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尚俊颖，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革命政治学。
导言
革命为什么发生？按照公认的革命理论代际划分，第二代革命理论总体上认为革命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社会失序，第三代革命理论则聚焦那些重大的革命运动，应用比较历史方法，分析导致革命的宏观结构性因素。我们已经熟稔于这两代革命理论的区别，却容易忽略二者的共性：它们的分析视距都是长时段或中时段的，无论是现代化还是阶级关系的演变，往往都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累积性结果。这类理论的长处在于解释“革命性危机”的生成，但难以解释革命为何在特定时刻爆发。如果说社会革命研究还可以忽略“特写”，只进行中长时段的结构性分析，那么政治革命研究就绝不能如此。与社会革命相比，政治革命与权力的分配、行使、斗争、协调关系更加紧密，对短时段内的局势的变动和行动者的策略更加敏感。这是由二者内涵的差异决定的：社会革命是“国家、阶级结构及支配性意识形态快速而根本的改造”；而政治革命是“一种转换现有政治制度和政权合法性的努力，伴随着削弱现有权威的大众动员和非制度化行动”。由此观之，政治革命未必完全是在历史必然性的轨道上“发生”的，也是可以“制造”和规避的。
如何将结构、局势和行动者整合为连贯的因果叙事？“关键节点／历史关节点”（historical critical juncture）分析能够带来启发。在政治学中，“关键节点”框架是由科利尔夫妇（Ruth B. Collier & David Collier）奠定的，其构成要素包括先行条件（antecedent conditions）、裂隙（cleavage）或危机、关键节点及其遗产、竞争性解释和遗产终止。他们认为，关键节点是一个具有显著变化的时期，这样的时期往往是由某种结构的断裂所开启，各个国家在这样的时期做出不同的选择，生成不同的制度遗产。马洪尼（James Mahoney）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上述框架。一是凸显了结构与能动的关系：“关键节点是结构力量相对不确定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有意识的行动者能以比常态下所允许的更能动的方式塑造结果。”二是引入“路径依赖”概念，注重连接关键节点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反应序列”。卡波奇（Giovanni Capoccia）和凯莱曼（Daniel Keleman）进一步延伸了马洪尼的观点。对于能动性，他们提出政治学的关键节点分析应该关注“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例如政治领袖、决策者、官僚、法官作出的决定，并且审视他们如何在制度易变期将结果推向一个新的均衡”。对于关键节点后的历史叙事，他们特别强调这一叙事必须是由理论引导的（theory-guided
narrative），不能停留于事件描述。那么，如何在关键节点分析中把原有的结构性因素和节点处的行动者选择整合起来？斯莱特（Dan Slater）和西蒙斯（Erica Simmons）在科利尔夫妇“先行条件”基础上提出的“关键性前因”（critical antecedent）概念回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关键性前因就是在关键节点之前发生的，并与关键节点期间的运行因素相结合产生差异化结果的因素或条件”。这让研究者获得了一个在无限追溯与过早截断之间寻求恰当平衡的理论工具，是关键节点分析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无论是“结构力量相对不确定的时刻”还是“制度易变期”，都体现出关键节点与偶然性（contingency）的联系。尔马科夫（Ivan Ermakoff）认为，历史社会学的偶然性分析只能建立在对人类个体能动性的负面解读（negative reading of agency）的基础上，其关键在于识别个体负面行为及其“放大”为重大集体性影响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领导人的行为或领导人本身的更替（金字塔式），改变权力平衡（中枢式），引发一系列类似行为（序列式）和改变其他人的信念（认知性）。实际上这几种机制已经超出了偶然性的范畴——如果权力的平衡那么容易打破，抑或是人们的信念那么容易改变，多半反映出当时的局势已然处于相当的不确定性之中，而局势的形成则与更长时段中的结构性趋势密不可分。基于能动因素的偶然性分析只有嵌入到更宏观的结构局势中才能获得充分的因果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键节点分析并不是单纯的偶然性分析，而是一种“寓偶然于必然之中”的多层次分析。
