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复杂性和多元性的时期，由于宋代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人们容易相信各种神秘的传说和谣言。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刘大明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6期刊文，认为灾异谣言是宋代一种非常典型的谣言形式。这种谣言以天灾人祸、异象怪事等为素材，通过官方谕旨、诏书、奏疏及民间语言符号等载体进行传播。灾异谣言煽惑了民众的情绪，造成社会的不安和动荡。因此，宋代官方积极介入民众关切议题，应对谣言的传播变化，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手段来应对和规制谣言，构筑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辟谣体系。宋代灾异谣言的信息传播及官方应对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启示和借鉴。
谣言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具备相当复杂的心理影响力量。这种传播不仅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而且往往能够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和情感产生迷惑、征服、引诱甚至激励的效应。因此，探究谣言的生成与影响已经成为华夏传播的重要议题之一。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留存了大量关于谣言传播的历史文献，但要深入探究谣言传播的规律，还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的情境。
在本研究中，谣言指的是一种未经证实但未必虚妄谬误，甚至可能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信息，是一种经过人际沟通、集体参与并广泛传播的社会言论。从这个意义上看，很多脍炙人口、载入史册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社会传言、歌谣和童谣等信息，也可以被归为谣言范畴。如陈雪屏先生所说：“谣言与其他一切语言文字的报告或陈述，如新闻、传说、历史等，在实质上是可以相通的。”这些信息虽然源自人们的想象和编造，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传承的感知和认知。
翻阅中国史书可以发现，历代鼎革往往从“谣言”开章。这些谣言带有“泛政治化”倾向，为营造神秘的“应验”舆论，常被铸成一把角逐和经营权力的利刃。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暴动前模仿狐狸声道：“大楚兴，陈胜王。”孙权割据江东，图谋立国，为此炮制一则童谣传唱吴地：“黄金车，班兰耳，闿昌门，出天子。”隋末，李渊在太原起事时也制造了一条童谣传唱：“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五代后，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时散布传言：“点检为天子。”元末，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传言。明末，李自成部用“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的歌谣鼓动人心。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者们也传播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
总的来说，一些中国传统谣言释放出具有特殊意义的信号，这些信号被赋予神秘魔力，“这种魔力的最大秘诀，在于唤起人们的刻板印象。在复杂的历史时期，谣言往往承担舆论工具的使命。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复杂性和多元性的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都存在十分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同时，由于宋代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人们容易相信各种神秘的传说和谣言。其中，灾异谣言是宋代一种非常典型的谣言形式。相关信息以天灾人祸、异象怪事等为素材，通过官方谕旨、诏书、奏疏及民间语言符号等载体进行传播，使人们能根据其角色、行为、情绪及社会关系网络来理解灾异事件本身所承载的信息，发挥了操纵性和指导性的社会功能。
当然，灾异谣言往往具有强烈的传播性和感染性，很快就能够扩散开来，并且往往也可以通过人际沟通的方式来传播。同时，许多谣言还带有极强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性质，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些谣言，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赵宋王朝始终积极应对灾异谣言传播的问题，并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灾异谣言为传播载体，探讨宋代谣言背后的社会文化与传播控制现象，以期对这个古老媒介有新的认识。
