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得以存续并发展的基础前提。作为政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良性运行也必须具备合法性。自有国家以来，政府历经了从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政府，再到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政府的多次嬗变。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政府获取合法性的途径也有所不同。同时，公民权利经历了从权利缺失、权利扩展到权利本位的三个阶段。而公民权利与政权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在合法性危机频发的现代社会，政府必须深入理解并有效利用这一关系来提升自身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服从，不同统治形式的合法性基础不同，随着社会发展与民众观念变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不断调整并重构。政府在意识形态、国家象征、政绩及公民权利等方面满足民众的心理预期，才能保持合法性。其中，公民权利是政府获得认同与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公民权利包括基本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内容随时期及社会阶层动态变化。历史上，古希腊公民权利是特权概念，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掩盖强制性维持稳定。随着社会发展与权利意识觉醒，民众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会导致政治共同体的瓦解。
自从人类有了政治生活以来，合法性问题就备受关注。政府必须维护政治秩序，获得民众认同。学者对合法性基础提出了多种观点，例如，马克斯·韦伯认为，合法性是促使人们服从命令的动机，源于对政治系统的信任；韦伯提出传统、克里斯玛及法理型三种合法性来源，这些模式通常混合存在；阿尔蒙德及哈贝马斯分别从经验与价值角度探讨了合法性，但本质上，合法性是动态的，需适应社会变迁。我国不同时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不一样，从传统社会的“世袭”与“君权神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功绩、领导人魅力，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意识形态及政绩合法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治合法性基础变得多元化，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如法治不完善、民众信仰危机、社会正义缺失及参与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将导致权力主体的正当性受到质疑，甚至进而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法治应包括普遍服从与良法两重意义，良法即法律自身应具备合法性。当代法治还需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并以此作为治理手段。然而，目前我国法律制度尚未成熟，难以提供强有力的法理合法性基础，势必成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潜在威胁，若处理不当容易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
民众信仰危机使得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遭受侵蚀。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集团持久政治经济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任何政权要维护其统治秩序，都离不开对公众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使公众接受并支持其意识形态，以维持长久统治。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觉醒，文化及意识形态逐渐世俗化。昔日意识形态所积聚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及赋予政权广泛合法性的基础被逐渐蚕食。当前社会中，人们日益陷入信仰迷茫，甚至对官方宣扬的意识形态产生抵触心理，处于一种“无信仰”状态。
社会正义缺失将直接威胁政权的合法性。社会正义不仅涵盖权利、民主、平等与自由等具体政治价值，还被视为政治的首要价值与总体规范，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本尺度与内在依据。社会正义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将正义视为一种价值规范与最高美德，认为政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个人与国家的正义。亚里士多德则将正义视为人的一种行为规范，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高速增长与民众分享的成果之间的不对称愈发明显，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加剧，势必导致社会正义缺失。
塞谬尔·P·亨廷顿的三段式公式揭示了政治参与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经济增长虽然提高了物质福利，但也加剧了社会怨愤并导致社会颓丧。社会颓丧引发对政府提出各种要求，参政面的扩大则是这些要求的体现。然而，若政治制度化滞后使得这些要求难以实现，政治参与剧增就会导致政治动乱。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参政意识逐渐增强，但现有参政制度不并完善，长期下去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国际上，各国政府普遍面临合法性危机，若处置不当将导致政治体系崩溃。维护合法性的关键在于争取民众支持，而保障公民权利是重要途径。在前工业社会，受君权神授论影响，公民权利缺失，合法性易因民众觉醒而陷入危机。工业社会时期，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管理型政府逐渐取代统治型政府，促进了合法性提升。现代服务型政府强调公民权利本位，通过约束政府权力，提高民众认同度。公民权利与政府合法性相互影响，公民权利越能得到保障，政府合法性就越高，形成良性互动。服务型政府将实现与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出发点是应对合法性危机的最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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