本研究尝试以1911-1912年清朝的辛亥革命以及1789-1790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贵族叛乱、布拉班特起义为例，呈现关键节点分析在革命成因研究中的优势。在这两个案例中：伴随着权威落差的政治继承使得国家与统治精英之间的关系陷入充满相互不确定性的状态，造就了关键节点；新任统治者出于某些原因选择激进的集权策略，导致精英反叛，为革命创造了条件。此因果链条包含三个重要概念：政治继承（political succession）、改革策略（reform strategy）和精英反叛（revolt of elite）。
分析框架与竞争性解释：一个文献回顾
精英与精英反叛
要探讨精英反叛需要先界定什么是精英。本文所说的精英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政治支持对于统治者非常重要，例如统治者的家族成员、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军事将领和经济资源所有者，如果他们反叛也即撤回支持（withdrawal of support），当前的统治者甚至政体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类似于梅斯奎塔（Bruce Buenode Mesquita）提出的“致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即能够确保统治者掌握权力的最小规模的核心支持者。在这一定义下，精英的政治支持可以被理解为统治者政治生存的“弱必要条件”。第三代革命理论已经揭示了精英分裂和精英反叛对于革命的意义：“精英之间的冲突程度决定了民众动员的效力。”塔罗（Sidney Tarrow）指出：“高层精英的分化不仅为缺少资源的团体进行集体行动提供了刺激，它们还促使部分缺少权力的精英分子成为'民众的领袖’。”
更重要的问题是精英为什么反叛。从合法性角度来看，要么是统治者因为无能或暴虐引发普遍的不满，或者信仰系统的变迁冲击了原有的合法性，也动摇了精英的忠诚。从利益或者说理性选择的角度看，精英反叛是因为反叛的收益预期超过了继续支持统治者的收益预期，这种转变可能由以下情况导致：（1）精英的利益被统治者的改革侵损，或其得到的回报水平由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等原因而降低；（２）精英预期到自己无法从统治者那里得到原有水平的回报，甚至自身安全会受到威胁——这可能是因为政治继承带来的统治精英更新；也可能是因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安全和权力而先发制人；（3）统治者与精英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精英获得了独立的资源因而得以摆脱对统治者的依赖。这几种情况既可能单独出现，也可能同时或者接续发生。
改革策略与革命
托克维尔展示了改革与革命的悖论：为了避免革命而推行的改革却每每变成革命的“催化剂”。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的关注的是大众，而斯考切波则关注精英：改革侵犯了在政权中有牢固地位的支配阶级的利益，因国家与支配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失败，最终导致国家无力应对内忧外患，革命爆发。
改革之所以会引发革命，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改革策略的失当。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有智慧的改革者会灵活地把“闪电战”和渐进的“费边式”策略结合运用，尽可能降低改革的阻力。他批评了约瑟夫二世和光绪帝“全线出击”“贪多求快”的策略，“几乎所有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都觉得受到了威胁……起了唤醒和激发潜在的反对派力量的作用”。相比之下，凯末尔“小心翼翼地把问题一个个分开，在每一次改革中赢得那些在另外地改革中或许会持反对态度的人的默许甚至支持”。但亨廷顿没有点出的是，上述正反案例之间的区别除了改革策略的激进／稳健之外，还有权威的差距。凯末尔是为土耳其立下卓越功勋的军事领袖，而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和光绪帝（包括宣统朝的摄政王载沣）却都是立足未稳的新主，且其权威明显不及前任统治者。正是这种伴随着权威落差的政治继承让统治者与精英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并诱发了激进的改革。
伴随着权威落差的政治继承