一、神秘的魔力：
宋代社会的灾异谣言
在中国古代社会，灾异谣言与宗教信仰、神秘论常伴随而生，用来解释未知事物。这些灾异谣言往往具有格言或传奇化的叙述方式，蕴含着神秘的意义。正是如此，谣言往往集中在一些固定的话题领域，如天灾、异象等，并引入神秘的“上天旨意”，其隐含的释义是：如若不尊重天意，就会遭到天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一般来说，灾异谣言通常围绕着“替罪羊”循环往复。在社会危机时期，人们倾向于找到一个“替罪羊”来背负集体活动中的问题。这些“替罪羊”可以是具有代表性的实物或虚拟事物，成为人们想象中的罪恶源泉。在政治动荡时期，社会上的谣言制造和传播活动常常会不断升级，进一步加剧谣言的扩散和影响。宋人李常谈到“天变”警示：“今岁以来，日色无光，雷不时震，怒风屡发，甘泽相机降，上天示变，殆非偶然。”
为何宋人总是传播此类谣言？韩琦似乎料定是天变原因：“日前窃闻民间传言，星躔示变，及京师曾有地震之异。”朱台符也谈到：“夫灾变之来，必以类应。故慧星见者，兵之象也。”“今北虏未宾，西羌作梗，荆蛮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饥馑之民。虑其来犯边陲，变为贼盗。蜂屯蚁聚之众，须使计平；鼠窃狗偷之群，亦劳逮捕。此慧星之所以见也。”无疑，一些人尽皆知的谣言，往往经过神秘化的包装，在一个极佳的时机被安排在一个巧妙的地方，绝非是偶然的。不难理解，宋代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事件中风云人物的纵横捭阖，通常与这种神秘的灾异谣言传播现象有着密切关系。
（一）灾异谣言与帝王
宋代社会中，源于自然灾害的种种谣言不仅在民间广泛传播，也引起了政府层面的重视。这些灾异谣言不断提醒人们天命意志的存在和神圣性质，从而促使民众尊重天命、敬畏天象。对帝王来说，将这样的价值观形成为一种有利的政治资源，有助于巩固统治和加强社会稳定。
关于这点，从帝王到臣民无不围绕着抽象的“天”进行国是议题沟通。咸平六年（1003）十二月二十九日，开封天空暴雷响起。人们普遍将天灾视为德行思想的表现，认为灾难与帝王品德有关，于是纷纷议论改元大赦。司天监官员援引占卜术论证应验效果：“占主国家发号，布德未及黎庶。”善于运用神秘符号和寓意象征的宋真宗召见宰相说：“此天以警朕也。且念河北关西戍兵未息，三司率扰劳民，大者即宜减省，小者悉与蠲除。今于赦书，尽采民弊，着为条目，务使泽及黎庶。”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帝王与天象和自然灾害密切相关。因此，天灾频繁发生往往被视为帝王在政治上存在失误，多是上天降祸警示。建炎四年（1130）正月十七日，宋高宗煞费苦心地放入“天变”依据，示意性地对大臣说：“昨日雷声颇厉，《晋志》以雷发声非时，为女主颛权、君弱臣强、四夷兵不制。如去年正月三日犹未交正月节，雷忽发声，后有苗、刘之变。朕与卿等宜共修德，以实应天。”某种程度上，神秘性的灾异谣言既使帝王可以适度调节统治压力，又使轻信谣言的民众获得心理安慰。
（二）灾异谣言与官僚阶层的戏剧化特征
在古代中国社会，任何灾异谣言，一旦被政治势力掌控，它所代表的政治利益就呈现出戏剧化特征。面临国难时，灾异谣言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政治工具。宋孝宗淳熙年间，黄河决口，大水进入被金国占据的故都开封，“梁宋（编者著：今河南商丘为中心的地区）间为之语曰黄河灾，天水来。天水，国姓也。遗黎以为恢复之兆。”
当然，灾异谣言也可以成为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的利器，通过传播谣言，可以达到诽谤抹黑、挑拨离间等目的。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三日，某大臣利用灾异现象直接攻击对手：“十月癸亥，日方过中，天无云而有雷声，人情骇异。窃谓变不虚生，当有任其咎者。及观本朝庆历八年，京师一日无云而雷，仁宗皇帝谓张方平曰：'夏竦奸邪，天变如此。’亟命草诏黜之。今日之应，其陛下之大臣乎？”于是，前述大臣借这场灾异谣言，罢除政治对手汤思退的宰相职位。
这些灾异谣言借助了儒家“察谣听政”传统和赵宋王朝的“防弊”政策，以排挤政治对手为目标。此举不仅使统治阶层陷入了歪曲附会、捕风捉影及挟私打击报复等怪圈，还导致朝廷内部卷入分裂斗争之中。事实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同伐异不只谋一己之利，还是为了实现政治舞台的戏剧化表演，通过揭露和散布令人尴尬的、附带伤害性的信息片断，直接打击政治对手的精神信仰。为此他们往往散布猥琐、残忍、恶毒的谣言，乐于见到政治对手处于困境中的挣扎心理。
（三）灾异谣言与民众的心理及反应
宋代社会中，当社会的愚昧与恐慌氛围占据主流时，谣言则成为民间的一种反权力传播方式。天禧二年（1018）五月，西京洛阳流传有一种东西像乌帽，夜间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的谣言。一时间，“帽妖”谣言四起，众说纷纭，引起大多数人恐慌，每到晚上，大家关门闭户，甚至持兵器防护。六月乙巳，这则谣言传到京师，变成“帽妖”能吃人，造成更大的恐慌。“里巷聚族环坐，叫噪达曙，军营中尤甚，而实无状，意其妖人所为。有诏严捕，得数辈，讯之，皆非。”在“帽妖”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人们被神秘性的故事蛊惑，越传越难以控制其中的谣言态势。最终，“帽妖”变成一种无法形容的怪物。
