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对从20世纪开始的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政府收入的“大分流”进行了描述并提供了新的解释性理论框架。既有的关于政府汲取收入的理论解释单独来看都不能较好地解释收入大分流的情况。作者认为，只有当财政需求（战争和社会支出）与财政供给（官僚能力）都处在高位的时候，税收的水平才会得到显著提高。只存在高财政需求而财政供给不足时，国家即使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汲取到大量的税收；反之，只存在高财政供给而财政需求不足时，国家虽然拥有了征收高额税收的潜在能力，但并没有外部激励促使国家真的这么做。这一理论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释有关财政收入大分流的诸多经验事实，也为理解财政收入提供了一种具有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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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Alexander Lee, 罗切斯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政治制度与治理质量；
Jack Paine，埃默里大学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政治制度的变迁与武装冲突等问题。
文章来源
Lee, A., & Paine, J. (2023). The Great Revenue Diverg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7(2), 363-404.
期刊简介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是一本覆盖国际事务研究领域的同行评议期刊，发表具有理论洞见、增进社会科学知识或提供新型实证证据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文章。2022年JCR影响因子为7.8。
摘要
本文描述并解释了先前被忽视的不同国家税收的经验模式。直到1913年，西方国家中央政府的平均收入水平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当，尽管它们统治的社会更富裕，并且经历了悠久的财政创新历史。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国家政府和非西方国家政府的收入水平才出现了永久性的分化。通过构建具有广泛时空覆盖范围的中央政府收入面板数据集，我们确证了这产生于20世纪的巨大收入分化。我们认为，可持续的高水平收入汲取需要社会对一个积极国家的需求，以及有效的官僚机构的供给。这两个因素单独来看都是不充分的。我们在博弈论模型中将这一观点形式化。政府可以选择低成本、社会可及性强和裙带优先的策略来增加收入。从经验上看，我们的理论解释了低需求时期（19世纪的西方）或低官僚能力时期（20世纪的前殖民地）的低政府收入，以及西方国家最终的收入飙升。
主要内容导读
一、引言
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治理质量的差异可以从税收上看出来。2010年-2019年，西方国家收取的税收占到年度GDP的43%，而非西方国家只收到了占年度GDP比例27%的税收。这种政府收入的差距是何时以及为何发生的呢？理解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因为税收汲取和财政能力与经济发展、政治秩序和良政善治都有着紧密关联。
我们发现，财政收入上的大分流是一个近期的现象。在一战爆发前夕，南美国家和一些出口导向的殖民地收取的税收比例和西方国家相似甚至更多。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税收情况不如欧洲，但按照20世纪的标准，差异也不算太大。然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显著增长，而其他地方的政府收入只出现了温和的上升。这种趋势不仅一直在持续，而且还在不断放大，即便前欧洲殖民地都获得了政治独立。一言以蔽之，20世纪出现了政府收入的“大分流”。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面板数据集识别出了这一被忽略的情况，该数据集在时空广度上做出了主要贡献。既有的数据集只容纳了较小的数据量：20世纪之前几乎只有欧洲国家的数据；大部分国家的数据都只从20世纪晚期开始。通过增加数据的时空广度，该数据集很适用于比较政府收入的历史趋势。
既有的关于政府汲取收入的理论解释单独来看都不能较好地解释收入大分流的情况。有些学者强调财政需求的推动。这些理论认为，有些国家之所以比别的国家汲取更多的收入，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国家有着更迫切的需求：尤其是，它们在为战争融资。与之相比，强调财政供给的解释理论认为，官僚机构的能力决定着税收的数量：有效的官僚体系使得国家能够准确衡量税收数量并汲取有效数额的税收。这也被称为高财政能力。
