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朱宝清,高岭,王艺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之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重访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辩论[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14(05):172-195.
作者简介：
朱宝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
高岭（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
王艺明，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写在前面：
最初，斯考切波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通过政策实现其目标的能力（Skocpol,1985）。为克服斯考切波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不足，米格代尔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决定社会生活按何种秩序组织起来的能力，并把国家能力分解为汲取、渗透、规制(调节社会关系)和分配(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等四个维度。但是，米格代尔的国家能力理论有把“国家强大、社会发育”视为零和游戏的嫌疑（Migdal，1988）。埃文斯的国家嵌入自主性理论则弥补了这个不足，证明了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的可能性及其条件（Evans，1995、1997）。沿着这个脉络，国家能力理论越是发展，越是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更远，而越趋近韦伯的国家理论。当然，国家学派也对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做了经验研究，但使用的是小样本（案例）的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发现，一个自主性强的国家机构能够和商业集团形成嵌入自主性( embedded autonomy) 关系，而促进产业的升级。
内容提要：
20世纪西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国家问题的重新审视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普兰查斯—密利本德之争拉开序幕，直接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辩论。这场辩论为我们透视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积累”与“合法化”之间的两难境地提供了理论棱镜。通过回溯这一历史，本文发现英国辩论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1975年，该时期主要聚焦于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关于国家支出危机的异见，以高夫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认为国家支出主要是生产性的，危机发生在分配领域；以亚菲、布洛克、法因和哈里斯等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认为国家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危机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第二阶段是1975年后，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分析核心的新进路，以霍洛威、皮乔托、克拉克等为代表，并将其运用于对工人阶级与福利国家之间矛盾和斗争的案例和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有助于理论界深入思考今后如何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关键词：
英国CSE辩论；国家理论；新李嘉图主义；原教旨主义；福利国家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论题，“福利国家”或福利资本主义研究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20世纪50-70年代）走向繁荣，也随着“黄金时代”的结束和“拆散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实践而走向低谷。近年来，福利资本主义重返理论界成为热门话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皮凯帝对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扩大趋势的揭示。针对我国出现的不平等问题，国家实施了“精准扶贫”项目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系列举措。回顾福利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困境，不仅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还能对我国超越发展型国家和福利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因此，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资本主义视角看，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两个新变化。第一，生产性资本与金融活动密切融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第二，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强化，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国家宏观调控计划的出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困境，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二战后将近20年的“黄金时代”。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结束“黄金时代”进入了衰退期。西方社会民主政府的选举弊端、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支出危机和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叠加，预示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晚近资本主义”阶段，周期性的、剧烈的政治、经济危机时有发生。福利国家被视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于是，资本主义各国开始调整政策，福利被不同程度削减，福利国家开始衰落。这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对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反思以及对国家理论的严肃审视。而且，福利国家衰落正值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的复兴，在20世纪60年代末，国家理论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活跃和最多产的领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批判性研究其实是在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的，涉及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国家的财政支出危机等核心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密利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及其引发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者联合会（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cs，下文简称CSE）[1]中的系列辩论。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文献。现有文献大多是聚焦于特定学者或特定理论流派，并且未能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过程理论的一部分，本文尝试将福利国家的争论与国家理论的争鸣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第二，丰富了国家与资本关系的文献。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通常停留在抽象的一般性讨论的层面，缺少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对二者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考察。本文的讨论从福利国家支出危机为切入，评述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之处。
