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纸上到街头：工人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基于“五四”后《晨报》和《民国日报》的媒介学考察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从纸上到街头：工人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基于“五四”后《晨报》和《民国日报》的媒介学考察

作者 | 彭志翔

内容提要

工人阶级由“未受教育”到“程度增进”，工人运动从报刊中的新观念发展成为街头的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不仅通过报刊建构起“劳工神圣”的观念，还依靠“阶级苦难论”锻造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更深入工人中间将纸上的言说发展成现实的街头行动。在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人的过程中，报刊扮演了非常关键的“中介”角色，它连接了多重的组织和力量，搭建起一个交织的网络，构成了工人运动深入社会肌理的“毛细血管”。

关键词

报刊 媒介学 革命动员 知识分子

正文

裴宜理（E.J. Perry）对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指出：“知识分子加入其中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肯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事实上，早在1919年8月，《晨报》的新闻已经观察到知识分子的介入为罢工带来的新风气：

汉上各工，本百有相沿成习之所谓雷祖、财神、葛仙、轩辕等会，不过每年聚集一二次，图几酒几肉、一饱一醉而已，并不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何物，此时几经风波，更经略具知识者之导引已稍稍知集会结社平日联络之法。

“略具知识者”的引导，让武汉的工人从基于业缘或地缘的群聚转向现代的集会结社。这实际上折射了一股新潮流的到来：原本“四民之首”的知识分子与“下层社会”的工人阶级发生了历史性关联。光有联系还不够，要推动工人运动，工人阶级需要具备相当的“智识”。那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如何互动，工人运动的“智识”又是如何生产以及扩散？换言之，知识分子如何将工人“运动”起来？这些问题对理解工人运动思潮的扩散、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对“五四”社会动员的研究将报刊视为进行“通俗灌输”的启蒙工具。报刊的“编读互动”在革命动员中的作用受到充分重视。另一研究思路从政党实践的角度出发，关注文化、组织等资源在工人动员中的战略性运用，报刊被视为动员体系中的一环。以上两种研究视角对媒介的认识停留在“纸上”的建构活动，并未触及报刊活动与街头实践的互动，即德布雷（Régis Debray）所说的“话语造成事件”、观念的“实体化”过程。媒介学拒斥单因素的分析媒介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强调要考虑媒介影响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因此，新观念渗透到“下层社会”的实践过程，媒介实践介入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与组织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试图追索“五四”以后，工人运动是如何从报刊的讨论发展成街头的洪波巨浪，以此理解媒介在革命动员中的位置与作用。1919-1924年的《晨报》、《民国日报》汇聚大批关心劳动问题和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两家报刊在新闻和言论两方面都对工人给予高度关注，并以不同方式卷入运动。因而，本文以这两份报刊为中心，综合利用中共历史文件、日记、回忆录等多种史料，尽力重塑知识分子如何从纸上卷入街头，并将工人“运动”起来的过程。

一、“纸上的运动”：

“劳工神圣”观念的传播及其限度

“五四”之际，传统的伦理规范与等级秩序跌得粉碎。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影响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待自身和工人阶级的视角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人阶级的力量被看见，“劳工神圣”成为一个颇具革命性的观念。而观念要形成社会共识，甚至发展为社会运动，则需要经过一场“纸上的运动”，即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多方面阐释、深化和传播新观念。中共在建党初期就认识到，对“劳动群众”的宣传应特别注意以下内容：“自然及社会科学常识，共产主义之浅释（当与工人以整个的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普通集会组织的方法”以及“世界劳动运动史略及现势”。显然，报刊中的宣传并不是浅近的、一元的说教，而是一套整全性的意识形态，如此才能为“劳工神圣”观念的扩散乃至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思想基础。

