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艺璇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
内容提要: 本文辨析了格兰诺维特和泽利泽开创的两种经济社会学理论路径，指出二者在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问题上代表着两种取向：嵌入与互构。格兰诺维特一派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影响；泽利泽一派主张经济行动是在文化背景约束下，在社会关系中协调开展，社会关系也在行动中维持或变动。关系网络嵌入性将社会关系带回经济行动研究中，却未能彻底冲击经济学的逻辑的核心。关系运作不仅将被置于边缘地位的文化纳入分析，更强调经济行动本质为社会互动，隔绝了在社会关系之外分析经济行动的可能性。通过对比，本文认为关系运作实现了对关系网络嵌入性的超越。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中国社会传统义利观，为中国经济社会学的未来议程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格兰诺维特；泽利泽；嵌入性；关系运作；经济行动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完成新旧交替。由格兰诺维特重新阐发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奠定了其新经济社会学领军人物的地位。格氏提出关系网络嵌入性，意在打破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与社会学互不干涉、界限分明的僵局，将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挂钩，借助社会学视角建立经济社会学新秩序。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系网络嵌入性已然成为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一面旗帜，关系视角成为分析经济行动的基本立场。但是，格氏的关系网络嵌入性也引来许多批判，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得对其的拓展泛用问题重重。明确“嵌入性”究竟是不是社会学对抗经济学分析逻辑的有力工具，如何看待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的关联，成为与格氏对话的根本所在。
基于上述要点，学者们在反思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新的框架，泽利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泽利泽的研究起步于格兰诺维特扬名的20世纪80年代，但直至21世纪初，她才明确地提出与格氏针锋相对的理论框架。通过对特殊用途的金钱以及亲密关系中经济行动的研究，泽利泽以“关系运作”（relational work）挑战格氏的理论。关系在分析经济行动中的作用被重新阐释，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路径出现，为经济社会学打开了新局面。本文围绕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比较以格兰诺维特与泽利泽为代表的两大经济社会学理论路径，揭示关系运作何以实现与关系网络嵌入性的对垒，进而结合中国社会现实讨论进行理论对话的可能性与方向。
二、关系网络嵌入性：经济行动的社会情境
（一）格兰诺维特的主要理论观点
格兰诺维特对经济行动的分析围绕着嵌入性这个重要概念展开。他主张：“行为和制度是如此受到持续的社会关系的限制，以至于将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西是一个严重的误解”（Granovetter，1985：481-482）。“嵌入”的具体含义，便是将个人和大的经济事物的经济行动，都置于社会网络中进行理解（Swedberg，1990）。受社会网络分析路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在求职研究中首次阐明社会关系网络在信息传递、工作流动机会以及社区组织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弱关系命题（Granovetter，1973），为关系网络嵌入性的发展吹响了号角。20世纪80年代，格兰诺维特正式提出“嵌入性”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经济行动分析框架。关系网络嵌入性，即指人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格氏反对既往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两种极端取向，强调人不是独立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子，也不是角色规范的奴隶。具体的关系网络以及关系中的义务既能产生信任，也能防止欺诈。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和公司科层制，同样充斥着社会关系（Granovetter，1985）。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构想将关系网络作为分析经济行动的核心，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在微观与宏观间寻找中观道路的突破（Granovetter & Swedberg，2001）。20世纪90年代以来，格兰诺维特持续对“嵌入性”分析框架进行了细致阐释。