本文余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一节简要回顾普兰查斯与密利本德的相关争论、异同点及其后续影响；第二节分析20世纪70年代英国CSE辩论的第一阶段（1970-1975年），该阶段主要围绕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展开，尤其体现在对福利国家支出危机的异见上，以新李嘉图主义（如伊恩·高夫）和原教旨主义（如戴维·亚菲、保罗·布洛克、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等）之争为代表；第三节阐述英国CSE辩论的第二阶段（1975年后），该阶段出现了侧重于阶级分析以及相关的案例和经验研究的新的国家分析进路，以约翰·霍洛威、索尔·皮乔托、西蒙·克拉克等为代表；最后一节是结论。
一、“普兰查斯-密利本德”之争的实质及影响
普兰查斯和密利本德的辩论主要是以《新左翼评论》《经济与社会》等左翼学术期刊为载体展开，这场发生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关于“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方法论之争，后来被称为国家学说史上的“世纪之争”。
普兰查斯和密利本德的交锋大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起点是密利本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于1969年出版后，遭到普兰查斯批评。[2]密利本德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公共部门”，拥有和管理一系列广泛的工业和服务业，这对它们的经济生活非常重要。国家也在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经济角色，包括监管、控制、协调、计划等。对广泛的和普遍的社会服务而言同样如此：国家承担了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明确地表现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使得密利本德的叙述为“工具主义”国家理论打开门路，这种方法的一个后果是，它无法表明国家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正在发展着的矛盾之间的关系。如普兰查斯所言，密利本德的主要错误在于深陷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缺乏理论性的分析与论证。此外，密利本德虽然承认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但却缺乏一个这种自主性的理论基础，换言之，在他所指出的霸权意识形态与自主性之间是无法调和的。密利本德则回应道，普兰查斯的唯理论主义极易导致一种“极端的结构主义”。对此，普兰查斯没有立刻做出回应。
第二个阶段的起点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于1973年出版英文版后，遭到密利本德的质疑，并撰文对其进行批评。在密利本德看来，首当其冲的是普兰查斯在书中晦涩难懂的阿尔都塞式的表述。密利本德相对客观地指出，普兰查斯对“相对自主性”的概念的强调是正确的，甚至认为这一概念事实上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但是“相对自主性”一旦被建立起来，问题就接踵而至：相对是怎样的？它在什么情况下更多，或更少？自主性的形式是什么？等等。由此可见，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在当时已经被密利本德提出。而在当前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批判中，米格代尔也尖锐地指出，这一概念通常是一种幻觉，其最明显的漏洞就在于对这种相对性的程度是不能做出清晰的界定的。对“相对自主性”的指责，普兰查斯撰文作了回应。普兰查斯认为他自己的相对自主性成立的一个基础是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性分离，而且“相对”的涵义并非如密利本德所言，同“程度”、“限度”相联系，而是同“相对于谁”或“相对于什么”相联系，因此在这一概念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便有了一个限制，这一限制的边界如何变动则是随着具体政治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状况而定的。
虽然“普兰查斯—密利本德”之争是“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之争，但二人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反对消极工具论、承认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以及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强调[3]等主张是一致的。除了方法论的不同之外，在《新左翼评论》的系列辩论文章中，密利本德回避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试图用一种阶级还原论取而代之；普兰查斯则试图提供迄今为止《资本论》中缺失的政治层面的理论，因为在他看来《资本论》仅仅是提供了经济层面的理论。可以发现，正是普兰查斯提出了经济与政治、结构与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英国迄今尚未解决的问题。他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可以提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以及上述两组关系等基本问题。鉴此背景下，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开始在英国CSE早期关于国家与资本关系的辩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20世纪70年代英国CSE辩论第一阶段：1970-1975年
在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人们的注意力不仅集中在国家“管理经济”的一般失灵上，而且集中在削减国家支出、进而重组国家机器本身的必要性上。因此，迫切需要充分认识国家及其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和危机的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支出的增加远远没有解决资本积累的危机趋势，而是正在展开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CSE辩论中国家问题的出场
CSE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成立于1969年，最初是一个经济学家论坛，但它的争论范围很快就超越了狭隘的经济领域。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日益尖锐的气氛中，不可能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隔离开来。在1970年1月召开的CSE第一次会议上，国家的问题被正式提了出来。需要指出的是，它不仅涉及国家的经济职能问题，同时也涵盖在对民族国家与资本国际化之间关系的探讨中。罗宾·默莱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指出，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客观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国家有其必须履行的主要经济职能，如保障产权、经济自由化、经济协调、投入基础供给等。此外，还包括社会共识干预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对外关系的管理等。随着资本的日益国际化，国家为本国资本利益服务的能力和独立性变得越来越弱。比尔·沃伦对此强烈质疑，他认为默莱对国家经济职能与资本国际化的处理是非历史的，原因在于资本的日益国际化是战后现象，而国家的经济职能此前一直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冲击从来不是自动解决的，而是依赖于国家逐步增加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战后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帮助维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就业水平和增长率。
这场辩论在1970年10月召开的主题为“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经济作用”的CSE第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发展。沃伦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计划的本质，资本主义国家向工资政策和计划的转变本身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行动，其不仅仅试图阻止工资上涨，而且还假装在计划中讨好工人阶级。简言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是为了维护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特别是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和生存），以对抗其各自的工人阶级、对手和社会主义国家。[4]国家没有独立性，但确实行使真正的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其自身特定的和创造性的职能和活动所固有的，涵盖组织、行政、知识、教育和其他领域。这种观点受到了迈克尔·巴拉特·布朗等人的挑战，他们坚持认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有被民众斗争所掌握的空间，至少一些国家政策可以指向进步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矛盾的，其反映的不是资本的功能需求，而是阶级力量的平衡。
