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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政治经济学?一项有关公共债务偏好的实验研究 |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编者荐语:
在金融危机、欧元区危机与疫情的不断冲击下,欧洲国家债务政府问题突出,财政重整政策面临选择。这篇文章主要研究选民对财政政策偏好与对债务政府关注度,并试图探究公民的政策优先事项。通过在欧洲四个国家的分样本和联合实验,本文从整体上研究了公众对政府预算核心要素(支出、税收和借贷)的认知偏好,致力于消除长期以来公众对财政政策的意见不一致的困惑。这篇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行为经济学的范式融入到了政治学的研究当中。
公民关心债务政府吗?一项关于预算优先事项的调查实验
摘要:
自经济大衰退以来,公共债务已变得政治化。一些研究表明,公民在财政上是保守的,而另一些研究表明,他们不支持实施财政重整的政府。基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公民是否关心债务,以及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债务?本文认为,债务不是公民的优先关注事项,因为减少债务涉及支出和税收的权衡。通过在四个欧洲国家进行的分样本实验和联合实验,我们发现,以削减支出或增加税收为代价的财政重整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受欢迎。此外,公众有明确的财政政策优先事项:人们不赞成降低债务和税收,但他们支持提高累进税,以覆盖更多的政府支出。这篇文章有助于深化公众对财政政策的认知以及紧缩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的理解。
作者简介:
Björn Bremer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
Reto Bürgisser 瑞士苏黎世大学政治学系
文献来源:
Bremer, B., & Bürgisser, R. (2023). Do citizens care about government debt? Evidence from survey experiments on budgetary prior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62(1), 239-263.
本文作者(从左到右)Björn Bremer, Reto Bürgisser一、引言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政府一直在稳步增长,而自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以来,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并被政治化。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开始,欧洲各国政府实施了财政重整(fiscal consolidation):削减政府开支,增加税收以减少债务政府。金融危机、欧元区危机和疫情对欧洲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各国政府面临艰难的财政政策选择,围绕财政政策的政治冲突加剧。
在这种背景下,了解公民的财政政策偏好至关重要。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债务政府?在本文中,我们从研究公民的政策立场转向研究他们的政策优先事项。为了衡量财政优先事项,我们使用了在四个欧洲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进行的两次独立调查实验的数据。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我们通过分样本实验和联合实验两种方式直接衡量人们对债务政府的重视程度。
研究结果表示,以收入为基础的重整政策普遍不受欢迎,但以支出为基础的政策同样受到质疑。其次,财政重整不是公民的优先事项。即与政府支出和税收相比,债务政府并不被普通公民关心,他们支持提高最高收入税以覆盖政府的额外支出,但不赞成削减债务。
此外,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和国家的财政优先事项各不相同。
二、债务政府与公众意见:公民的偏好是否不一致?
学界关于公众对于政府支出的意见的多种研究结果似乎令人费解:虽然公民支持更高水平的政府支出,但他们不希望通过增税或债务来支付。长期以来,人们对财政政策的态度存在不一致的偏好和缺乏一致性。
既有关于财政政策偏好的研究没有提出直接衡量选民是否关心债务政府的有效方法,因此无法直接评估选民是否关心债务政府。鉴于此,本文不研究人们对个别财政政策的立场,转而探究人们在多维选择环境下的财政政策优先事项。
三、认真权衡:从政策立场到优先事项
3.1 平均财政政策优先事项
我们假设大多数财政政策都是高度可见和突出的,普通公民根据其成本和收益及其时间接近性来评估财政政策。一方面,公民对财政政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因为他们关心自己从支出中获得的收益,以及与税收和公共债务相关的成本。另一方面,公民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加入了跨期因素,并评估财政政策是否会影响当前或未来的成本和效益。
原则上,公众对降低债务政府的支持可能很高,但当公民面临财政重整政策中的内在权衡时,这种支持应该会下降。与财政政策的其他方面相比,债务政府给公民带来的成本很小。只有当国家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时,债务成本才会上升,公民才会直接感受到不利的经济后果。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债务政府对普通公民的收入几乎没有影响,他们不会特别关注它。