在塑造神秘性的过程中，灾异谣言本身不具备先验性，而是来自人们对“天”无法感知的恐慌。这种“天”看似能够说得清楚，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言论编码。庆元六年（1200）十月，琼州流传着关于妖星流堕落郭七家“声如雷”的谣言，琼州官员处置不当，遭到贬职。南宋时期，漳州有户富民的蓄油煔木甚佳，大臣林存家人前往求购，因价高不可得，因林氏受此前丞相贾似道排挤，其家人便抚摸着木头说：“收取收取，待贾丞相用。”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被贬而死于漳州。恰巧，当地官员负责安葬他，竟然用这木材做入殓棺材。其实，这些谣言隐含对强权的质疑，呈现出一种神秘性的反权力意识。
事实上，宋代灾异谣言的滋生、传播过程中无不涉及到传播制度、利益诉求及观念差异等方面，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无助感，又显示了帝制时代维护政治稳定的手段。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讲：“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历史时期，舆论和当权者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场争斗或者冲突。”
二、信息网络：
宋廷对谣言传播的预防
如何及时掌握可靠、充分的灾异信息，把握灾情形势，是宋廷无法释怀的政治问题。在传播过程中，宋廷坚持预防为主，监视着各种形式的“谋反”信息，如奸人“缘饰语言”“诬蔑善良”“诋讦朝臣，讥讪时政”等，维护信息渠道畅通，“严戒诸路按察官，不许采听暗昧不根匿名文书”。诚然，存在着暗流涌动的信息，就必然存在谣言。官方要求防止谣言扩散，等于是在注意其征兆而非原因。然而，这个信息传递系统尽管在不同层面存在着等级差异，却拥有维护专制统治使命的特征，成为不同机构预防灾异谣言传播的共同基础，具体怎么预防谣言的问题也就摆在官僚系统的面前。
（一）建立风闻言事的言路系统
为了保证信息畅通，宋廷建设固定的言路渠道，用以搜集与谣言传播有关的信息。宋廷鼓励台谏群臣“风闻奏事”，改善信息传播过程的梗阻问题。欧阳修强调言路系统的重要性，“谏官虽卑，与宰相等。”“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赵汝愚说：“国家治乱之原，系乎言路通塞而已。”这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统治阶层之共识。
在某些时期，政治动荡或者灾难频发时，灾异谣言也会成为言路系统的一种补充和替代方式。治平二年（1064）八月，京师开封下大雨，造成大量房屋毁坏，人民死亡及财产损失不可胜数，甚至皇宫处于积水状态。宋英宗鼓励言路系统直言：“欲消复灾异，而未闻在位者之忠言，进祈自新，厥路何由焉？应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政阙失，及当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陈，毋所忌讳。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协德交修，以辅朕之不逮。”
王安石变法时期，社会上流传着大量的灾异谣言，有小道消息、诋毁言论，还有对即将到来事件的希望性的或灾难性的预言。熙宁八年（1075），御史中丞吕公著炮制“慧星”谣言诋毁王安石变法，警示宋神宗：“陛下既有恐惧修省之言，必当有除秽布新之实，然后可以应天动民，消伏变异。”宋神宗默认了以吕公著为代表的台谏系统观点。当然，宋代台谏系统长期“扇造浮语，诋毁危切”的行为，正因为他们坚信这些信息并不是谣言，而是构成了煽惑人们确定假想敌的集体癔症，最终转变为一种积极防御行动。
（二）设立伺察朝野信息的耳目机构
历代王朝专门设置采集民间歌谣的渠道，评判民情和政治得失。据《汉书》载：“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宋代统治者致力于寻求直接的信息来源，时常授亲信担任采访使、按察使、察访使等官职，派遣到各地采集民情，如“风谣随处采，民瘼尽心求。报国机钤密，供吟景象幽”。此外，统治者还经常派亲信担任诸路走马承受公事职务，伺察各地的风土民情，视其为“朝廷耳目之任”。
当常规的信息渠道运转艰难时，宋廷往往设置其他的信息沟通渠道，改变信息传播过程的梗阻问题。宋初，太祖命心腹史珪刺探朝野消息。随后，特务机构皇城司承担这职责，成为最高决策层伺察民情的一条有力机密联络渠道。庆历五年（1045）五月七日，皇城司刺探京城的谣言传播情况：“访闻在京诸色军人百姓等，讹言云道：'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脚攞沙。’恐是不祥之言，乞行禁止。”皇城司作为统治者鹰犬，伺察能力很强，可以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并及时研判谣言传播风险。元丰七年（1084）秋，宋神宗大宴群臣时，身体突发疾病，引起一场谣言风波。随后，“京师方盛歌《侧金盏》，皇城司中官以为不祥，有歌者辄收系之，由是遂绝。”可见，宋代统治者时常动用私人耳目工具，清除异己言论，维护专制统治的稳定。