然而，好战主义和国家可及性（state-legibility）的解释无法回答关于20世纪大分流的两个关键问题：首先，为什么大分流发生得如此之晚？在18世纪，英国和法国比其他国家收到更高比例的税收。在整个19世纪，西方国家通过采集民众信息、发明税收工具和实施现代工业发展等方式增加了财政能力。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方只是刚刚脱离西方的殖民。然而，在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的税收水平并没有明显地高于非西方国家。因此，财政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分野要远早于财政收入的大分流。其次，为什么在整个20世纪，非西方国家的税收水平始终落后于西方（即使已经获得政治独立）？传统的解释认为这些非西方国家在这一阶段不怎么打仗了，因此财政需求减少。但实际上，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公共支出上的需求非常大。反殖民运动要求政府给本国公民提供更多且更好的服务，国际竞争也十分激烈。
为了解决财政大分流之谜，我们构建了一个形式化的博弈论框架来解释为什么高额的收入需要以下两个原因的共同作用：对于积极政府的高度需求和对于官僚（也即财政能力）的高度供给。一个有着高财政能力的国家有着提高收入的潜在能力。然而，如果没有来自其他政治行为者对于财政支出的需求，政府精英就很可能选择把税收保持在低水平而不去运用国家的财政能力。相反，一个官僚能力很差的国家，即便社会可及性始终在增加，它也没法在短时间内收取更多的税收。在面对高度的收入需求的时候，国家能力较弱的国家往往会采用一种裙带优先（crony-favoring）的汲取策略：通过给予有裙带关系的人有利的市场地位来获得收入。这意味着，只有当一个国家同时拥有高收入需求和高收入供给的时候，国家才能更好地管理生产并从社会可及性强的渠道汲取税收，而且这时候国家也有如是做的政治意愿。
我们的论点也可以解释政治家是如何不断促进官僚机构能力的发展的。通过在当下选择社会可及性的汲取方式，政府能够通过“做中学”（learning-by-doing）效应来促进未来的社会可及性。相反，如果官僚机构的能力十分孱弱，那么维持裙带优先的汲取策略就是更好的选择。然而，如果国家能够投资财政能力，在未来需求上升的时候，政府就可以汲取到高额税收了。
总之，我们的主要理论观点是，高额财政收入需要高财政供给和高财政需求的共同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需求增加的时候，收入的大分流就会形成。只有当财政需求很高的时候，财政能力才会反映为实际税收的汲取量。
从19世纪-20世纪的证据支持了上述论点。在19世纪，西方国家在财政能力上相对其他国家有着潜在优势。但是，1816-1913年之间欧洲百年和平降低了战争的频率，减少了收入需求。因此，西方国家并未充分调动自身不断增长的财政能力。相反，非西方国家通过征收出口关税的形式能够轻松征收到相同的税收，而来自西方的威胁也刺激了财政收入的需求。因此，在一战爆发前夕，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财政收入水平没有明显差异。
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促使西方国家充足其经济模式，并不得不积极投入战斗当中。这些结构性变化释放了对于社会支出的高额需求，福利国家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前期在财政能力上的投资使得西方国家能够把税收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通过注入所得税和增值税等社会可及性强的税收来源。相比之下，大部分欧洲殖民地饱受低财政能力之困。官僚基础设施无法承担独立后来自社会的高度支出需求，因此，这些国家最终都转向了裙带优先的税收模式。早期积累下来的低下的官僚能力使得这些国家无法收取到足够的社会可及性税收。但非西方国家中也存在例外，尤其是日本。在日本，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与官僚体制的历史相结合，使得社会可及性的税收大幅增加。
二、政府收入大分流：历史趋势
在这一部分，我们提供了收入大分流的数据和描述性证据（从1914年开始）。图1记录了大分流的状况。面板A显示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平均财政收入水平。面板B呈现了税收占据GDP比重的情况，但所包括的非西方国家只有南美洲国家与墨西哥。
（图1）
在一战之前，在政府收入方面，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大。当然，总体而言，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水平仍然高于非西方国家，但这一差距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并不大。在1913年之后，这一情况出现了极大的变化。1914年-1969年间，西方国家的平均政府收入水平翻了15倍（日本翻了16倍）。然而，非西方国家没有跟上西方国家的步伐，它们的平均政府收入水平只增长了4倍。总体来看，非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比西方国家少71%。在这段时间中，欧洲国家平均汲取的政府收入是非西方国家的8.5倍。
