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Value of Economic Growth
论经济增长的价值
作者：
Julie L Rose，康奈尔大学产业和劳动关系学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博士，现任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副教授。她曾在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政治哲学、伦理学（环境伦理、家庭伦理等）与公共政策，她重点关注集体经济选择的道德层面，比如分配和社会正义、正义和工作、环境伦理以及性别和家庭正义等问题。
译者：
张沛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商学院金融工程硕士在读。研究兴趣主要包括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量化金融方向。
温世豪，剑桥大学现代和中世纪语言及语言学硕士，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硕士在读。研究兴趣主要包括分析美学、知觉哲学、情感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精神病学哲学、元伦理学、价值理论和道德心理学。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470594X19889123
一个社会必须无限期地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吗？否定的回答认为一个社会在获得高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后，有理由停止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支持者对此提出了三项核心挑战：首先，如果经济增长在环境上是可持续的，而且收益分配是公平的，那么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使社会中乃至全球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生活最困难的人，逐步过上更好的生活；其次，追求经济增长可以刺激不断创新，从而增加人们的机会，帮助社会抵御未来的风险；第三，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培养开放、宽容和慷慨的态度，这对自由的民主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本文给出了这些挑战的规范基础，以表明，即使一个人接受其基本前提作为正义的要求，一个社会仍然可以合理地停止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只要它继续以其他方面的收益为目标并实现这些收益。我认为，虽然持续的经济增长可能有助于服务于有价值的目标，但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因为社会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这些目标。
摘要
Abstract
01
引言
一个社会必须无限期地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吗？或者一个社会可以合理地停止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吗？这些问题对于全面解释经济和社会正义至关重要，但在当代正义理论中却很少得到持续的考虑。
就这些问题的解决而言，一个突出的立场是正义并不要求社会永远追求经济增长。最值得注意的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拒绝接受正义要求经济增长“无限期地向上和向前”的观点（Rawls, 1999b: 107, n. 33），并且否认社会必须以更高的收入水平和财富为目标。然而，罗尔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仅限于简短的段落和脚注，他并没有明确展开。这一点正如研究过它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令人费解的”（Freeman, 2007a: 106, 2007b: 112; Williams, 2011: 402），特别是考虑到差异原则“规定社会和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最大化不利群体的长期期望”（Rawls, 1999a: 175）。[1]
[1] 尽管差异原则与满足正义作为公平的辞典优先原则相一致，认为“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要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利益”，罗尔斯解释说，“这意味着我们要比较各种合作方案，看看在每种方案下处境最不利的人的境况如何，然后选择一种方案，在这种方案下处境最不利的人的境况要好于在任何其他方案下的境况”（Rawls, 2001: 42-43, 59-60），但是罗尔斯坚持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与密尔认为处于定态的社会（真正的）资本积累可能会停止的想法是兼容的（Rawls, 2001: 159, 另见Rawls, 2005: 7, n.5; Rawls和Van Parijs, 2003）。他认为，公平救济原则不仅不需要“无限期地最大化平均财富水平，或任何社会或任何特定社会阶层的财富”（另见Rawls, 1999a: 257-258, 1999b: 107），差异原则也“不需要几代人持续的经济增长，以无限期地最大化最弱势群体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期望”（另见Rawls, 1975: 545, 2001: 159, 63-64）。
尽管当代正义理论并没有重点关注社会是否必须无限期地以持续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问题，但社会批评家、环保主义者和持怀疑态度的经济学家已经对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增长范式”提出了实质性的反对。[2] 其中一些批评者并不质疑持续经济增长的价值，但认为它必须是环境上可持续的和公平分配的，并且不应将其视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例如, 参见Stiglitz., 2010）。然而，其他批评者不仅反对如何追求增长，而且拒绝永恒的经济增长本身这一目标（例如, 参见Alexander, 2012; Dietz & O'Neill, 2013; Hamilton, 2004; Jackson, 2009; Victor, 2008）。这些批评者问，一个社会一旦达到了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难道不应该“宣布经济增长方面的胜利”吗（Speth, 2005: 192, 另见2008）？这一立场拒绝“无休止的增长”，认为收入和财富水平达到一个足够高的点，社会继续“无休止地追求财富”是“毫无意义的”（Skidelsky & Skidelsky, 2012: 7-8）。
[2] 追求经济增长的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凸显（参见Daly, 1973; Easterlin, 1974; Georgescu-Roegen, 1971; Hirsch, 1976; Meadows et al., 1972; Schumacher, 1973; Scitovsky, 1976；有关早期的批评，请参见Boulding, 1966; Galbraith, 1958; Mishan, 1967）。有关增长范式及其批评者的历史记录，请参见Arndt（1978）；Collins（2000）；Schmelzer（2016）。
对此，经济增长的捍卫者反驳说，虽然对于如何追求增长及其收益分配可能存在合理的反对意见，但拒绝经济持续增长本身将是一个错误。持这种立场的人认为，即使对于已经达到高收入和财富水平的社会，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本质价值，并且应该继续被追求（例如, 参见Baumol et al., 2007: 15-34; Friedman, 2005; Tomasi, 2012）。为捍卫经济增长而提出的论证对社会可能合理地停止追求经济增长这一观点提出了三个核心挑战。考虑到增长必须是可持续的并且收益分配是公平的，这些挑战是：首先，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使社会中乃至全球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生活最困难的人，逐步过上更好的生活；其次，追求经济增长可以刺激不断创新，从而增加人们的机会，帮助社会抵御未来的风险；第三，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培养开放、宽容和慷慨的态度，这对自由的民主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
对社会可能正义地停止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的挑战，依赖于关于社会应该追求的有价值的目标的规范性主张。因此，批评追求无休止的经济增长的学者应对这些挑战的一种方式是否认其规范性基础。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否认社会应该致力于让最苦难的人无限期地过上更好的生活；否认社会应该促进持续的创新；否认社会应该通过确保其成员不断改善生活水平来培养开放、宽容和慷慨的态度——这些对于自由的民主运作至关重要。这样的回应遵循了为使罗尔斯关于正义并不要求永远追求经济增长的主张与他的差异原则相一致而提出的一种方案：即认为差异原则，如果得到正确的解释或修订，并不要求无限期地最大化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期望（Freeman, 2018: 24-32; Williams, 2011）。以这种方式否认挑战的规范基础有效地削弱了持续追求经济增长的论点，尽管其负担在于确定正义并不要求社会旨在使其成员，尤其是境况最差的成员，无限期地过上更好的生活。