债务政府可以看作是未来税收的一种形式。但是当人们评估政府政策时,他们对长期后果的重视程度低于短期后果。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影响当前成本和收益的财政政策比影响未来成本和收益的预算决策对公民优先事项的影响更大。所以公民不会太关心公共债务,特别是当政府因低利率而面临低借贷成本时。相反,公民会更关注政府支出和税收。
同样,公民应该不愿意增加税收,因为这会减少几乎所有公民的可支配收入,尤其是消费税和所得税。政府支出和税收给普通公民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更高,并影响当前收入。
基于此,我们预计债务政府不是普通公民的优先事项。大多数人更关心的是从政府支出中保护他们的利益或从税收中减少他们的成本,而不是降低债务政府。即鉴于公共债务的抽象性,以及公共债务如何影响公民未来成本的不确定性,我们假设公民更倾向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而不是降低公共债务。
总的来说,这意味着普通公民的财政政策优先顺序如下:税收应该是最高优先级,其次是政府支出,然后是债务政府。
3.2 不同的财政政策优先事项
我们预计,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可能有不同的财政优先事项。具体来说,人们的优先事项会根据三个维度而有所不同:物质利益、意识形态和制度背景。
首先,物质利益可能会影响对财政重整的态度。收入是衡量个人利益的最佳标准,因为不同的收入群体有不同的成本效益计算方法。
此外,意识形态也影响对财政政策的态度。一般来说,人们通常认为左派不太关心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而更喜欢赤字。左翼公民支持政府服务和福利,与右翼公民相比,他们应该更有可能反对基于支出的财政重整。右翼公民更倾向于支持小政府和自由市场,倾向于低税收。他们应该比左翼公民更反对以收入为基础的财政重整。
最后,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具有反馈效应,可能导致人们的优先事项因制度背景而异。因此,以往的遗留政策影响了当前的经济环境和对不同经济政策的感知需求。最重要的是,现有的公共债务水平可能会影响财政优先事项。
四、研究设计
在调查实验中,考虑到受访者更喜欢直接简单的问题,我们假设公民只需要知道一项政策的大致轮廓,就可以决定他们是否喜欢它。
首先,我们使用分样本实验来衡量个人对基于支出和收入的财政重整的优先级。
其次,我们使用联合调查实验来引出多维预算优先级。与财政紧缩的相关研究相反,在联合调查实验中我们将债务作为一个单独的维度,它可以增加或减少。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测试受访者是否关心债务政府,而不是隐含地假设他们关心。
4.1 第一部分:分样题实验
第一个调查实验明确测试了当面临二维权衡时,个人如何改变财政重整的优先事项。我们将受访者随机分为三个不同的组,包括一个对照组和两个实验组。在每一组中,受访者评估了关于债务政府的陈述(见表1)。
组别问题
对照组
政府应该降低债务政府水平
实验组1
政府应该降低债务政府水平,即使这意味着降低政府支出
实验组2
政府应该降低债务政府水平,即使这意味着提高税收
表 1 分样本实验设计
4.2 第二部分:联合实验
在对受访者进行上述分样本实验之前,该调查包括一个联合调查实验,以研究公众在多维环境下对财政政策的优先级。联合调查实验的目的在于受访者评估整体的政策而不是个别政策。在要求受访者评估一揽子财政政策之前,我们告诉他们要考虑本国的情况,即以本国的债务、支出和税收水平作为参考点。具体来说,受访者被要求在两个财政方案(选择变量)和他们支持每个方案的可能性(评级变量)之间做出选择。
财政方案的属性代表了政府预算的三个方面:支出、税收和债务。为了减少复杂性和避免认知不足,我们限制了属性和级别的数量,并选择了直接影响公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支出和税收项目,债务被作为一个单独的维度。每个属性有三个层次(增加,减少,不变),是判断政府支出、税收和债务的不同组合的优先级的依据。
政府预算维度
属性
属性级别
支出
养老金
增加
不变
减少
教育
增加
不变
减少
税收
所得税(所有公民)
减少
不变
增加
最高所得税
减少
不变
增加
增值税
减少
不变
增加
债务
债务政府
减少
不变
增加
表 2 联合实验的属性和层次
4.3 研究样本
这两个实验都包含在我们2018年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开展的一项调查中。我们选择这些国家是为了测试不同背景下的公民对财政政策的优先事项是否相似。它们代表了四个主要的欧洲经济体,其特征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和增长模型。
考虑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调整的重要性,我们在调查中纳入了两个南欧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德国(协调市场经济)和英国(自由市场经济)。我们从Qualtrics提供的大型在线小组中,在每个国家招募了1200名合格受访者。我们选取的样本符合年龄和性别的配额抽样,在收入和党派关系方面也与一般人群较为相关,除了在德国和英国,中右翼受访对象的代表性略显不足。
最后,为了确保我们样品的整体质量,我们包括了注意力检查和超速检查。这就自动筛选出了那些没有注意或快速完成调查的受访者。
五、研究结果
5.1 对不同类型财政重整的平均支持
为了评估权衡处理的影响并突出预算权衡的重要性,图1的左面板显示了在对照组和两种不同的权衡处理下财政重整的平均支持度和95%置信区间。我们的调查证实了传统的想法,即绝大多数欧洲公民是财政保守派,原则上同意政府应该减少公共债务。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的是,当公民面临财政重整所隐含的内在权衡时,公民对财政重整的支持度会大幅下降。
我们对因变量进行了二分类,以估计三个实验组中支持降低债务政府的人的比例。由于我们关注公民对财政重整的支持程度,我们使用5作为分界点,即回答6到10被视为同意,而回答0到5被视为不同意/中立。图1的右面板显示,73%的受访者支持控制组的财政重组,50%的人支持以支出为基础的财政政策,33%的人支持以收入为基础的财政重整。
图 1 对财政重整的预期平均支持
5.2 对不同类型财政重整的不同支持
