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侠客！
自古以来，我国的侠文化都十分盛行。'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报恩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热血男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他们在千秋史书上留下了无数跌宕起伏、激昂澎湃的侠客故事。
这些热血男儿以'蔑视权贵、不畏强权'的气概立身于社会；以'千金一诺、视死如归'的态度待人接物；以'英雄不问出处'的洒脱结交四方朋友。他们以这种慷概豪迈、肆意洒脱、快意恩仇的风采为我国的侠文化添光增彩，使侠文化日益发展壮大！
特立独行的侠客！
侠文化不同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诸子百家是以君主为服务对象而制定出一系列的定国安邦之策，虽然诸子百家关于定国安邦的具体措施各有差异，但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强调要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强调国内臣子百姓要安分守己地服从官府；都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重大希望完全寄托在君主一人身上。
诸子百家以君主为服务对象！
侠文化则不然。一方面，侠文化是以自己的主公为效忠对象，它信奉'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另一方面，侠文化又是一种代表底层民众的文化，它希望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力量来除暴安良、惩恶扬善。尤其在君权膨胀，君主暴政时期，侠文化便是'士之怒'的集中爆发，正所谓'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
侠文化是一把悬挂在君权、皇权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底层人民对上层贵族的反抗和底层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
侠文化代表了底层人民的反抗！
侠文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是一种社会集体心理的共同需求。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社会阶层变化重组之剧烈程度闻所未闻。在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残酷的暴力和血腥的杀戮。在当时，贫苦无依的普通百姓既没有强大的能力和也缺乏足够的勇气来抗衡现实的暴虐，因此广大底层人民只能将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美好愿望寄托于有能力、有勇气的人物。
而对于当时广大的士阶层群体而言，他们一方面拥有一定的智力或武力，有反抗残酷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有除暴安良、定国安邦的宏图大志。民众的呼唤和士的意愿高度契合，两者都对侠文化神往已久，所以当时社会上才会广泛地流传着象征智慧与勇气的侠文化。
象征着智慧与勇气的侠文化！
当侠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广泛传播的时候，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层出不穷，因此双方的交流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儒家强调重义轻利，仁爱信勇，赞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为侠文化注入了一股慷慨豪迈、大义凛然的精神。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曾说'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另外，伴随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并不断强化，侠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因此被不断丰富，仁爱、信义、勇敢等君子品德也逐渐成为后世侠客们所必须的品德。
儒家文化与侠文化的交流融合！
再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宣扬兼爱非攻，锄强扶弱的精神理念，这与侠文化是不谋而合的。另外，墨家不仅积极宣扬侠义精神，更是身体力行、不惧艰险地实践侠义精神（正因为墨家积极践行侠义精神，所以我国许多学者都认为古代的'侠客'形象就是以墨家弟子为原型的）。例如墨家巨子墨翟曾经连续赶路十日十夜，自鲁国奔赴楚国以劝阻楚王无端攻宋的意图，墨家巨子即便明知楚王可能会以身家性命相要挟，也仍然无所畏惧（这个故事曾被选入中学课本，即《墨子·公输》一文）。墨家这种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逐渐成为侠文化的重要内涵，也为后世侠文化重行不重言的实干精神奠定基础。
墨家主张除暴安良、锄强扶弱！
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一向讲究飘逸洒脱，游离于世俗之外，同时道家也宣扬淡泊名利，不慕钱财的理念，这给侠文化渲染了放荡不羁、逍遥自在的魅力。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英雄人物受此理念的影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便是侠文化的真实写照！
除此以外，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口若悬河、雄辩滔滔，善于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相互牵制制衡的斗争策略也同样磨砺着侠文化的思维方式和策略观念等等。
总而言之，在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侠文化充分吸取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并在后世不断地丰富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而又丰富的中国侠文化。
道家宣扬飘逸洒脱、淡泊名利！
春秋战国时期，侠文化盛行于当时。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出身不同、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所以每个人接受侠文化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因此也出现了不同种类的侠。
第一种是贵族侠客。
所谓贵族侠客是指出身贵族，依靠封邑的收入来蓄养宾客的侠客，这一类型的侠客以战国四公子为典型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天下大乱、时局激变，所以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旧秩序基本崩溃，而新秩序却尚未建立。正因为如此，在当时各诸侯国中有许多原本依照宗法制而无缘政权的王侯公子，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获得了仅次于本国君主的权势和地位。
赵国四公子，贵族侠客的典型人物！
这些贵族侠客一方面在国内要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们还经常要代表本国同他国交往，所以往往是出将入相，纵横捭阖的显赫人物。因为这些贵族侠客身份显贵且事务繁多，所以他们往往迫切地需要各种人才来为自己效力。同时，他们也常常广散家财以蓄养宾客，少则数百，多则上万，例如战国四公子中的孟尝君田文就因为蓄养了门客三千而传为美谈。
这些贵族人物一定要是锄强扶弱、礼贤下士的杰出人物，一定要为本国做出巨大贡献方才可以被称之为侠，否则就只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奸臣权相罢了。例如当年的魏国信陵君礼贤下士，窃符救赵，曾率领关东诸侯联军两破秦军而天下闻名，堪称贵族侠客之典范。
信陵君窃符救赵！
第二种是墨家侠客。
所谓墨家侠客是指出身自墨家或信奉墨家理念的侠客。这种类型的侠客大多来自社会底层。