政治继承（political succession）指“一个国家内领导权易手的过程。这是国内政治生活中最为敏感的时刻，因为它是对政权的各种制度和程序最透彻的检验……对政治继承作出安排是走向有秩序的政治生活的第一步。然而仅仅有安排还是不充分的，为了使之确实有效，这些安排还必须为全体百姓以及现任的领导者和渴望高就的领导者所承认”。实际上，清晰并得到普遍承认的继承规则只是政治继承平稳有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例如，在王朝国家中，即便嫡长子继承制清晰且被普遍承认，但倘若君主没有男性后代，政治继承也很可能导致政局动荡。再者，即使继承人选与制度要求完全匹配，前后两代领导人的差异也可能破坏政治稳定。卡尔沃特（Peter Calvert）指出，政治领袖之间并没有“可替换性”，就领导力、团队（集团）、任务和情境这四个方面而言，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新领导人的权威与前任相比有明显落差，局势就更不容乐观。俞可平指出，权力是迫使对方服从的制度性强制力量，而权威是一种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两者的区别是强制服从和自愿服从。在王朝国家中，尽管新任君主和前任君主在法理意义上都是君主，拥有相同的“制度性强制力量”，但二者的权威可能天渊悬隔。换言之，政治继承有时会伴随着明显的权威落差。一般来说，前任君主在位时间越久，功绩越大，控驭政治精英的技艺越高，新任君主的权威落差就越大。权威落差会带来两方面的政治风险。一方面，体制内外潜在的反抗者可能会将其当作一个政治机会，趁“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时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新任君主会因难以控驭前任君主留下来的精英而感到威胁，进而采取较为激进的政治控制手段，而这往往会成为起义革命的序章。
竞争性解释
在展开历史叙事之前，有必要对这两个案例的竞争性解释作一简要辨析。起义革命成因固然复杂，但其解释路径无外乎国内／国际，精英／民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这三个维度。本文在前两个维度上分别侧重国内因素和精英因素，在第三个维度上以政治因素为主线，旁及经济／文化／军事因素。在任何单一因素都难以驱动历史变革的晚清，以具有权威性价值分配功能的政治因素作为因果叙事的主线至少是“最不坏的选择”。更何况，清末新政和约瑟夫二世改革对两场革命的导因作用受到史家广泛认同。要分析这两场革命的成因就必须研究这两场改革，而要研究好这场改革，就必须去理解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政治行动。
与单一经济／文化／军事因素或其中某一个因素主导的组态机制相比，对本文来说更具竞争性的是以国际因素或民众因素为主的解释路径，但二者对本文两个案例的解释力都有限。先看民众因素。在1789年的哈布斯堡王朝，匈牙利和布拉班特的抗争显然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其动力来自捍卫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特权。辛亥革命也被史学家称为是“士变而非民变”。尽管1910——1911年清朝的民变数量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但与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仍然不在一个数量级。正如郭卫东所说，辛亥革命主要是中上层社会的革命。因此，精英政治视角对于这两个案例来说是可取的。
再看国际因素。布拉班特起义确实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外部影响，但更多还是1787年反抗运动的内生性延伸；匈牙利贵族的议价能力无疑来自其居于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的特殊地缘位置，但他们的忠诚或反叛最终还是取决于哈布斯堡君主对该位置的重视程度。辛亥革命发生在一个被帝国主义深度影响的半殖民地国家中，但世界市场冲击导致的小农破产要在当时尚未成为革命的动力；被迫卷入世界体系给清王朝带来的“失道”压力的确是清末一系列改革的根本动因，但改革究竟是如何导致了革命，仍需从政权内部探求。归根结底，尽管国际因素十分重要，但其中大多数终究还是要通过国内因素发挥作用。
从慈禧到载沣：集权改革破产与高层精英反叛
精英反叛在清王朝的覆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标志有两个：一是武昌起义后许多督抚要么主动投身革命宣布本省独立，要么托病辞职；二是袁世凯消极镇压武昌起义，最终利用南北议和逼迫清帝退位。推翻爱新觉罗家族的，与其说是因为武昌新军的炮火，不如说是统治精英群体的分裂。为何会出现这一局面？
