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隋唐之后的长远封建史中，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国家治理人才已经逐渐为历代的统治者所接纳并且使之得以发展完善，成为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遴选模式，所以科举考试制度在我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难免也会在另一方面出现些许问题，导致人才培养思维固化，大多是以生搬硬套，难以有新鲜学问的出现，而直到晚清时期，这种副作用更是在西方教育模式的映衬下显得突兀，尤令部分较为开明人士感到担忧。
随着咸丰的去世，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訢组成新的领导集团。当然，具体的行政事务大体上是由恭亲王奕訢所组成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所处理，所以因为奕訢能够看到中外各方面的差距，也有心尽量的向西方学习，任用曾左胡李等诸多汉臣在国内开展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旨在提升国力，一改往日之颓势。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对于教育体制上的改革也逐渐的被提上了议程。然而，因为科举考试制度经过长久的发展，已然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说满朝臣员，皆是通过科举而为仕，故而引进国外教育模式可谓是难上加难，只能循环渐进。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改革事宜举步维艰，直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强调“欲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于庄岳之间”，在诸多封疆大吏的请奏之下，清廷方才下定决心要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惟有如此这般，待到这些留学生归国之后，方才能实现“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也不枉在洋务运动中长久以来口口相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当然，因为对于留学生的选派并无太多经验，再加上国内民众大多不愿意让后辈远赴重洋受难受苦，更因为乡土观念的浓重，认为出洋便意味着离宗叛祖，所以在官方寻找合适幼童时，极难开展工作。所以在这一次留洋计划的甄选中，并没有过于具体的资格考试，而仅仅是考察幼童的身体状况之后，便直接同其父母签订契约，即“出洋志愿书”，声明留学生的具体细则。
虽说留洋计划终告破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留学生归国之后，确实对于国家建设极为有益，尤其是在甲午战败之后，国内皆陷入沉思当中，何以往日之“撮尔小国”却能够打败“泱泱中华”？所以在这种沉思之下，则有人看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中所做出的努力与改变，其中便是教育的西化。所以留洋运动非但没有真正的终结，反而在清末时期更加盛行起来，而开展教育体制的改革的声音也更加强烈，恰如严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时的披沥陈词：
在这种情况下，愿意出国游学之士显著增长，并且晚清政府也颁布相关条例，鼓励学生前往东洋游学，并且由各地督抚分别遴选合适之才，送至总理衙门进行考量是否为“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通过则由国家出资公派出洋，并且要求他们“精求专门之学”。不过在留学生归国之后，则需要参加毕业考试，考察留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而“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
在庚子之乱过后，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清朝已然颓废，若再不进行内部的改革，只怕是距亡不远。当然，在西逃之旅之饱受折磨的慈禧也开明了许多，深知惟有办理新政方才能挽救危亡，于是便有意提拔主张改革之人。其中袁世凯、张之洞为新政大员，在清末新政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很显然，在张之洞和袁世凯看来，往日之科举已然不合事宜，于是便主张将之取缔。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两人在《请递减科举奏折》中旗帜鲜明的表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并且在此时有些诸多的归国留学生涌现，故而针对这些归国留学生的考试制度的安排则显得颇为急切，故此决定建立一套规范的留学生考试制度，以更好的甄选留学人才，委以重任，匡扶社稷。
在张、袁等人的推动之下，对于废除科举的呼声日渐增长，后来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被明确废除。而一系列的新式考试制度的条例被陆续颁布，如《考验游学生毕业章程》、《考验游学生考场规则》、《考验游学生毕业生计算分数简章》等等，在这些条例的共同作用下，使得留学生考试制度渐成体系，逐渐的发挥作用。
当然，考试制度本就是为国家遴选人才，故而肯定需要将其与官制挂钩。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之后，留学生考试主要分作两次，一次为部试，由学部举办，需要留学生交赋自己在国外学校的毕业文凭及论文，而后则参与到组织考试中，按照不同的品级给予举人、进士出身。而另一次则为廷试，由考生至保和殿进行考试，分等次予以官职。
不仅如此，在1908年，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了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决议，并且经由两国商议，决定将这笔款项用于留学生的培养，也正是在此时，派遣留学生也依靠考试来选拔合适人选，而非洋务运动时期那般随意。按照两国的协议，由外务部与学部进行统一招考，并且要求所录取的学生必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可以说，在清末新政废除科举之后，新式考试制度逐渐在整个国家人才选拔中占据重要地位，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同张、袁等人的推动大有关系。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虽说留学生考试制度参照了外国的考试制度，但是“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仍然被赋予于这种留学生考试当中，以至于存心做官而学政法者占半数以上，社会精英大致存留于官场之中。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和清朝时期腐朽没落的科举制度相比，在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留学生考试制度委实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的，而那些受新式教育与考试制度所遴选出来的官职人员也能够有更为开放及科学的思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以及民国的建立添砖加瓦，这也是清末政府所难以想象的。
参考资料：王戎笙《浅议晚清留学生考试》；朱子勉《参加清末留学生考试的回忆》；李燕朝、刘志强《清末归国留学生考试制度的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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