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22日,鲁迅先生在致韦素园的信中写道:“以史底惟(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时隔半个月后,他又在《文学的阶级性》中写道:“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那么,论争起来,可能省说许多话。”这里面透露出鲁迅先生对唯物论的期盼,也可看出他对理论的重视。近些年来,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是有“意见”的,且“意见”不少,集中表现在:重视理论消弥了批评家对文学的热爱,理论扼杀了批评者的感受力与感悟力,依赖理论减弱了批评的有效性,干瘪的理论化语言抹煞了批评的可读性。
在一些人看来,理论有着抽象玄妙的道理、叠床架屋的逻辑框架,这些特点造成了批评与创作之间交流沟通的障碍,也使得批评难以到达,更不用说打动读者。这些方面,当然涉及文学理论的某些特质,但这尚不是理论的全部,甚至还只是理论的表层特征。从根处来讲,每一个理论的形成都是源于理论家在社会观察、生命体验、心灵思考基础上的反思。理论有力度,也有温度、有美感。唯物主义理论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热爱;心理学理论展示浩大的人的心灵海洋;神话原型理论铺排开古今四方、人神共舞的场景……当下文学批评,“理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文学批评,同样要有理论思维。
有理论积累的文学批评才能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真正的批评,才能是对文学创作提供借鉴的批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有了叔本华、康德的理论,才有对《红楼梦》美学和伦理价值的新解;以直感见长、为人称道的李健吾,曾言批评者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贯穿着现实主义理论,体现出理论的巨大力量,等等。理论是批评者进入作品的入口,理论积累不断磨砺着批评者“说真话”的能力。在文学批评领域内,说真话之“真”应是“真理”之意。作家作品与批评者激烈碰撞的火花照亮这个世界,让世界的“真理”——文学性的真实存在——变得澄明。有理论积累的文学批评才能是有质感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有益于祛除或捧杀或棒杀的批评;也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有可能启发作者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批评者须将理论积累有效地化为思想与智慧。有一类文学批评者强行把自己所熟悉的套路当作通之四海的“真理”、包打天下的利器,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到一切作品、作家、文学现象上。这样的批评,只能导致言不及物、不接地气。尤其令人反感的,是这些批评者“真理”在手的傲气与霸气,拒人千里之外,难以与作家、读者、其他批评者平等交流。我们讲理论积累,不是将某一种理论生硬地套用到文学领域,而是指批评者把理论内化于心,把诸种理论融入自己的血脉,甚至如创作一样,在理论运用上进入“无意识”的“不自觉”的状态,这样在面对作品时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批评者的生命体验——包括文学的感受力、领悟力等,与理论积累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两翼,甚至可以说,融入批评者血液的理论,与生命体验是无法剥离、圆融一体的。这样的批评家创作出来的文学批评,才可能是有效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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