“执政太后的去世，意味着清王朝失去了自太平叛乱以来维系这个解体国家的一个强手。”慈禧之所以为“强手”，在于她拥有足够的权威和掌控政治局面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慈禧与袁世凯的关系十分紧密。袁在清末已经成为帝国主要军事力量的实际领导人，从天津小站练兵开始，他逐渐建立了对效忠于他本人的北洋新军，清末新政启动后更是以直隶总督身份兼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控制全国新军编练。武装力量的私人化对政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只是，由于慈禧与袁世凯之间深厚的忠诚信任关系和慈禧的权力平衡术，这种威胁尚未成为心腹大患。汉族高官的崛起是晚清政治史的老生常谈，但人们容易忽略慈禧所构建的权力分享格局的另一面——满族亲贵用事。有清一代自雍正朝始，严禁皇室亲贵担任行政职务，但这一“祖制”在咸同年间被恭亲王奕䜣打破，此后礼王世铎、庆王奕劻先后主持军机，制衡着汉族官员的崛起。慈禧努力协调着高层政局中的满汉矛盾，至少维持着中枢部门满汉大臣人数在表面上的均衡。
随着慈禧春秋渐高，她也开始着手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一方面将他从直隶总督调任军机大臣，时人多以为“明升暗降”；另一方面让富有军事经验的满人铁良出任陆军部大臣，并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铁良统领。但这些削弱和制衡措施为时已晚，袁在军队中的根基已难动摇，以至于武昌起义之后奉命镇压的荫昌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另外，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袁世凯和奕劻联手促使慈禧罢免了政敌瞿鸿銻和岑春煊，这反倒使权力平衡进一步向袁世凯倾斜。尽管慈禧随即又调张之洞入军机处掣肘袁世凯，但张之洞毕竟年事已高。当摄政王载沣从慈禧手中接过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权力，他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棘手的政治局面。更棘手的是，他的权威远远不如慈禧，这使朝局中潜存的紧张态势陡然显现。就载沣与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载沣显然难以像慈禧那样控制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袁世凯和北洋系对载沣的权力构成明显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当年袁世凯戊戌告密出卖其兄长光绪帝，载沣原本就对袁充满反感，曾在1906年的一次官制改革会议上激烈反对袁提出的责任内阁方案。实际上，袁世凯也知道倘若慈禧归天，形势将对自己不利，他在1902年接任直隶总督后的一封家书中如是写道：
就载沣与满族亲贵的关系而言，慈禧在位时期形成的亲贵用事传统使得亲贵竞相争权几成定局，而载沣无力加以约束。与慈禧相比，载沣的权威实在薄弱：虽贵为皇父摄政王，但论年资势力不如奕劻，论政治履历不如载泽，论军事能力不如铁良，甚至自己手中的摄政地位都成为被觊觎的对象。例如在1908年，铁良为谋求更大的权力，劝说隆裕太后训政以架空载沣，载沣得知此事后随即罢免了铁良的陆军部尚书职务。这虽有助于巩固自身权力，但也损失了一个制衡袁世凯的砝码。在两宫百日大丧前夕，双方围绕财政权和中美互派大使问题的冲突，更让载沣感受到袁的野心和跋扈。最终，在载泽、善耆等人的鼓动下，载沣做出了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的决定。这使政权与军权产生严重分裂：“袁世凯大约从此时开始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离心离德，摄政王用自己的手为大清王朝制造了最强有力的敌人……为后续政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开缺袁世凯，打响了载沣及亲贵少壮集团集权的第一枪，却并没有达到立威的预期效果，反而在朝野内外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和担忧。袁世凯既是李鸿章之后支撑清廷的重臣，也是督抚和汉族官员的代表，还被立宪派视为朝中支持预备立宪的开明人物甚至是未来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庚子以前，李合肥之世界也；庚子以后，袁项城之世界也。合肥既死，项城又去位，不审更推何人支此残局？”他的开缺被解读为清廷削弱督抚权力、强化满汉畛域和放缓立宪脚步的强烈信号。统治者和精英之间的紧张局势不仅未能松弛，反而更加紧张。
