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末期，国家和社会都面临着阶层转换和秩序重组，通过长达数年的征战，唐高祖李渊最终扫灭群雄，建立大唐王朝。而在征战过程中最为出色的就是秦王李世民以及其麾下的武将集团。建国之后，李世民为了争取更多文人士子的支持，在王府中广纳贤才最终得到了十八学士，后世称为“秦府十八学士”。这批文人可以说是李世民的亲信班底，在他争夺皇位的过程中出谋划策，贡献良多。可是进入贞观时期后，这十八位学士的人生境遇却大相径庭，有一部分得以封公拜相，显赫一时。另一部分终其一生不过刺史、侍郎，始终游离在最高统治核心外围，难以靠近最高权力。这种现象既是由于初唐特殊的政治格局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官场秩序的重新构建所要求的。
十八学士图
贞观时期的十八学士起点相同，际遇迥异，可以说的上是冰火两重天。首先房玄龄、杜如晦官爵最高，二人都是太宗时期宰相集团的重要成员。房玄龄先拜中书令，后拜尚书左仆射，封梁国公，是贞观一朝文臣集团的首席代表。杜如晦官居尚书右仆射，封蔡国公，贞观四年去世。其次是于志宁和许敬宗二人，他们属于是在太宗时期打下基础，跻身官场中游，在高宗时期平步青云，官员亨通才拜为宰相的。于志宁在贞观时期位居中书侍郎，封黎阳县公，担任散骑常侍、太子詹事。高宗时期：检校太傅、侍中，迁尚书左仆射、检校太师、监修国史，进封燕国公。许敬宗在贞观时期任著作郎、兼修国史，迁中书舍人。后贬为洪州司马，历任给事中、检校黄门侍郎、检校太子右庶子、检校礼部尚书。高宗时期:任礼部尚书，中书令。后拜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衔。赐太子少师、同平章事，位极人臣。除此四人之外，十八学士在贞观时期的境遇其实都不大顺遂，基本上都是中级官吏，所偶有三品职衔，却也没有实权，如同坐了冷板凳。其具体情况如下：
虞世南：历任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先后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
褚亮：累迁至通直散骑常侍，十六年，进爵为阳翟县侯。
姚思廉：官至散骑常侍，受命与魏征同修梁陈二史。
李玄道：累迁给事中，封姑臧县男。出任幽州长史，蕲州刺史、荆王府长史兼荆府司马、常州刺史。
蔡允恭：弘文馆学士兼太子洗马。
薛元敬：太子舍人。
颜相时：历任谏议大夫，官至礼部侍郎。
苏勖：文学馆学士，尚南康公主，拜驸马都尉。
苏世长：巴州刺史。
薛收：追赠定州刺史、太常卿。
李守素：天策府仓曹参军，贞观初亡。
陆德明：国子博士，封吴县男。
孔颖达：国子祭酒。
盖文达：国子司业。
十八学士出身虽相似，境遇却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秦府十八学士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不同，他们虽是李世民的班底参谋集团，可在李世民掌握皇权之后并没有得到额外的重用。根据《新唐书》记载：散骑常侍为正三品，国子祭酒为从三品，秘书监为从三品，礼部侍郎为正四品下，弘文馆学士为五品。这些官职无论品级高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实权，在国家政治序列中属于是冷门官职。相较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出将入相而言，秦王府十八学士无异于落入了第二梯队，属于边缘化的对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太宗时期军功集团对于核心政治序列的把持。第二方面是因为初唐社会中文学官向政务官的转化所带来的冲击。
众所周知，大唐王朝是在马背上打下的江山。战争过程中涌现出许多的英雄豪杰，由于南北朝之后文官武将之间的区别逐渐加大，双方就出现了对于核心权力的你争我夺。有观点认为，唐代武德时期太子和秦王之间的争斗就是李建成代表的文官系统和李世民代表的武将系统对于权力的角逐和再分配。李世民取得胜利后，自然要为武将集团攫取更大的利益。这使得原本就不多的官位出现了分配不均的情况。在战争时期武将专司军职，对于文官的职务并不涉及。可是天下承平之后，武官纷纷转为文臣，这就挤占了文臣的生存空间。比如侯君集原本是武将，官拜右卫大将军，后来转为文职出任吏部尚书。原本的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在贞观时期历任御史大夫、光禄卿、工部尚书等文职。大将军李靖也在贞观年间历任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拜尚书右仆射。这些开国宿将、元老重臣在建国统一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这就使得他们转为文职之后直接就会进入最核心的文臣集团。如李靖在大败东突厥之后直接就被封为尚书右仆射，成为宰相集团中的一员。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的文官就要面临升职路线受阻和武将弯道超车等窘境。