首先，报刊热情地翻译和刊载西方劳动问题的著述，为“劳工神圣”提供理论支持。在诸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阐释了剥削原理，将问题根源指向了阶级分析。《晨报》以极高的热情引进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刊载马克思对工人的演说《劳动与资本》，清楚地揭示了：作为商品价值生产者的工人，仅获得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后代的最低工资，工资越低、工作时间越长则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利润越大。这样的理论分析和论证为“劳工神圣”注入反抗阶级压迫的意涵。《晨报》还连载了考茨基解释《资本论》的著述，更通俗地阐释了劳资对立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处境。这些译著分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深层逻辑，受此影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和阶级斗争抱有很大的虔信。李大钊就将“工人政治”视为一种“新的德莫克拉西”，希望学习俄国“消灭阶级”实行“工人政治”，由“工人管理一切事物”。他热情地介绍俄国革命，并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工人阶级。借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既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框架也指明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需要注意的是启蒙思潮具有混杂性，马克思主义并非唯一的思潮。《民国日报》还译介了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复旦大学师生在《民国日报》创办《平民》周刊，致力于引进合作学说，主张工人集资创办合作社，互助互利。周佛海则翻译了久留弘之的《劳工运动》，引进了工联主义、工团主义思想，提倡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这些思潮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共同营造了“劳工神圣”的知识环境。

其次，报刊注意介绍工人运动的历史，并展示“神圣”劳工的奋斗历程。《民国日报》有文章讲述了英国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斗争的艰苦历程，从早期的捣毁工厂到后来的同盟罢工，工人通过斗争来提高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还有文章强调，欧美工人阶级在历次罢工中，费了许多热血、许多生命，才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这些文章说明唯有工人的生命和热血方能实现“劳工神圣”。《晨报》有文章介绍“劳动纪念日小史”，提到欧美工人运动“已做好几十年了，到了今天，才收几分效果”，对中国来说“劳动节”还是一个新事物。另有文章介绍“国际劳动运动”的历史，将国际工人运动追溯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万国劳动者，我们快起来运动”的号召。这些文章意在展示工人阶级争取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斗争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场“漫长的革命”。总之，对工人运动历史的讲述，凸显了“劳工神圣”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工人阶级不懈斗争而争取到的。

再次，报刊十分注意引介各国工人运动的方法。这既说明科学和先进的方法在工人抗争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为通往“劳工神圣”指明了道路。张申府认为，工人运动在政治上表现为工人政党的运动。他的“巴黎通讯”介绍了法国的议会斗争策略：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通过吸纳党员、与其他小党派联合等方式争取选票，改造议会。留学日本的施存统引进了劳动组合的观念和方法，如设立劳动条件标准、限制劳动时间、设立劳动介绍所、消费组合、同盟罢工等。他还翻译了“劳动组合”的发展历史，说明“劳动组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当时，苏俄的“劳动法典”和“劳工平民组织”、美国的《劳动组合会章程》、英国的“劳动保险”等工人运动经验均被介绍到国内。欧美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权益，甚至改造世界的方法在报刊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呈现。

知识界积极地引进西方工人运动的理论、历史和方法，为“劳工神圣”的观念注入理论的支撑、历史的经验与方法的指引。至此，“劳工神圣”的观念在中国建构起来，并被赋予进步的象征意义。甚至有人说：“不论什么欧化美化甚至于日化，我们都要把他吸收进来分析分析，有的赶不及溶解的，或者竟要把它囫囵吞下。”在这种急迫的氛围下，知识分子对工人运动抱有很高的期待。当时，不仅纸上的呼声沸沸扬扬，工人罢工也频频发生。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并未按纸上的要求开展，斗争的方向和组织性均与“世界新潮”不符。就斗争方向而言，工人运动还没有发展成阶级的斗争。有人撰文批评：“现在劳动界还没有对于资本家提出要求。”还有作者抱怨道：“那些工人们都愿意投入资本家的家里，当他奴隶。奴隶当惯了，反不愿意解放。”邓中夏将这一时期的罢工总结为：“资本主义工业相当发展中的原始自发的罢工运动。”在这些罢工中，工人的核心诉求往往只是增加工资，当诉求得到全部或部分满足，甚至有时因帮会、官方的干预而无法得到满足时，罢工就结束了。在斗争的组织性上，工人阶级也没有联合起来组成工会。《民国日报》一篇时评指出，工会并没有掌握罢工的主动权，工人是“由资本者解放”。时至1921年4月，汉口靴业工人罢工还是在“孙祖庙”与靴帮首领交涉。借此可见，裴宜理所言的“地缘政治”传统，还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罢工活动。