到此可以发现，默莱认为国家的独立性逐渐受到资本国际化的侵蚀；沃伦认为处于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具有独立性，但具有相对自主性，根据这种观点，国家的阶级特征是嵌入其结构中的，且不可避免地为资本需求服务；巴拉特·布朗则进一步认为国家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它的政策和实践表达了定义其阶级特征的阶级力量的平衡。之后，索尔·皮乔托和雨果·雷迪斯在CSE第三次会议中指出，“革命的观点必须较少重视对现有国家结构的夺取，而是强调建立基于革命工人阶级活动的替代形式。这种活动将'内在地’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和分散的特征，并且也将越来越超越国界”。这一结论暗示了拒绝将“结构”和“斗争”相对比，理由是“结构”——特别是国家的制度形式——不能被视为给定的，而是说其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对象。换言之，国家既有“结构”层面的需求，又受到“斗争”层面的挑战。[5]因此，可以部分地看出，皮乔托和雷迪斯的进路与巴拉特·布朗是类似的。
然而，皮乔托和雷迪斯这一进路的影响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因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的社会支出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矛盾。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争论的焦点便从资本的国际化和民族国家问题转移到了国家支出在危机中的作用。这为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批判提供了现实背景，并且促成了CSE中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有时也被称为“资本—逻辑论”）这两大流派的出场。前者主要以伊恩·高夫为代表，后者以戴维·亚菲、保罗·布洛克、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等为代表。于是，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差异与他们对国家支出和危机的不同分析密切相关。
（二）新李嘉图主义国家理论：国家的生产性支出与分配危机
对于新李嘉图主义者来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都发生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国家职能的界限是由政治决定的，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新李嘉图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盈利能力危机直接来自工人阶级由于长期充分就业而获得的谈判实力，相应地，危机是“分配”危机，因为工资的增长先于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利润挤压是存在的。[6]
新李嘉图主义学派的国家支出理论是由高夫发展起来的。高夫的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内在矛盾与发展进行了深刻分析，对社会福利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7]高夫对福利国家的完整论述，最终见于《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1979）一书，主要涉及福利国家的本质、福利国家支出的增长与结构以及福利国家的矛盾与危机三个方面，具体而言：
第一，高夫认为对福利国家的分析需要回归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这是分析的起点，也是马克思开辟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的核心。国家的形式——它的本质、结构和角色——将会受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或剥削的本质，国家的“福利”功能也将是如此。因此，与高夫类似的激进理论取向倾向于认为，国家是从属于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这启示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共性。在经济上占优势的阶级在政治上同样处于支配地位，国家为了服务于在经济上占优势的阶级的利益，需要某种程度的自主性。高夫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在较大程度上借鉴了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遗产，即无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来看，还是从这些社会形态中的政治统治阶级来看，国家都是相对自主的。高夫指出，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之从前有两个新的特征，一是剥削是在经济系统内自动发生，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通过市场在无意识下得到保证的；[8]二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存在，资本主义经济有其自身的动力，任何代理人或阶级都不能完全控制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方式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方式决定了国家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扩张要求创造出“自由”的雇佣劳动，扩大市场关系，并在法律上保证私人契约。因此，法律平等仅仅反映了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外在形式。正如资本主义将社会划分为相互竞争的原子化个体一样，它也必须在这些个体之上创造普遍化的国家，以确保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条件。这决定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是以国家调节为基础。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国家，高夫所称的“结构强制力”（structural constraints）更加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受到资本积累这一最高法则的控制，被迫为资本积累创造有利条件，必须以某种名义上的共同利益（实则是个人真是利益的抽象）将社会凝聚起来。
第二，高夫指出现代国家的福利活动主要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对非劳动力的抚养，这实际上与所有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活动是相对应的，即工作人口的再生产与非工作人口的维持，因此，福利国家的产生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对这两个活动条件的制度性反应。对福利国家支出的构成而言，某些趋势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相似的，如社会服务、某些基础设施项目和对私营企业的援助支出的增长，以及军备所占份额的相对下降。对此，高夫列举了大量的福利国家支出的经验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高夫对国家支出的分析借鉴了奥康纳关于“积累”与“合法化”的理论。实际上，高夫对福利国家面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的分析也同样有奥康纳的影子。奥康纳对国家支出的分析，如图1所示。奥康纳指出，国家是通过社会资本支出来履行其资本积累功能，通过社会费用支出来履行其合法化功能。这两个功能通常是彼此矛盾的，国家在社会服务上庞大的支出规模已经成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本身的束缚，但“每个国家机构的行政理性就是努力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职能进行协调”。国家越来越多地代表垄断企业承担“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的成本，这加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垄断。对此，高夫在书中的第三章论述了福利国家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活动。针对福利国家支出的增长与结构，高夫从福利国家产生的背景以及造成国家支出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战后美国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吸引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效仿和追赶，加之世界范围内国际组织的建立，引起了新一轮的国际贸易与分工；其次，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日渐重要的角色，导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对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社会支出增长的原因分析中，高夫列举了四类具体的、直接的原因，即相对成本的上升、人口变化、新的和改进的服务以及社会需求的增长。随着福利国家支出的扩张，为维持这一活动的成本也不断增加，无论原因是什么，国家都必须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融资，有三种基本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提高税收、对国家服务收费和借款。社会支出的既有结构以及缓解社会支出扩张压力的手段，引出了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危机与内部矛盾。