政府收入和大分流与经济史上的真正的大分流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当经济史学家讨论“大分流”时，他们指的是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人均经济产出的分野。尽管学者们对这种分野的时间和原因争论不休，但他们一致认为，这种分化不迟于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席卷欧洲的时期。图2比较了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和人均GDP情况。在一战之前，西方国家在GDP上的优势通常大于它们在税收上的优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收入比率比GDP比率增长得更快。
（图2）
三、既有理论
为什么财政收入大分流发生在20世纪而不是更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顾既有的关于政府收入和国家能力的文献。我们把既有文献分为两类，一类关注对于更大社会支出的需求，另一类关注汲取税收的官僚机构的供给。尽管两种视角都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只关注其中一个是无法解释20世纪发生的财政大分流的。
基于需求的税收理论关注的是那些对中央政府收入产生更强偏好的因素。在文献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因素是国际战争。学者们普遍认为，外部战争对于现代欧洲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与之相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之所以没有完成较好的国家建构，是源于其不充分的地缘政治竞争。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说，准备以及参与外部战争增加了国家支付和部署士兵的费用，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的需求。间接来看，这些情况可能会因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而持续下去。国家需要偿还战争时欠下的债务，战争也可能催生了永久的制度变革。大众动员的战争模式也会给予政府持续的压力，促使其加大社会再分配项目的力度。
好战主义的视角尽管强调了许多关键的因素，但单就这一理论而言并不能解释财政大分流本身。在欧洲前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它们面临着大的财政需求，但这些国家的政府收入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例如，在1940年至1975年间，印度参与了与巴基斯坦的三次战争。在此期间，印度组建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志愿军。同时，社会福利的支出也在不断扩大。然而，在1969年，西欧国家的平均政府收入是印度的67倍。在20世纪的中东和19世纪的南美，类似的国际压力也未能产生可持续的大量税收。总之，如果不纳入官僚能力的视角，好战理论本身并不能解释20世纪发生的长期持续的财政大分流。
其他的学者们强调帮助收集税收的财政制度的供给。财政（或官僚）能力的核心是获取公民以及他们贡献了多少产出的数值。标准化的记录程序使得官僚们能够决定适宜的税收额度，也即能够使得社会是“可及的”。在一个可及性很低的社会中，公民和其他生产者可能参与国家无法企及的非正式经济活动。纵观历史，国家始终需要一些官僚能力来汲取土地税和生产税。现代的所得税和增值税更加需要国家掌握大量的信息。
然而，财政能力与真正汲取到收入有很大区别。国家可以收集与生产生活有关的信息，但却未必要用它来汲取税收。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能力是潜在的，只要国家愿意，就可以随时使用。但在不满足特定条件的时候，国家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因此，尽管供给侧视角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但仍然不构成完整的解释。为什么收入大分流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发生？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国家比其他国家收集到更多的公民信息，但它们却并没有收集到更多的税收。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大部分财政能力都是“潜在的”；而其他西欧国家虽然也强化了其税收官僚体制，但直到20世纪，它们始终都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
从概念层面来说，区分来自战争的压力和官僚能力是有用的。但从经验层面出发，这些因素并非相互独立的，因而很难分割。欧洲国家建构的好战理论有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参与战争会促使国家增进其官僚机构。从长期来看，战争的确是官僚机构改进的重要推动力。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西方国家的潜在税收能力比非西方国家要高。然而，好战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财政能力也会提升，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充满战争的环境中某些国家的财政能力不升反降的事实。