相反，在这里，我承认经济增长的支持者的三个挑战的规范性基础，以表明，即使一个人接受将这些挑战作为正义所要求的主张，一个社会也可以合理地停止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只要它继续致力于并实现其他方面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是，虽然持续的经济增长可能有助于实现有价值的目标，但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因为社会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因此，即使人们接受经济增长的支持者的规范性主张，认为正义要求一个社会以无限期改善生活最困难的人的境况为目标，促进持续创新，并通过确保其成员不断改善境况来培养开放、宽容和慷慨的态度，但正义并不要求一个社会永远追求经济增长。
在继续论证之前，让我先澄清一下术语：首先，我遵循经济增长的传统定义，即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增长。GDP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产出、消费和收入，是经济增长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对经济增长的标准定义，因为它追踪了经济增长的基本理念（尽管并不完美），即收入和财富水平以及物质生活的水平的上升。[3] 其次，一个不再以进一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社会，在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确定以及社会进步的指标中也将不再追求经济增长。[4] 不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社会——即不安排其制度或政策以追求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不将经济增长作为其社会进步指标的组成部分——可能会出现零增长率，也可能不会出现，其也不需要以零增长率为目标。鉴于正如我所假设的那样，这样的社会存在一些个人自由保护措施，束缚了政府限制个人参与可能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的程度，所以这样的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为零，也可能不为零。
[3] 收入和财富，前者是流动，后者是存量，包括“控制或使用任何具有市场价值并使一个人能够追求其目标的具体资源或服务”以及物质生活水平（Freeman, 2007b: 153; 另见Rawls, 1975: 540-542）。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增长不同于整体福祉或生活质量的提高（Mankiw, 2012: 503-507, 2016）。除其他维度外，它排除了自由时间和更大权力的收益，以及工作中的机会，而这些在这里最为相关。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理解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经济学中的增长概念不同：经济的生物物理规模或其总“吞吐量”的增加，“从原材料投入开始，随后是它们转化为商品，最后转化为废物”（Daly, 1996: 28）。通过充分的“去物质化”或“脱钩”，社会可以在不增加物质吞吐量的情况下继续实现更高水平的收入、消费和生产，尽管经济增长的批评者对这种可能性持怀疑态度。
[4] 有关社会进步的替代指标的概述和分析，请参阅Fleurbaey和Blanchet（2013），有关社会指标如何影响其集体选择和公共政策的说明，请参阅Laurent（2018: 1-11）。
我首先简要考察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定态的有影响力的论述来构建论证。尽管接下来的论证是在更广泛的当代正义理论中发展的，而不是在密尔的框架内，但它继承了密尔的论点，即定态并不意味着进步的终结。然后，我依次呈现对合理停止进一步经济增长的想法提出的三个挑战，展示如何在不否认增长的支持者的规范基础的情况下应对增长的支持者的挑战。
02
密尔的进步定态
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密尔颠覆了关于定态（Stationary State）的传统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有一个终点，即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定态。在古典观点中，由于自然资源的边际回报递减和盈利投资机会减少，最终会导致实际工资稳定在仅仅维持生存的水平，利润率达到最低水平，以及资本积累停止。因此，经济增长有不可避免的极限。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增长将停止，社会财富和人口亦将保持不变。斯密在他的作品中对这一状态进行了简要描述。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人口原理（Principle of Population），使得定态成为了一种令人害怕的经济状况。马尔萨斯认为定态的显著特征为极度贫困，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与马尔萨斯观点一致，认为定态是应避免的状态。他强调，彼时的英国仍处于“幸福的进步状态”，停滞“远未到来”。[5] 由于定态是一个潜在的、不可避免的、令人害怕的前景，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变成，如何延长经济增长过程，从而推迟定态到来的时间至遥远的未来（Milgate and Stimson, 2009: 191-199; Riley, 1998: 303–314; Wrigley, 1988）。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英国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英国国会议员。密尔的研究范围包括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其著作《论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之作，在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学派影响巨大。密尔从三岁就开始读希腊文，八岁开始学拉丁文、代数、几何，九岁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青年期苦学政治经济学、法学、逻辑学和心理学。
[5] 李嘉图对于定态的看法没有马尔萨斯那么可怕——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但由于李嘉图所说的维持生计的工资是由社会而不是生物决定的，它可能高于绝对贫困——尽管这仍然是一个需要避免的情况。
尽管密尔与所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相信经济增长过程不能无限延续，但他否认前辈们“最终无法避免陷入定态”并将其视为“一个使人不快和沮丧的前景”的观点。相反地，他并没有“老派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普遍表现出的对资本和财富定态的直率的厌恶”。取而代之的是，他“倾向于相信，总体而言，定态将是对我们目前状况的相当大的改善”（Mill, 1994: 124-126）。[6]
[6] 此版本使用1871年密尔文本的第七版。除非另有说明，所引用的段落在1848年和1871年版本中是相同的。关于密尔在其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背景下对定态的看法，包括社会如何过渡到理想的定态，请参阅Riley（1996, 1998）。
密尔对将经济增长的价值单纯地理解为“生产和积累的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构想了一个理想社会，“其不仅与定态完全兼容，而且定态似乎比与任何其他状态都更自然地与之共存”（Mill, 1994: 127-128）。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通过限制人口和“立法促进财富平等”，可以实现“更好的财富分配”。从而，社会中将会有：
一支薪资丰厚、富裕的劳动者队伍；除了一个人的一生中赚取和积累的财富外，他们不会拥有其他巨大的财富；同时与目前相比，将会有更多的人，不仅免除了粗重的劳动，而且拥有足够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休闲；他们可以远离机械性的琐事，自由地获得体面的，并为那些发展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们提供榜样（Mill, 1994: 128）。
他写道：“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状态似乎是社会中最理想的状态”（Mill, 1965: 755）。[7]
[7] 在1871年的修订版的文本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这种社会状况，比现在好得多……”（Mill, 1994: 128）。
密尔认为，物质财富水平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进一步的财富增长的价值有限，且相对于其他竞争因素（如休闲、大自然的存在和体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一旦人们达到了足够的物质满足，追求额外消费的主要目的就变为彰显地位，而其本身价值有限：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祝贺那些已经拥有远超于他们需求的财富的人变得更加富有。除了作为其财力的标志外，财富的增加几乎没有带来额外的快乐（Mill, 1994: 127）。