第三，高夫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一是国家在处理“积累”与“合法化”问题之间的两难境地，即国家需要在提高生活水平以其维持政治基础的可信度以及降低生活水平以努力解决危机之间进行艰难地权衡，以慎重地解决社会支出危机；二是社会支出的增长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体现为福利国家的“集中化”过程，具体包括向中央财政的转变、地方政府的萎缩以及中央政府内部集中化的计划体系的扩散。社会支出和国家支出的总体性质和水平反映了两个主要因素，即由国家结构和国家政策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力量平衡。
对高夫而言，福利国家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它既不是当前危机的原因，也不是结果，而是危机的一个方面。[9]自二战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福利国家本身：提供社会改革和服务，以换取工会与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目前，这种交换条件在制度上被写入社会契约。实际上，这正是高夫认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可取之处。法团主义策略主张将资本和劳工两个团体整合到国家之中，其本质是各参与方在控制其各自组织的基础上协商各自领域内的利益，也被称为“三边主义”（tripartism）。高夫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实际上也同样将其纳入了一个“国家—资本—劳动”的三维框架。但是，高夫认为法团主义策略并不会消除福利国家的内在矛盾，而且还可能会加剧劳工阶级组织的领袖与成员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法团主义结构成立的条件之一是组织内的领导核心能够对其成员实行高度控制，具体可分为民主型和专制型两种，而高夫更倾向于后者。实际上，在高夫的体系中，国家、资本和劳动三方在理论方面的接合并非特别紧密，阶级斗争的作用总是他的主要关切。
总之，高夫的理论脉络大致可以归纳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分析的逻辑起点，因为它定义了经济与政治分离的基础，国家自主性正是在这种分离中得以呈现。[10]一方面，这是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家要协调发展与阶级斗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二者是相互矛盾的。国家不断投入社会支出的目的正是为了缓和这一矛盾，但更多时候是维持——因为按照奥菲的说法，国家试图解决“积累”与“合法化”之间的矛盾只会产生新的危机和冲突。因此，福利国家支出的本质不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不断地填补“积累”与“合法化”之间的缝隙，而且也是导致危机发生和持续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三）原教旨主义国家理论：国家的非生产性支出与利润率下降危机
高夫的新李嘉图主义国家观遭到了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对。对原教旨主义者来说，生产领域是决定性因素。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分配，而在于生产，特别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派主要以戴维·亚菲、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等为代表。其中，亚菲的观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对改良主义策略的批判，这源于亚菲1973年在《新左翼评论》发表了一篇针对安德鲁·格林和鲍勃·萨克里夫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挤压》一书的批判文章。亚菲认为该书的中心论点有着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作者劝诫工人们应该为了国家利益减少工资要求，且工会的领导层认为，可以通过“高增长、高收入”的政策来满足“国家利益”，而从未彻底挑战这个简单的逻辑，即大幅度的工资增长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这一分析让人们相信了高工资是通胀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涉及国家支出结构的分析中，与高夫认为战后福利国家着重于生产性支出不同，亚菲则认为由于国家支出的来源主要依靠税收或赤字，在这两种情况下，现在或“未来”的剩余价值被国家从私人资本中攫取。换言之，私人资本为国家支出买单，这会导致积累减少和生产率下降。因为从整个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国家引致（state-induced）的生产是“非生产性的”。就国家支出的生产性而言，它与私人部门竞争。但通常情况下并非如此。西方经济体的国有化通常是因为私营部门无法生产有利可图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对私营部门至关重要。如果经济中“非生产性”部门的生产增长快于私人部门，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于总生产的下降就比以前更快。为了抑制利润率下降趋势，必须从更少的生产性劳动者中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只要劳动生产率能够得到充分提高，以维持利润率并为非生产部门提供资金，那么国家引致的支出似乎确实是高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原因”。因此，政府必须用“非生产性”支出来补充市场生产，以弥补缺口，减少失业。但是，这种支出同样暗藏着潜在的危机趋势，因为政府支出需要（实际上是必须）赤字融资和增加借贷，从而导致通胀。结果是，非生产性的国家支出非但没有降低生产能力本身，反而更有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为不断增长的国有部门提供资金，并维持不断增长的私人部门。正如亚菲和保罗·布洛克在1975年的一篇长文中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直接来自资本的需要，其目的就是保证私人资本积累，试图克服资本自我扩张的障碍，国家是被迫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同时维持劳动力并保证就业。
最后，在对矛盾与危机的探讨中，亚菲（1973,1973,1976）在三篇文章中都重新表述并借鉴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同时也反驳了“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亚菲指出，盈利能力和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是因为工人阶级对工资的需求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竞争同时发生所致。这种工资要求背后的动力是工人阶级的期望，这种期望是在经济扩张时期形成的，但受到60年代末生活水平缓慢增长的阻碍，加之劳资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导致议价能力的增强，更加激发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热情。就盈利能力而言，关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剥削率也在上升，其本质正是国家支出的“非生产性”特征。为国家生产的私人资本家显然获得了平均利润率，而“剩余价值”是由被剥削的工人生产的。但是，国家引致支出的局限性不在于“政治”和技术上的考虑，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福利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只是换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政府将继续“被迫”干预经济以“拯救”私人经济，然而由于这种干预的矛盾性质，问题将继续恶化。
法因和哈里斯对高夫提出了更为严格和复杂的批评。他们认为，高夫的新李嘉图主义国家理论是非常粗糙的，并指出了其四个主要的错误：第一，高夫的分析实际上没有经济危机理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平稳积累的背景下分析的；因此，国家干预的理论基础与资本主义再生产必然被危机打断的事实是脱节的。第二，高夫对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并不明显，而是将二者划入一个无差别的“劳动池”。第三，对社会工资概念的误用，这一点源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忽视。比如，在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中，对工资征税并不能实现价值向资本的再分配，因为工资收入等于劳动力价值，工资净值不能永远低于劳动力价值。这也体现了高夫对工资范畴的混淆。第四，高夫无法分析国家干预资本重组的意义，导致其无法理解民族国家与不平衡、综合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高夫强调了国家对提高国家内部运作的生产性资本竞争力的作用，但没有考虑到国家干预资本重组以促进国际专业化。他对国家经济政策明确地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高夫设想的国家是致力于通过采取反周期政策和长期规划来克服危机。