首先，他将经济现象区分为从个人行动、经济结果到经济“制度”三个层次，介绍了不同层次中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就个体经济行动来说，行动受到个体嵌入的关系网络的结构和密度的影响，凝聚力强的关系网络既可以减少欺诈，也能为内幕交易提供便利。而经济行动的结果也受制于关系网络，诸如就业、价格制定以及生产创新，都可以借助弱关系法则及结构洞等原理进行洞察。格兰诺维特又将负责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公司、产业和行业视为经济“制度”，认为产业的兴盛同样离不开关系网络（Granovetter，2005，2017，2018）。其次，格兰诺维特界定了三种类型的嵌入。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主要指与特定他人的“双边”关系，它对个人经济行动有强大而直接的效果。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指的是个体嵌入的网络的整体结构会对个人施加影响，决定一个人做决策时所获取的信息，进而影响其行为。时间性嵌入（temporal embeddedness）则强调人际关系的持续发展（Granovetter，2017）。最后，在最近付梓的著作中，格氏将心智结构引入行动动机的分析中，并更加重视关系网络中信任与权力对经济行动的作用（Granovetter，2017）。
（二）关系网络嵌入性路径的经济行动研究
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的论断，成为之后诸多经济社会学研究者坚持的“元假设”和研究纲领。与格兰诺维特本人致力于打造理论框架的努力不同，他的追随者们大多倾向基于关系网络嵌入性开展更为具体的经济行动研究。
首先是个体的求职与地位获得。关系状态与关系网络密度是受雇者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现象可以借此得到解释（Montgomery，1991，1992）。林南在格氏的基础之上提出“社会资源”假说，指出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有价值的资源比信息更重要，更好的资源是驱动个体使用弱关系的关键（Lin et al.，1981）。伯特重点关注竞争中的关系网络结构，提出在地位获得中占据优势的关键是提供非冗余信息的“结构洞”位置，而非关系强度（Burt，1992）。我国学者同样将关系网络嵌入性应用于地位获得的分析中。边燕杰利用本土调查数据挑战格兰诺维特，证明中国社会需要的是具有高度信任的强关系而非弱关系（Bian，1994，1997）。强关系主导的关系网络以提供人情资源为主、信息资源为辅，被证明有跨越不同经济体制的适用性（边燕杰、张文宏，2001；边燕杰、缪晓雷，2020）。之后，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中外学者持续追踪关系网络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及其群体差异性问题，格氏的关系网络嵌入性得以验证（Franzen & Hangartner，2006;Lutter，2015；Pedulla & Pager，2019；李黎明、许珂，2017；张春泥、刘林平，2008；张顺、郝雨霏，2013）。
其次是交易决策与市场定价的经济结果。关系网络嵌入性被用于解释机会主义受限的场景，经济参与者建立持续的合作关系，以便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Granovetter，1992）。迪马乔与洛奇基于1996年美国综合调查数据，认为消费市场中消费者与供应商之前的社会关系是促成稳定交易的关键（DiMaggio & Louch，1998）。但关系网络中的绝对信任也可能导致交易中欺诈和腐败的发生，转而使局外人受益（Yenkey，2018）。针对我国信贷行为的研究发现，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关系网络都对信贷融资有促进作用，密切的关系互动会增大金融投资的可能性，亲属与同事关系更是推动民间借贷的关键因素（林丽琼、张文棋，2009；卢娟、李斌，2018；营立成，2015）。价格这一重要的市场指标同样嵌入在关系网络中。乌兹等人借助律师事务所价格数据，指出关系网络有助于私人信息的转移和创建非正式的治理安排，以提高价格的方式帮助区分产品或降低成本，实现交易者的互惠互利（Lancaster & Uzzi，2012；Uzzi & Lancaster，2004）。我国学者以黑市交易和村庄商铺租金为例，同样发现了关系网络在传递信息、建立信任进而形成共识性价格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价格的形成也会受到社会市场的影响（刘升，2015；强舸，2013）。
最后，关系网络嵌入性在产业组织的研究中也得到操作化应用。格兰诺维特与麦圭尔对美国电力公用事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关系网络对电力产业初期的结构塑造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Granovetter & McGuire，1998）。乌兹通过对服装产业与银行企业贷款的考察，区分出符合新古典经济学预设的臂距关系（arm’s-length ties）与具有信任、信息传递和协作的嵌入性关系（embedded ties）。良好的关系网络可以直接提高合作程度，处于关系的混合网络中的企业更具优势，但如若超越某种关系界限，便会带来“灭亡效应”（Uzzi，1996，1997，1999）。乌兹对关系网络嵌入性的细致区分被其概括为“嵌入性悖论”。实证研究表明，同行业的合作关系确实有助于经济效益的提升，实现行业共赢（Ingram & Roberts，2000）。但是，密集关系网络下的公司间交易却更难成功（Mizruchi & Stearns，2001）。