透过实际的斗争情况，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工人阶级与神圣的劳工还相去甚远。一方面，工人的阶级意识尚未成熟，这股力量有待点燃和激发。《晨报》有作者就谈道，中国“未受教育、缺乏技能的贫民，随缘卖力，生死由命，这就算劳动阶级吗？”沈雁冰意识到了关键所在：“劳动者差一点的程度，是指他们的团结力，阶级意识的觉悟，以及自身立脚点的稳固等等。”无疑，中国的工人运动还十分幼稚和不成熟，并不如欧美工人运动那样组织绵密、斗争有方。换句话说，街头的劳工还不是报刊里的神圣劳工。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启蒙停留在纸上，并没有走向街头，与工人阶级紧密结合。《民国日报》有作者批评宣传活动与街头工人之间割裂：“纸上的运动在劳动者本身，并没有领受的机会和能力，反倒被那些资本家看见了……这样的运动，岂不是反而害了他们吗？”还有批评指出，“劳工神圣”沦为谈资和口号，许多人嘴上是“我们劳工”，心里却是“我们知识阶级”。这都说明要切实地推动工人运动，“劳工神圣”就不能停留在理念层面，知识分子应当“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人。

二、锻造阶级：

“阶级苦难论”的建构

在理念的召唤和现实的促动下，知识分子的视野进一步下移，关注起工人的真实境况。浙江青年俞秀松就进入上海的厚生铁厂做工。他在日记中提及作为工人的境遇：“中国底工人太苦痛了，一般人又看得劳动界太微贱……我进工厂底目的，并非去作苦工。”走进工厂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工人们置身于一种苦难的处境，这种苦难既可以还原为工人个体的生活体验，又能够超越个体，成为一个宏大社会结构中的群体症候。借助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工具，“阶级苦难论”由此生发，它既为工人的苦难提供了解释，也为走出苦难指明了方向，为“运动”工人注入新的动能。事实上，知识分子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普遍的苦难作为“民众动员技术”的价值。邵力子说：“一般劳动阶级的苦况……希望社会热心的人，分头去调查他们的苦况。我们要救济劳动阶级的人，第一步，就要晓得的他们怎样受苦。”中共曾指示报刊：“稿件内容自以描写工人苦痛以及工人应有的种种社会要求为主。”因此，不管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还是记者，都特别注意调查和呈现工人的苦难，并由此使得报刊介入街头。

《晨报》和《民国日报》主要从三个方面呈现工人阶级所处的苦难境况。首先是经济的压迫，工人收入低，生活困苦。《晨报》记者专门赴唐山调查煤矿工人的生活，“该处一班老弱的贫民、日夜的在山上上下拣择……大约也可以得十枚铜元左右一天，勉强过活。该处人民的生计，也就可想而见。”《民国日报》报道了郑州纱厂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只得工资铜元八枚”，而杂面一斤却要五个铜元，收入根本无法养活一个人。其次是恶劣的劳动条件造成的伤害。许多报道和来信详细描述工人因工作条件恶劣积劳成疾，甚至因安全事故致死的情况。工人被认为比“牛马、机器还不如”，例如上海经丝织厂就因缺少消防设施而造成100多位女工丧命，裕华纱厂发生多起织机压死工人、断去工人手臂的事故。还有调查报告用数据对比了男女工人各年龄段的患病情况，发现女工的患病比例远高于男工。再次是社会地位低下，受到歧视和羞辱。署名“秀峰”的读者来信写道：“一个朋友，给我一张观戏券。因为券上写明，穿短衣和仆人一概不准入内。可巧我的朋友是一个劳动的做工人，永远不穿长衣。”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诬告工人是贼，校长反而偏帮学生，侮辱并开除了工人。通过案例、修辞、数据等多种方式，报刊多方位呈现了工人阶级苦难生活状况。