如果说开缺袁世凯是载沣和少壮亲贵集团出于政权安全考量的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他们之后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与精英们和解的迹象。为了消除北洋系的威胁，载沣启动军事改革，任用兄弟载涛和载洵掌管军谘府和海军，又任命从未有过带兵经历的荫昌掌管陆军。这一安排间接导致了皇族内阁的产生，因为载沣一方面必须要让掌握军权的亲信进入内阁，另一方面以他的权威基础，难以从奕劻和那桐的“庆那公司”中抢走席位，也无力约束载泽、毓朗等满族亲贵对内阁席位的觊觎，就只能去压榨督抚和汉族官员的权力。在清末新政特别是编练陆海军之“急务”耗费大量国帑的背景下，载沣政府推行财政监理尝试加强财政集权，也引发了督抚们的各自抵制。
在集权改革侵蚀精英（特别是督抚和汉族高官）利益的同时，风起云涌的立宪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政治选择。1910年，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的领衔之下，18位督抚联署要求朝廷立即组织内阁并于次年召开国会，这次上书的人数规模超过所有督抚的三分之二。侯宜杰指出：“以前督抚握有一省实权，处理地方大政基本可以自专，实力足可与中央抗衡，现在亲贵把持朝政，督抚权势削弱，心有不甘。中央干涉地方财政，束缚了督抚办理各项新政的手脚，而限年筹备立宪的规划又事事责成于督抚，尤使督抚对中央产生反感。”面对财政监理时督抚们的抵制还只是个体行动，这次对立宪开国会大政方针的表态则已经露出了集体性反叛的苗头。尽管清廷做出了缩短立宪期三年的妥协，但仍基于集权特别是军事集权的考量拒绝了速开国会这一核心诉求——在载沣主持的会议政务处会议上，毓朗和载泽都表示海陆军及军费大事未定，先开国会会导致君权为民权所抑。
改革必然有人承受代价，如果对地方精英的削弱能换来一个更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么谁也无法指摘。但载沣的改革的结果却是中央和地方的“双输”，形成了“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载沣……既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际上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使国家军力脆弱，财政匮乏。”究其原因，这固然与改革时间尚短有关，但满族亲贵内部的斗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将宣统年间的高层政局看作以载沣为代表的少壮亲贵、以奕劻为代表的老派亲贵、汉族高官和地方督抚三方的角力，那么载沣几乎无法动摇新老亲贵的利益，改革的代价几乎全部落在了汉族高官和督抚们头上。可是，亲贵们既不具备足够的治国能力，而且也并不像地方督抚那样负有实际的治理责任，使得载沣的揽权看似自强，实则自弱。对比慈禧调任张之洞、袁世凯进军机处的安排，载沣的做法既弱化了中央的能力，又没能让利益受损的精英得到补偿。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更是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浇灭了督抚和绅商们的利益期望，精英反叛已成不可挽回之势。最终，面对突如其来的武昌起义，被起复的袁世凯不肯全力镇压而是始终“留有余地步”，各省督抚纷纷交出权力甚至转而革命，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走向覆灭。
从塔雷莎到约瑟夫：改革激进化与贵族反叛
174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查理六世（Charles Ⅵ）逝世，但他并没有留下男性子嗣，按照《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他将把奥地利大公的位置传给他的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哈布斯堡女王玛丽亚·特蕾莎。由女性来统治这样大的一个帝国，在当时的欧洲遭到了各方质疑。尽管查理七世在生前已经通过对贵族的收买和诸多外交努力换来了欧洲各国和德意志各诸侯对《国是诏书》的承认，但年轻的、看起来软弱可欺的玛丽亚·特蕾莎甫一即位，就遭遇了列国的毁约。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纠集西班牙、法国、巴伐利亚等国发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剑指特蕾莎治下最富饶的领土——西里西亚。