只有在尚未达到这种财富水平的社会中，“增加产出仍然是一个重要目标”。此外，密尔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社会条件和实践本身是不可取的。他写道：“我承认，我对于为了进步而奋斗的理想生活并不着迷。”那种“互相踩踏、碾压、挤压和相互追逐”的社会风气只是社会进步“令人讨厌的症状”。与竞相“追逐财富”的对抗相反，“对于人类本性来说，最好的状态”是物质满足和安全（Mill, 1994: 126-129）。
密尔进一步尖锐地指出，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错误地将定态视为“人类工业的洪流”遇到了“死海”（Mill, 1994: 124）。相反，定态将继续、甚至更好地促进人类进步。正如他强调的那样，
资本和人口的定态并不意味着人类进步的定态。各种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将有一如既往的广阔空间；当思想不再沉迷于进步的艺术时，改善生活的艺术的空间就越大，其被改善的可能性也就越大（Mill, 1994: 129）。
在定态中，人们不再为了生计进行无尽的斗争，而将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投身于生活的更高追求，推动着道德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随着对更深层知识和技能的持续追求，人们甚至可能在“工业艺术”（Industrial arts）方面取得进步。唯一的区别在于，“工业进步不再只为增加财富而服务，而是带来减轻劳动负担的合理成果”。在定态中，人们仍将继续创新，且在“公正的制度”和“明智的预见”的指导下时，那些由“科学发现者的智慧和付出”所创造的发明可以“成为人类的共有财产以及改善、提高普遍生活状况的手段”（Mill, 1994: 129-130）。 [8]
[8] Jonathan Riley将密尔对定态的讨论与早期一篇关于“文明”（1836）的文章联系起来，其中密尔将狭义上的文明，即拥有财富和权力，与广义上的文明，包括“更突出人与社会的最佳特征；在完美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更快乐、更高尚、更明智”进行了对比。Riley认为，密尔认为定态与文明的进步是相容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而为了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效用”而停止经济增长似乎表明从狭义文明向广义文明的转变（Riley, 1998: 314, 332, n. 61; 另见Urbinati, 2011）。
密尔在关于定态的章节开头提出了对经济进步的问题：“其目标是什么？”（Mill, 1994: 124）。他的答案是，尽管经济增长终将也应该停止，但这种终结为朝着更高的人类和社会成就持续进步提供了机会。密尔提出的定态理想确实是一个持续进步的状态：虽然这个理想社会停止了生产、消费和财富的增长，但它继续在其他更高领域中追求和实现进步。[9]
[9] 接下来的论证采用了密尔关于定态的论述中的一个观点——经济增长的停止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进步的终结——但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则脱离了密尔的论述及其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而是在当代正义理论的范围内更广泛地展开。
03
停止经济增长的三个挑战
密尔对于进步的稳态的描述，展示了如何在不否认由支持增长者提出的规范性基础的前提下，捍卫停止无限经济增长的正当性。支持增长者提出了如下挑战：首先，如果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环境上可持续的，并且增长被公平地分配，那么所有社会中和全球范围内的人们，会逐步过上更好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处境最困难的人；其次，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推动持续创新，为人们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并帮助社会抵御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的影响；第三，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开放、包容和慷慨的态度，这对于自由的民主社会的运行至关重要。
虽然可以通过否认这些挑战背后的规范性主张来反驳——一个社会应该不断努力让处境最困难的人生活得更好；一个社会应该促进持续创新；一个社会应该通过确保其成员持续变得更富裕来培养开放、包容和慷慨的态度（这对自由的民主运行至关重要）——即使接受这些主张作为正义的要求，也不意味着正义要求一个社会永远追求经济增长。虽然持续的经济增长可能作为达成一系列有价值的目标的手段，但并非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因为一个持续追求和实现其他维度上的进步的社会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实现这些目标。[10]
[10] 有关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作为实现理想目标的工具的相关解释，以及对社会如何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这些愿望的考虑，请参阅Herzog（2015）。Herzog并不赞同增长的支持者的主张，即社会应该致力于使其成员无限期地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他说明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批评者可能会采取否认挑战的规范基础的方式。
在考虑这些挑战时，为了独立地分析社会是否可以正义地停止追求经济增长的问题，我同时代表支持者和批评者两方的立场，做出一系列理想化的假设。站在经济增长的支持者的角度，我假设经济增长是环境可持续的，并且产生的收入和财富是公平分配的。站在经济增长的批评者的角度，我假设社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且现有的收入和财富在其成员之间是公平分配的。[11] 此外，我假设社会可以通过稳定的国际安全协议或其他方式，可靠地维持国家安全，而不需要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我还假设全球和社会的人口水平是可持续的。社会在特定环境下是否应该继续追求经济增长，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应该继续追求经济增长，是一个需要放弃上述假设、并将这些条件纳入综合评估考虑的新问题。在这里，为了将分析集中在持续经济增长本身的价值以及在一个社会是否必须无限地追求持续经济增长上，做出这些假设是合理的。
[11] 人们可以依靠自己偏爱的分配正义的理论来具体说明“公平分配”的术语，正如我承认的那样，正义要求社会的目标是让生活最困难的人无限期地变得更好。
04
改善生活的挑战
经济增长的支持者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是改善成员的生活的挑战：如果经济增长是环境上可持续的，并且经济增长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那么社会和全球范围内的人们，会逐步拥有更好的生活，特别是那些处境最困难的人。这个挑战强调，持续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和财富不断增长，而这些额外的财富可以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包括所有在一个特定社会内和其他社会中处境最困难的人们。[12]
[12] 改善生活挑战也可能会诉诸子孙后代的潜在收益。即使未来几代人也包括在内，我在本节中提出的对挑战的回应也将适用。由于创新挑战更直接地适用于后代，因此我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中主要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思考一下经济增长在社会中处处可见的时期（如20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如果这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公平地分配当今社会和全球最困难的人们，改善生活的挑战的说服力就显得很直观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像上一个“特殊的世纪”那样快速，但即使增长速度较慢，仍然可以给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类似的物质改善（Gordon, 2016）。
经济增长能同时带来个人的和集体的潜在收益。随着额外的财富，人们将拥有更多的手段来追逐自己的事业、满足自己的偏好，社会也将有更多的资源来投入到教育、医疗、基建和安全领域的进一步提升中。正如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所说，“收入越多越好是不辩自明的”，因为“更高的收入允许你购买更多你喜欢的东西”（Mankiw, 2016: 356; Baumol et al., 2007: 15-16, 23-24）。[13] 即使一个社会已经拥有了很高的财富水平，且财富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例如拥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的公共医疗保健和教育，甚至是人们拥有可观的基础收入——额外的财富仍然可以使社会成员们，包括处境最困难的人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同时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来追求他们的个体和公共目标。此外，我们不应将目光只局限于某一个富裕的社会，还应考虑全球中最落后的社会。尽管如何确保使它们受益存在着重大争议，但持续的经济增长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确实可以被用来提高落后的社会中人民的生活水平。