（三）地方官吏对社会恐慌的应对
在帝制社会中，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政治信息传播的控制而展开的。一旦发现灾异谣言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地方官吏有充分的手段来对付形形色色的异端。当然，地方官吏往往对涉嫌制造谣言的人进行追捕、审讯和惩罚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谣言传播的社会恐慌。
仁宗时期，峨嵋有人肆意渲染灌口神的灵验性，“讹言起祠庙，夜聚千余人”，被犍为县官吴中复采取“配首恶而毁其庙”的制裁措施。宝元二年（1039）三月，有人“传张角之术，善以妖幻惑人”，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老幼东向奔走，道路三日乃止”的恐慌。地方官耿傅积极介入议题，实施抓捕传谣者的举措，将“首恶伏诛，其支党黥若杖，男女二十余人”。可见，这类恐惧式的灾异谣言往往与民间信仰有关，一旦人们的恐慌情绪突破极限，很有可能扰乱社会秩序。
为了将谣言的危害控制在有限范围，官吏必须具有防止谣言滋生、传播扩大化的政治智慧。宋初，四川地区广泛流传着“白头翁午后食人儿女”的谣言，引起了社会性恐慌。随后，知成都府张咏抓住造谣人并杀之，平息民众恐慌。一旦谣言传播未被官方扑灭，那么，官吏需要足够的官场生存智慧来避免失察带来的惩罚。这种谣言的大规模传播关乎帝王对他们的宠信，继而决定其仕途命运。
综上所述，赵宋王朝不断强调信息重要性，对各种灾异谣言信息给予重视，收效颇大。这也为宋廷所津津乐道，“以天下耳目为视听，守约施博。无蔽惑雍塞之失。”其实，从前台风闻言事的庙堂、江湖到后台秘密的特务机构，均起到了疏通信息来源、构建信息收集网络、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三、引导控制：
朝廷的辟谣与应对之策
在帝制社会中，灾异信息带来的问题一直是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挑战。灾异信息往往具有潜在的扰乱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对于灾异信息的危害，宋廷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积极主动地运用各种手段和力量构建了一个相对容易掌控信息传播和引导民意的体系。针对转移视线、传播媒介、管制信息等问题，这套体系有效控制了灾异谣言信息的扩散，也考验着宋代官府辟谣的能力。
（一）引导灾异信息的关注点
一般来说，大灾之后必有谣言盛行。宋嘉定元年（1208），行都杭州发生大火，造成大量房屋烧毁及人口死亡。“自是民讹言相惊，亡赖因纵火为奸利。”宋廷对此激励官员尽职言事，以便掌握充分、可靠的信息，积极营造利己舆论，转移民众矛盾视线，降低谣言传播的风险。
景祐四年（1037）十一月，河东官员向朝廷汇报地震造成房屋、人口等损失，如“河东地震，连年不止，或地裂泉涌，或火出如黑沙状，一日四五震，民皆露处”。对于这些灾害治理，官员们通常从“天谴”角度着手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遮蔽灾情真相，防范谣言传播。韩琦援引“天谴”言论与帝王疏于修德、仁政有关，分析朝廷救灾手段，大致如：“去年秋荧惑失度，及太平兴国寺灾，乃命疏理系囚。自大庆殿至诸寺观，并集僧道，以为禳谢之法。继之以地震北郡，遣使兴建道场……而前月中，杭州又奏有大风雨悉坏官司庐舍。复有献谋于陛下者，乃降敕本郡，崇佛事以禳之。”当然，倘若这类“驱魔式”信息处理不当，就会使朝廷决策失误，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灾难。
在官府“驱魔式”仪式的操作下，转移各类灾异信息视线逐渐被列为引导形式，是用来消除种种谣言的重要手段。因此，一旦遇到灾异事件，许多官员首先想到的是引导民众对于灾异的关注点，主动举办祈祷仪式，“为守为令，能以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时祈祷，不待上命也。”这种引导形式可以鼓舞民众斗志，并减轻因灾引发的社会不满和恐慌。对官方来说，转移视线能够有效地应对灾异谣言事件，消除其不利影响，从而维持社会局势的稳定与民众心理的稳固。
（二）控制媒体传播的信息渠道
两宋时期，朝廷牢牢攥住官方邸报发布的信息权力，凡是涉及朝政与事涉灾异等机密，都要先通过预审再颁布定本。庆历八年（1048），北方大旱，河北受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秘阁校书、知相州杨孜对此谈到邸报发布灾异信息预审程序的重要性：“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盖朝廷之意，欲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之为吏者。积习因循，将灾异之事悉报于天下，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扇惑，遂生观望，京东逆党未必不由此而起狂妄之谋。况边禁不严，细人往来。欲乞下进奏院，今后唯除改差任臣僚、赏罚功过、保荐官吏，乃得通报，自余灾祥之事，不得辄以单状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如违，进奏院官吏并乞科违制之罪。”