相应地，法因和哈里斯也贡献了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国家理论。出于比较的需要，本文主要将法因和哈里斯对国家支出与危机理论的原教旨主义分析进行单独论述。首先，对国家支出而言，这实际上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在《重读<资本论>》中，法因和哈里斯认为，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国家福利支出是属于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而法因和哈里斯与亚菲同样认为，这是一种非生产性支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的一个趋势就是导致较大程度上的集中化、国有化。“一般地，遵照价值规律及其直接作用，国家尽力使工人从事生产性的经营活动以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于政府和资本的利益。相反，工人阶级的利益则要求抵制这些活动，为国家进行资本的非生产性雇工，为有计划的使用价值生产和就业维持而斗争”。换言之，国家干预一方面满足了私人部门、国有化行业的资本需要；另一方面，也加快了生产重组的步伐，并且加剧了国家在经济再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劳动雇佣的阶级冲突问题，但工人阶级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次，法因和哈里斯对危机的分析实际上和生产性、非生产性国家支出是联系在一起的。法因在此前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提到，在分析一种生产方式时，马克思的出发点总是生产。因此，揭示生产组织方式的核心必须依赖于劳动价值论。从生产领域出发，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建立在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上。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危机成为可能，但是利润率下降使得危机不可避免。危机是悲观的资本家个人决策相互作用的社会结果，而利润率下降是这些决策的社会结果。法因和哈里斯从国家服从价值规律的角度解释了国家对资本的从属：“国家活动既由剩余价值的生产决定，又依赖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便是在国家直接参与或干预经济过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循环的基本特性仍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但是“作为这种自我扩张基础的剩余价值，现在是以一种新的税收形式（和信贷、补贴形式）被分配和再投入到资本循环中。”因此，国家干预以保证资本积累实现以及维持再生产的条件表明，必须对生产过程加以控制。
国家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具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作用。资本主义积累是在危机重重的模式下进行的——危机是刺激资本重组所必需的，而这种积累方式是资本运作的必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从根本上是由资本的经济要求决定的，但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平衡的制约。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干预以提高剩余价值生产，而不仅仅是影响分配。在这个意义上，高夫的新李嘉图主义进路对国家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也是法因和哈里斯批评高夫的新李嘉图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论点，即高夫对普兰查斯“过度政治化”的国家概念的采用，允许国家有太多的自主性，进而夸大了国家解决资本危机的能力。
（四）小结：对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争的评判
需要指出，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争是在战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所遭遇的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困境下发生的，这其中涉及的共同点主要包括承认国家在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在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基础上具有相对自主性、对国家的“积累”功能与“合法化”功能之间矛盾关系的揭露以及国家在解决这一矛盾时的局限性。然而，对国家支出危机的具体剖析中，可以发现，高夫的新李嘉图主义在国家支出的功能性解释和阶级斗争对国家支出的决定之间提出了一个较为鲜明的区别，这种区分在理论上是生产领域与分配领域的分离。[11]高夫认为危机发生在分配领域，这一方面说明高夫没有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生产及再生产过程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阶级斗争”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事后解释，并且其重要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盖过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这两个论点都遭到了原教旨主义的反驳。
原教旨主义与新李嘉图主义的危机理论是完全相反的。对亚菲、布洛克、法因和哈里斯等原教旨主义者而言，所有经济活动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在生产领域，不分析生产领域就不能理解经济的运动规律。法因和哈里斯认为，随着国有化趋势推进，阶级斗争与生产场所逐渐分离，这主要归功于国家管理部门在工人斗争与工人控制之间设置了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障碍。因此，无论在分配领域取得了多大程度上的成功，都不能打破生产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正如亚非所希望的，迫切需要让工人阶级意识到斗争最终必须转变为反对生产制度本身的政治斗争，拒绝任何改良主义的企图。而高夫的新李嘉图主义虽然主张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其方向则是错误的。
三、20世纪70年代英国CSE辩论第二阶段：1975年后的发展动向
英国的辩论并未形成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统一框架。在1975年的CSE闭幕会上，国家问题的新进路在“住房和劳动过程小组”（Housing and Labour Process Groups）中被提出，它试图打破国家支出危机的辩论陷入的僵局，即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既定的和不变的结构性特征。新的分析进路主张以阶级斗争的决定作用为核心，重新审视社会结构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但本质上它仍来自对“经济”范畴的重新审视，这一概念曾主导了关于资本危机和国家支出危机的辩论，并且大部分集中于危机的定量维度以及对利润率影响的讨论。[12]
“住房和劳动过程小组”的工作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普通租户和“社区”斗争的增加，另一方面是针对生产的车间斗争。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些问题在国家对“社区”斗争的反应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辛西娅·科伯恩在《地方政府》（The Local State，1977）中对这一过程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描述和理论化。科伯恩认为，在认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主要作用是确保持续的资本积累能够发生的条件之后，地方政府可能在抗击贫困、失业和衰退的过程中存在政策失灵，而以“企业管理”为中心的地方政府革命本应弥补这些失误。20世纪70年代中期，CSE“住房小组”的工作表明，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既定的和不变的结构特征。