就动员工人阶级而言，揭示苦难仅是第一步，完成对“苦难的阶级化经营与再造”更为关键，只有如此“阶级化的认知模式”才能直达工人的心理结构。《民国日报》中，国共两党知识分子致力于用“苦难”锻造工人的阶级意识。沈玄庐在给工人的信中将苦难的根源指向阶级矛盾：“为什么苦苦做出来的布要送给别人穿”，“一切做工的人，很应该从不拿刀枪的强盗手里要回你们自己的东西。”他们更将阶级苦难与社会结构性诱因结合起来——资本家、军阀、帝国主义三者的共谋关系被揭示出来。邵力子说，军阀视“劳工如大敌”，资本家受到“官僚的保护”，工人运动都被“官僚打的粉碎”。也有作者谈道：“中国劳动界受军阀资本家，国际帝国主义者所加的惨痛，较前愈甚。”还有调查报告揭示，外资工厂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尤为严重，如无故乱打工人、无故克扣工钱、无故开除工友、工资不按期发、剥削工钱、骂中国工人为亡国奴。由此，个人的苦难又与整个民族的苦难产生了共鸣。透过这些论述，《民国日报》完成了对阶级概念的“政治性置换”，并在这个过程中将阶级观念深植于中国工人的苦难经验中。与《民国日报》致力于激活“阶级”的能动性不同，作为研究系和北京文化名流的阵地，《晨报》不乏对“阶级”概念的质疑。梁启超以“有业阶级”与“无业阶级”之说，反对阶级分析。有作者强调中国产业落后，要先振兴工业，“以制造够得到资格的工人”。还有官员认为，中国不能“浮慕虚名”效仿欧美工业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可见，《晨报》停留在对“劳工神圣”的鼓吹，并未参与到阶级意识的锻造中。

报刊中的工人来信表明，部分工人能够通过阅读报刊来体认这种苦难，并认同“阶级苦难论”。有工人来信控诉，“受了资本家种种非人道的待遇，真是难忍的狠”，资本家对工人“真比看待牛马机器还不如”。有印刷工人在来信中也套用了阶级话语，称“大印书馆是资本家脚下的大印书馆”，部长、编译等为“小资本家”。这些来信对阶级话语的挪用虽然生硬和幼稚，却也反映工人对新观念的理解与接受。阶级意识更体现在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中。武汉“工人之觉悟”表现为不堪资本家“种种苛刻条件”的压迫，意识到“召集会议，组织工会”的价值。不少工人甚至团结起来创办合助社、图书馆、读书会等组织。他们写信给《民国日报》寻求指导和支持。当“工人太苦痛”以及“工人之觉悟”被呈现在报刊中，“劳工神圣”的理论、历史和方法都不再是纸上抽象的话语。“阶级苦难论”捕捉到工人阶级的心理状态与价值指向，并在动员和组织中尽力诉诸阶级的经验和感受。以这一“情感-心理”结构为基础，两党知识分子不断地询唤工人阶级。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强调，“置身于相同的处境中”激发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汤普森（E.P.Thompson）也承认，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阶级意识才能形成。就中国实际而言，正是报刊源源不断的新闻、评论和读者来信将群体的“苦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阶级、民族、国家的“对立”汇聚起来，呈现出工人阶级共同的处境。在纸上与街头的相互卷入中，报刊推动了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与工人阶级日常感受的接合。显然，报刊不仅传播了工人运动的新观念，还参与锻造工人阶级的主体性。

明确了“阶级苦难论”的建构过程以及报刊在其间扮演的角色，仍有问题需要追问：报刊锻造阶级意识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动员起工人？事实上，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远非一蹴而就。一位印刷工人将苦难的原因归罪于抽象的“社会制度不良”，并希望“跳出火坑，向光明路上去求'人’的生活”。另一位“读了四年《民国日报》的工人”也陈述苦难、声明觉悟，而他的觉悟方式仅是为孩子“储蓄教育经费”。这都表明工人对阶级观念的接受还存在着困难，或者说工人的觉悟还停留在一部分先驱者。

三、走上街头：

政党的组织与报刊的中介

“中国工人并非白板一块”，报刊不能随心所欲地将理论和主张“涂抹上去”。就“运动”工人而言，虽然报刊“为人们编织着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但新观念或报刊本身却不能决定“对公众所产生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事实上，在社会运动的舆论要素已经具备时，一场社会运动能否调动和运用各种“文化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起者的组织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晨报》和《民国日报》从对新观念的“态度同一性”走向了明显的分野：《晨报》的作者以北京政界、学界名流为主，他们虽高度关注劳动问题和工人运动，但偏爱“主义”的传播和“问题”的讨论，并未以组织的力量介入运动；《民国日报》的作者多为致力于“到工人中去”的国共两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此，政党的组织和动员能量一直渗透在报刊实践中。这一分野也标志着这场运动由观念到运动、由知识分子引导到政党领导的范式转换，政党显然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去“运动”工人。而报刊作为中介甚至一股力量，依托政党逐步渗入工会、学校等组织的肌理，并在与这些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构筑起“运动”工人的组织机制。