而且随着公司运营环境的变化，内部财务职能的提升、董事会影响力的下降以及并购浪潮的出现，关系网络的作用会逐渐减小（Mizruchi & Stearns，2006）。国内学者同样在相关研究中应用和反思关系网络嵌入性。对经济合同的研究表明，合同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降低了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和机会主义的风险。但是，人际关系也存在各种复杂细节，并非纯粹的嵌入性就可概括（刘世定，1999）。周雪光等人进一步强调，不仅是关系网络，制度性因素对中国企业之间的契约建立也有重要作用（Zhou et al.，2003）。而且，对于中国社会，宗族关系对产业发展的助推不可忽视（Peng，2004）。此外，劳动关系的嵌入性特别是主雇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对企业发展也具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确定的，而是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等诸多因素相关（朱妍，2017）。
（三）形式嵌入与两重市场：对关系网络嵌入性的批判
通过回顾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对关系网络嵌入性路径的发展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总的来说，这个概念产生了超出格兰诺维特本人预期的深远影响，格氏本人也在之后许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完善其理论阐释。格氏的论断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批判的是包括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内的将经济问题与社会结构隔离讨论的理论观点。格兰诺维特有意将经济学领域各种经典的研究议题作为主题，从个体间的信任欺诈到求职与价格制定再到公司产业的发展，均在他所言的关系网络嵌入性范围内。第二，正如他本人所表述的，他的关系网络嵌入性是一种近因分析的框架，在他看来，影响经济行动的因素千千万万，无法穷尽各种可能性，所以必须敦促学界将重点置于最关键的机制——关系网络之上（Krippner et al.，2004）。
基于以上认识和格氏追随者们的研究，关系网络嵌入性路径遭遇的种种批判便易于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该路径进行整体把握。既有的批判观点集中在两方面：形式嵌入与两重市场。形式嵌入是指格氏一派假设社会关系网络是从外部影响经济行动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假设确实弥补了经济学将行动者视为原子化个体的不足，但是却没有真正进入行动过程的内部考察社会关系网络的效用，因而是一种形式嵌入。而且，这种形式嵌入也设定了关系网络与经济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学者们使用量化模型开展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以关系强度、结构为自变量进行经济行动分析的研究比比皆是，大数据和数理模型成为这一路径的主流。但是，在这些模型中，经典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变量如种族、民族和性别等逐渐被忽视，方法正在超越内容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虽然格兰诺维特强调关系网络深刻影响着经济行动，但也并未全然否认与社会关系无关的纯经济市场的存在。这无形中为两重市场的构建打下了基础。在格氏后继者的研究中，被归于“臂距”关系的经济交易依然是纯经济市场的“自留地”，而社会学家关注的则是除此之外关系中的经济行动。这种对完全无关社会的“市场”的设想导致了一种吊诡现象，声称通过嵌入性弥合经济与社会二元划分的学者们，实际又在分割着“纯经济”与“经济社会”的两重市场。也正因此，批判者们认为，所谓关系网络嵌入性的努力，只不过是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传统经济学模型作为补充性解释，并没有真正冲击经济学的核心预设(Krippner，2001;Krippner & Alvarez，2007)。而且，格氏对关系网络这个“近因”过度强调，无形中弱化了对其他结构性因素的考量，引来了一些“欠缺式”的批判。学者们认为经济行动不仅嵌入在关系网络中，也嵌入在文化、认知与政治制度之中(Nee & Ingram，1998;Portes & Sensenbrenner，1993;Zukin & DiMaggio，1990)。这类批判也导致了嵌入性概念的泛化使用，格兰诺维特本人对此表示，“如果你看看我最近几年的作品，我很少再使用'嵌入’，因为它几乎变得毫无意义，延伸到几乎意味着任何东西，因此它毫无意义”(Krippner et al.，2004:113)。
三、关系运作：经济行动的社会文化过程
(一)泽利泽的主要理论观点
泽利泽是格兰诺维特之后又一位在经济社会学界掀起热潮的学者。作为关系网络嵌入性的批判者，她认为经济社会学需要探讨那些构成各种形式经济行动的、具有文化意义且时刻变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Zelizer，2012）。泽利泽发展出关系运作分析框架与格氏对垒。不同于嵌入性提出之初的语焉不详，泽利泽对关系运作予以了明确界定：
