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形成于西周时期的“华夷之辨”观念，一直以为都被不少人误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阻碍了各民族的友好互处与融合，其实这种误解更多来源于“以今代古”的错位解读，“华夷之辨”作为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客观上确实存在诸多的问题，但是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不能以偏概全片面的对其作出一无是处的定义。
自西周以来的“华夷之辨”观念简述
由于华夏、汉民族长期以来居住在地理环境优越的黄河、长江流域地带，拥有了相对发达且固定的农业经济，创造了先进的文明体系，而周边民族因为经济模式与文化落后的原因，与华夏民族的生活习俗及文化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性。
农耕文明
为了有效的解决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相处问题，在长期的历史沉淀中逐渐形成了“华夷之辨”的政治观念。
但是“华夷之辨”从形成之初就并非是狭隘的排外主义思想，而是特定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生活习俗及文化的群体，在短时间内难以相互达到文化融合，避免文化冲突的一种特殊处理思想，这种思想其本质上是具有和平相处的倾向性的，而并非是从文化侵略或者资源掠夺的角度出发的。
如东汉名经学家何休在《左传》注释中讲：“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这句话从客观上体现了当时华夏对于夷狄方面的包容性，不强求夷狄接受华夏文明，但是对待愿意主动融入华夏文明的夷狄也并不恶意排斥。
游牧文明
北宋经学家胡安国同样在为《春秋》做注中提到：“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同样阐述了汉民族对于周边民族并无强烈的扩张侵略倾向，只是期望能够各族遵循各族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和平共处，彼此相安无事罢了。
历代华夏、汉族政权在“华夷之辨”的观念下衍生了对周边夷狄宽松的怀柔制度—“羁縻政策”，在夷狄不主动侵犯中原王朝的情况下，对其以金钱利益进行安抚，使之安分守己能够和平相处即可，并不追求对其土地、资源的窥觊，这也体现出了华夏、汉民族遵循“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基本思想。
明代对传统汉民族“华夷之辨”观念的继承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驱逐蒙古之后，继承了传统汉民族政权“华夷之辨”观念，虽然朱元璋曾经组织了数次北伐蒙古的军事行动，但其出发点也只是为了消灭北元残余威胁军事势力，保障汉民族政权的安全，而并不是为了对周边民族的狭隘民族灭绝行为，朱元璋不仅仅自己坚持了这一思想，还希望后世子孙同样能遵循下去，不得无缘无故的穷兵黩武去侵害周边民族，因此在《祖训》中特意叮嘱：
《皇明祖训》：“四方诸夷.....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征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民，切记不可。”
皇明祖训
而明代的朝臣们对于“华夷之辨”的观念也是坚持夷狄不犯我，我不犯夷狄的和平相处思想，如史彦良在《太平治要十二条》里说，明王朝对周边边疆各族，应该用德行去感化他们，用国威让他们臣服，各族民众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区域里安居乐业，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这讲到对于边疆各族的治理政策思想，那就是治理这些夷狄民族，应该尽量少用汉族的政令制度去约束他们，尽可能给予他们一个宽松的自治环境，而不是过多的去参与其族群内部事务的治理。
“治中国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
因此明代上至君主下至群臣对于“华夷之辨”观念基本同过往汉民族政权相同，在继承“华夷之辨”的观念影响下，也形成了明代对于周边民族的羁縻政策。
明代对于边疆民族治理的羁縻政策
