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灵精神领域，最是虚无缥缈、波谲云诡。它有敞亮清醒的时候，也有迷糊幻觉的片刻；既受目的意识的指挥，又有无意识的梦境。在感觉层面，既有感觉直觉，又有幻觉错觉；在观念层面，有大量信息、形形色色的神话和传统习惯，有各种信仰、学说、宗教和理论。在思想文化战线，各种文化观念和社会思潮更是粉墨登场、相互激荡。这些认知材料和思想观念，显然并不都是认知的目标选项。为了达到获取真知的目的，认知活动过程必须对这些材料和观念进行价值评价，根据合理性要求进行甄别和区分。这个过程，就是去伪存真、获取真知的过程。
十七世纪以来随着新科学的兴起，认识论成了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对于知识科学性及其确证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课题。哲学家们力图通过对经验与理论、感性与理性、归纳与演绎的考察和反省，确立知识与意见、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和标准，以确保科学知识“不至堕落为独断的教条或迷信和老妇常谈的唯一途径”（杜威《哲学的改造》P18）。现代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兴起，更是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问题摆在突出位置，着力确立知识科学性的标准以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对科学理论进行规范评价的问题，尤其是阐明一个理论之具有科学性所依赖的普遍条件问题。”（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P234）哲学上的这些努力，实质上为认知活动立法，确立正确的认知价值标准，以实现获得合理性知识的目的。正如美国哲学家丹西所言：“除非我们有一种理解的理论把理解的可能性和合理信念的可行性或知识的可行性连接起来，否则，我们的理解就会在失去合理信念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这样的理论可能断言，例如理解一个命题，就在于能把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命题的情况和他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命题的情况区别开来。”（丹西《当代认识论导论》P16）划界问题的根源，在于认知活动对于知识科学性的追求。“当追求知识的愿望为假解释、为类比与概括的混淆、为使用图象以代替严格定义了的概念所满足时，科学就完蛋了”。（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P23）“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标志呢？难道我们不得不投降并赞同科学革命是一种信念的非理性变化，是一种宗教的皈依吗？”（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P5）划界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为认知活动立法（分界标准所规定的），来区别好的科学和坏科学，以确立科学理论对于非科学理论的优越地位。
认知活动通过划界，将所有认知材料和思想观念放到认知合理性的尺度上进行衡量，必然形成两个根本不同的集合——一个是合理性的集合，一个是不合理的集合。在合理性集合中，包含着所有认知上有价值的要素，这是认知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在不合理的集合中，则包含着认知上没有价值的成分，这些属于认知活动不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把“集合”看作是“空间”（这两个概念常常同义使用），则所有认知活动都通过划界，把认知要素区分成两个“空间”——一个是合理性空间，一个则是不合理空间。所有的认知活动，都存在认知划界；所有的知识和科学理论，都内在地蕴含有两个认知空间。求真意志的具体体现，最终都是通过划界以及两个空间的区分来实现的，这是认知活动的基本特征。每一种知识或理论，都有自己的认知空间，它内在地划定了自己的认知“边疆”。正如尼采所言：“判断乃是我们最古老的信仰，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真伪之辩，是肯定和否定，是确定某物如此如此而非别样；是信仰，即认为此处确有所认识”（尼采《权力意志》）。认知空间是由划界标准决定的，必然随着划界标准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一种知识或范式（研究纲领）中合理的要素，在另外一种知识中可能成了不合理的。即使在同一科学理论体系或研究传统中，认知空间也会随着划界标准的演进发生相应调整。“（广义的）分界标准，方法论或评价的标准，把好的知识与坏的知识区别开来，并给进步与退化下定义”。（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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