关系运作的提出，与泽利泽对于西方社会神圣世俗二元区分的洞见密不可分。她敏锐地发现，人们总是把礼物、利他和慈善放在一边，把金钱、利己与市场放在另一边（泽利泽，2019）。这一被称作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与敌对世界（hostile worlds）的学术观念（Zelizer，2005），使学者们倾向于将道德与经济行动分开讨论，并且认为二者互相损害。事实上，生活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总是面临道德与经济混合的局面，人们对这种混合的应对，就是关系运作的过程，也应作为研究的重点。泽利泽对关系运作框架的构思，与她早期对寿险市场和儿童价值的关注一脉相承，起始于她对金钱的研究。泽利泽首先提出“关系标记”（relational earmarking）的概念，指出人们会对不同社会关系中金钱的类型、用途、使用者与分配体系等进行区分（Zelizer，1994）。之后，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中，泽利泽系统地阐述了关系运作的理论意涵。通过提出“相互联系的生活”（connected lives）观，泽利泽打破学界的思维定式，点明日常生活的事实：人们总是通过共同的行动（包括经济行动）来区分和维持社会关系（Zelizer，2005）。借助关系运作框架，泽利泽的分析目标从“嵌入性关系”（embedding relations）转向了“互构性关系”（constitutive relations）（Zelizer，2012）。
关系运作框架对经济行动的分析主要基于四个要素：其一，特定的社会关系（socialties），即经济行动中个体或群体间的联系；其二，一系列的经济交易（economic transactions），即转让物品与服务的互动与社会实践；其三，这些交易的媒介（media），即物品和服务权利的象征，从法定货币或电子货币到限制范围的积分再到实物、实践与人情均包含在内；其四，协商意义（negotiated meanings），即行动者将其道德评价包含在内的对社会关系、经济交易与交易媒介的理解，并对其含义进行持续的协商、修正与争论。这四个因素以不同形式关联在一起，构成了关系包（relational package），关系运作就是在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经济交易与交易媒介之间建立切实可行的匹配（Zelizer，2012）。泽利泽还指出，关系运作既是日常生活领域创造性的意义协商，也受制于更宏观层面历史积累的意义、法律约束和结构限制（Zelizer，2012）。因此，对关系包和关系运作的考察应该将对文化、历史与制度差异的系统探索与人们协商创造各要素间新的匹配的分析结合起来。
（二）关系运作路径的经济行动研究
1.关系运作框架的理论性延展
泽利泽的学生惠里对关系运作框架做了进一步拓展，贡献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惠里将拟剧论与社会表演理论引入关系运作之中，在他看来，关系运作概念强调的是人们更加灵活的行动与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总是按照协商意义扮演着他们在关系中的角色。他结合戈夫曼的拟剧论提出“拟剧环路”，包括三个要素：集体表征与评估框架、社会表演和互动仪式、情境的动态展开。借此概念，惠里对工匠、艺术家和少数民族企业家利用文化背景灵活设计表演，为产品定价并吸引消费者的过程进行了分析（Wherry，2012）。之后，惠里在宏观与中观层面补充了关系运作框架，共享的结构化意义系统与有意义的时间被纳入考察，二者影响着行动者的经济决策的结构和行动路径。加上微观运作过程中的角色扮演，惠里结合不同层次呈现了经济决策的一整套文化和社会过程（Wherry，2016）。
在新近研究中，惠里关注个体在“负面社会资本”（negative social capital）关系中的经济行动。当人们身处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关系网络，在面对借款的尴尬请求时，其反应会更加复杂且具有戏剧性（Wherry et al.，2019）。罗斯曼提出的模糊关系运作（obfuscatoryrelationalwork）概念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情形，即行动者会进行各种混淆交换（obfuscated exchange）来避免被认为对需要帮助的他人冷漠无情。混淆交换的具体形式包括捆绑多个交易、借助第三方经纪中介、礼物交换以及质押典当（Rossman，2014；Schilke & Rossman，2018）。惠里与罗斯曼的系列研究，在泽利泽的基础上构建起更加完善且可操作的关系运作分析框架。
2.关系运作路径的具体研究
在理论拓展之外，泽利泽的许多追随者同样关注两性、照护以及血缘关系等亲密关系中的经济往来。此外，一些学者逐渐将专业、工作和特殊关系中的经济活动纳入视野，基于对这些关系运作过程的分析，达致对更大的经济组织与市场现象的解读。
两性关系中的经济问题是研究热点之一。学者们借助关系运作的框架分析性经济，认为性经济不仅是性工作者和客户之间的买卖，双方还可能建立长期亲密关系。高端市场的性交易追求经济与情感上的福利，交易媒介也不限于金钱范畴，还包括各种形式的礼物（Hoang，2011；Hoefinger，2013）。我国学者则将关系运作应用到订婚研究中。彩礼与嫁妆作为中国社会传延千年的婚嫁礼俗，真切反映着亲密关系与经济行动的交织混合。农村“议彩礼”中高额彩礼的出现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情理随行动过程而生发，彩礼蕴含着双方家庭相对的评价，不仅有经济或政治条件，更包括道德地位，关乎一个家庭在村庄中的身份、尊严与道德形象（陈文江、王雄刚，2021；王思凝等，2020）。此外，夫妻之间的经济现象也受到关注，私房钱不一定意味着对家庭秩序的破坏，对其的道德评价与多种因素相关，有时私房钱的存在反而避免了亲密关系的冲突，具有积极作用（邢朝国，2017）。