我们的实证考察从19世纪早期开始。在那时，参与战争很可能促成了欧洲国家与非欧洲国家在潜在官僚能力上的分野。出于战争的需要，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引入了招聘和晋升的标准，并在薪酬制度上也做出了合意的调整。
然而，即便可以解释早期欧洲国家的财政能力，单纯的好战理论并不完整。在1000年-1800年间，中国和欧洲爆发战争的次数是类似的。这意味着，得用其他因素解释为什么官僚能力在欧洲得到提升而在中国反而下降。同时，在欧洲历史上，战争的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战争往往会产生后果严重的负债，这会让领导者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货币贬值。这些行为不能够提升财政系统的效率并持续增加税收收入。
就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而言，好战理论无法解释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财政能力发展的两个事实。首先，19世纪的欧洲国家财政能力普遍得到提升，但“长和平”意味着在1816-1913年间欧洲没有发生太多战事。为什么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财政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其次，许多前殖民地在脱离欧洲列强独立后面临着高额的财政需求。在某些情况下，高需求源于竞争的区域环境和战争的压力。为什么这些国家都没能发展出强大的官僚机构？
四、理论框架
为了解释收入大分流这一现象，我们构造了一个结合好战理论和社会可及性因素的理论框架。政府可以选择如何提高税收收入，而公民可以选择服从税收要求或者退出正式经济。这因此构成二者的博弈。我们首先给出这一理论的关键假设，而后我们会给出并解一个博弈论的理论模型。
在塑造税收系统方面，政府存在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使用较低的财政能力，诸如依靠现有的制度去汲取关税。汲取关税只需要在几个港口安排少量的人员就可以完成。如果经济已经广泛参与国际贸易，那么这种间接税是很好收取的。这种情况很适合用于描述19世纪的西方国家。不过，这样做会产生两个副作用。首先，它可能无法满足社会对政府收入的需求。其次，税基较小的关税往往会比税基较大的税种（如所得税）产生更多的无谓损失。相比起所得税，关税造成的分配效应也更强。
这些副作用可能促使政府选择使用较高的财政能力来汲取税收的另外两种方式。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经济特权的方式征收一小部分生产者的税收。这种我们称之为裙带优先的汲取策略要求较高的财政能力，因为它要求国家介入经济并重构经济。苏联的集体化农业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创造广泛的经济权利并在更广泛的税基中征税。社会可及性强的税收汲取需要关于整个民众的信息。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有效征收需要公民和企业的身份和生产力的详细信息，以及复杂的官僚机构来收集和处理这些信息。
有一个因素会影响在不同阶段政府提高收入的策略，那就是官僚（或财政）能力。在此我们做出两个假设：（1）在短期内，社会可及性是一个常数；（2）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可以提升其财政能力。因此，在阶段t选择社会可及性强的税收汲取方式可以增加阶段t+1的财政能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形式化的博弈论模型来分析政府收入的汲取策略（本译文省略了模型推导和演算过程）。该模型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需求的增加会在官僚能力不同的国家之间造成政府收入的差异。只有在财政需求高的情况下，高能力国家才能在税收方面脱颖而出。在图3中，我们描绘了两个国家政府收入水平的假象轨迹，这两个国家的状况只存在一处差异：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高于另一国。如图所示，我们假设财政需求在时期1的时候都很低。因此，两国政府的收入都不会超过关税的总额。然而，具有较高初始官僚能力的政府（实线）仍将降低固定成本，为未来的社会可及性税收汲取奠定基础。相比之下，初始官僚能力较低的国家（虚线）没有动力投资于未来的财政能力，尽管预计时期2的高财政需求的概率相同。投资于官僚能力的“做中学”效应非常小，以至于本届政府在未来面对高财政需求时，将继续采取裙带优先的汲取方式。
如果外部因素在时期2导致了两个政府的高财政需求，那么就会出现政府收入的分化。虽然两者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汲取，但官僚能力强的政府由于采用社会可及性的汲取方式，获得的总收入更多。相比之下，社会可及性较低的国家则选择裙带优先的税收汲取策略。既有的模型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在我们的模型中，官僚能力制约了需求冲击的影响。在短期内，低财政供给会促使高需求国家偏向裙带优先的汲取策略，而非社会可及性的汲取策略。从长期来看，官僚能力增长前景不佳的国家，即使预计未来财政需求会很高，也不会有太大的动力投资于财政能力。