在政党的动员体系中，学校为工人运动提供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动员平台和网络，报刊在里面扮演“中介物”的关键角色。1920年代的中国，“激进大学”是政党实践政治路线，影响青年学生的重要机构；工人学校是传递新观念、动员工人阶级的基层组织。前者更为后者培养了干部和师资。就上海大学而言，它是国共两党精英为推动社会革命所创建；《民国日报》的作者群是重要创办者。因此，邵力子、邓中夏、瞿秋白等一批知识分子不仅传授青年学生新知识，更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开办工人学校，宣传工人运动。

读报是学校发挥动员平台作用的关键。一方面，知识分子引导青年学生读报，培养他们阅读进步报刊的习惯，将新观念传递到学生中。不少上大学生的回忆提到，大家普遍阅读《新青年》、《民国日报》等进步报刊，邵力子不仅以《民国日报》为上课材料，还鼓励学生向报纸投稿。进步报刊构成了大学中主导性的知识环境。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带领青年学生教工人“识字-读报”、组织读报活动，通过报刊进行阶级教育。读报对工人来说很有吸引力，有工头就回忆说：“我那时是内外棉厂五厂粗纱间乙班总管拿摩温，一字不识，但最喜欢听人讲报，听说有人教识字看报，正中下怀。”还有工人提到中共办的识字班大受欢迎，教室“虽然按一小时一班分成好几个班，仍难满足工人的需要。”在工人学校中，工人从一开始接触的“新知识”、“活的教材”，就源自进步报刊，因此，“几乎每上一次课，他们都能增添一些有关工人阶级的新知识。”凭借读报，工人运动的思想也由知识界进一步渗透到工人中。更为关键的是，学校里的“识字-读报”是一种迥异于知识分子的私人阅读方式，它以“集体接收为主”，在阅读的同时营造了一种工人阶级的共同处境，这对激发工人的阶级意识大有裨益。不管是作为教员的青年学生还是工人自身，在阅读共同文本的过程中共享了一套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这既是动员工人，也是动员学生，更是二者紧密结合的过程。

工会将经过学校教育，初具“新知识”和阶级意识的工人汇聚到一起。作为一个横向的互动空间，工会在动员体系中承担着联络工人、组织运动的作用，而报刊中的新观念则是凝聚工人的关键。一份工会章程直言：“本会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为宗旨。”为了保证工人的交流，章程还规定，工人小组要定期召开会议。工会中，有不少工人被发展为进步报刊的通讯员、发行员，他们积极发展新读者，使得报刊在工会中“颇受工人欢迎”。活跃分子更进一步通过谈话、开会等“口头传统”传递新闻和新观念。经过进步工人的努力，斗争成为工会中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并培育出工人们统一的阶级意识。

报刊作为“中介”也为工会提供了一条自下而上的反馈网络，帮助工人发出声音，影响运动。一方面，工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发布宣言、召开记者会。例如，有工会以通电、宣言、来信等方式借助报刊声援工潮，悼念牺牲的工人。也有工会主动邀请记者采访，甚至召开记者茶话会。另一方面，工会组织工人向报刊投稿，直接表达工人阶级的诉求和主张。1919-1924年间，《民国日报》共刊载18封工人来信，初期，来信多是工人表达个人的痛苦和觉悟，但1922年以后的7封来信均是关于工会和工人运动的言论，诸如海员、女工、纱厂工人来信讨论工会责任，讲述罢工见闻。工人逐渐从一个被表述的他者成长为具有主体意识的言说者。在工会的组织下，这些来信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阶级意识，表达了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整体诉求。在持续不断地卷入中，报刊并非简单地呈现工人运动，它也赋予了工会在运动中的地位，使之成为工人的代言人、运动的权力机构。

政党拥有“组织力量”和“资源动员”能力，能够克服工人下意识的文化沉淀和惯习，将资源转化为工人运动的“政治机会”。作为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资源，报刊被政党赋予路线“宣传员”和运动“组织者”的角色。1922年4月，《民国日报》刊登湖南工运领袖谌小岑提出的举办“全国劳动大会”的设想，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立刻组织了对这一观点的批判。中共反对的并非大会本身，而是担心大会沦为“招牌工会”和“无聊政客式的团体”。经过论战，中共将自己的路线贯彻到大会的筹备中。同时，中共通过《民国日报》的启事联系各地的工会组织，以此召集全国劳动大会。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五一”纪念会在广东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总工会，并确立了中共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不到一个月，报纸的辩论就发展为盛大的街头行动，这颇能展现出政党所具备的宣传、动员、组织能力。