在1975年至1976年间为CSE“欧洲一体化工作组”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中，霍洛威和皮乔托首先指出，只有将危机视为资本关系的危机，即历史上特定形式的阶级统治的危机，一场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体的积累危机，从而是在每一条战线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的斗争，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理解当前的危机和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脱离了对阶级斗争和国家的研究，导致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视为在经济和政治之外的关系，而不是不同但相关联的阶级统治形式之间的关系。这就导致他们的出发点不是“经济”或“国家”，而是在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阶级斗争。霍洛威和皮乔托的核心主题是强调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反对盲目崇拜“经济”和“政治”分离的分析方法，这是普兰查斯、新李嘉图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常见的错误。
西蒙·克拉克在结构主义的国家进路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进路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前者由普兰查斯提出，后者出现在CSE工作组中。克拉克认为，拒绝任何一种结构主义，或者说拒绝将“结构”从阶级斗争中分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根本矛盾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永久结构不可能存在，因为这种结构的再生产条件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被同样的再生产过程所摧毁，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过程来重新创造或改造。同样，国家的阶级性质也不是资本主义形式所固有的结构特征，这种形式只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再现或转化的。因此，国家理论不能满足于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必须把对国家形式和功能的分析置于阶级斗争发展的背景下。
到1977年底，国家理论辩论或多或少已经停止，这不是因为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是因为基本的分歧点已经确定和澄清。在这一点上，除了同意这种差异之外，别无他法。此外，辩论的优先事项从来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发展理论，而是为了政治澄清的目的。探索工人阶级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CSE各工作组的中心主题，特别是建立在霍洛威和皮乔托提出的国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这项工作往往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焦点，这些研究（包括案例研究和详细的经验研究）试图尽可能密切地与人们对国家的日常经验联系起来。这种关注反映了给予基层政治和民众动员“国家内部和针对国家”（in and against the state）的政治优先权，这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焦点。
工人阶级与“福利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关系，[13]一方面，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迫使国家对其物质愿望做出回应。另一方面，福利国家永远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因为无论提供的福利多么慷慨，无论获得的工资水平有多高，这种提供仍然以工人阶级从属于异化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国家为条件。工人阶级不是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类别，即“被吸收的”和“被边缘化的”，而是每个工人个体和工人阶级的每个部分都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矛盾的关系。这是福利国家的核心矛盾，体现在现代福利国家的阶级斗争特性的形式上。简言之，这表明了工人阶级对国家形式的斗争不能脱离对国家活动内容的斗争。
总之，福利国家是国家寻求化解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虽然福利国家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些物质需求，但它的形式却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分化和士气低落，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从而破坏了工人阶级抵抗资本和国家发起反攻的努力。爱丁堡小组从其分析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是，国家的形式，而不是国家政策的内容，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焦点，以便在集体组织中建立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既抵抗资本和国家的力量，又发展出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国家内部和针对国家”的斗争的可能性取决于是否有能力打开一个“对抗空间……在国家内部或通过国家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者必须不断寻求利用和扩大（这种对抗空间）”来发展“组织形式，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同时预示着社会主义。”但也有人认为，国家形式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差距中存在着“对抗空间”，“国家内部和针对国家”的斗争在这种空间内是可能的，这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和边缘群体总是有回旋的余地。这带来了“替代主义”的严重风险，并很容易回到对国家和“新社会运动”的“法兰克福”分析。另一方面，霍洛威所支持的阶级斗争进路意味着对抗空间不是国家固有的，而是“国家内部和针对国家”的集体斗争对国家的形式和机器提出的挑战所创造的。
四、结论与展望
20世纪西方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资本国际化的纵深发展与民族国家的成长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增长，同时也带了极为动荡的社会困境。福利国家正是这二者的一个混合物。福利国家支出危机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积累”与“合法化”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这一矛盾时所表现出的国家能力的匮乏。通过回顾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辩论，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辩论发生的背景包括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支出危机、工人阶级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冲突等现实因素，理论的铺垫实际上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经济的诸多论述中存在的一种趋势有关，即国家与经济的相互独立性（或分离），尤其是直接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普兰查斯与密利本德的争论。因此，迫切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传统与事实，重新反思国家问题以及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张力。
第二，纵向上看，英国辩论主要集中在CSE内部且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1975年，该阶段主要以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争为代表，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在于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他们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福利国家支出的本质、矛盾以及危机进行了剖析和辩论；第二阶段是1975年后，对结构与斗争的探讨使得阶级分析重新抬头，成为超越经济与政治分离的新的国家分析进路。横向上看，以高夫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国家理论倾向于认为国家支出在结构上是生产性的，危机主要发生在分配领域，因此涉及工资问题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以亚菲、布洛克以及法因、哈里斯等原教旨主义国家理论者则认为国家支出具有非生产性，并且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进路，危机的源头在于生产领域，尤其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因此，阶级斗争的矛头应直接指向生产领域。1975年后，主张将阶级斗争的决定作用置于分析中心的国家理论出现，如霍洛威和皮乔托、克拉克、科伯恩等，并且逐渐被应用于工人运动与福利国家之间的案例研究，理论上对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性分离的强调已经逐渐弱化。