（图3）
五、理论观点的实证证据
本文的核心理论观点是，政府收入的提高需要高财政供给和高财政需求的共同作用。来自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一观点。在附录B中（文中未呈现），我们以大样本回归的方式来证明这一论点。我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证明，只有在拥有经验丰富的民事登记制度（代表高官僚能力）的国家，参与战争（代表需求冲击）才与政府收入表现出正的、统计上显著的关联。在本节中，我们主要呈现了定性的案例证据。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和一战开始这段时间里，西方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很低。好战理论认为，欧洲国家间战争的减少降低了财政需求。然而，尽管如此，欧洲国家的财政能力在这一世纪得到长足的增长。在图4中，我们呈现了重要国家的低政府收入情况。西方国家中只有新西兰是例外，相比起极少的人口，它收取了大量的关税。
（图4）
低财政收入反映的是低财政需求。整个19世纪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和平。以英国为例，它在1665年-1815年这150年中有76年在和至少一个欧洲国家进行战争，而在1816年-1913年间只有三年如此。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时间段，英国发动的帝国侵略或者殖民地战争要多得多，但是这些战争耗费的钱财极少。例如，第一次英缅战争和祖鲁战争各花费500万英镑，第一次英阿战争花费了1400万英镑。相比之下，参与一战花费了英国32.5亿英镑。同样地，直到19世纪末期，对于社会保障和再分配的国内呼声并不高。英国直到1908年才提供养老保障金，直到1911年才提供失业保险，直到1918年才普及中学教育。放眼整个西欧，在整个19世纪，对于福利的需求都很低。
鉴于很低的财政需求，好战理论预测英国和欧洲的很多大国财政收入水平较低。但好战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财政能力在同一阶段在不断提升。在1850年之前，所有西欧国家就都引入了公民登记制度（记录公民的出生和死亡时间）。美国也开始进行精准的人口普查。当1914年财政需求开始飙升时，财政能力的提升对于西方各国获得前所未有的财政收入水平至关重要。
我们的模型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在财政需求低的情况下仍然有动力投资财政能力。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初始阶段，欧洲国家就比非欧洲国家有着更强的财政能力。不过，除了这个因素以外，还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官僚能力的增长可以独立于战争进行。首先，在一战之前，所有西方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工业化使得国家更容易控制公民并汲取税收：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容易监控，对现金工资征收所得税比对用于维持生计的粮食征收所得税更容易。工业企业所需的基本识字、计算能力和时间意识为各国征收税收带来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其次，欧洲国家继承了18世纪时期非理性和低效的国家结构。这在实际上减少了改革税收体系的净成本，从而降低了征收社会可及性税收的固定成本。
如图5所示，如果把非西方世界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情况可能会出现些许不同，但并不影响本文给出的核心论点。
（图5）
从一战开始，西方国家政府面临极高的财政需求。这一变化与19世纪西方国家发展出来的强财政能力一道，促成了图1中所看到的财政大分流的情况。两次世界大战需要前所未有的军队动员，重组并管理经济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和财政需求。欧洲国家彻底改革了它们的税收制度。它们承受着扩大选举权的压力，向公民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以奖励他们的牺牲。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国家也采取了相同的政策。大萧条刺激了对积极国家的需求，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竞争也是如此。
高官僚能力使得使西方国家更能够利用这些需求冲击以增加税收的数量。正如我们前面所描述的，19世纪财政能力的提高是政府收入空前增加的先决条件。社会可及性的税收——尤其是所得税——取代了狭义上的税收概念，成为西部各国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由于所得税严重依赖于官僚能力和社会可及性，转向所得税标志着税收能力方面的重大技术突破。