与晚清类似，哈布斯堡王朝也深受地方主义的困扰。各邦贵族把控土地和财政资源，阻碍着维也纳王室富国强兵的进程，酝酿着分裂的风险。在各邦中，分离主义倾向最强但也最重要的是匈牙利。匈牙利不仅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中占据了一半左右的面积，而且处于奥地利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中间位置，地缘政治价值极高。奥地利与奥斯曼土耳其曾长期争夺这片土地，前者担心如果对匈牙利贵族施压过重会使其倒戈。这一困境在王朝遭遇外部危机之际显得尤为严重，哪怕匈牙利只是在危机中作壁上观，就会带来巨大的麻烦。面对空前战争压力的玛丽亚·特蕾莎迅速决断，第一时间发信确保匈牙利贵族的权利，并赶赴匈牙利参加国王加冕仪式、召集匈牙利国会。在激烈的国会讨论中，特蕾莎凭借自己的智慧、魅力和风度排难解纷，得到了贵族们对其丈夫皇位的承认和组建援军的承诺：
在这次议会上，特蕾莎保证会遵守匈牙利宪法，她以后的确也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她以其女性特有的魅力来软化匈牙利贵族的戒心和敌意，并采取一种渐进性的民族融合政策，招揽他们进入维也纳并为其加官进爵，鼓励他们与奥地利人通婚，甚至在匈牙利和德意志上层贵族的家族之间撮合婚事，让他们的儿子同奥地利人一起在学院中接受教育。另外，在对待伦巴第（意大利北部的一块飞地）和荷兰、佛兰德斯等邦国时，特蕾莎和他的大臣们也始终秉持渐进怀柔的方针。
尽管在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特蕾莎开启了旨在建立“仁慈的专制制度”和加强中央直接统治能力的改革；但在触犯到匈牙利贵族的利益时，她最后都做出了一定让步。1751年，特蕾莎要求匈牙利贵族每年多贡纳12万荷兰盾，之后又削减了一半；1764—1765年匈牙利西部爆发两次农奴起义，特蕾莎借机要求匈牙利贵族统一农奴的负担，但并非立即全面推行而是在十年的时间里逐步落实。这种渐进的改革策略确保了哈布斯堡王朝政局的稳定。“玛丽亚·特蕾莎的政府，在维护历史疆界的原则下使国家整体得到更坚强的团结，大大提高了国家意识……对于哈布斯堡帝国各邦和各民族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在特蕾莎的长子约瑟夫二世看来，改革的包容性意味着不彻底性。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约瑟夫对于贵族特权深恶痛绝，这种倾向在他和母亲联合执政的时期已有显露。首相考尼茨发现了这对母子之间在性格和观念上的矛盾，与其母相比，约瑟夫显得急躁、专横，他在获得联合执政权之后不久就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痛斥了现行的政府制度，明确表示有必要实行更彻底的集权。约瑟夫的激进倾向在当时就引发了枢臣的不适，当考尼茨察觉到两位联合执政者的分歧时，他向王室递交了辞呈。
在1780年特蕾莎去世，约瑟夫即位之后，哈布斯堡王室与各邦之间维系了数十年的权力分享格局进入了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局势。与晚清的案例相似，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源于新任统治者的权威落差；但与君主专制的清王朝不同，哈布斯堡的政体带有很强的封建君主制和等级君主制色彩，统治者的权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贵族们的认可和尊重。特蕾莎的成功与她在即位之初一系列取得贵族信任的举措密不可分，尽管这些举措带有危机之下的权宜色彩，却也“因祸得福”地构建了她与精英之间稳定的共生关系。相比之下，初登大位的约瑟夫并不具备母亲的独特魅力、治国业绩以及在长期执政中积累的与贵族的互信，权威落差非常明显。他选择缺席各邦的加冕仪式，向贵族们释放不合作信号，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权威落差：
加冕仪式除了其传统的礼仪功能，也是一个君主听取各邦贵族意见建议的协商场合。新的统治者刚上台就打破政治惯例，摆出划清界限的架势，无疑会让各邦贵族感到迫近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不加冕意味着贵族们完全可以不承认约瑟夫二世在本邦的国王身份，使其失去法理上的权威基础。约瑟夫二世的上述决绝行为，跟特蕾莎即位后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照——母亲在危如累卵的局面中争取到各邦贵族的信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抵御外侮，打消了国内外对于自己这个女性君主的轻蔑和质疑，成功弥补了先赋的权威落差；而自恃无后顾之忧的儿子认为这种权威一文不值，他看似强悍专断的行为非但没有强化自己的权威，反而把母亲为皇室建立的权威也一并摧毁了。