照护关系中的经济行动同样吸引了学者们的目光。护理工作者经常面临感性共情与理性薪酬的两难困境，理性金钱与非理性情感的张力愈发明显（霍克希尔德，2014）。研究者发现，护理工作的低报酬现象已然成为常态，影响低薪的因素有很多，情感投入与金钱回报存在冲突（England，2005）。性别对照护关系中的经济行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一项针对哺乳顾问、助产师与其客户的关系运作研究表明，护理工作者与客户都会遭遇两难困境，这使双方的协商变得更加艰难。而且，不仅是照护工作的情感要求本身，社会的性别期待也给女性护理工作者带来了更大的压力（Torres，2014）。类似地，我国学者也发现了照护关系中经济与情感的两难困境。护理工作者并非一味追求经济收入或情感投入，具体表现出哪种倾向，受制于宏观政策环境、社会支持网络与微观互动情况各方面的因素（梅笑、涂炯，2021）。家庭中女性在儿童照顾与老人照料中的投入被赋予了更多情感期待，甚至要以失去工作为代价（吴帆，2017；吴帆、王琳，2017）。肖索未、简逸伦（2020）指出，照料劳动通常被视为“爱的劳动”，当照料从家庭内的无偿照料转化为由家庭之外的劳动者提供的有偿照料时，金钱与情感的张力和矛盾尤为凸显。
还有学者选择聚焦血缘关系。西方学者研究发现，父母总是在日常财务现实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之间不断协调，他们尽可能多地为子女提供资助，亲子关系在这样的运作中得以维持（Napolitano et al.，2013；Zaloom，2019）。亲子关系运作的策略选择还直接受到社会文化中性别规范的影响（Rao，2022）。拉努扎指出，成年子女同样会通过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来维系关系，少数族裔移民相比白人更可能给父母金钱（Lanuza，2020）。与亲子关系不同，兄弟姐妹间就经济问题进行的关系运作往往更具“负面”意味，尤其在跨阶层的关系中，往往会产生不平等的交换（Wigen，2022）。相比西方社会，中国家庭的经济与情感纠葛更为复杂。杨君（2018）指出，中国家庭中伦理性价值、情感性价值以及工具性价值的重要功能较西方家庭更为突出。表现工具性价值的经济行动可以激发和映照家庭的伦理性价值与情感性价值，也有助于形成和维持亲密关系。钟晓慧、何式凝（2014）分析成年子女与父母围绕购房的协商决策过程发现，中国家庭中的亲子关系是集体决策、金钱交换和情感沟通彼此镶嵌的复杂亲密关系。这种关系运作，体现的是亲子双方对孝道的期待。
对关系运作的应用也延伸至亲密关系之外的类型，专业关系、工作关系及特殊关系中的关系运作可以用于理解价格决定与市场发展。就专业关系而言，精神分析师并非总是按照标准收取费用，而是在维持关怀病患的职业精神的前提下进行协商、灵活定价（Fridman，2021）。保险中介与消费者建立与维持关系，在此过程中引导顾客完成保险购买，促进了社会保险市场的发展（Chen，2020）。各国投资者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远近及其运作策略，在越南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中作用显著（Hoang，2018）。在中国社会，医患之间的“红包”授受，其道德考量背后是权威文化、市场文化与家本位文化的共同作用（郭巍蓉，2018）。受死亡禁忌制约的人寿保险，经过保险代理商在不同阶段借助意义协商巧妙维持着情感与经济的平衡，推动人寿保险市场在中国立足（Chan，2009）。工作关系中的关系运作被用于挑战劳动过程理论。劳动者与主管之间的关系运作成为制造同意的关键，通过对情感意义的操纵，劳动者主动投入赶工游戏中（Mears，2015；贾文娟、钟恺鸥，2018；牛静、赵一菲，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关系运作还被用于器官买卖与捐赠的研究。因身体器官的买卖或赠予促成的特殊关系，催生了不同于传统经济领域的新型“市场”。器官不是庸俗的商品，而是被赋予美好象征意义的礼物馈赠。交易过程中对货币媒介的回避以及对中介机构的委托，都是通过关系运作成全物质行动与神圣生命意义的体现（Healy，2006；余成普，2014；余成普等，2014）。卵子与精子捐赠市场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还揭示了性别规范对卵子和精子的商品化产生的不同影响（Almeling，2007）。卵子被更多赋予利他的情感意义，金钱补偿不再占据首要地位，卵子捐赠就在这样的关系运作中持续发展（Haylett，2012）。
（三）关系运作路径的特点
泽利泽的系列研究直面经济社会学的成果，她在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文化解释路径（姚泽麟，2021）。对经济行动背后的文化性背景，即西方社会中的圣俗之分的关注，考察世俗经济如何获得神圣道德上的合理性，是关系运作分析框架的立论基点。借助文化、人际关系与经济行动的社会历史研究，泽利泽力图在结构、文化与经济因素中寻找平衡（Zelizer，2011）。
具体来说，泽利泽一派的突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的关系被重新阐释，文化与意义被从边缘位置拉回舞台。经济行动既发生在关系互动中，也不断改变着关系，而且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互构过程无法脱离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关系运作真正将韦伯对社会行动的定义带回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中，在申明经济行动的社会属性的同时，也强调任何关系都充满行动者依附于其中的意义。正是这种重新阐释，使得文化、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实现了微妙平衡，成为建立经济社会学全新框架的内在核心。亚历山大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泽利泽开创的研究范式是经济社会学的文化版本，为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建立以意义为中心的社会学提供了支持（Cordero et al.，2008）。