墨家侠客的出现同样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旧秩序土崩瓦解了，所以像墨家侠客这一类出身自社会底层的人物，也能够从社会旧秩序中解脱出来并成为自由人。墨家侠客大多具有一技之长，能够自力更生；同时他们也对同样出身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有恻隐之心。
由于相近的出身和理念，墨家侠客们非常乐意在墨家巨子的带领下，以兼爱非攻为政治理念，以尚贤节俭为行为准则地团结一致，集体行动。这也使得墨家组织呈现出一种对内友爱团结，对外同仇敌忾的特点。
墨家侠客！
第三种是江湖游侠。
顾名思义，江湖游侠就是指不依托于任何人，独来独往于江湖之间的侠客。这种侠客或出身士阶层，或出身平民阶层。
江湖游侠大多身怀绝技，却又不愿当贵族的马前卒，所以他们便游离于市井草野，往来于山野酒肆。江湖游侠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人生原则，讲究'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江湖游侠在逍遥潜行中寻找自己的伯乐，如果他们游荡一生却还是一无所获，那么他们大多就会在籍籍无名的状态下了此残生。而如果他们真的偶遇伯乐，那便是'君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例如豫让、聂政、荆轲等人物皆是江湖游侠的代表人物！
荆轲—江湖游侠的代表人物！
第四种是名为豪侠，实为恶霸的人。
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一部分贵族和士会彼此勾结，组成帮派性质的豪强集团。这些豪强集团通常盘踞在社会底层，他们相互勾结，彼此包庇，为祸一方。
这些豪强集团在当地确实有较强的武力但却毫无武德。他们恃强凌弱、滥杀无辜，以欺凌弱小为乐，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为祸乡里，胡作非为的人物，虽然往往喜欢自号为侠，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恶霸而已，真正的侠是羞于与此等人物为伍的。但是这种人物却往往为数不少，他们极其败坏侠之名誉，令官府和百姓都对其深恶痛绝。
名为豪侠，实为恶霸的人物！
侠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充分吸收借鉴了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其中既有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快意恩仇，也有罔顾国法，私刑泛滥的错误行为。另外，侠文化影响下的个体，有的人是为国为民、锄强扶弱、保境安民的侠客，而有的人却是恃强凌弱、为非作歹的歹徒恶霸，这两者同时并存于现实社会，自然会令官府对于侠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战国后期的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主张以法治国，极为重视君主在国家中的作用。韩非子认为天下间任何权力都应归于君主一人拥有，天下间的任何资源也都应该由君主一人支配，如此才能上下一心，国家稳定。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
而侠客却能够在一定的区域调动一部分社会资源，这在韩非看来是破坏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分子。韩非曾经在其著作《五蠹》篇中说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六反》篇中认为这些游离于君主权力之外的侠客可能会触犯'行剑攻杀'、'活贼匿奸'、'弃官宠交'、'肆意陈欲'、'离于私勇'等禁令。所以韩非子认为君主应该大力打击侠客，极力缩小其活动范围，令其在社会上难以生存，直至彻底铲除这种游离于君权之外的侠客。后世封建帝王出于维护家天下的稳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基本都遵循着韩非子的构思，不遗余力地打击游离于君权之外的侠文化。
韩非子极力主张打压侠客！
西汉中期的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他博览群书，游历大江南北，在编纂《史记》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史实，其秉笔直书的写作特点堪称史家之典范。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自春秋战国时期至汉武帝时期的数位影响力巨大的游侠，他们既有出身于王公贵族的战国四公子，也包括出身于市井草野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物。同时，司马迁对还先秦时期的侠文化有着深刻而又浪漫的描述，对后世的侠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草莽英雄郭解！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说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意思是'现在的游侠（指西汉中期），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道德法律的准则。但是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敢决断，已经答应的必定会实现，以示诚实。他们肯牺牲自己的性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即便已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事后也不夸耀自己能力，也不夸耀自己的功德，这大概就是游侠值得赞美的地方吧！'可以说司马迁的这番话是对先秦时期言出必行、轻死重诺、飘逸洒脱的侠文化最浪漫的总结。
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
至于到了秦汉时期侠文化的衰落，司马迁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暗自磋叹。'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意思是'至于那些拉帮结派的豪强，他们互相勾结，依仗财势奴役穷人，凭借暴力欺凌孤独弱势的人，放纵欲望而只求自我取乐，这也被真正的游侠所不齿。'
司马迁！
东汉初期的班固在编纂《汉书》时，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已经绵延了二百多年，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令侠文化很难在活跃发展，而且带有极强反叛精神的侠文化也在方方面面受到官府的严厉打击。
所以班固的《汉书》表面上赞扬先秦时期侠文化'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的优秀内核，实则以此为对比，严厉批判东汉时期侠文化'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的现实表现，这种对侠文化明褒暗贬的批判方式对后世的官方史书影响深远，自《汉书》以后的官方正史便不再写游侠传记，对待游侠的态度也一落千丈，基本都持贬低态度。
班固所著的《汉书》已经不再写游侠传记！
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直至明清时期，官方正史虽然不再记录游侠事迹，也不再弘扬侠义文化。但侠文化仍旧广泛地存在于传奇小说和演义小说中，尤其是唐代的传奇小说、元代的戏剧和明清时期的章回体小说，它们或虚构、或以某位历史人物为原型，塑造了大量时至今日我们仍旧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例如红拂女、虬髯客、展昭、包公、白眉大侠等等，甚至近现代的许多武侠小说家，也会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融入中国古代的侠文化，创造出为国为民、除暴安良的侠客形象，尤以金庸先生的射雕三部曲最为典型。
虽然侠文化因为极高的反叛精神，一向不太受官府欢迎，但是由于其宣扬公平正义、鼓励除暴安良的精神内核，使它自始至终生生不息地存在于广大底层人民的心中，而且侠文化也逐渐由强调具体的个人，转而强调气节和品德，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凡是拥有侠肝义胆、忠义、勇敢等优秀品质，敢于锄强扶弱、惩恶扬善的人物皆可称之为侠！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本。
（东汉）班固著：《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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