面对约瑟夫的敌意，匈牙利贵族作出了回应，他们绕开哈布斯堡皇室，以非正式的方式取代了原来的议会。此时，约瑟夫二世彻底抛弃了特蕾莎的温和渐进策略，决定“闯关”——他断然下令取消贵族们不经皇帝同意自行集会的权力，同时把匈牙利划分为10个行政区，每个区域派一名皇家代表负责管理。除此之外，约瑟夫如连珠炮般地发布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法令，例如将公务用语统一为德语，用中央司法系统取代领主法院或教会法院、丈量全国土地等等。这些的举措不仅触犯了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的利益，也激发了新兴中产阶层的民族主义愤怒。1789年，当约瑟夫不顾枢臣的激烈反对，颁布《税收与农业条例》，彻底剥夺各邦贵族的免税权和对佃农的强制劳役权时，精英反叛了。匈牙利贵族们再一次掀起了自主召开议会的声浪，布拉班特省的反抗势力在贵族和教会的资助下发动武装起义并宣告独立。而此时约瑟夫二世的精力和军队都投入在近东战场上，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使他心力交瘁，很快辞世。他留下的贵族与皇室之间的深刻裂隙，要等待其弟利奥波德大公即位后再行弥补。
结论与讨论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运用关键节点分析政治革命成因的研究路径。本文认为，基于关键节点的分析有三个基本要件：①识别和界定一种相对短促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重要局势或情境，这是关键节点的主体；②识别“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在这种局势下的偶然性选择，并考察这种选择如何导致了重大的非意图性后果；③识别“关键性前因”，讨论原有的结构性条件如何使这种选择富有影响力。
应用上述框架并将政治继承作为关键节点，本文将对辛亥革命的解释概括为相应的三点：①光宣之际载沣继承慈禧的最高统治权，两人的权威存在明显落差，高层政治因而陷入充满矛盾的紧张局势；②面对这种局势，载沣选择激进策略，先是先发制人开缺袁世凯，之后任用少壮亲贵全面集权；但由于弱势载沣无力动摇以奕劻为核心的老派亲贵，改革造成的利益受损基本由地方督抚、汉族官员和绅商承担；利益受损的精英渐次倒向立宪派和革命派，最终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③而政治继承后的权威落差之所以会生成非同一般的局势，是因为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慈禧主导的权力分享改革使得地方督抚和汉族官员的地位日益稳固，亲贵秉政也形成了传统。
对匈牙利贵族反叛和布拉班特起义的解释也是类似的：①与其母玛丽亚·特蕾莎不同，一贯厌恶贵族且不受外部威胁的约瑟夫二世继承哈布斯堡皇位后拒绝到各邦加冕，削弱了自己的权威，君主与贵族间的关系陷入紧张局势；②对约瑟夫缺乏信任基础的贵族们以自发组织议会等形式表达不满，而态度强硬的约瑟夫断然采取激进改革，意欲彻底取消贵族特权，最终酿成起义革命；③约瑟夫的激进改革策略之所以引发如此严重后果，与哈布斯堡王朝本身结构的松散性和玛丽亚·特蕾莎长期采取的温和渐进改革策略密切相关。
可见，尽管清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在所处时空、政体类型、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诸多重要的差异，但这两场政治革命都可以在以政治继承为关键节点的分析框架中得到解释，共享着“政权面临以现有资源难以应对的内外危机→与精英分享权力的改革（关键性前因）→危机缓解和统治者权威强化→伴有权威落差的政治继承及其带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局势（关键节点）→削夺精英利益的激进改革→精英反叛→政治革命”这一因果机制（见图1）。
在上述分析中，关键节点分析展现出了自身的优势并有助于推进革命理论。一方面，第三代革命理论长于解释革命为什么爆发，但难以回答革命会在什么时间爆发，基于关键节点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失。另一方面，本文发展了第四代革命理论的“能动转向”（agentic turn），对政治继承、改革策略的强调是在革命成因研究中“找回统治者”的一个尝试。当然，本文仍存在诸多不足。着眼于因果推断的科学性，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对行动者在关键节点处的选择进行反事实分析。此外，更充分地呈现革命形成过程中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也值得作进一步的努力。
责任编辑：学术人与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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