如在东北方面，明朝出兵驱逐纳哈出控制东北各地后，为了巩固对东北边疆女真部落的控制曾设立了三万卫与吾者万户府，任命内陆官员出任要职，并招抚当地的女真部落首领配合，建立了一府一卫管理体系，对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广大东北边疆各女真民族进行直接管辖，从现在来分析从一府一卫制度确实是优于羁縻制度，但是从当时“华夷之辨”的观念来看，汉民族过多的参与女真族内部事务的管制是并不可取的，所以没过多久三万卫与吾者万户府分别被迁移与裁撤，把女真各部族的治理权归还给了女真各部落首领自主行使。
奴儿干都司各羁縻卫所
明成祖朱棣时期，曾一度设立奴儿干都司并定期派内陆官员巡视，以加强对女真各族的控制，但是明宣宗在群臣“以夷制夷”的建议下又裁撤了奴儿干都司，也停止了派内陆官员巡视奴儿干地区的政策，而永乐年间在东北边疆地区设立的三百多个羁縻卫所，同样由被招抚册封的女真部族首领统治，并且可以一直世袭下去，明王朝也不加派内陆官员去干涉其自治管理。
明代西北边疆的关西七卫
在西北地区，明王朝对于西北边疆以蒙古人为主的各番国进行了招安封赐并逐步设立了关西七卫（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哈密），这些卫所的性质同东北边疆的羁縻卫所一样，由该地区部落首领世袭担任并全权负责卫所事务，仅仅只需要名义上接受中央册封，而本质上其实并不需要听从明王朝的直接指挥。
西域吐鲁番王国崛起之后，不断发动对于关西七卫（尤其是哈密卫）的军事入侵行动，当这些卫所向明王朝请求军事援助的时候，明朝君臣依旧秉持“华夷之辨”的观念，保持了不愿参与夷狄各族内部战争的孤立主义，宁可在甘肃另建新城安置这些流离失所的关西七卫族人，也不愿意直接出兵横加干涉，最多只是在政治上对吐鲁番予以严正谴责，以及在经济上对其制裁封锁。
有明一代，在西北诸卫的部族首领面对被吐鲁番无数次军事攻击的时候，能依靠的基本都是自身的力量去抵抗或复位，明王朝仅仅在弘治年间出兵三千，帮助哈密卫的忠顺王陕巴复位，这也是明朝仅有一次出兵干涉，而之后在吐鲁番日益强盛，西北羁縻诸卫已无实力抗衡的情况下，明政府宁可完全放弃关西七卫，也不愿意再投入任何军事力量去干预这些民族之间的内部战争了，最终导致关西七卫全部被吐鲁番所吞并。
明代贵州地区宣慰司
西南方面，明代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了元代的土司制度，西南土司制度本质跟东北、西北的边疆羁縻卫所制度是一样的，在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州、府、县设立宣慰使司、安抚司、蛮夷长官司，而这些区域的行政机构最高行政长官如宣慰使、安抚使、蛮夷官同样由中央册封当地部落首领担任，并且也同样采取了世袭制度，也是让他们自治管理当地事宜。
洪武年间，当时明朝西南边疆蛮夷与彝族发生战争纠纷，归顺与明朝并被册封为贵州宣慰使的彝族首领霭翠请求朱元璋派大明军队帮助其剿灭蛮夷，遭到了朱元璋的拒绝，朱元璋是这样说的：“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耶？”体系了汉民族对于边疆民族的内部矛盾或者纠纷一样不参与不干涉的原则。
明代“华夷之辨”观念下的羁縻政策总结
明代深受传统汉王朝“华夷之辨”的观念影响，采取了历代汉王朝所惯用的羁縻政策治理边疆各民族，在当时还不具备将汉族经济文化及政治体制全面推广到边疆各民族的情况下，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客观上避免了激化民族矛盾，对维持各民族的相对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羁縻政策在明王朝国力兴盛的早期时候尚可维持，而由于明代中后期国力衰退缺乏足够的威慑力，羁縻政策爆发出诸多的严重问题，如女真努尔哈赤之乱，苗疆杨应龙之乱等，明王朝在中后期曾经试图对西南地区试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改革，但也未能深入收效甚微。
虽然“华夷之辨”从出发点上寄希望于汉人治汉，夷人治夷，让汉民族与周边四夷能够各安其所，但是这个美好愿景终究还是需要强大的国力作为保障的，一旦汉民族政权国力衰退或者周边夷狄政权势力崛起，那么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这时候边疆兵戈之事便会兴起，这也是历代汉民族政权所面对且并没有能够妥善解决的问题，也体现出了“华夷之辨”观念下衍生的羁縻政策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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