑别人可能拿得更多。损敌一千自损八百式的对自己下刀子，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原有蛋糕的规模下，尽可能地给自己划分更大的份额，一是不用担心在蛋糕增长的同时，别人是不是拿得更多，也不用担心参与分享蛋糕的其它方，是否会因为逼入穷巷而反噬自身。

因为，蛋糕规模可控，底线也就可控。

但是，也往往是这种对“可控”的自信，在帝国时代，反而成为了最高利益者最大的隐患。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聊。

01

“讨价还价”，最终是一种非经济模型。

讨价还价，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谈判，尽管有成本计算，看似是经济领域的模型，而实际上，却是一种权力博弈。

只是，讨价还价中，所产生的成本计算，是权力博弈方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如果成本计算大于其所卷入的讨价还价模型所能得到的收益，那么，这种讨价还价模型，可能就会被放弃，或者，成本较大方，选择退出。

当然，退出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谈判结果。只是，这种退出模式，往往是以收益较大方给出一定的补偿机制，作为条件的。

也就是说，讨价还价的模型，一般在利益格局中，呈现出三种模式：

第一种：正和谈判，就是牌桌上的各方结成同盟，大家一起为了某个更大的目标，进行分工合作，并确立分配比例。

第二种：负和谈判，谁都想拿最大的蛋糕，谁都不退步，然后谈判陷入僵局，成本无限制增加。

第三种：零和谈判，有人基于成本的计算，选择退出，但是条件是谈判最大受益者，给予一定的补偿。补偿，一方面弥补退出方的损失，一方面却成为自身的成本计算。

因此，无论是哪一种讨价还价，实际上都是一场获得话语权的博弈。谁在博弈中获利最多，也就意味着，谁在这个利益系统中占据了话语权。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权就是分配权，就是制定规则的权限。

而这种权限的获得中，有两个要素，是无法避免的。一是成本计算，二是谈判主体的规模。

02

谈判主体规模越大，成本越大，但却促使了决策集团的生成。

参与讨价还价的主体规模越大，越难形成一致意见。同时，也由于各个主体的利益偏好不一致，规模越大，利益偏好偏差就越大，因此，也更难形成可以接近达成协议的谈判结果。

这一点，可以参考小股东林立的大型集团，股东越多，管理者的权限却越大，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每个股东的偏好不一，因此，股东越多，越难形成有效的决策。这个时候，作为集团的实际管理者，反而拥有了决策权。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们的分歧，导致了他们对额外决策者的渴望。他们都愿意相信，额外决策者，不会代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利益，或者说，他只是一个中立的裁判。

因此，你大概率会看到，股东林立的集团，哪怕这个管理者并不怎么理想，却很难去换掉他。

从这个角度讲，决策集团的生成，一是与规模巨大的谈判成本有关，二是与其谈判主体之间陷入无休止的拉锯，不如寻找第三方决策来得有效率。这个逻辑，在戈登·图洛克和布坎南看来，便是形成决策集团，或者说是独裁的可行性路径。

因为，在仅有几个股东的集团，大概率他们不需要额外的管理者，因为，他们本身就很容易在利弊之上，做出清晰的分析，并能做到基础的理性。毕竟，对几个人的利益偏好的调和，要比起对几十个人的利益偏好的调和，要简单得太多。

讨价还价的主体越少，越能迅速看到主体间的力量对比，因此，就越有利于高能量主体，形成一种操作手段。

而规模巨大的谈判阵容，唯一能节省成本和达到可能的协议的方式，就是在宏观上对他们进行利益偏好的归纳，然后进行分化。并在分化后的小团体内，形成可能的一致意见。

这种代表式的讨价还价模式，实际上，也仍然是试图在缩小谈判主体的规模。

03

只有当讨价还价的主体规模，缩小到一种可协调的机制中，我们所说的“简单多数规则”，才能真正为意见一致起到作用。

因为相比在规模巨大的谈判中，“简单多数规则”反而有着更多不同的解读。而在小规模的谈判中，因为格局鲜明，尽管可能形成寡头决策，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清晰的决策。并且，由于其决策集团的形成逻辑，那么，这种决策结果，就具备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人，始终是秩序的产物。秩序，始终是一定生产力条件的产物。因此，跳出来，看秩序，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走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