[13] 另请参见Baumoletal等人（2007: 15-16, 24）; Cowen（2018; 29-54）。Cowen并没有论证说经济增长的标准定义是增加GDP，而是论证了“修改版本”的概念，即“财富+”，其旨在更好地跟踪对福利的贡献，并参考“产生的价值总量”，包括闲暇时间。
对于改善生活的挑战，反对持续经济增长的人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其理想化的假设，即论证现有的经济增长不是环境可持续的或经济增长没有公平分配（参见McKibben, 2007: 11-30）。虽然这些对现行的经济实践的批评很重要，但它们并不能排除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环境可持续的且被公平分配的可能性，而且同样的有利假设对持续经济增长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应当适用。
对于更富裕的挑战的另一种回应方式是通过减弱其适用范围来削弱其有效性，即像罗尔斯那样坚持一个社会总体的援助责任具有目标和分界点，即实现和维护正义或正当的制度。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即使现在有序的社会可能仍然相对贫穷，进一步的援助也不是必须的”（Rawls, 1999b: 111）。一旦一个社会已经履行了其援助责任，那么它就没有义务来帮助提高较不富裕社会的生活水平，即使那些社会远远不如其富有。如果达到了援助的分界点，更富裕的挑战就被限制为经济增长可以使一个社会中最困难的成员逐渐变得更富裕这一主张。[14] 当然，许多学者反对一个社会的总体义务是有上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改善生活的挑战的适用范围就不能以上述方法被缩小。例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认为，尽管有合理的理由质疑“经济增长的价值和必要性”，若仅考虑对外援助，“我们刻意减缓经济增长的程度应当是有上限的”，因为一个富裕社会的经济增长使其能够在绝对意义上向全球最困难的社会提供更多援助（Singer, 1972: 241-242）。然而，即使一个人在国际分配问题上支持某种形式的平等主义，同样的核心问题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正如其在一个社会内产生一般：即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否会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为了简化辩论，我将进一步假设一个富裕社会没有义务持续帮助提高落后社会的生活水平，从而将改善生活的挑战的焦点限制在这个社会内部的成员。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1946年7月6日-），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著名澳大利亚哲学家，现代功利主义代表人物，动物解放运动活动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应用哲学与公共伦理中心荣誉教授。他专门从事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思考伦理问题。他以著作《动物解放》、论文《饥荒、富裕和道德》而闻名。
[14] 限制改善生活挑战的全球组成部分的另一种方法是认为，富裕社会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就是造成全球贫困的原因，因此，改善全球贫困人口状况的一种方法或最佳方法就是停止这些做法和随之而来的增长。对于现有的经济实践来说，这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同样不能证明，如果采取的做法不会使全球贫困人口的状况恶化，反而会使他们的状况得到改善，那么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发生。
对于改善生活的挑战这个核心问题，主要的回应方式是论证经济增长在超过某个阶段之后，并不会提高社会的幸福水平或生活满意度（例如, 参见Hamilton, 2004: 22-46; Speth, 2008: 126-146; Victor, 2008: 124-134）。这个观点的论述引用了建立于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提出的著名悖论的基础上的研究，即尽管社会中收入较高的人更加幸福，但提高社会平均收入并不会增加平均幸福感。这个观点还指出，在超过某个收入阈值之后，额外的收入并不会增加主观幸福感（Easterlin, 1974）。正如艾德·迪纳（Ed Diener）和马丁·赛里格曼（Martin Seligma）所提出的，“在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似乎已经耗尽其产生更多幸福感的能力”（Diener & Seligman, 2004: 10; Lane, 2000; Layard, 2005）。然而近来这一被广泛引用的实证观点遭到了反驳。在一系列研究中，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汀·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发现不存在此种“饱和点”，即没有观察到收入和主观幸福感在超过某个点后就不再正相关。相反，他们发现，无论在社会内部还是不同社会间，较高的收入始终与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相关（Sacks et al., 2010; Stevenson & Wolfers, 2008, 2013）；作为对此的回应，参见Easterlin et al.（2010）。虽然实证证据的辩论无疑将继续进行，但这些研究和类似的研究结果足以对富裕社会中财富增加不会提升幸福感的常见论点产生质疑（Coyle, 2011: 39-44）。
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 1926年1月12日-），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最著名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经济理论——伊斯特林悖论。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关于生育率和收入关系的伊斯特林假说。
马丁·赛里格曼（Martin Seligman, 1942年8月12日-），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和作家，被称为现代积极心理学运动之父。他的习得性失助理论在理论和临床心理学家之间甚为流行。
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1971年出生，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密歇根大学 Gerald R. Ford 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她曾任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等职位。
贾斯汀·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1972年出生，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学者。他是密歇根大学 Gerald R. Ford 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也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2007年，他被David Leonhardt的专栏评为代表经济学未来的13位年轻经济学家之一。2014年，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选为25位最聪明的年轻经济学家之一，有望塑造世界对未来全球经济的思考。
更重要的是，无论经济增长是否增加幸福感，更高水平的收入和财富的确创造了更多机会。作为对逐渐增加的收入和财富的价值的拥趸的代表，John Tomas认为：“当人们拥有财富时，正式的自由对他们来说变得更有价值”（Tomasi, 2012: 190）。收入和财富不仅仅提供直接的享受，它们还为个人行使其自由、机会和能力来追求其计划提供了普遍必要条件（Cohen, 2011; Rawls, 1999a: 179; Van Parijs, 1995: 21-24）。对于每个人来说，为了行使任何形式的自由或追求人生计划，通常需要一定数量的财富。而随着额外的财富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人通常会获得更强的能力来行使个人自由和发展个人前途，或发展出更强的个人技能（Nussbaum, 2000, 2011;Sen, 1999）。
当拥有的额外收入和财富足以保证高物质水平的生活时，人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去从事创造性的项目，照顾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推进他们致力于的事业，去旅行，去利用才智或文化的机会（参见Tomasi, 2012: 190; Moller, 2011: 186-189）。财富不仅包括个人收入和私人财富，还包括任何个人拥有或控制的可交换资源。因此，即使一个人的承诺或计划并不直接依赖于其个人财富，甚至事实上依赖于放弃拥有金钱，更多的财富仍然能使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正如塞缪尔·弗里曼（Samuel Freeman）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一个僧侣可以自由进出图书馆、私人房间、精心设计的教堂，或者可以让他放松、漫步和沉思的、宁静的修道院或花园，那么即使他没有金钱收入”，却享受着“比一个穷人拥有的财富要丰富得多的资源”（Freeman, 2007b: 153）。