另一方面，泽利泽的社会历史分析的学术背景令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变迁视角鲜明地呈现于研究之中，也正因此，她更倾向于聚焦漫长过程中“反常”的矛盾与分歧（Ossandón & Zelizer，2019），捕捉某些吊诡现象的存在。这种传统既帮助泽利泽关注到经济社会学经典领域之外的非正式交易，也令其清楚地认识到，长期存在于社会中的名为“文化”的力量对经济行动的深刻影响。从早期的人寿保险市场的道德抵制、儿童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的冲突到金钱争议、亲密关系与经济行动的法律争端，都是如此。这种从历史档案中梳理线索、发现问题的过程性视角，成就了关系运作一派的学者与主流经济社会学者不同的研究进路。他们长于关注发生在各种情境与关系中的经济行动，着眼经济行动的社会文化过程，经济社会学的视野由此得以拓展。
四、比较与思考
在泽利泽提出关系运作框架之前，经济社会学内部更多地将她看作“嵌入性”纲领统摄下文化解释路径的代表人物。但是，不论是泽利泽本人还是其追随者，都致力于将关系运作与关系网络嵌入性相区别，并声明关系运作在理论上的超越性（Zelizer，2012）。
从研究立场来看，关系网络嵌入性与关系运作存在相似性。二者本质上都拒斥新古典经济学中对行动者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子化假设，坚持行动者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观点。社会行动是面向他人的，作为其形式之一的经济行动也是如此。两种分析框架都强调社会关系的存在，立足社会结构的立场，将经济行动作为社会性的对象进行分析，但是也存在分歧。格氏一脉强调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近因效应，专注于社会结构的立场。相比之下，泽利泽在关照社会关系对经济行动的作用时，又将文化的视角纳入考量。在她看来，格兰诺维特将文化置于经济行动研究的边缘位置，这恰恰带来了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泽利泽不局限于社会关系这个“近因”，而是依托社会历史分析的学术背景，注意到长期存在于西方社会的圣俗之分的文化基础。正如泽利泽在其早期作品中呈现的，世俗市场并不一定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而是必然、持续地受到人类意义系统与多样社会关系的影响（Zelizer，1979，1985）。可以说，泽利泽对经济行动的研究立场结合了社会结构与文化，与格氏形成鲜明对比。
就对话对象而言，关系网络嵌入性一派批判的对象，是将经济行动分析与社会结构剥离开来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观点。20世纪中叶经济学与社会学达成了“帕森斯约定”（Stark，2009），基本的经济问题由经济学家来研究，社会学家只关注“剩余物”。格兰诺维特认为这种保持距离、划定学科边界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对经济行动的错误理解，促成了低度与过度社会化的极端研究取向。所以他力图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打造一条中间道路，建立经济社会学的“元假设”。泽利泽的批判对象则更为宽泛，她在认可社会关系重要性的基础上，批判将世俗经济行动与神圣道德情感视为“分离领域”与“敌对世界”的所有理论。她认为过往这种“作茧自缚”的方式对解读丰富的社会生活毫无益处，为解释具体社会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交易行为带来很大的麻烦。关系网络嵌入性的相关研究由此也在被批判的范围内。
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的关联方向是理解这两种路径差异的核心所在。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动必然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因而标准的关系网络嵌入性是将社会关系视为经济行动的背景。换句话说，人际关系网络及结构被看作外在于人的容器，限制着行动者的各种经济行动。经济行动是否对行动者身处的多重关系发挥作用并不值得讨论。因此可以说，格兰诺维特一派主张的是社会关系作用于经济行动的单向“嵌入性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存在于每个行动者身后，它作为外部背景冷冰冰地发挥作用，经济行动“形式嵌入”于其中。而泽利泽一派明确反对将社会关系视为经济行动的背景。社会关系及其网络结构不是事先存在于那里来制约经济行动的，“经济交易本质上是社会互动”（Zelizer，2012：149）。经济和社会是相互构成的，并非各自独立或者单向影响，因为个人的生活本就是相互联系的（Bandelj，2020）。在这样的主张中，因果关系并非清晰可见，行动者是在无脚本的情境中灵活地划定有意义的关系边界、寻找交易媒介并进行经济交易的。也就是说，经济行动本身就在不断生成与改变着社会关系。因此，泽利泽一派主张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的双向“互构性关系”。关系运作中的经济行动，既不是“文化傀儡”，因为行动者能够在文化规范下创造性地协商意义；也不是关系网络嵌入性的特殊形式，因为它可以改变或维持有意义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经济行动被统合到与文化背景、社会关系相关联的讨论范围中，独立在外的纯粹经济理性行动就在分析中消失了。
