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有可能会走入死胡同，甚至人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因为它是逐步的、以温水煮青蛙式的方式发生的。一个走入死胡同的社会，最后会发动战争，以鱼死网破的方式结束。也可能是内战，以王朝更替的方式结束。走入死胡同，是一个社会非常大的系统性风险。我们将从“思想选择”的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把思想的选择分为两个层面，强调第一个层面的重要性。
人的所有选择，其实都是对思想（idea）的选择，假如我们从广义角度来理解思想的话。思想产生行动，而社会由人的行动所构成。因此，人们对思想的选择，决定了社会的特征。下面，我们把思想的选择，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
第一个层面的思想选择，是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社会是个体选择的对象，是服务个体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个体如想让自己生活得更好，那么就应该让一个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得以出现，因为并不是任何的社会都有助于这一目标的。选择总是一个与知识相关的问题，这样的选择也不例外。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正确的选择，意味着人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对他们有利，并且如何才能有这样的社会的“知识”。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与之相关的知识。比如，米塞斯的行动学，哈耶克对理性建构主义的批判，就是这种知识的组成部分。这种知识具有一般性、普遍的适用性，因为它是一种“理论”知识，而非具体的经验性知识，它也包括方法论个体主义、功利主义、理论与历史等等认识论。
这种知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确切的“因果关系”。它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即假如一个社会要走向自由、和平与繁荣，那么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它使人们认识到，假如这样的条件不具备，那么社会将无法走向自由、和平与繁荣，从而也会损害他的长远利益与他的子孙后代的利益。当人们具备这种知识，认识到这种因果关系时，才会认识到那些使得这样的社会得以可能的制度（如权力的制约、分立等等）的重要性，从而去推动相关的制度的建设，也就是说，这样的制度，只是这种知识的具象化，而不是独立于这种知识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假如人们缺乏这种知识，这样的制度将难以出现，即便建立了这样的制度，也将形同虚设，或很快陨落（如百年前也实施过的议会民主制），因为人们意识不到这样的制度对于增进他们的利益的重要性。
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认为社会的方向是由某些人（如主政者）决定的，与普通百姓无关，普通人也做不了什么。这样就等于放弃了建立（选择）一个有助于自己利益的社会的权利，拱手把这个权利交给某些人。然而，由某些人打造出来的社会（构建的社会）未必对普通人有利，他们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来构建社会。这种由某些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构建的社会容易走向死胡同，因为这样的社会不是人们利用上述知识的产物，因此也不是建立在使自由、和平与繁荣的社会得以可能的原理之上的，它必然会走向封闭，也就是死胡同。
还有一种误解，是认为社会的发展是随机的，本来就没有方向，错误的演化理论就是这种误解的典型代表。实际上，任何社会都是受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支配，这种意识形态，可能来自统治者的有意塑造，也可能是历史的遗留。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一个知识问题。人们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就会具备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上述知识，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就会任由统治者替他们塑造意识形态，也就不会产生有助于自由、和平与繁荣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社会将会被锁定在不利于自由、和平与繁荣的意识形态中，从而走向死胡同。
一个朝着有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方向演化的社会，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人们运用上述知识的结果。当这种知识被利用，在社会中产生一股思想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能够战胜之前阻碍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时，社会的进步才会发生，相反，假如这种力量没有出现，那么一个社会将始终被旧的、不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观念所支配，这样的社会将会走向死胡同。
这也使我们反思百年前“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不足在哪里？我们说，它的不足在于它主要作用于下面说的第二层面的思想选择，而不是作用于第一层面的思想选择，即它对一个社会如何走向自由、和平与繁荣的基本原理缺乏思考，因此它没有推动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发生。这与参与这场运动的知识分子缺乏上述知识有关，比如他们与历史上的知识人及当下的知识人一样，普遍使用的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规律的历史主义方法，这导致他们的“学问”与社会的方向问题无涉。
以上的论述表明，社会演化的方向不能是任意的，而应该由上述确切的“知识”所决定。假如人们放弃这种知识的利用或对这种知识无知，因此把社会的演化交给某些人或任由社会演化，那么社会都将会走人死胡同。
第二个层面的思想选择，是指对制度，历史，宗教，文化，经济，产业，科技，衣食住行等等的选择。
这个层面的选择是具体的、经验的，是对“具体知识”的利用，而不同于以“理论知识”的利用。但具体知识的利用，需要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当人们明确地预见到社会将朝着有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方向前进，从而建立了一个可知的、可预见的，受法律约束的规则背景。当这个框架具备时，人们的经验性知识才会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时这一框架极大地降低了人们利用经验性知识的系统性风险。这意味着第一层面的思想选择（决定社会“方向”的选择），构成第二层面的思想选择的前提。
第一层面的思想选择，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第二层面的思想选择，因为第一层面的思想选择是方向性的，而第二层面的思想选择是具体的，是服务于第一层面的思想选择所确定的方向（目标）的，因此也是服从于使这个方向的选择得以可能的相关原则的。如第一层面的思想选择是错误的，那么第二层面的思想选择就会发生错误。
假如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不以第一层面的思想选择为基础，而仅仅是考虑第二层面的思想选择，那么这种选择必然是盲目的或人为的，比如人为地把某种制度或宗教固定下来，认为这是一个民族或国家不能丢弃的东西，这就导致了政教合一，也将束缚了一个社会的发展，使一个社会走人死胡同。
在第一层面做出正确选择的情况下，第二层面将出现什么样的制度、经济或文化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是无数个体自发行动的结果。这意味着不能以第二层面的选择去取代第一层面的选择，否则就是本末倒置，适得其反。一个例子是在选择产业上很热衷，但对选择社会的方向上却无动于衷。第一个层面的正确选择，对“经济”来说是决定性的。“经济”会在第一个层面做出正确选择的情况下自发地成长起来。相反，假如无视第一个层面的选择，而热衷于第二个层面的选择，那么将会使经济的发展陷入巨大的风险。
关于宗教，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作为第一层面的选择的宗教，即把宗教确定为社会的方向，这将成为政教合一，社会发展将会停滞。二是作为第二层面的选择的宗教，也就是在已经明确第一层面的选择之后的宗教，这就不是政教合一。所以两个不同的国家，它们可能都重视宗教，但性质是不一样的。
社会包含两个层面的思想选择。假如第一层面的选择错误，那么无论第二层面如何努力，都会有走入死胡同的危险。避免“通往死胡同之路”，需要重视第一个层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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