十八学士应当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是皇帝的亲信幕僚有出谋划策的资历，可是面对着功勋赫赫的武将也只得让位。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而这种现象到了高宗时期则有了明显改善，第一代的军功集团在贞观时期便已经逐渐凋零。能够活到高宗时期的武将基本上也难以正常工作，大多致仕还乡。文臣集团因此得以重新振作，于志宁和许敬宗都属于年少得志的青年才俊，到了高宗时期依旧可以活跃在政坛。于志宁当时六十余岁，许敬宗五十多岁，由于起家的时间早，当时已经是文官集团的元老，时任宰相的褚遂良都是他们的晚辈（褚遂良的爸爸褚亮也是十八学士之一）。所以，他们二人的发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官场规则到了贞观时期已经面临调整和重建。文学官员不再是前途大好的清显要职，面临着即将向政务官转型的考验。在南北朝时期，文学官员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被誉为“清贵”。尤其是著作郎、秘书郎等官职更是被世家大族视为头号的要职。清闲、显达是这类官职的特征，文学程度高是此类官职的要求，只有世家大族中一等一的子弟才可以担任。出任之后很快就会青云直上，直至三公。
六朝积习对唐初政治有重大影响
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情况出现了改变。李世民招聘幕僚入府是为了与李建成所代表的文官集团加以抗衡，秦府十八学士的主要工作就是出谋划策、顾问应对。在这一时期，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代表的十八学士在谋略、文学、舆论、宣传等方面都为李世民助力不少。可是，当李世民登基为帝后，秦府十八学士却面临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处境。当时国家的体制机制发展已经成熟，官员日常司仪行政已经成体系化运作。每日应卯到堂，处理各项政务是官员集团的主要工作。虽然这些工作也需要文学能力的发挥，但是政务系统才是工作的中心和主轴。赋税收纳、刑狱诉讼、劝克桑农等工作不是仅仅依靠几篇骈俪美文便可以胜任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文学官向政务官的转化。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十八学士可能就不是十分得心应手了。此外，十八学士中，除了房玄龄、杜如晦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战场经历，没有军功傍身。房玄龄、杜如晦得以在太宗初年就入阁拜相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在晋阳起兵后就一直跟随在李世民身边，既有军功又有资历更有李世民的信任，青云直上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文学官向政务官的转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学官员是南北朝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孕育出来的，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从唐朝开始，官员的政务化转变就成为唐代重建官僚秩序的中心任务。像“秦府十八学士”这样的太宗班底也没有得到额外的超拔简任，宁可是他们居于第二梯队，也不重蹈六朝选官的弊病。科举制大行其道后，所选拔的人才也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对策”成为科举考试中的重要科目。这都是与初唐治理官员的核心思想一脉相承而来的，并且贯穿了整个唐代官场，对于后世选才任人也有非常积极的影响。自此以后，六朝时期的选官弊病得以改变，甚至六朝时期绮靡浮艳的文风也在唐代古文运动中加以摒弃，盛唐气象也逐渐成为国家的主要精神面貌传于后世。
唐太宗改革官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综上所述，唐代秦府十八学士是李世民争夺皇位时期的亲信幕僚集团，为李世民登基称帝贡献良多。但是，贞观时期，十八学士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进入核心权力集团，一直在官僚队伍中的第二梯队左右摇摆。这主要是因为初唐时期，军功武将集团对于行政权力的大量垄断，堵塞了传统文学官员的晋升之路。一直到高宗时期，文官队伍才得以跻身权力上游，于志宁、许敬宗等人得以位极人臣。此外，初唐时期还是我国官员队伍由文学官向政务官转型的重要阶段。许多纯文学性官员并不适应日常的繁琐政务，十八学士就是当中的典型代表。所以，贞观时期，十八学士虽然不掌握重权但是仍负责顾问应对，文书拟定等职务，清闲自在也是一种不错的政治归宿。
参考文献：《新唐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