第三，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辩论是成效显著的，其中发展出来的诸多议题至今仍在讨论。不仅仅是英国，而且也包括德国和法国。在此知识基础上，需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缺失的一环，这种缺失直接表明对国家范畴——包括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张力、国家相对自主性以及国家能力等议题——的理解实际上仍留有大量的工作，就理论建构而言，国家理论仍然是一个“黑箱”，如何更好地对其进行解构与重构仍需做大量的解读和文本挖掘。
从国家理论的发展史看，20世纪70年代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顶峰，而后国家理论走上了一条“去马克思主义化”或“马克思主义的韦伯化”的发展路径：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到“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再到“国家-社会关系”范式。本文着重探讨的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CSE辩论，更多反映的是国家理论从“社会中心主义”向“国家中心主义”过渡阶段的理论争鸣，主线是国家的结构与功能。目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仍然是从工具主义视角看到国家的作用，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作用一直是维护资本积累的稳定性，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同样如此。福利国家的重组和改革不过是为了适应资本积累需要，缓和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而做出的制度调试。
近年来，福利资本主义文献对国家的结构与功能的讨论主要沿着两个脉络展开。第一，继续沿着福利资本主义的路径，研究福利国家的新形式和趋势，主要形成了两个论题。一个是继续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福利国家改革。福利国家在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再分配型福利体制和新自由主义型福利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欧洲国家尝试构建一种超越再分配型和新自由主义型的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国家实施的社会投资政策主要包括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人力资本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延长退休和弹性退休制、教育和社会参与、最低收入支持计划、可持续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等。这些社会投资具有三个功能：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发展人力资本储备和充当社会缓冲器。尽管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声称可以实现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在发展中解决贫困与公平问题，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比如，社会投资政策在降低贫困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第二个研究进路，是把福利国家的研究对象从发达国家拓展到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涌现了“新兴福利国家（Emerging Welfare States）”论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欧美发达国家从再分配型福利体制转向新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同时，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开始了从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型国家建设，转向协调经济增长和公平发展的福利国家建设的历程，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新福利体制。从其目标看，新兴福利国家与欧洲最近发展的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是一致的，都试图在经济增长中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虽然新型福利国家被认为是国家的回归，但现有文献并没有把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张力和资本积累作为研究福利国家的主线。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陷入“发展型国家”路径的风险，同样，过分强调国家通过社会政策实施再分配和社会保护有陷入“再分配型福利体制”路径的风险，这样，也就谈不上超越“发展型国家”。
本文的政策启示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福利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再分配调和劳资之间的矛盾来保持资本积累的稳定性，最终却还是陷入了生产发展与分配公平难以兼容的困境。相比之下，我国相继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消灭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
我们要吸取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处理好生产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把重心放在经济发展的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第二，福利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在本质上是国家与资本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支出在“积累”与“合法化”之间存在冲突，西方福利国家始终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近年来北欧国家也出现了超时劳动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这启示我们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国家要规范资本竞争秩序和企业行为，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探索一条与适度劳动强度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让工人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尾注：
[1]. CSE历次会议的论文一般发行在内部刊物Bulletin of the CSE上，直到1976年，才决定将Bulletin of the CSE转变为一份公开的印刷期刊，即Capital & Class。参见Radice Hugo,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SE,” Capital & Class, vol.4, no.1(1980), pp.43-49.CSE辩论中的大部分论文，如今可以在Capital & Class和New Left Review中找到。
[2]. Poulantzas Nicos,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 vol.58, no.1(1969), pp.67-78.对于密利本德的理论观点的整理、创作背景以及对他多角度的诠释工作，可参阅Wetherly Paul, Clyde Barrow and Peter Burnham, eds. Class, power 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Essays on Ralph Milib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3]. 例如，密利本德指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始终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重要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如果不谈国家的活动，就无从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参见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1页。普兰查斯也同样指出，即使在所谓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国家也发挥了重要的经济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国家的作用更是如此。参见Poulantzas Nicos, State, Power, Socialism, New York: Verso, 2000, p.166.