就研究重点而言，两种路径在前几方面的差别，决定了各自的使用者不同的研究偏好。追随格兰诺维特脚步的学者，大多执着于证明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关键影响。学者们由果导因，寻找当前的某个经济行动的结果嵌入关系网络的证据，分析行动者社会关系的强度、方向、直接或间接、关系网络结构等一系列指标，构建复杂的模型进行验证。研究者们不断改进自己的测量与模型，使得这一路径的研究逐渐走入了重方法而轻内容的死胡同。而泽利泽一派的学者们既关心经济行动，也关心社会关系本身。准确地说，他们的重点不是追求验证因果关系存在与否，而是在了解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对行动者在经济行动中建立或维持关系的全过程进行呈现，关注行动者对关系运作各要素的意义阐释。如果说格氏一派的重点在于静态因果验证，泽利泽一派就可以归纳为动态过程诠释。泽利泽再现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传统，她的后继者们又将涂尔干与戈夫曼带入，构建了透彻的经济行动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差异，二者的应用范围也存在不同。关系网络嵌入性路径的经济行动分析，大多集中于传统经济学相关的议题，关注的是发生在经济金融市场中的经济行动，包括求职、信贷、价格决定、经济绩效、合同交易，等等。格兰诺维特对经济学的批判更为集中和强烈，也更希望在同样的议题范围内给予不同于经济学的社会学答案。关系运作路径的研究，则更多将目光集中于生活中的各种交易行动。学者们对非正式的经济行动予以关注，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了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分化的类别的影响。不过，泽利泽一派的研究也向亲密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类型拓展，将微观层面的运作过程推演至更大的经济结果中，逐步应用于格兰诺维特等学者涉足的类似研究领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证明其价值所在。表1呈现了具体的差异对比。
那么，关系运作是否实现了对关系网络嵌入性的超越？有学者持保守的看法，认为二者各有所长，是基于不同偏好视角的解读(Stoltz，2018)，或是认为关系网络嵌入性与关系运作互为补充，后者不能替代前者(魏海涛，202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关系运作是对关系网络嵌入性的实质性修正，能够取而代之，成为经济社会学的新核心（Bandelj，2012，2020;Cordero et al.，2008;García，2014）。本文赞同这样的观点，理由如下。
一方面，关系运作巧妙地处理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结构分析与文化分析的路径分歧，实现了二者在分析经济行动时的结合。对经济行动的研究应该是结构取向的还是文化取向的，一直有不同的声音。然而，结构与文化在分析经济行动时本就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网络嵌入性在遭遇“文化欠缺”的质疑时，选择用“近因”予以解释，过分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影响。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行动者并不是附着在关系网络上的小虫，而是在被文化赋予不同意义的关系中进行着阐释与创造意义的行动。与格氏一脉相比，关系运作真正将文化和意义从边缘位置拉入中心，直面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所做事情的更现实的描述”（Zelizer，2012：166）。
另一方面，关系运作推翻了关系网络嵌入性长期打造的对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的固有认识，且这种挑战是更具威慑力的。不能否认，关系网络嵌入性关于关系网络影响经济行动的预设有力地解释了许多经济问题。但是正如批判者所言，在格氏一派的后续研究中，因为这种形式嵌入的单向关联，无涉关系网络的纯理性交易依旧存在，使得关系网络嵌入性只是对经济学解释的修补而非颠覆。当代的经济社会学如果只是一味延续格兰诺维特的取向，可能很难突破发展瓶颈（符平，2009）。正因如此，泽利泽反复强调经济行动的社会互动本质，力图排除非社会性经济交易存在的可能性。在她看来，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的关联不再是单向因果，而是复杂的互构过程。如果说格氏一派的嵌入性是静态关联，那么泽利泽一派就让关系与经济行动真正“动”了起来。这种动态既是过程，也是居于其中鲜活的人的意义阐释。社会关系和经济行动的变化拥有了更多可能性，真正体现了社会的韧性（姚泽麟，2021）。看到生动的人，是经济社会学乃至社会学安身立命的核心武器。再者，关系运作在非正式经济行动的研究中大展拳脚也让我们注意到，经济社会学的视野应该更加开阔。为了向前发展，经济社会学需要通过关注构成所有形式经济活动的有意义和动态的关系中的经济交易，从而更具超越性（Zelizer，2012）。
综上所论，关系运作在关系网络嵌入性回避的领域与其重要缺陷方面重新进行思考，对真实的经济行动过程进行细致呈现与分析。基于此，主张二者平分秋色或相互补充的观点似乎过于保守，关系运作对关系网络嵌入性的超越，就理论本身，具有切实有力的证据。然而，关系运作实现的超越是否意味着该框架已经无懈可击？本文经过文献梳理发现，相比关系网络嵌入性因概念模糊导致的滥用或误用，关系运作容易掉入另一个陷阱，即因框架中内容界定过于清晰且复杂多变而带来应用难题。从宏观层面共享意义系统的考察，到中观层面的有意义的时间，再到微观运作过程中的交易媒介、策略与协商意义，都要求研究者进行精准和洞见式的把握，而考察关系互动中经济行动的动态过程，也对研究设计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要求。
