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以来，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哲学家们围绕认识的来源、如何判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等问题，形成不同的研究路线。我们的认识论是在综合十九世纪认识论研究优秀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应该是当时最新最好的。但是从二十世纪以来，又发生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哲学领域相应也出现了一次以语言分析为主要形式的革命浪潮（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似乎更近也更大）。科学完全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哲学也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当代科学哲学围绕着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以及科学理论的合理性标准等问题，进行了一个世纪的争论和演化。当代的哲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理论合理性问题的艰巨复杂性，也形成了一些明晰的意见和共识。反观我们的认识论研究，除了在原来框架内吸收消化外，没有实质性进展，这显然与科学技术及哲学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我们的相关研究缺乏活力，更缺少响当当的突破性成果。如果我们固步自封，一直停留在虚飘的优越感上睡觉，不仅在面对现实问题上无能为力，也会被时代大潮所抛弃。
我们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常常有一种拒斥的态度，好像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人文科学理论，与我们“水土不服”。应当承认，西方社会科学与我们的思路差别很大，并且常常伴随着意识形态渗透的动机。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西方学者并不是都在“瞎扯淡”，他们中有很多理论成果有着重大的“实践关怀”，值得认真借鉴。我们的认识论太简单、太直观、太思辨。我们有太多的限制、太多的羁绊，很难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真正走向学术讨论。如果不去积极改造，只能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水平上。醒醒吧，我们思辨逻辑的囚徒！面对新的时代，我们的哲学和认识论绝不是无事可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不在沉默中惊醒，就在沉默中死亡。
2015年3月初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