塞缪尔·弗里曼（Samuel Freeman）是美国哲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Avalon人文学科教授和哲学与法学教授。他于1977年获得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法学博士学位，1985年在约翰·罗尔斯的指导下于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是约翰·罗尔斯哲学的权威。他与2017年获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甚至对于苦行者们，更多的财富亦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例如他们可以捐献更多的财富（Freeman, 2007b: 153-54）。如果反消费主义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拥有更多财富，他们可以购买更多保护的土地、将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基层组织、倡导和教育，以此来更好地实现他们的目标。
持续经济增长的反对者可能会通过否认更富裕的挑战的规范性基础来做出回击，即否认一个社会应该无限拓展其成员的机会，或者以此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提升。然而，即使一个人接受更富裕的挑战的规范性基础——社会应该努力使其成员，尤其是生活最困难的人，逐步改善生活——作为正义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正义要求一个社会追求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额外的收入和财富确实创造了机会，但其他可能与进一步经济增长相冲突的渠道也可能创造机会，同时其创造的机会可能更多。因此事实上，通过停止追求经济增长，一个社会可能更好地提升其成员的机会。
这是用于解决罗尔斯的差异原则与他主张正义不要求追求无限经济增长之间的明显冲突的另一种途径（Rawls, 2001: 59-60, 63-64）。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指出：一个社会应当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安排“要使其最困难的成员变得比他们在其他任何安排下更加富裕”。Freeman认为，只有在正确理解某种安排对于最困难的社会成员有利的含义时，这两个论点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最困难的位置是由一个初级商品的指数来衡量的，而这些初级商品是一般情况下发展个人能力和追求个人生活计划所需的通用手段。收入和财富确实是两种初级商品，但指数还包括其他组成部分，特别是职务权力和作为社会基础的自尊心。依赖于初级商品在指数中的权重，即使某种经济安排导致相对较少的收入和财富，并减缓或停止经济增长，最困难的人可能由于拥有更多的其他初级商品从而变得更加富裕（Freeman, 2007a: 106-108, 2007b: 111-114: 另见Clayton & Stevens, 2015: 367-370）。[15]
[15] 有关兼容的基于能力的论点，请参阅Muraca（2012）。
尤其是，在使得劳动者在公司中拥有更大的民主控制权和所有权的经济安排下，最贫穷的社会成员也可能改善生活，因为他们在决定工作条件和指导生产过程方面具有更大的权力。同样地，在经济安排使得劳动者拥有更多机会享受工作的核心福利并从事维持和发展自身能力的复杂工作时，最贫穷的社会成员也可能会改善生活（Arnold, 2012; Gheaus & Herzog, 2016）。尽管在工作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机会并不总是以减少收入和财富为代价，但超过某个点后，与其他可行的经济安排相比，工作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对较低的生产水平和较少的收入和财富。[16] 然而，依赖于指数组成元素的权重，与其他可行的经济安排相比，在工作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机会但拥有相对较少的收入和财富，可能使得最贫困的社会成员的生活得到改善（另见Freeman, 2007b: 133-136, 2011: 47-52）。[17]
[16]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与现行安排相比，工作条件的改善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参与率，那么这种改善可能不会减少，甚至可能会增加总产出。但在某些时候和某种程度上，与其他安排相比，工作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可能会导致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因为，比如，生产过程效率较低或对市场条件的反应较差）。此外，工人控制的公司可能决定将持续的生产率提高转化为逐渐改善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增加产量和收入（参见Arnold, 2012: 108-113, 2013: 395; Clayton和Stevens, 2015: 367-369; Frank, 1999: 89-90; Murphy, 1993: 43-45; Schweickart, 2011: 150-151, 2012: 210-211; Tomasi, 2012: 186-187, 189）。
[17] Tomasi质疑在不最大化其收入和财富的经济安排下，境况最差的人会过得更好（Tomasi, 2012: 190-192; 另见Brennan, 2007; Wall, 2012: 195-201）；对此的回应，请参见Arnold（2013）；Clayton和Stevens（2015: 367-372）。这是一个关于指数的组成部分应该如何加权的问题，这里的论证对这个问题不采取立场。更一般地说，这里的论证是，在不以进一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安排下，处境最糟糕的人的情况可能会变好，这取决于指数成分的加权方式，如果是这样，社会可能会正义地停止追求持续的经济增长。
同样的论证也可以应用于空闲时间这一资源，即不用于满足个人（或其依赖者）基本需求的时间。和收入、财富一样，自由时间也是人们通常需要的资源，以行使他们的自由和机会，以及追求他们的生活计划。[18] 和收入、财富一样，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拥有更多的共享空闲时间，或拥有利于人们有效利用空闲时间实现自己目标的社会条件，同样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人们有更多的机会追求自己的计划和事业；利用教育上、才智上或文化上的机会；享受创造性或休闲的娱乐活动。而更多地共享空闲时间进一步创造和扩展了这些机会，因为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和朋友共度、参与社区活动、参加宗教仪式、进行集体政治行动、或者只是共同从事一项爱好或游戏。因此，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共享空闲时间以及有利于人们有效利用空闲时间实现自己目标的社会条件，人们有更好的机会追求个性化的和普遍的目标（Rose, 2016; 另见Alperovitz, 2005: 38-41; Arnold, 2017: 222-223; Goodinet al., 2008; 3-4, 27-34; Neufeld, 2017: 78）。
[18] 作为一种通用的普遍需要的手段，并且是一种不能完全用收入和财富替代的资源，空闲时间应该被承认并被视为该指数的一个分离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参见Rose（2014）。
就像在工作中提供更多的权力和机会一样，虽然保证更多的空闲时间不一定导致收入和财富的减少，但超过某个点后，与其他替代的经济安排相比，更多的空闲时间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降低生产水平和减少收入和财富的代价。[19] 然而，当收入和财富超过某个水平后，对于为人们创造更多机会，更多的空闲时间的边际价值可能大于更多财富的边际价值。因此，依赖于指数组成元素的权重，与其他可行的经济安排相比，拥有更多空闲时间但相对较少或较稳定的收入和财富，可能使得最贫穷的社会成员的生活境况得到改善。[20]
[19] 同样，与工作条件的改善一样，在某些情况下，与现行经济安排相比，空闲时间的增加可能会导致生产率和劳动力参与度的提高，以及总产出的增加，但空闲时间的持续增加可能会导致生产水平较低（例如，因为空闲时间可能用于非经济生产或创收的活动，或者每个工人的就业成本可能更高）。而且，工人控制的公司可能会选择以更短和更好的工作时间的形式持续提高生产率，而不是增加产量（参见Cohen, 2000: 296-325; Rose, 2016: 79–80, 130-131; Schor, 1991: 2-4, 2011: 163-168, 173-174; Schweickart, 2011: 150-151, 2012: 214; Van Parijs, 1995: 186-233）。
[20] 有关通过更多空闲时间而不是更多收入实现能力，但重点是减少生态影响的相关论证，请参阅Robeyns（2017）。