五、结论与未来议程
围绕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分析，格兰诺维特与泽利泽先后发展出了新经济社会学中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本研究根据它们在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关联上的关键区分，将格氏的取向称为嵌入性经济行动，将泽利泽的取向称为互构性经济行动。前者企图证明关系网络形塑经济行动，后者则主张经济行动均为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互动，既受关系影响也可以改变关系。格氏一派打破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隔，为社会学介入经济行动分析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该路径的研究只是在经济学模型中加入了名为关系网络的背景变量，并没有完全将经济行动划到社会互动的范围内。这种对抗经济学解释的乏力，催生了关系运作这个后起之秀。在关系运作的框架下，经济行动作为纯粹经济理性行动的可能性被排除，所有行动的分析都被置于不同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充斥着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生动意义，经济行动真正成为具有鲜明社会属性的分析对象。关系运作的逻辑既贴近社会现实，又统合了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三种立场。可以说，在关系网络嵌入性独占鳌头二十年之后，学界找到了更合适的理论框架。
那么，就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而言，关系运作能否有助于本土经济社会学打开新局面？事实上，即便关系网络嵌入性在学界引领风骚，我国学者也从未直接照搬，而是提出了诸如“强关系命题”“关系产权”及“关系合同”等本土概念（刘世定，1999;杨典、向静林，2022）。边燕杰（2010）直接提出“关系社会学”，用以区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关系主义特征。我国学者在运用关系网络嵌入性时关注文化背景，更接近关系运作的研究立场。不过，虽然与关系运作存在亲和性，但受嵌入性启发，很多研究依旧带有形式嵌入的特点，执着于静态因果关系。沈毅（2013）曾强调，格兰诺维特式的理论框架并不适用于分析我国差序格局社会“义”“利”混合的文化特征以及“公”“私”不分的制度意涵。本文认为，我国学者基于关系网络嵌入性的经济行动分析已经关注到了“义”的存在，但对文化根源相对死板的强调，并不是推动本土经济社会学实现突破的上策。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义利观是与泽利泽强调的西方社会圣俗之分相似的经济行动文化基础。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主张谋利必须合乎道义，否则便为害。而“义”，依差序格局的关系结构，又可细分为亲子之“慈”“孝”、夫妇之“敬”“爱”、兄弟之“悌”、朋友之“信”。每种关系中的经济行动，背后都有其道义准则并绵延至今。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疾变迁，传统上指导行动的“义”虽然仍旧稳定地发挥作用，但已不再是唯一准则，而是受到不同话语体系冲击。就如周怡（2022）指出的，今日的国人，已经不再是不假思索生活在传统伦理约束关系中的人，“理性传统主义”下的行动者依据现实情境选择性地接受与转化着文化资源。因此，以静态的视野分析因果，或倚重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为经济行动分析加码已经不符合现实情况。当代中国人如何在义利混合的场景中经由行动达成关于“义”“利”的实践新解，如何理解与建构“义”，让经济行动获得合法性，成为复杂且颇具价值的议题。对于这个议题，关系运作在分析经济行动时对宏观意义系统、微观意义协商与关系调适的关注，具有比关系网络嵌入性更高的应用价值。
关系运作的应用在中国学界方兴未艾。我们从上述经验研究中已经能看到一种回归中国文明传统，站在“局内人”的视角，深入中国人行动意义与精神世界的研究取向。各种经济行动、亲子间的孝道、夫妻间的敬爱被赋予新的解读，主雇之间、买卖双方之间甚至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也可以生成新的意义理解。它们以传统伦理为根，却又充满变数。关系运作与文化底蕴深厚、关系伦理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有着天然适配性。关系运作的应用还有两方面值得推进。其一，本土概念工具的开发。盛行二十余年的关系网络嵌入性令我国经济社会学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被提出。我们也同样期待在传统关系伦理受到冲击的今天，学者们能够借助关系运作，在剧变的时代取得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其二，经济议题范围的拓展。除了各种亲密关系中的非正式经济往来，市场与经济组织的运行同样伴随着关系运作的过程，而且经济行动导致的 不平等、不匹配等结果，都可以通过关系运作予以考察。总而言之，关系运作在中国社会的沃土中大有可为，对它的应用与拓展，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贡献更卓越的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骆骁
网络编辑：子申
网络审核：张小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