图2显示了不同收入群体和选区对财政重整的支持。在对照组中,低收入公民支持财政重整的可能性略低于高收入公民。权衡的引入大大减少了所有收入群体对财政重整的支持。虽然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在以支出为基础的财政重整方面不发挥明显作用,但在高收入受访者中,对以收入为基础的财政重整的支持程度仍然最高。
与收入相比,左翼和右翼受访者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异。左翼公民中财政保守派的比例(68%)明显低于右翼公民(78%)。此外,左翼选民也比右翼选民更不喜欢以收入和支出为基础的财政重整。
图 2 不同收入/党派受访者对财政重整的支持
图3显示,债务政府最高的意大利的受访者在财政方面最为保守。在债务政府最低的德国,公民在财政上最不保守。与传统观点相反,西北欧的公民比南欧的公民更愿意接受债务。需要注意,有两个例外:西班牙对基于支出的债务重组的支持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而与德国相比,英国对基于收入的重整的支持略高。
图 3 不同国家对财政重整的支持
总之,当受访者面临固有的财政政策权衡时,对财政重整的支持要低得多。尽管原则上对财政重整的无限制支持相对较高,但如果削减债务政府意味着削减支出或增加税收,那么削减债务政府就不是优先事项。尽管这两种形式的财政重整都被质疑,但与基于支出的财政重整相比,民众更反对基于收入的财政重整。我们发现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很小,在党派和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在左翼和西班牙等存在经济危机的国家的受访者中,以支出为基础的整合尤其受到质疑。
5.3 平均财政政策优先项
图4显示了增加或减少支出、税收或债务相对于基线对给定财政政策的支持的可能影响。与我们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债务政府不会对财政方案的总体支持产生实质性影响。减少债务政府对公民的支持率没有影响,这表明受访者并不像现有文献所假设的那样在财政上保守。增加债务政府降低了个人支持某一财政方案的可能性,但这种影响很小(相对于基线值为1.7个百分点)。边际均值证实,债务政府不是受访者的优先考虑项。
其次,结果表明,普通公民不愿意增加一般税收或减少政府支出。受访者强烈反对增加一般所得税和增值税,同样,养老金和教育支出的减少也会大幅减少对某一财政方案的支持。与分裂样本实验一致,公民更反对基于收入的整合,而不是基于支出的整合。一般来说,受访者在多维环境中坚决反对这两种形式的财政重整。
第三,联合调查实验还揭示了普通公民对增加支出和减少税收的优先考虑。增加养老金和教育支出对某一财政方案的支持会产生微小的积极影响。然而,降低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根本不会影响政策的支持率,这表明减税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受欢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目前的税收水平是适当的,但强烈支持累进税(最高所得税)。
图 4 增加或减少支出、税收或债务相对于基线对给定财政政策的支持的可能影响
为了验证公共债务不是优先事项,我们专门评估了受访者赋予这一属性的重要性。我们要求受访者对每个财政方案进行打分。调查结果表明,公民对债务政府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在公共债务保持不变、增加还是减少的三种情况下,受访者对财政方案的评价几乎没有明显差异。
图 5 按债务政府属性级别对所有财政方案的评分的分布
总之,结果表明,债务政府基本上与对财政政策的评估无关。减少债务政府并不是普通公民的首要关注项,他们更关心的是在不增加个人税收的情况下,保护政府支出可以带来的利益。
5.4 不同的财政政策优先项
如图6所示,债务政府不是任何收入群体的优先事项,但在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方面公众的态度存在一些显著差异。对于高收入公民来说,教育支出更为重要,而对于中等收入受访者来说,养老金支出更为重要。中等收入公民也比其他群体的受访者更支持增加一般所得税和最高所得税。
关于党派关系,我们发现右翼公民不太可能支持债务增加,比左翼受访者更支持现状。另外,左翼受访者更有可能优先考虑教育,左右翼受访者都支持提高最高收入税。
图 6 根据收入群体和党派的联合调查实验估计的边际均值
如图7所示,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受访者相比,德国和英国的受访者对教育和养老金支出的重视程度略高,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受访者对债务政府的反应更为敏感。这证实了分裂调查实验的结果,即债务政府较高的国家更支持财政重整,这表明可能存在政策反馈效应:在公共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公民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风险。它们在近年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的负成本,因此,债务成本更为明显。
图 7 按国家联合调查实验估计的边际平均值
六、总结
本文研究表明,当考虑到财政政策的多维性时,公众中不一致的财政政策偏好就会消失。
通过一个分裂样本实验,我们发现,当公民面临内在的权衡时,对降低债务政府的支持会下降。总体而言,公民反对以收入为基础的财政整合多于反对以支出为基础的财政整合。左翼选民对以支出为基础的财政整合的反应比右翼选民更强烈,但对以收入为基础的财政整合则更弱。
联合调查实验的结果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选民不像关心政府支出和税收那样关心债务。公众有明确的优先级,在不同的子群体中相对稳定。在具有约束性预算的多维环境中,公民反对削减支出和普遍增税。
编译 | 赵逸然
审核 | 梁   梦终审 | 何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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