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性，讲的是基于世间法而生成的人的根性。如果，人性超越了世间法，那就不叫人性，而叫神性，或者佛性了。因此，人性的根本是欲念，是需求，是形而下的。人性的道场，在世间法。于是，世间法用得好的人，往往也是观人性的高手。从这个层面讲，世间法也往往是通过“需求”层级来显现的。不同的需求，体现了不同的人性，以及介入这种人性的世间法层级。正是如此，才有了所谓的“收割”，所谓的“小众市场”，所谓的“小政府大市场”等等。所设计的“需求”，越具有高级“相”，往往越具门槛，介入的人性层级就越高，当然，后面所图的，当然也越大。设计“需求”，表层都是“满足”，底层却往往是“操控”。因此，需求，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而不过是作为一种到达“目的地”的“介质”而已。从工业文明到来，需求的主语，早已不是第一人称，早已经从“我需要”变成为“他/她/它需要”。也就是说，个体的需求，已经不是个体自己能定义的。个体的需求，是被社会定义的，是被资本定义的。在需求面前，个体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但是，这种被动，却通过各种可能的教育、规训机制，而被内化为个体狂热、虚假，却无比真实的自我满足。也就是说，个体无法觉察这种需求是“被强加”的，反而感觉只有这种需求被满足了，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和优越感。相反，一旦这种需求没有获得满足，个体反而有了一种被隔离，被抛弃，被卑微的感觉。而生成这种需求心理的“法门”就在于，需求的等级分化机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规训语境机制。需求等级分化，本质是让个体寻找到自己的位子。能够到哪种等级的需求，个体就在系统的哪个位子。因此，这本质是群体的分级机制。比如，炒股，在大户室的，就是有钱人。散户，就是小搞搞。因此，散户要想进入各种配套机制都无比优越的大户室，就必须要有钱。那么，搞钱哪里快？这后面就又涉及了路径系统的问题了。这个路径系统，本质又是需求等级的问题了。因此，在需求等级化机制中，个体就被纳入到了一个极为严密的闭环系统中。个体的无力感和存在感，皆来自于此。一是设计介入需求的游戏规则，即以各种门槛，设置准入机制。二是以高等级的优越性，和以之为核心展开的，对低等级群体，进行仰望式话语机制的生成，从而形成强大的话语淹没体系。比如，用了什么，才是什么。又比如，有了什么，才是什么等等，本质都是一种等级的意义指向。在这两种规训语境之下，可以说，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外，其他的需求，都是某种程度的“被需求”。当“被需求”成为需求，实际上就是一种有意设计的路径系统，正式成为了共识，成为了一种被内化了的价值范畴。因此，在价值层面而言，当某种事物被设计为一种等级化的“需求”，并内化为某种群体共识，那么，这种事物就进入到了价值范畴。并且，这种价值的定义权，都掌握在设计者手中。如果说，需求是刺激人性的开始，那么，操控则是对人性的长期策略。也只有进入长期策略的需求设计，才可能进入操控层面。因此，“被需求”的层级属性，基本是以操控层级来评定的。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上瘾”、“种草”、“复购率”、“指数级裂变”、“超级变量”等等评价维度的出现。往往，获得越高评价维度的“被需求”，一定具有两个鲜明特征：其一、需求内化的规模一定比较大，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个体认为介入这种需求，是对自身有利的。也就是该需求的设计，有极大的“利害”模式，并且前期介入的个体，一定是获利的。其二、是与这种利害模式相伴生的，一定是某种优越感机制。也即，介入这种模式，个体才能被赋予优越感。这就像一种类似社会身份的确认，并且有着严密的“名实”逻辑。古往今来，可以说，高明的操控，都绕不过需求这两种属性的配合。配合程度越高，逻辑越严密，需求内化程度越高，利害模式越具备持久性，那么，操控人性的水准就越高。越往后的儒家策略，为什么实际上效果是反面的，最底层的原因，就是儒家的利害模式和优越性模式，存在着不兼容的地方。比如要求的忠孝节义，与“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本质上是冲突的。因为，前者是违反人性的。庄子云：“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涯，亦与之为无涯。达之，入于无疵。”说的是人家像个孩子，你也要像个孩子；人家是没有方向的，你也要像个没头脑的；人家是个没正经的，你也要表现得没有标准。如果做到这三点，那么，跟谁相处，都能成功了。这是庄子讲处世的，实际上，也就是处理人，怎么相处，怎么规劝，怎么教育，都要圆融。要以同路人姿态相处，然后，才可以与之共事。这一点，管仲做到了。实际上，需求设计，要能被更大的群体，内化为“自己的需求”，也需要找到真正与之“同路”的那个人性，然后才能谈长期策略，即进入需求闭环。凡是需求路径不能持续的，不能闭环的，本质上都有收割的嫌疑。收割，属于短期操控，主要以暴力的利害模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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