综上所述，更一般地说，如果提高生产力所带来的收益不用于进一步增加收入、生产和消费，而是用于增加更多的空闲时间或增加在工作中拥有的权力和机会，人们的生活可能变得更好（Rose, 2016: 128-134; 另见Frank, 1999: 79-90; Schweickart, 2011: 108-111; Victor, 2010）。正如柯亨（G.A. Cohen）所说，“生产力的进步”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还可以实现“减少工作时间和/或改善工作条件”或“减轻劳动负担，增加休闲时间”（Cohen, 2000: 303-304）。因此，依赖于指数组成元素的权重，如果更高的生产力的收益不用于增加收入和财富，而是用于在其他方面取得进步，可能使得最贫穷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条件逐步改善。
杰拉德·艾伦·柯亨（Gerald Allan Cohen, 1941年4月14日-2009年8月5日），他在以赛亚·伯林和吉尔伯特·赖尔的指导下获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中国通常称为G·A·柯亨或G·A·科恩。他曾经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社会和政治理论学的奇切尔教授。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承认更富裕的挑战背后的规范性主张——即一个社会应该努力让其成员，尤其是最贫穷的成员，不断地改善其生活——但同时主张一个社会事实上可以通过停止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来实现其成员的生活的改善。如果“改善生活”是通过一个多维指数来衡量的，而收入和财富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指数的其他组成部分和更多的收入和财富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关系，那么两种主张可以同时成立。如果一种经济安排，可以带来持续增长的空闲时间，并且劳动者工作中的权力和机会持续增加，那么即使代价是不变或减少的收入和财富，在这样的安排下，如果用综合指数来衡量富裕程度，最困难的社会成员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富裕。如果是这样，并且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停止制定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政策，从而使其成员能够拥有更多其他的资源，进而使最困难的成员逐步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在承认改善生活的挑战的理论基础的同时，一个社会可能正义地停止追求经济增长。[21]
[21] 这里的论证表明，一个社会可以正义地停止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是正义要求它这样做，因为——除了更广泛的全面考虑的评估之外，这种立场还取决于（如上所述）——确定一个社会是否会通过停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最困难者的境况变得更好，取决于该指数的各个组成部分应如何加权。这里的论证并不对指数应该如何加权表示立场，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一个社会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个人认可一个社会必须致力于使生活最困难的成员逐步改善生活的观点，那么一个社会只有在可以获得其他收益，并且这些收益在持续扩大社会成员的机会方面，超过了放弃的收入和财富，才可能停止追求额外的经济增长。此外，如果取消了适用范围的限制，假设在较不发达的社会中提高收入和财富水平的相对重要性，一个社会必须致力于改善全球的（Globally）最苦难的成员的境况，那么一个社会可能在正义要求下停止追求经济增长的时机将变得更为遥远。尽管如此，即使正义要求一个社会必须致力于使最贫穷的成员无限地拥有更好的生活，如果一个社会满足了上述条件，仍然可以正义地停止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05
创新的挑战
下一个挑战是创新的挑战：经济增长的追求推动了持续的创新，提升了人们的机会，并保护了一个社会免受未来风险的侵害。一方面，创新推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个过程是相互作用的。推动增长的经济力量——特别是追求利润的动力——推动了持续的创新。为了降低要素成本、满足和刺激需求、占据市场份额并在竞争对手面前生存下来，寻求利润的企业、企业家和投资者将资源投入到创新中。除了研发之外，通过实践中的学习以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生产过程自身也能产生和促进进一步的创新（Acemoglu, 2009: 414-416; Aghion & Howitt, 2009; Jackson, 2009: 88-97; Romer, 2012: 116-123）。
与过往相比，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更加迅速，并且经济增长与新思想和技术的大幅提升相一致。正如罗伯特·福格（Robert Fogel）所观察到的：
从犁的发明到弄清如何将犁连接到马匹上，人们花费了四千年的时间。而从首次在飞行器上进行飞行到登陆月球只用了65年的时间。（引自Tomasi 2012, 58）
照明技术的发展生动地展示了创新所带来的收益：
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照明方式从昂贵的、呛人的、昏暗的且不常用的牛脂蜡烛逐渐进化到煤油灯、煤气灯，再到一触即亮的现代电灯。在16世纪，大多数人在天黑时就上床睡觉，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昂贵而质量差的照明。到了20世纪90年代，你可能在外出度假时忘记将家里的灯关掉，直到回来时才发现，而只感到稍微有些懊恼。过去的数十、数百年间，一流明或者每单位光亮的价格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照明质量也得到了巨大提升。（Coyle, 2014: 86; Nordhaus, 1996）
罗伯特·福格（Robert Fogel, 1926年7月1日-2013年6月11日），美国经济学家，1993年与道格拉斯·诺斯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拥有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他以其在计量史学领域的贡献而闻名，特别是对于新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的提倡。福格于1972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于1973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于2000年当选为美国哲学会会士。
Tomasi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改变已经不可估量地改善了人们的体验，比如电灯泡或通信、交通和医疗领域的一些类似的常见例子（Tomasi, 2012: 58-59）。创新具有两个特别值得考虑的优势，因为它们对于一个社会应该停止追求经济增长的正当性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创新提升了人们的机会，并保护社会免受未来风险的侵害。
首先，和收入、财富、权力、工作中的机会和空闲时间一样，创新给予人们更多机会。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aCloskey）将其称为“做更多事情的空间”（McCloskey, 2010: 65, 及48-69）。正如黛安·科伊尔（Diane Coyle）所指出的，经济增长不仅带来“物质利益”，而且通过提供接触“日益增多的商品和服务”的机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发展自我能力、以有趣和有意义的方式塑造自己生活的潜力”。即使对于那些收入水平较高的人而言，经济增长仍然能带来这种收益（Coyle, 2011: 10-11, 181）。仅仅考虑过去一个世纪在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改进：许多美国人现在可以并经常跨越全国，也许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或者只是为了追求他们所钟爱的生活方式，同时又可以回家或者去拜访朋友或家人来庆祝节日、团聚或庆祝重大生活时刻，而且一直保持着线上的联系。如今，在追求个人生活计划时可以轻松跨越长距离，并与地理上分散的亲朋好友保持紧密联系。这种生活方式在当下比之前的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正在被很多人享受。这只是创新可以增加人们机会的方式之一。即使是经济增长的批评者也承认创新能够带来好处，他们引用“医学科学的进步……为人类寿命的增加做出了贡献”和“现代生活体验的多样性提升了生活质量”（Jackson, 2009: 97）。正如这些例子所展示的，新思想和技术的传播可以拓展人们的能力。