可见，官方邸报泄露了灾异信息，引起了宋廷对民间“小报”的警惕（“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曰小报”）。监察御史里行张戬言，“窃闻近日有奸佞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宋人周麟之描述小报传播“不实之辞”谣言带来的社会影响，提出朝廷禁止小报，堵住谣言传播的渠道：
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
尽管民间小报偶尔能突破官方限制，但是朝廷垄断信息资源，使社会舆论难以呈现真相。
（三）强化官方的灾异信息管制
对于灾异消息，宋代官府颇为重视信息管制，切断谣言滋生的链条。官府频繁颁布禁止灾异谣言的传播行为诏令、律条，如《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诏》《禁妄言灾异诏》《禁妖妄人诏》等。显然，这些灾异信息传播会遭到官府管制，如“内有私为诳惑、言及灾异情理重者。当行处斩。”“有人众目为先生，每夕有光明，能于隙穷出入无疑。是必妖妄惑众，其令开封府速擒捕禁之。”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人士，只要涉及传播灾异信息，宋廷都给出管制范围，如“昨以星文谴告，克谨天威……险巧轻儇之徒，构造无根之语，鼓惑邪说，倾动中外。或播传迁责臣僚，或横议兴易政事，或妄意更革，或诈称差除，其说多端，朝更夕改，以致搢绅惶惑，不安厥位。立则聚谈，行则耦语。转相探刺，欲为身谋。各怀疑心，潜相睽异，为间谋之计。伸怨悱之私，浸淫成风，为害甚大。”
官僚们在辟谣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也是一致的：他们可能与皇帝一样对谋反心存忧虑，规避滋生谣言的生存土壤，作出及时管制的预判。宋人吴育颇为忧虑道：“近岁以来，有造作纤忌之语，疑似之文，或不显姓名，暗贴文字，恣行毁谤，以害仇嫌”“情若涉于妖妄，意或在于倾邪，则乞严与行遣，以绝于奸弊。”由于灾异谣言无处不在，如若官府处理不当，就会引发一场社会危机。正是这种恐惧制约着官吏们，令其谨慎行事。如果他们持有消极态度，不但会失去统治集团的庇护，也会因泄露信息受到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缓解社会的情绪，宋廷倚重畅通的信息渠道并采取有限的控制手段，以使灾异信息传播得到制约成为可能。尽管如此，宋廷对于灾异事件仍保持着高度警觉，通过上述手段切断谣言在社会中的传播链条，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内部的重大动荡。
四、结论与启示
宋代灾异谣言传播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土壤下得以滋生和发展，往往涉及到政治权力的角逐和社会矛盾的压力，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治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宋代统治集团在应对灾异谣言传播过程中，并没有采取一种固定的控制模式。相反，他们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更新。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宋代控制灾异谣言传播的方式不断演进与更新。从宋代灾异谣言的传播方式来分析，我们应该对那些中国历史上似曾相识的文化传承进行深思。
一是理解历史经验和教训，把握谣言的危害性。尤其是，谣言在排外文化中展现了比较有效的“污名化”“妖魔化”功能。当人们坚信某种信仰危害存在时，他们可能被集体性的文化癔症控制。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层才有可能对谣言危害性作出公正而全面的理解和评价。
二是谣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更多根植于人们的心理需求。尽管这些谣言在逻辑上可能是荒谬可笑的，但它们与人们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认知方式等深层次因素相结合，已在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影响。同时，这些谣言有时也可以顺应特定社会需求，满足人们的情感和精神需求，进而形成一种稳定的叙事框架。一旦遇到合适条件，这些在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集体记忆还会以种种方式重新对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正因为如此，通过对宋代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深入理解灾异谣言的本质特征和传播机制，进而更好地应对当代社会中的谣言和虚假信息。
（载本刊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原标题为《角逐：宋代灾异谣言的信息传播与官方应对》。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颜云霞
审核：彭剑
传媒观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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