在图6中，我们呈现了西方国家税收中来自所得税和来自关税的比例。关税曾经是西方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但从20世纪开始，关税的重要性开始大幅度下降。1969年，关税仅占除西欧外的西方国家政府收入的6%，西欧的这一比例为10%。此时，所得税是除西欧外的西方国家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69%）。所得税在西欧不那么重要（占据34%），因为这些国家更依赖于先进的消费税。1969年，所有直接税加上预付消费税平均占西欧国家政府收入的54%。
（图6）
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二战之后明显地呈现出来，而这个时候大部分殖民地已经获得了政治独立。对于非西方国家在获得独立后普遍无法向西方国家那样获得较多政府收入的原因，殖民时期官僚改革的不足提供了一个比好战理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尽管后殖民世界的财政需求普遍很高，但官僚能力不足阻碍了税收的汲取。
在殖民统治下，对经济作物出口征税和依赖当地中介机构的主要策略不需要先进的官僚机构。例如，在直接税方面，在非洲英国行政官员主要依赖人头税或棚屋税，因为他们无法收集个人纳税人及其收入的信息。实际上，19世纪的南美独立国家，即使在战争中相互竞争，也可以选择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但它们都没有这么做的激励。原因在于，全球低利率使各国能够用债务支付战争费用（它们经常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谈判债务）而无需依赖有效的税收手段。国际资本的可及性减少了低社会可及性税收所固有的弹性问题。相反，各国可以抵押未来的关税和矿产收入以获得短期融资。因此，当20世纪这些地方获得独立后出现更多的财政需求时，在殖民期间没有进行的官僚改革就成为了阻碍汲取税收的重要障碍。鉴于官僚机构的低供给，我们可以料想增加的财政需求并不能带来税收的增加。实际上，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即便在获得独立之后，社会可及性仍然很低。许多国家仍然缺乏监督公民活动的书面或者电子记录，也没有能够汲取税收的合格官僚。
非西方国家财政能力低下的情况也存在例外，那就是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我们的理论也能够解释这些例外，因为这些经济体都符合上面所说的高财政供给和高财政需求的结合。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有着专业化官僚机构的悠久传统——远比西方还悠久。1969年，日本的税收水平在全球排名第九，超过了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日本62%的财政收入来自所得税，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一致。直到1964年，中国台湾的税收还低于非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到1969年，它已经是非西方国家的两倍了。1969年，韩国收入的33%来自所得税，与西欧的平均水平一致。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台湾和韩国进一步向西方的税收模式靠拢。
六、结论
在20世纪，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在财政收入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野。税收征收方面出现的巨大而持久的差异比现有理论所预测的要晚得多。我们考察了两类解释财政收入变化的理论：好战理论和官僚能力理论。这两个理论本身都不能较好地解释本文提出的财政收入大分流现象，但当把它们结合起来看时，就可以对横向和纵向时空产生的不同情况做出较好的解释。然后，我们提供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验证据，以证明高财政需求和高财政供给的结合产生了由所得税和增值税资助的可持续的高财政收入增长。
我们的框架以官僚能力发展和国家信息收集能力的重要性为中心。在现代早期和20世纪的一些欧洲国家，战争无疑有助于提高财政能力和税收。然而，这种效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是恒定的。在许多欧洲国家，尽管财政能力有所增长，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处于“潜伏”状态。相反，好战的环境通常无助于非西方国家提高财政能力。我们的观点还强调了官僚能力发展不足是理解非西方世界低税收水平的核心。在19世纪，那些社会结构混乱但生产有价值的初级产品的国家——这些初级产品需要最少的官僚能力来创造收入——可以跟上西方国家税收的步伐。然而，一旦全球需求回升，财政能力较低的国家筹集现代收入来源（如所得税）的能力就会受到严重限制。在没有有利的官僚能力的地方，无论是否存在战争、存在何种类型的战争，其财政收入水平都是较低的。
编译：邱劭文 | 华东师范大学
审校：朱丹
排版：邱劭文
审核：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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