作为政党的联络机关，围绕报刊形成了一个工人运动的社群网络，将政党、知识分子、进步工人紧密地联结起来。不少工人通过阅读报刊结识编辑，在后者的影响下与中共建立联系甚至加入中共，并被培养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例如工人陈文焕通过《民国日报》、《劳动界》与邵力子、陈独秀等中共党员建立联系，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发起成立“上海机器工会”。工人项英也因读报结识包惠僧等中共党员，受中共影响加入京汉铁路工会，成长为工运领袖。排字工陈鼎元给《民国日报》写信，号召工人“觉醒”。随后他与邵力子建立联系，一起参加了上海“金银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大会。不难发现，围绕《民国日报》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工人共享的社群网络，一批工运骨干经过培养进入工人学校、工厂、工会成为运动的“播火者”。以上种种皆表明政党、知识分子、工人各自独立的网络，在报刊的联络和经营下汇聚成为统一的动员体系。

随着学校、工会、政党的相互增益，工人运动的组织性愈发严密，“运动”工人的程度也愈发强烈，工人运动逐渐从纸上的新观念发展成为街头的洪波巨浪，运动的参与者也逐渐从知识分子、工人的先驱者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工人群体。报刊则从两个方面介入了这场运动。如果将报刊内容视为中介，它的新闻和言论作为公共舆论建构了社会主导性的知识环境，读报更是工人接受阶级教育的方式。如果将报馆组织视为中介，它沟通了纸上和街头，连接了学校、工会和政党，渗透到工人运动的方方面面，将一切的力量紧密的组织起来。

四、结语

在经典的媒介与社会运动关系的论述中，“媒体是移动的聚光灯”，通过“选择活动”建构舆论影响运动的发展。本研究尝试以一种内在于中国革命与媒介学的视野，从多方面揭示报刊在1920年代工人运动的动员体系中复杂而深刻的作用。就《晨报》和《民国日报》而言，它们是“播种机”，播撒了“劳工神圣”的观念，营造了工人运动的知识环境。但在媒介学看来，“问题不是分析符号世界，而是要明白由符号发展成的世界……由启蒙变成革命的演变过程。”报刊不是“魔弹”，舆论不会平白无故地发展成街头行动。思想的传递、工人的动员既离不开报刊中“使符号具有效力”的动员技术，也依赖“社会传播装置”。具体而言，报刊所营造的“阶级苦难论”构成了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学校、工会、政党等“装置”构成了社会运动的组织机制。于是围绕报刊便组成了一个关系网络，知识环境、动员技术、组织机构等多重力量构成了层层嵌套、逐步深入的社会动员体系。正是这张网络将政党精英、青年学生、工人的先驱者、普通工人汇聚到一起，由政党精英将学生和部分工人动员起来，并依赖他们去影响更为广泛的工人群体。

进一步讲，对于社会运动来说，关键在于，谁在移动媒体的“聚光灯”？《晨报》和《民国日报》代表了两种卷入社会运动的范式。一种以《晨报》为代表，它作为公共空间播撒了知识精英的主张，希冀通过“纸上的运动”实现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这是知识分子从外部参与运动的范式。另一种以《民国日报》为代表，作为由政党支撑的组织，它介入了动员工人的全过程：生产观念、沟通成员、连接组织、建构关系。这是一种纸上与街头互相作用的关系范式，而这种互动的实现有赖于政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显然，在纸上与街头的互相卷入中、在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越来越绵密的联系中，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通过媒介之网的“毛细血管”渗透进基层，构筑起意识形态堡垒。

这段历史经验的启发意义，或许在于突破结构功能主义、媒介中心主义所框限的问题域，在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革命语境中来重新理解媒介在革命动员中的位置。从“报刊实践”及其形成的关系现实和现实关系来看，报刊并非直接“运动”工人，而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中介”角色，它连接了多重的组织和力量，而这个多重力量交织的网络构成了工人运动深入社会肌理的“毛细血管”。既有研究往往忽视任何一场运动都是多重关系的互动，社会各种力量的交汇。申言之，我们常常把一种因素当作沉积物来认识，但是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每种要素都是溶解的，是一个复杂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5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余俊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