第二，创新可以保护社会免受未来可能具有的高度破坏性的风险的威胁。其中一些风险目前已知，例如大规模火山爆发、地震或疾病流行，而其他一些风险虽然现在已知，但以前是未知的，例如碳排放和其他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的危险。而某些风险在今天仍然未知，就像气候变化的风险对于1896年之前的人类一样，在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计算出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前一样（Archer & Rahmstorf, 2010: 8）。如果当代人有责任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为未来几代人维护公正的制度，例如罗尔斯所主张的，有义务进行公正的救济以建立和保护“公正的基本制度......并确保一个可以让所有公民过上有价值的生活的社会世界”（Rawls, 1999b: 107），那么现有的一代人应该对此给予适当的重视以防范这些潜在的高度破坏性的未来风险。罗尔斯假设，只要每一代人传递足够的物质财富、文化资本和技术资产，社会就能够永久地保持公正的制度。但是，未来的高度破坏性的事件可能导致社会从良序（Well ordered）状态退化为负担沉重（Burdened）的状态（Cordelli & Reich, 2017）。[22] 创新为现在和未来的几代人提供了更大的能力来缓解和适应这些未来的风险。[23] 以照明为例，提供可再生和低排放能源的创新使人们能够持续享受电力带来的生活质量改善，而不会对气候造成足够的破坏以至于使公正的制度受到威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工程和医学进步。它们保护我们免受未来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病的风险。而其他现有和尚未开发的创新，可能能够防范尚未预见到的风险。
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 1859年2月19日-1927年10月2日），瑞典化学家。提出了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电离的阿瑞尼斯理论，研究了温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得出阿瑞尼斯方程。由于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杰出贡献，阿伦尼乌斯于190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22] 基娅拉·科德利（Chiara Cordelli）和罗布·莱奇（Rob Reich）认为，当代人有代际援助的义务，这是对公平救济原则的补充，以解决社会可能因外部因素而从良序倒退到负担沉重的风险。他们认为，国家公开补贴旨在开发防范破坏性低概率风险的技术的私人慈善基金会是合理的。这里的论证更宽泛地认为创新有助于防范这些风险。
[23] 履行防范未来风险的义务可能还需要储备剩余资本来部署这些创新。如果是这样，这就提高了一个社会在停止追求经济增长之前必须达到的财富水平。我感谢基娅拉·科德利指出的这一点。
因此，创新的挑战强调，停止追求经济增长和它所推动的创新，就是放弃拓展人们机会和对于未来风险的保护。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一个社会不必推动持续的创新。为此，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就提升机会而言，创新带来的多样性、选择、产品和技术的增加可能实际上并不具有益处，而就未来风险而言，这些创新可能带来自身的风险，核能就是创新的两面性的一个明显例子。然而，应对创新的挑战并不需要否认创新的价值。即使一个人接受创新的挑战背后的规范性主张——一个社会应该推动持续的创新——作为正义的要求，这也并不意味着正义要求一个社会无限追求经济增长。[24] 追求经济增长确实会推动创新，但这并不是新思想和技术产生的唯一方式，或者可能产生的方式。
[24] 创新挑战要求社会满足两个条件，与创新的两个相关价值相对应：首先，与应对改善生活挑战的条件相一致，即创新持续到足够的程度，使社会成员，特别是最困难的成员，根据全面加权指数的评估，与持续追求经济增长相比，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其次，创新持续到足以满足社会适当加权的防范未来的风险义务。因此，即使正义要求一个社会促进持续的创新，但无论是实现创新的机会增加价值还是风险保护价值都不蕴含着正义要求一个社会实现与持续追求经济增长或追求最高水平的创新的社会相同程度的创新。
在停止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个社会仍然可以通过吸引和培养更广泛的动机，并提供社会条件和资源来支持和激励创新，来继续推动持续的创新。在市场竞争中，由工人控制的民主化企业仍然会有动力进行创新，以满足维护和修复的需求，以保持市场份额，并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多的空闲时间（Schweickart, 2012: 212–215; 另见Schor, 2011: 170–171）。此外，对公众认可的渴望以及内在动机可以推动对创新的追求（Romer, 2012: 118），同时人们将继续保持好奇心、创造力和发明力（Hamilton, 2004: 232）。一个社会可以利用对社会尊重的渴望，并利用非金钱奖励来鼓励这些创新品质。[25] 除了动机之外，根据前面的论点，一个停止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将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空闲时间，以及更多的工作中的权力和机会，这反过来将有助于创造人们追求科学和创新进步的社会条件，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追求。正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一篇拥护闲暇权利的文章中所主张的，“在一个没有人被迫一天工作超过四个小时的世界里，每一个具有科学好奇心的人都将有机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Russell, 2004: 14）。创新的资源也可以由公共或私人机构提供，就像过去一样。[26] 人们可以通过直接资助或研发税收抵免、竞争性的项目资金奖励、或通过程序分配资金给更高效和创新的企业，来支持和激励创新（参见Greenhalgh & Rogers, 2010: 313-317, 322-323）。
[25] 例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建议使用“功绩和美德”的公共“荣誉”（Rousseau, 2005: 178）。有关一个社会如何更广泛地利用“道德激励”和“道德信息”来实现期望的社会结果的说明，请参阅Bowles（2016）; Carens（1981）。
[26] 例如,在公共卫生研究领域，除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英国私人惠康信托（Wellcome Trust）基金会提供的例子外，另一个例子是提议的健康影响力基金会（Health Impact Fund），这是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全球机构，它将资助有助于全球健康的创新，然后以低成本提供（Banerjee et al., 2010）。
因此，通过这样的机制，在停止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个社会仍然可以推动持续的创新，从而提升人们的机会并保护人们免受未来风险的影响。因此，一个停止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可以应对这第二个挑战，前提是与第一个挑战一样，只要它继续在其他方面追求和实现进步。
06
社会冲突的挑战
尽管追求经济增长的支持者对永远停止追求经济增长的观点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挑战可能被解决，还存在第三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社会冲突挑战，即持续的经济增长培养了人们开放、宽容和慷慨的态度，这对于自由的民主社会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根据这个主要由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和威廉·加尔斯顿（William Galston）等人提出的观点，经济增长不仅有其物质利益，还有其“道德利益”——它对社会态度以及政治和社会动态和制度会产生积极影响（Friedman, 2005: 4-5, 14, 80, 2007; Galston, 2014: 22-23）。
弗里德曼研究了收入增长如何塑造人们的观点，以及由此塑造社会的规范、政策和制度，并认为“经济增长——指的是绝大多数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促进更多的机会、对多样性的包容、社会流动性、对公平的承诺和对民主的奉献”（Friedman, 2005: 4, 80）。相比之下，经济停滞会危及人们对这些价值观的支持（Friedman, 2005: 4-5, 110, 399; 另外参见Galston, 2014: 4-5, 18-23）。此外，弗里德曼认为，相同的关系也适用于已经达到高水平财富的民主社会：“任何社会——无论它变得多么富有或其制度多么完善——都无法免于当其大多数公民无法感到经济进步时，其基本民主价值会被动摇”（Friedman, 2007: 54）。因此，即使在一个已经富裕的社会，进一步的经济增长除了带来额外的物质收益之外，还将继续发挥其在支持开放、包容和慷慨的态度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是维持自由的民主体制运作的基本条件。
本杰明·弗里德曼（ Benjamin Friedman），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硕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William Joseph Maier教授。
威廉·加尔斯顿（William Galston, 1946年1月17日-）,康奈尔大学学士，芝加哥大学博士，美国作家、学者和政治顾问，担任布鲁金斯学会Ezra K. Zilkha主席和高级研究员。前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 Saul Stern教授兼院长，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学教授。加尔斯顿专门研究美国公共哲学问题、政治机构、道德哲学等。