[4]. 卡莱茨基在1943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工厂纪律’和'政治稳定’比利润更受商界领袖的青睐。他们的阶级本能告诉他们，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持久的充分就业是不合理的，失业是'正常’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此即表明，持久的充分就业在经济上可行，但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国家在某一特定领域内设定了某种生产目标时，“计划”必然会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目标经济”中，“军备经济”就是一个特例。参见Kalecki Michal, “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4, no.14(1943), pp.322-330.
[5]. 孟捷教授所提出的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与“外生性”的综合与这一点类似，即国家在解决市场失灵从而带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的国家能力与“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的外生性能力之间的调和。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6].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同解释大致分为“有机构成提高论”（如曼德尔、谢克）、“消费不足论”（如斯威齐、福斯特）以及“利润挤压论”。“利润挤压论”由英国学者格林和萨克里夫最先提出，其后美国学者鲍迪和克罗蒂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80年代以后，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两大流派，即SSA学派和调节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详见孟捷：《战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和1973-1975年结构性危机的根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种解释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19年第5期。
[7]. 20世纪70年代后关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本质与矛盾的研究，打破了此前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主义或功能论的僵化传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品，除了高夫的《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1979），还包括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所著的《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德国的克劳斯·奥菲所著的《福利国家的矛盾》（1984）以及丹麦的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1990）等。
[8]. 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也参与或助长了这种市场无意识的过程。哈贝马斯指出，“由于阶级关系本身被重新政治化，国家既承担补充市场的任务，又承担着取代市场的任务，并造成了更加富有弹性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否或如何能通过公共部门而获得保护，阶级妥协的条件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所有这些现在都要取决于实际的权力格局。由于这种变化，危机倾向尽管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政治系统，但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交换过程的自足性被破坏了。在自由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Warenfetisch）被打破，以及所有的参与者都或多或少变为价值学说的熟练实践者之后，自发的经济发展过程至少可以以次要形式在政治系统中重新确立起来，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必须保留某种自发性残余，以便使自己的计划功能不再新添任何责任，因为要承担这些责任，就必须透支财政。因此，经济危机倾向继续上升，而且继续以目的理性的方式耗费基本的财政资源。”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9]. Gough I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1979, p.127.这一点与奥康纳的观点是相反的，奥康纳认为，国家的成长既是垄断资本扩张的原因，也是垄断资本扩张的结果。
[10]. 关于“经济与政治分离是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前提”的观点，理论界尚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只是推动了福利制度等社会职能的国家化，并不必然会导致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国家自主性还受到阶级关系和外部力量等因素的制约，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变量。
[11]. 本文把高夫以及奥康纳等人关于积累与合法性的分析归为分配领域，这种划分是为了与更加强调生产领域的原教旨主义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划入分配领域并不意味着就绝对地忽视了生产领域。事实上，高夫和奥康纳均认识到了福利国家在缓和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生产过剩）中的作用。
[12]. 例如，参见Pfaller Alfred, Ian Gough and Göran Therborn, eds. Can the Welfare State Compe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ve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1. 在书中，作者认为福利国家的增长模式通常是大多数人以牺牲仍被排斥在外的少数人为代价，来确保自己在国际化市场上的成功，这种发展的经济逻辑是可以被识别的，通过进行大量的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支持了“福利国家是可以竞争的”这一论点。
[13]. 关于工人阶级和福利国家之间关系的工作是由CSE爱丁堡小组发起的，该小组于1976年开始运作，并于1978年扩大到“伦敦-爱丁堡周末回归小组”（London-Edinburgh Weekend Return Group），这两个小组都通过“国家支出和国家机构”工作组和每年的CSE会议参与了广泛的CSE讨论。这些小组为每年的CSE会议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最终见于由伦敦-爱丁堡小组撰写的《国家内部和针对国家》（In and Against the State）和由国家支出小组撰写的《为国家而斗争》（Struggle over the State）的两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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