在观察历史和当代趋势时，弗里德曼运用行为经济学来解释这些关系。首先，因为人们往往会随着时间适应自己的环境改善，他们的满足程度主要取决于收入增长的速度，而收入水平的作用相对更小，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拥有更多。此外，正如弗里德曼强调的，当人们评估自己的幸福程度时，他们几乎总是基于两个独立的基准进行相对比较：自己是否比过去的自己或家庭经历更幸福，以及是否相比周围人来说更幸福。重要的是，这两种相对评估是相互替代的。当人们相较于某个基准更加幸福时，他们往往不太关心相较于另一个基准的表现如何。虽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比周围的人更幸福，但经济增长可以让每个人相对于自己和家庭过去的经历而言变得更幸福。尽管人们会适应自己的环境，但持续的广泛经济增长可以让人们的当前状况始终比自己最近的基准要好。当人们感觉相对于自己的过去经历来说过得更好时，他们就不太会想要将别人比下去，因此更倾向于包容和支持他人（Friedman, 2005: 80-92, 2008: 129-130）。
相对地，在停滞的经济中，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过去并没有改善，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与周围人的比较。在增长的经济中，人们可能在相对竞争中落后却仍然在持续进步，但在停滞的经济中，竞争是零和游戏，一个人的收益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此外，考虑到人们对损失的回避倾向，人们对失去已有的东西特别抗拒和恐惧，而这些合力共同助长了挫败感、怨恨和保护意识，加剧了社会和政治冲突。结果就是一种僵局、责备、部落主义（Tribalism）和极端主义（Extremism）的政治，这对民主的健康构成了风险（Friedman, 2005: 83-92, 2007: 48-49; Galston, 2014: 18-23; 另见Frank, 1999: 103-106; Olson, 1973: 7-8）。鉴于这些倾向，加尔斯顿得出结论：“广泛的繁荣”（Broad prosperity），即广泛分享的经济增长，“既是政府机构运作的润滑剂，也是凝聚社会的粘合剂”（Galston, 2014: 23; 另见Baumol et al., 2007: 32-33）。
对社会冲突挑战的一种回应是质疑这些行为倾向——适应环境、相对比较和损失规避——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是否必然会产生相同的效果。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安排不是使人们相对比较经济地位，而是围绕他们在各种不同领域的差异和成就进行关注，并且人们没有理由担心生活水平下降或远远落后于他人，那么即使这个社会没有随着时间而进步，这些倾向也不一定会产生同样破坏性的挫败感、怨恨和对抗。[27]
[27] Herzog（2015: 58-60）提出了这样的回应。Walzer（1983）的“复杂平等”理论也可以用来支持这样的立场；另见Wolff和De-Shalit（2007）。此外，人们可能会讨论密尔关于竞争性“财富斗争”的上述论点，并询问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安排和实践本身是否会鼓励和加剧社会冲突。
然而，社会冲突的挑战可以在接受这些倾向及其影响的同时得以应对；也就是说，即使承认正义要求社会通过保证其成员不断改善其生活，以培养对于自由的民主至关重要的开放、宽容和慷慨的态度。正如回应前两个挑战的论述所表明的，一个社会的成员在没有持续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仍可能会改善生活。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拥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在工作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工作机会，并且创新是持续进行的，那么以他们过去的经历为基准，他们可能将继续拥有更好的生活。而且，在成功应对前面两个挑战的条件之后，即以一个加权指数来反映生活水平，相比处于一个继续将其制度和政策调整为追求更高水平收入和财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成员实际上会更幸福。[28] 因此，与之前所识别的机制相一致，人们会对超过周围人产生更少的兴趣，更不害怕在零和竞争中失败，更可能变得开放、宽容和慷慨。的确，弗里德曼和加尔斯顿的论点更广泛地提到了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性，弗里德曼也承认人们在有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多空闲时间和改善的医疗时也可能变得更幸福（Friedman, 2005: 4, 12, 80-83; Galston, 2014: 5）。[29] 社会冲突的挑战并不要求一个社会追求经济增长本身，而是更广泛地确保其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幸福，而这一目标——正如对前面的挑战的回应所表明的那样——一个社会可以在不追求持续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
[28] 虽然解决改善生活挑战的一个条件是，与在替代安排下相比，一个社会通过停止追求经济增长，使其最差的成员过得更好，但应对社会冲突挑战本身的条件并不具有类似的可比性。相反，这一挑战只要求一个社会的成员在培养相关态度所必需的意义上，并在自由的民主社会的运作所必需的意义上不断变得更好。
[29] 弗里德曼对经济增长的论证包括这些收益作为随着收入增加而获得的商品（2005: 12, 81-83）。然而，正如这里应对改善生活和创新挑战的论证所表明的那样，一个社会在停止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可以继续追求和实现这些方面的收益。
07
结论
社会必须无限期地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吗？经济增长的支持者对一个社会在达到高收入和财富水平后，可能会正义地停止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给出了三个挑战。考虑到增长必须是可持续的并且收益能够公平分配，这些挑战是：首先，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使社会中乃至全球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生活最困难的人，逐步过上更好的生活；其次，追求经济增长可以刺激不断创新，从而增加人们的机会，帮助社会抵御未来的风险；第三，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培养开放、宽容和慷慨的态度，这对自由的民主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
批评永远追求经济增长的人，拒绝经济增长必须“无限期地向上、向前”的观点，可能会通过否认这些挑战的规范性基础来回应这些挑战——也就是说，否认一个社会应该致力于让最困难的人无限期地变得更好；社会应该促进持续创新；社会应该培养开放、宽容和慷慨的态度，通过确保其成员不断过上更好的生活。
相反，这里的论证承认经济增长的支持者的挑战背后的规范性基础，并且表明即使人们接受挑战背后的规范性主张作为正义的要求，社会仍然可能正义地停止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虽然持续的经济增长可能有助于实现有价值的目标，但它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来说并不是必要的，而且实际上可能会破坏这些目标的实现。
首先，通过放弃对额外的收入和财富的追求，转而实现其他方面的收益，例如更多的空闲时间、工作中的权力和机会，然后取决于如何权衡这些不同的资源和机会，社会可以继续使境况最差的人过上最好的生活。其次，通过利用更广泛的动机并提供支持性的社会条件、资源和激励措施，社会可以继续促进持续的创新。第三，通过实现前两个目标，使人们的生活相对于过去的基准继续变得更好，社会可以培养自由的民主所必需的开放、宽容和慷慨的态度。
因此，即使人们承认增长的支持者的挑战的规范性基础是正义的要求，正义也并不要求社会永远追求经济增长。只要一个社会通过继续追求并实现其他方面的收益来应对这三个挑战，一个社会就可以正义地停止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这样的社会在继续追求其他方面的收益的同时，可能会停止安排追求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制度或政策，或者不再将经济增长纳入其社会进步的指标。
一个社会在特定情况下是否应该继续或停止追求经济增长，以及以何种方式继续追求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进一步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取消上述增长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的理想化假设之外，还需要评估是否以及如何满足这三个挑战的条件。[30]
[30] 还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个社会停止追求经济增长，而情况发生了变化，以至于迎接挑战的条件或框架假设不再继续存在，那么这个社会可能不再接受将三项挑战作为正义要求的主张，这个社会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不追求经济增长。
然而，在当前关于富裕社会是否确实应该“宣布经济增长方面的胜利”而转而追求其他方面的收益的争论中，这里提出的论证为进行这一评估提供了一个框架。此外，通过放弃社会必须无限期地追求经济增长的观点，这一论证既引导这些辩论集中在社会应该实现什么价值和目标的问题上，又扩大了这些问题的可能的答案的范围。因为，如果——即使是在增长的支持者的规范性基础上——一个社会没有必要无休止地追求经济增长，那么追求某些其他价值或目标会减缓甚至停止经济增长的反对意见就不再具有同样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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